拾得

以上就是法家主张的强国途径。一个掌握全部国家管理权的中央（君主），在严格的思想管制下，全力以赴地发展农耕和兵战。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完善的系统工程，农耕、兵战、思想管制、集权是它的四个构成要素，其中，农耕代表经济，兵战是军事，思想管制是文化教育，集权是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政治，四者缺一不可，少了哪个都不能把国家打造成强国。譬如，军事跟不上，国家越富饶，越能引起别国的野心，自己也就越发遭人欺辱，最终难逃被宰割的命运。再如，国家权力分散，中央缺乏权威，各方相互掣肘（chè zhǒu），政出多门，军队再多，也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这四个要素之间又是相辅相成的，每一个要素的发展都受着其他要素的制约。譬如，经济不发达，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绝无可能；没有思想动力，将士不知道为什么打仗，军队也就没有士气。

法家上述主张为历代有为君主所奉行。不仅秦始皇嬴（yínɡ）政是这样做的，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清圣祖玄烨（yè）（康熙）也是这样做的。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实际上就是一种思想管制。这些君主选择的具体形式和实施力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可以说，法家的四要素揭示了封建国家走向强盛的一般规律，这无须多言，已被历史所证实。倒是应该对法家在这一问题的论述中反映出来的思想意识多说几句。

一个思想是教化。所谓教化，就是通过思想教育来感化民众，培育新意识、新风尚。一般以为，教化是儒家强调的事业，法家的重心放在农战上，对教化不感兴趣。其实这是误解，法家非常重视教化，只不过具体内容和做法与儒家不同罢了。儒家的教化完全是道德方面的，以一整套规范、礼制教育民众；而法家的教化主要是政治法令，内容单一、实际，目的非常明确。儒家抬高教化的地位，有时甚至给人一种道德教育比吃饭还重要的感觉。法家的教化则以经济为前提，管仲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第一》）韩非也说：“那些有关仁政的深奥玄妙言辞，就是智力很高的人都难以理解。如今却用它来教化民众，智力很高的人都弄不懂，更何况老百姓了。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不会去追求精美的饭食，连粗布短衫都穿得破烂不全的人不会去奢望带刺绣的华丽衣服。”

法家的教化是全方位的，就是说，它不只是思想教育机构的工作，也是经济部门、行政部门，甚至是军事部门的事情。“以吏为师”就是要行政部门的官吏给民众当老师，宣讲国家的政策法令，使民众的思想与国家政治接轨，知道违背法令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立功又会获得哪些奖赏。经济生产也不单单是增加物质财富，同时还是一个铸造从业者性格和品质的过程。法家之所以提出抑制商业和手工业，一个担忧就是这两个产业败坏国民的品性。同样的，当兵也不光是上阵杀敌，同时也是受教育的过程；军队不仅培养出勇士，也强化着人们的法律觉悟。

再有一个思想是，强国之路完全由国家来主导、操控，确切地说，完全是国家的事情，国家管理、支配一切。军事力量不用说了，绝对不允许存在私人武装，秦始皇甚至连民间的兵器都要收走，更何况军队了。经济也在国家的掌控下，发展什么，抑制什么，生产经营者并没有主动权，由国家说了算。思想文化也是如此，各家学术思想被视为是与国家相对抗的私家活动，必须严加禁止，话语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完全是被动的，他们不过是强国的工具。

那么，民众为什么能够被国家或君主驱使呢？这就要到人性中寻找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