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何以稳定：来自田野的观察与思考

“第二个奇迹”

国内外的学者和观察家们常把过往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所经历的复杂而深刻的变革称作“中国故事”。于世界而言，要观察和讲述自20世纪80年代开端的这一炫目的“中国故事”，则必须解释其中两个最关键的“中国奇迹”：经济腾飞和政治稳定。前者，当然是指近四十年间中国社会经济的超常规高速发展，亦即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世界共同目睹的中国总体经济的飞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急速提高。在短短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起飞复杂而多面：既有数量上的惊人增长，亦有质量上的不断提升，更有结构上的优化调整，还有人民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稳步现代化。综括而言，“中国故事”里的第一个奇迹，亦即经济社会奇迹，至少包含在三个层面上几乎同时发生的重要转型。

第一个转型是国民经济体量跃升，即中国由一个世界上极为落后、所谓“一穷二白”的极不发达经济体，在较短时间里转变成为一个实现了工业化和基本现代化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构成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在外交和国际关系层面，中国也逐渐从原先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或说在冷战时期大国角力的夹缝中生存的状态，逐渐走向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舞台的中心位置。随着经济体量的迅猛增长，进入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亦开始面临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譬如：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有可能失去动力、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从高速期进入相对平稳期、贫困人口有可能出现世代固化、经济社会进步有陷入所谓“拉美陷阱”的可能、原有经济和产业结构面临升级换代的迫切需求，等等。总之，中国总体经济由极不发达状态向小康、中等发达和发达状态的迅速迈进，既体现了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也为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治国理政提出了诸多全新的、极为关键和亟待解决的核心课题。

中国社会经济奇迹所包含的第二层次的变革是体制转型，即中国的经济体制由一个苏维埃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循序渐进地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现代法制体系规管的市场逐步取代旧式的各级计划官员调控中国经济活动的机制。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中国经济开辟了全新的空间、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推动力，降低了交易成本，优化了资源配置，史无前例地促进了中国人智慧和创新能力的迸发；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转型也逐步改变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在社会资源的分配实现了多元渠道、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不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以及市民社会不断成熟、人民的私有权利意识不断增长的条件下，新的市场经济环境造就了更为复杂多元的利益格局，而党和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介入、调整和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手段和方式也随之亟待创新。可以说，市场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生产和流通效率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需要探索如何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矛盾冲突、管理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服务以及维护政治稳定——这些不言而喻都是极为艰巨的任务。

中国社会经济奇迹所包含的第三层次的转型则是社会结构转型和人民生活现代化，亦即中国社会由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形态，逐步转变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以城镇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这一层次的转型目前还处在快速推进的过程之中。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高，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升，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也不断朝向现代化方向转型。国民经济结构中信息产业、服务产业的比重不断增长。今天，中国社会的信息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原有以小农生活方式为主体的社会形态，已朝向现代化社会迈进；这一深刻的转型不断重新定义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乃至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成长和人民生活的日益改善，中国社会原有的分层结构也急速演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中产阶级开始壮大，而解决了基本温饱问题的人民开始产生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诉求。社会组织形态和生活方式的结构性变革，也促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对政府治理提出全新的要求。

“中国故事”中的第一个奇迹——“经济社会奇迹”，是过往三十多年中国发展历程的绚烂篇章，中国经济的体量跃升、体制变革和结构转型引起了世界的注目和国内外政学各界的高度关注。但是，在夺目的中国经济奇迹背后，人们往往忽视的却是“中国故事”中另一个同等重要，却亟待解释的现象，即面对如此复杂、剧烈而又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大潮，以及动荡不安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究竟如何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的总体稳定？这个令西方学者感到迷惑不解的独特现象——中国在经济社会格局急速变动下国家基本政治社会秩序的安全和稳定，正是笔者凭借过往十余年来在中国基层社会所进行的大量田野调查研究所试图解释的“中国故事”中的“第二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