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脆弱生态的现实与美丽中国的梦想，意味着距离，展示着方向，凸显着重任。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发展，速度快、规模大、进程长；作为“世界工厂”，资源供给、加工生产、能源消耗、产品消费、污染物排放，使得有限的环境承载能力不堪重负。粮食、水、生态、能源、气候、环境的关联安全，敦促中国加速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能源革命和发展转型，也有着极高的期望。中国全方位大力度开创性的生态文明建设，催生着一种全新的范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内容主要涵盖生态保护、污染控制和提升自然资源利用效率，要求将这些内容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显然生态文明不仅仅是生态保护，而有着更为深刻全面的社会经济内涵。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视角看，生态文明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意义，揭示着未来导向。生态文明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有可测度的指标和评价体系。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实践，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在节能减排、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可再生能源利用、绿色消费等领域进展迅速，绩效突出。面对工业化、城镇化的各种严峻挑战，迫切需要用生态文明提升和改造工业文明，变征服和改造自然为尊重和顺应自然，变纯然的利润追求为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导向，从根本上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加速中国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引领全球生态文明转型。
天人合一是中国生态文明哲学思想的精华。所谓人，是社会经济发展主体，需要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满足人类的物质消费需求。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就是天人合一的认知和实践过程。从认知自然的视角，我们看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基础。西部生态脆弱，还是东部生态环境的屏障；东部矿产资源匮乏但人口和经济密度高。中国东西部之间的胡焕庸线实际上标记着以水为表征的气候容量差异。因而，美丽中国梦有着自然承载能力的刚性约束。
从人的发展需要看，中国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晚，人口基数较大，发展相对不平衡。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改革开放以后快速推进，目前整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部分发达地区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引起严重的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常规的工业化老路难以为继。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基础和资源环境约束表明，中国新型工业化转型必须提速。
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与全球平均水平持平；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却仍然偏低。在资源紧缺约束下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挑战严峻；但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也是机遇，是经济增长的持久而强劲的动力源泉，是提高生态效率的有效途径，是生活水平提升的载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中低端产品的制造业大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凸显。既然是世界工厂，就需要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不仅可以提升中国制造产品消费国的整体福利水平，也有助于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自然资源的经济和资产属性，是多种资源要素的组合体现。仅仅有水，或者仅仅有土地，显然并不能表明这一自然资源的自然或社会经济生产力就必然高。缺水的荒漠地区，土地自然生产力低下，社会经济价值也就必然有限。然而，能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自然和社会经济生产效率。这样，水、土地、粮食、能源，就形成一个关联体。水安全必然影响到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与水安全密切相关。中国的生态环境安全，需要考虑自然资源要素的关联性。
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全球第一，人均逼近欧盟，经济发展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国际社会对中国有较高的减排预期。中国需要而且可以做出积极的减排贡献，但这种贡献并不必然表明中国的排放总量在短时间内大幅下降。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利用、土地利用、林业以及低碳建筑等方面的贡献，意义更为重大。工业革命引领工业化进程。如果说蒸汽机、信息化是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什么？有人说是3D打印。但是，3D打印只是机械制造和信息化技术的组合，并没有革命性的突破。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服务可以从根本上实现能源可持续转型，这才是革命性的突破。而且，可再生能源革命与以往的单一技术引领的工业革命不同，是多种技术、多能源品种的大规模全面性革命。中国已经开始并且正在推动这一革命进程。
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和目标。但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处于发展的饱和水平，外延扩张而拉动增长的内在动力和空间必然弱化。欧洲、日本的经济作为成熟的饱和经济体，外延扩展的空间有限甚至消失，富裕社会的人的物质需求已经得到满足，进一步增长必然有限，甚至是不必要的，负面的。这就意味着，即使是没有资源环境约束，经济的无限期高增长也不是必然的。经济增长趋缓直至停滞，对于发达国家，是一种必然。在资源环境约束下，这样一种没有外延扩张的“稳态经济”，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是一种必然，而且，我们还需要准备迎接未来“稳态经济”的来临。城镇化、工业化、资源环境约束、可持续能源服务，在农业文明下不可能实现，在工业文明下也难以为继。人类社会需要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形态，来提升和改造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伦理价值基础不是工业文明的功利主义，而是对自然和人的尊重，寻求生态公正和社会公正；生态文明寻求的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效率，而且还寻求自然和谐的生态效率和社会和谐的社会效率。生态文明也需要技术创新，也鼓励技术革命，但是，这种技术，不是为了简单的利润和经济效率，更重要的，是为了人的品质、健康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工业文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测度是唯GDP。生态文明社会的测度又是什么？品质、健康、绿色、低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工业文明有市场和法制机制。生态文明社会并不是要抛弃工业文明社会的市场和法制机制，而是要加入生态文明的内容。例如划定生态红线、实施生态补偿、核算自然资源资产负债等。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已经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不仅是对全球生态安全的直接贡献，更重要的，是引领全球生态文明转型。中国正在迈向一个全新的生态文明新时代。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相对于工业文明的绿色转型新范式，贵在实践探索，也需要学术提炼。因而，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方法贡献和翔实的案例与数据分析就显得十分重要。从理论上看，我们需要对生态文明概念进行深入、系统讨论，提炼其科学内涵，尤其是厘清与工业文明的关联与区别，从而揭示生态文明是相对于工业文明的一种社会文明形态的认知，表明生态文明在中国的实践有其必然性，具有普遍适用性，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在方法论上，我们要认识到以GDP为表征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体现的是工业文明的功利主义伦理基础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选择，在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下，需要有一种科学客观的指标和评价体系。自然资源资产核算具有重要意义，但其货币化核算受到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其市场实现价值并不必然体现可持续性要求。在对发展与资源约束的科学认知上，需要从天人合一的高度，考察环境、承载能力、工业化、城镇化、自然资源关联性、可再生能源革命，以及发展的“天花板”效应，通过统计数据、案例分析，进行深入分析与解读，从而揭示生态文明范式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通过理论与方法体系的构建和对重大现实挑战的分析解读，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绿色转型实践标示着中国正在步入生态文明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