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资源环境的空间格局

承载能力(Carrying Capacity)，多从不同的视角来界定，包括“资源承载力”、“环境容量”、“生态容量”、“环境承载力”等，理解为容纳量或支撑能力，具有刚性。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资源绝对稀缺理论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论”，所考虑的承载能力就是一种绝对的量的约束，是人口数量或消费水平不可逾越的边界。中国政府划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也是为了确保粮食生产能力的底线。

在任一特定地区，气候和地理要素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是相对稳定的，因而正常状态下的生态承载力和人口承载力也是比较恒定的。一旦人口数量增长而引致社会经济需求超越这一容量或支撑能力，自然生态系统和其支撑的社会经济系统就会出现崩溃。承载力强调人类活动不能超出特定系统所能承载的刚性约束上限，其实质表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拓展存在一个长期的合理的度。传统的承载力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生态学的视角，从自然资源和物理环境的限制条件入手，探讨“生态承载力”、“环境容量”、“生态足迹”等概念。因为我们生存的地球只有一个，而无论技术如何进步，制度如何变化，人们的消费模式和水平如何改变，一些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而且是不可再生的，也不可能替代的资源终归是有限的。尽管各种表述强调的都是自然承载能力，但视角不同，所表达的内涵也不尽一致，例如，“生态承载力”(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是从生态平衡的视角而核算得出的地球生态系统能为人类提供的物质发展和生态服务的支撑水平；环境容量(Environmental Capacity)则是根据环境介质尤其指空气和水的质量标准和自我净化能力而核算得出的，在人类生存和自然系统不受危害的前提下，某一自然环境空间范围内所能容纳的某种污染物的最大负荷量。

从另一方面看，承载能力也具有相对属性，与技术手段、社会选择和价值观念等密切相关，具有相对极限内涵和伦理特征。古典经济学中由大卫—李嘉图提出的级差地租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资源相对稀缺论，指出容量的可变属性。在李嘉图看来，优质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但是，品质较低的资源或可替代的资源是无限的。只要有资本的投入和技术的改进，边际的或品质较低的资源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满足需求。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则从技术和发展的视角，将“环境容量”定义为“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当前和未来需要的能力而给定的强制性的边界约束”。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从整个地球系统来考虑生态环境的人口承载力，也即全球人口承载力和发展阈值的问题。美国学者鲍尔丁提出“宇宙飞船经济”概念，认为地球有边界约束，经济运行的原则不可能也不应该采用开放的、没有边界的“牛仔经济”。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用以存放废弃物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因而，地球经济实际上是茫茫星系中以地球为载体的“宇航员”的飞船经济。在地球这样一个宇宙飞船中，人口和经济的无序增长迟早会使船内有限的资源耗尽。因此，“适度规模的人口承载力”不仅取决于资源、环境等要素的制约，更与人类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有关，这取决于发展模式、生产与消费方式。由于学科视角和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许多研究忽视了生态环境与人口承载力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尤其是在气候和环境变化的背景下，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快速城镇化过程)愈发加剧了其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得传统的承载力研究难度更大。

自然环境资源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决定了地球表面空间不同地区承载能力的巨大变异，表现为雨林、草原、沙漠等自然生产力迥异的承载能力格局，我国地域空间相对广阔，资源环境的自然生产力有着明确的空间差异性。1935年，中国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发现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可以画出一条人口密度分界线，即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画一条直线(约为45°)，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线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

在工业文明的今天，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依然没有被打破。胡焕庸的人口密度地图上(见图1—1A),96%的人口位于分界线以南，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东南沿海，其中以长江三角洲为最大的人口稠密区。这一人口分布格局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农业社会如此，在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工业社会仍基本保持不变。1982年和1990年我国进行的第三、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自1935年以来，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以东南部地区为例，1982年面积占比42.9%，人口占比94.4%, 1990年人口占比为94.2%，经历了55年时间，东西部人口比例变化不大。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东南、西北两部分的人口比例还是94.2%比5.8%。尽管从空间结构的人口比例来看，与当年相比几乎没有大的变化，但是线东南的人口数量则增加了3倍，即从4亿多变成了12亿多。

图1—1 中国人口和降水的空间格局

这条分界线既是人口分布的界限，也是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几乎重合的自然地理界限(见图1—1B)，是区分我国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胡焕庸线西北降水量少，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土地向荒漠化发展，地形地貌所形成的自然环境条件不利于植物生长，因而自然生产力低下，生态容量比较有限，难以承载需要大量而稳定食物消耗的人类，形成草原、沙漠、高原等景观和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经济，社会经济活动的强度也就十分有限。线东南侧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降水相对充沛，而且地形地貌在总体上有利于植物生长，生物多样性水平高，自然生产力的产出水平高，因而，依赖于自然的农耕文明发达。

中国资源环境的空间特征，除了以降水量为主要因子的胡焕庸线所表现的总体格局外，地形地貌和植被状况也是人居环境的重要因素。封志明等以1公里×1公里栅格为基本单元，运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定量评价了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揭示了中国人居环境的自然格局与地域特征。结果表明：中国人居环境指数整体呈现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趋势；人居环境指数与人口密度显著相关，综合反映了区域人居环境的自然适宜程度。中国人居环境适宜地区430.47 × 104平方公里，接近国土面积的45%，相应人口占全国的96.56%，其中3/4以上的人口集聚在约占1/4人居环境高度适宜和比较适宜地区；中国人居环境临界适宜地区225.11 × 104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3.45%，相应人口4112万，占全国的3.24%，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8人，是中国人居环境适宜与否的过渡地区；中国人居环境不适宜地区304.42 × 104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1.71%，人口249万，不到全国的0.2%，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1人，大片地区根本不适宜人类居住，多为无人区。

生态资源的空间格局和特点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分布和产业布局。中国超过五千万人口的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均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超过千万人口的城市群，包括长江中游、成渝、哈尔滨—长春，也在胡焕庸线东南侧，靠近沿海地区。而西北地区最大规模的省域中心城市兰州、乌鲁木齐、呼和浩特，人口规模在三百万左右。在产业上，西北地区多为能源、原材料的生产聚集地，如果有适宜的人居环境，就没有必要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以自然生产力为基础的农业，地理区划的“东”“西”界限更为清晰。按温度和降水的配合状况，全国大致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线，东部季风区，多以农耕为主，西部则包括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为牧区。这一“东田西草”格局成为中国农业区划的基本特征。2005年7月，国家林业局提出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实施“东扩、西治、南用、北休”的区域布局，到2020年森林覆盖率超过23%，全国生态状况明显改善。东扩，指在东南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扩展林业空间和内涵；西治，指治理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南用，指在南方光热、降雨条件较好的地区提高林业的质量和效益；北休，指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休养生息。显然，这一东南“扩”“用”、西北“治”“休”的空间分划，也是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线的。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格局，包括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和南方丘陵山地带。青藏高原生态屏障，起着涵养大江大河水源和调节气候的作用；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保障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东北森林带，是东北平原生态安全屏障；北方防沙带，是“三北”地区生态安全屏障；南方丘陵山地带，是华南和西南地区生态安全屏障。两屏两带均在胡焕庸线附近和以西地区，是全国的生态安全屏障，只有南方丘陵山地带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只是华南和西南地区的生态屏障。中国于1999年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涵盖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大多在靠近胡焕庸线以及以西地区，环境脆弱、经济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