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人口学科学体系

一 人口学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一）宣告中国人口学学科形成的一个伟大历史性事件

人口学，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在中国已经发展成为独立学科，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科学体系。

江泽民同志在2002年7月16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察工作时指出：

“要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就必须深入了解社会，不仅要深入了解中国社会，还要深入了解世界这个大社会；不仅要了解社会发展的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当今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加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和经济、法学、历史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各学科的研究。要大力加强对各门传统学科的研究，大力加强对各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大力加强对各门学科的理论和体系的建设，大力加强各门学科的方法和手段建设。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哲学社会科学尤其要加强对信息技术等先进手段的运用。”

我们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的论述，使我们感到对人口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至少有以下三点启示：1．这个讲话，肯定了人口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这个讲话，揭示了人口学在中国成为独立学科的社会背景：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迫切需要。3．这个讲话，为人口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人口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要大力加强其理论和体系的建设、方法和手段的建设，尤其要加强对信息技术等先进手段的运用。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肯定人口学这门科学为独立学科，这必将载入中国人口学学科发展的史册。

（二）300年来世界人口学发展为人口学科学体系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门学科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实践对其需求的程度，人口学的发展同样取决于社会实践对认识各种人口变量的需求程度。人口学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并非偶然，这是因为世界人口转变首先是从欧洲发达国家开始的。这种社会人口的变动也就吸引了一些学者对其进行研究，这就产生了人口学。对于世界人口学发展的历程和阶段，学界已有共识。

人口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大体是17～18世纪，是人口学创立和缓慢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以被誉为“人口学之父”的卡布坦·约翰·格兰特（Gaptain John Graunt, 1620～1676）为代表人物，他在1662年出版的《关于死亡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一书中，揭开了人口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序幕。在这一段还有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弗朗斯瓦·魁奈（F. Quesnay, 1694～1774）、鸠·彼得·苏斯密尔希（Johann-Peter Sussmilch, 1707～1767）等重要人物。

人口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大体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是关于过剩人口理论的争论。这一段是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撰写《人口论》与康多塞（Antoine De Condorcet, 1743～1794）、葛德文（William Godwin, 1756～1836）的争论时期。正是在批判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理论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人口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大体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针对发达地区死亡率开始下降，以研究死亡率为主，是人口学知识逐步积累的阶段。

人口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大体在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一阶段针对发达地区出生率已明显下降，以研究生育、生育率为主的人口再生产为重点，并逐渐形成与今天近似的现代人口学。

人口学发展的第五个阶段大体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阶段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急剧增长，发达国家开始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等新问题新情况。这一阶段的研究推动了人口学的空前繁荣。

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口学学科体系的研究，随着人口学的繁荣而得到重要发展。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著作主要有：

1978年法国罗兰·普列萨主编的《人口学辞典》。书中主要列有生育生物计量学、经济人口学、历史人口学、数理人口学、医学人口学、潜势人口学、纯人口学、质量人口学、数量人口学、社会人口学、人口计量学、人口遗传学、人口学遗传学计13个分支学科。

1982年国际人口学会出版的《多种语文人口学辞典》，其主要分支学科列有历史人口学、古人口学、表述人口学、人口统计学、理论人口学、数理人口学、形式人口学、人口研究、经济人口学、社会人口学、人口素质、群体遗传学、生物计量学、人口理论等。西方人口学者在人口学学科体系上大多分为“人口学”（纯人口学或正规人口学）和“人口研究”两部分。“人口学”是研究传统的人口变量，即人口规模、结构、发展、分布等及各变量间相互关系；“人口研究”是研究人口变量与经济社会等其他非人口变量的关系。

1976年苏联出版的由瓦连捷伊主编的《人口学体系》是专门论述人口学学科体系的。这本书把人口分支学科体系包含的内容搞得比较宽泛。

（三）新中国50年人口学的繁荣推动了人口学科学体系的新发展

新中国人口学的发展，就其思想源流讲，既有西方人口学说的影响，又有中国历史人口思想的背景。在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和许多政治家、思想家，为适应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发展，都非常重视人口。西周武王伐纣统一天下之后很重视多生人口。春秋战国时期有孔子、孟子、韩非子等的众民与寡民之争。清代学者洪亮吉提出人口过多与生产、生活资料不足相矛盾的思想，他与马尔萨斯把人口过剩完全说成是自然规律不同的是，认为兼并是造成人口问题的重要社会原因。到中国近代，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人口问题日益尖锐，人口思想纷纭复杂。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民主革命派代表人物孙中山，早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有独到的人口思想，都把社会制度的改良和革命看作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派学者陈长衡、孙本文、陈达等主张生育节制，围绕马尔萨斯人口论或适度人口论，针对中国人口状况发表见解。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有一场非常重要的人口问题的讨论。作为这次讨论的最重要的人口学成果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该书指出中国人口增长率比解放前明显加快，其原因：结婚人数增加；医疗卫生及福利事业发展；老年人死亡率减少；社会秩序空前安定；尼姑、和尚、娼妓问题得到解决；传统观念影响深；奖励一胎多婴家庭。指出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会对生产力造成障碍。该书揭示了人口增长同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人口多同生产设备水平之间的矛盾；人口多同积累资金之间的矛盾；人口多同工业原料增长的矛盾；人口多同提高科学技术之间的矛盾；人口多同粮食增产之间的矛盾。该书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的建议：把人口计划纳入经济计划当中；搞好人口动态统计；大力宣传控制人口的观点；实行晚婚；制定相应行政措施保证控制人口的实施。从以上诸要点来看，《新人口论》是中央提出节制生育的方针后，马寅初在学术上深入阐发论证的结晶，是在大量调查和反复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党的方针政策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结合，在中国人口学发展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人口学研究的禁锢被打破，人口研究机构初步恢复，人口研究队伍初步形成，国际交往不断增多。中国人口学界在全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实践推动下，结合实际重新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人口规律，提出并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的内涵及其在人口决策中的作用，分析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以及现代化的关系，提出了建立中国人口科学体系的任务。随着分支学科的发展，出现了刘铮教授主编的《人口理论教程》（1985）、《人口学辞典》（1986）等重要著作。《人口理论教程》最主要的贡献是建立了以两种生产理论为基石、以人口再生产过程和人口规律为主要对象，包括人口质量、人口结构等各个方面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体系。该书对人口科学体系作了概括：人口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和人口分支学科，如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数理人口学，等等。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国人口学的研究日趋繁荣，并向纵深发展。在这个时期人口学仍然把控制人口过快增长、降低生育率作为重中之重来研究，其他诸如对生育和生育率、死亡和死亡率、人口素质、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人口老龄化、家庭人口学、女性人口、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历史人口学、民族人口学等专题研究都有长足的进步。成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出版了一大批具有学科建设价值的学术专著。总之，中国人口学的研究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局面。

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为中国人口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计生委分管宣传教育的原副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组成员杨魁孚同志，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组人口学科组组长田雪原研究员，根据中国人口学研究发展的大趋势，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提出了把人口学从社会学中分离出来、并列于其他学科的独立学科的建议。领导小组经过反复论证，再三权衡，审视了中国人口学发展的现实和远期发展预测，认为人口学为独立学科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毅然于1996年批准，将人口学单独作为一个学科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97年度课题指南”之中，并且在人口学之下列有15项具有分支学科性质的内容：人口学原理、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学说史、人口史、人口统计学、人口地理学、人口生态学、区域人口学、人口系统工程、人口预测学、人口规划学、人口政策学、计划生育学、人口学其他学科。从而形成了一个学科群，自成体系。人口学作为独立学科并已形成一个学科体系，正式得到国家的承认，这对中国人口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树起了一个里程碑。

与此同时，人口学学科体系的研究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高度重视，于1996年并列立了两项关于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的重点项目。一项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查瑞传教授承担的项目“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后因查教授作古，未见成果。另一项为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吴忠观教授承担的项目“当代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作为此项目的最终成果是吴忠观教授主编的专著《当代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于2000年出版。这项研究成果的最大成就在于把人口学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构造了当代人口科学体系，以人口学为母学科，一系列分支学科为子学科，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人口科学群，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方面、使用不同的方法，对人口现象和人口过程进行研究。

世纪之交，邬沧萍教授审视了世界人口学发展的300年历史，特别是新中国50年人口学蓬勃发展的历史，结合他本人多年从事人口学教学和研究的体会，参照多数人口学者的共识，更完善地概括出了人口学研究的对象：

“人口学是研究人口各种变量的现象和过程，研究人口诸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研究人口变量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

这个定义，首先抓住了人口学研究对象的本质和核心。这个本质和核心就是人口变量（Variables），并把它作为人口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定义为研究人口发展或者研究人口数量、结构等等。其次，人口学各种变量的现象和过程则是指研究静态下的人口变量和动态变化中的人口变量，就是说，既研究人口变量的静止状态现象，又研究人口变量的动态过程。再次，是说既研究各种变量之间的数量相互关系，也研究人口各种变量之间的发展变化规律。最后，是说还要研究人口各种变量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其他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这个基础上，邬沧萍教授对人口学学科体系的最新概括是，以人口学作为母体或本体，分为4个分支学科群：理论基础、指导思想的分支学科；从人口变量和亚人口派生出来的分支学科（专门研究）；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相互关系的分支学科；人口学方法类的分支学科。具体见图1—1。迄今为止，这个图所表示的人口学学科体系的学科群算是比较科学和完善的。

二 本书人口学科学体系结构

根据我们对人口学及其科学体系的理解，结合新中国50年人口发展的实践，对本研究课题人口学科学体系框架作了设计。本课题是以人口变量为主体，兼顾亚人口变量、理论、历史、方法以及人口变量与其他相关学科变量相互关系进行总体设计的。主要分为5个部分：一是理论与历史；二是人口变量；三是亚人口变量；四是人口变量与其他相关科学变量相互关系；五是研究方法和方法论。

（一）理论与历史

1．关于人口理论。

人口理论是人口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研究对象是人口（含亚人口）变量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人口变量与相关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诸变量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研究以上诸变量的方法、方法论形成的理论。人口理论在人口科学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人口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在中国人口学体系的形成中所占位置尤为重要。这是因为，首先，中国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诸变量纷纭复杂，特别是近30年，人口普查、抽样调查、专项调查等获取了极其丰富的人口数据资料。在研究这些数据资料的时候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就会变成纯数字的游戏，缺乏对事物的本质联系的分析，缺乏真正的科学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分析，缺乏联系社会生产方式对人口决定作用的分析，也就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其次，人口问题的专项研究分支学科越来越多，在研究人口变量与其他相关非人口变量关系的时候，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指导，也不可能正确认识和分析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最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在人口学科研究中是具有指导意义和占有基础理论地位的方法论。在研究人口变量的时候，所运用的方法不论如何合理，所应用的处理技术不论怎样先进，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仍然难以获得正确的结论。

我们在设计本课题各专题的时候，始终遵循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原则。在本书的编写大纲中有这样一段话：

“本项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自觉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客观地展现50年中国人口发展的曲折、悲壮、辉煌的历程，深入地分析新中国50年的若干重大历史人口事件，正确地总结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如何在领导全国人民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实践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这一指导思想并非是一句空话、一句套话，它必须实实在在地成为贯穿全书始终的生命线，必须是全面地客观地历史地说明这50年的人口历史，既对50年人口发展的辉煌成绩和经验予以充分肯定，又对人口50年发展的失误和教训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力避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绝不能搞形而上学和历史唯心论。”

全书始终坚持贯穿了这一指导思想。

为了阐明新中国50年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贡献，还特设了三个专题：

第一章总论。在这一章中详细论述了人口学已在中国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列于其他一级学科之中，对人口科学体系的形成作了分析；对新中国人口转变的起始时间、过程、特点、动因、完成时间作了探讨；对新中国人口发展历史背景、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左”倾错误给中国人口发展带来的教训、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中的人口问题、中国人口现代化问题等进行了阐释。

第二十章新中国领导者人口思想。这一章对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从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作了系统论述。论述了毛泽东关于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人口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人口非控制不行、要有计划地生育、提倡男女平等、人口德智体全面发展等重要人口思想；论述了周恩来关于计划生育、把人口纳入国家计划、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以及制定有效政策和措施、搞好避孕药具的研制工作等重要人口思想；论述了邓小平关于人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人均水平的重要性、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努力提高人口素质等重要人口思想；论述了江泽民关于充分认识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人口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市场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属于政府调控职能、建立人口计划生育工作领导责任制、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综合治理人口问题、努力建设先进生育文化等重要人口思想。

第二十一章人口科学研究进展。这一章主要考察了新中国成立50年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历程，涵盖了在各个发展主要阶段、主要领域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中国的人口理论工作者，结合中国人口发展的实践，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人口理论观点，例如，关于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人口再生产和物质资料再生产、人口和经济相互关系的理论观点，关于中国生育率、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以及人口转变的理论观点，关于中国人口迁移、流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理论观点，关于中国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的观点，关于中国人口自然构成变动及其特点的理论观点，关于中国人口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观点，关于新中国人口是历史时期人口继续的观点等。

2．关于人口历史。

人口发展同其他事物发展一样，都有自己的发展过程，人口自产生以来就经历着自己发展的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人口发展历史。要研究人口发展的规律性，就必须研究人口发展历史，人口发展规律是从人口发展的历史事实和人口数据资料中提炼出来的。本书的性质就是一部史书，写的是新中国50年人口发展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在本书编写大纲中要求准确把握史书的性质：

“必须十分明确我们写的是一部中国人口50年的专题发展史。写历史要坚持 ‘有史有论，以史为主，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史’要写出50年人口变量的动态发展过程及其阶段性，重要的史实、重大的事件、重要的问题不能遗漏；‘论’是指史论，是在写史实的基础上引申出理论，即要深入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升华为理论，从而揭示50年人口发展的历史规律。总之，每个专题都应写成一部唯物的经得住时间检验的专题信史。应当注意的是，既不能写成专题论文，先立论，再找史实论证，也不能写成历史资料汇编，缺乏人口发展内在规律的揭示。”

这段话清楚地讲明了两个意思：

其一，是说人口发展的历史是人口科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大纲要求“写出50年人口变量动态发展全过程及其阶段性”。“人口变量动态发展过程”这本来就是人口学的核心内容，“过程”就是历史，显示的是“人口变量动态发展”的历史。没有这个历史也就不存在人口学。所以，人口学体系中“人口历史”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不可或缺。

其二，是说人口理论来源于人口历史。人口历史是过往的人口变量发展着的活生生的事实，人口理论就是从人口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产生出来的，这就是“论从史出”的意思。每个专题史的最后设有“历史的结论”，便是从这个专题人口变量发展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人口理论。

全书设置的每一个专题，都是一部50年来人口变量发展的专题史。本书的第二十二章人口大事记，作为“一书之经”，全面准确地反映了50年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事件、重要活动和重要信息，标示出人口发展的历程性的实录，次序分明地勾勒出人口发展的轨迹，提纲挈领地体现了中国人口发展的历程。

通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和发表的研究中国人口发展史的大量论著，就是研究历史人口数量、出生、死亡以及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人口结构、人口素质等变量的，为人口学体系中历史人口学这一分支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人口变量（人口自身变量或人口内在变量）

人口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就是人口变量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大体相当西方学者所讲纯人口学或者正规人口学研究对象，即人口规模、结构、发展、分布等人口变量及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项目设计的内容是以人口变量为主体展开的。在本项目立项纲要中写道：“本项目的设计是以人口（含亚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诸要素变量为主线，紧密结合人口的出生、死亡、迁移等变量的变迁过程和人口变量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非人口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进行的。”

其中，所讲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出生、死亡、迁移诸变量即为人口自身变量或人口内在变量。这些变量是本书设计的主体内容，涵盖了本书的第二章至第十四章，其中后三章为亚人口变量。这充分体现了人口自身变量在人口学体系中的核心和母体地位。

第二章至第四章是研究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三个人口变量。人口再生产是人口学特有的研究对象，是指人口新一代出生、成长和老一代衰老、死亡不断重复的世代更替过程，其实质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我们主要从人口自然变动的角度来研究人口再生产，也就是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的内部变量的相互关系。这些内部变量主要是指出生、死亡、自然增长三个变量。第二章至第四章就是围绕人口再生产的这三个基本变量展开的。

第二章人口规模，研究的是新中国50年人口总数量动态变化趋势，由1949年的5.4亿发展到2000年的近13亿，发展历程曲折而惊心动魄。人口规模与人口总量其内涵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本书讲人口规模而不称人口总量，主要是为了便于将人口再生产规模与物质生产规模作比较分析，人口规模大、增长趋势快，势必对物质生产的规模造成巨大压力。这里讲的人口规模实质上就是人口再生产规模，它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因变量，主要取决于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这两个变量的变化情况。关于影响人口规模的迁移变化，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基本上是封闭人口，其国内迁移不影响全国人口规模大小；改革开放后，国际人口迁移虽有增多，但对十多亿人口的大国的人口规模来讲，其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章的人口规模，与下面两章的出生、死亡水平看作是研究中国人口再生产的三项基本变量。

第三章妇女生育水平，研究了新中国50年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条件下，用较短的时间使妇女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基本转变的历史，揭示了生育水平转变的特点、原因。这段生育转变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中国生育转变的理论基础，完善的生育政策是中国生育转变的关键，为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的生育根本转变创造了良好条件。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基本任务是稳定低生育水平，进而实现生育水平的彻底转变。

第四章人口死亡水平，分析了新中国50年人口死亡水平变化的历史，总结了人口死亡率变动规律和在降低人口死亡方面的基本经验，同时找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人口死亡是人口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了解人口死亡的规律，就不可能掌握人口变动的规律。到20世纪末，中国人口已经实现了从高死亡率向低死亡率的转变，并正在迈向死亡率最低的世界先进行列。实践证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是中国人口死亡率转变的根本保障。

第五章至第六章是研究人口素质的变量。人口素质变量也是人口的基本变量。之所以把人口素质作为人口变量来研究，这是因为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同样的人口数量级的人口具有的社会含意常常是迥然不同的，因为人口数量的背后存在着不同的人口素质；人口素质的指标也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比如人口教育科技素质指标，人口健康素质指标等。这两章里只研究了人口的教育科技素质和身体健康素质，而没有列入人口思想道德素质。其原因并非人口思想道德素质不重要，而是因为对50年人口思想道德素质尚不能用确切的量化指标来表达，其中有些成分不确定性大，可比性差；而文化科技素质和身体健康素质，基本上都可以用量化指标来测定，并可以从有关统计资料中获取数据。我们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研究的深入，比较统一的人口思想道德素质的变量也一定能标识出来。

第五章人口身体健康素质。从人口的健康水平角度，研究了中国人口50年的身体发展水平、人口寿命、婴儿死亡率、人口粗死亡率、残疾率以及危害中国人口健康最严重疾病等动态变化。研究结果显示，国民健康素质、平均预期寿命大为提高，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大大下降，基本消灭或控制了烈性和急性传染病。同时也指出防病治病任务依然十分繁重，一些急慢性传染病、地方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多年来，卫生事业投入不足；一些先进科学的防病治病知识、健康生活方式有待加大力度向广大农村地区传播。

第六章人口教育科技素质，分“文化大革命”前、中、后三个阶段，围绕人口教育科技素质的主要影响因素，描述和分析50年中国人口教育科技素质发展的历程。“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人口教育科技素质的提高取得初步成效；“文化大革命”中10年动乱，使人口教育科技素质的提高遭受极大挫折；“文化大革命”后20多年人口教育科技素质的提高得到长足的发展。总结50年的经验教训显示，必须将人口教育科技素质的提高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第七章至第八章是研究人口结构。人口结构变量在人口学中是同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同一层次、同等重要的变量，它对人口再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人口结构一般分为人口的自然结构、地域结构和社会结构。在本研究中只选择了人口的自然结构，即人口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这是因为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是人口最基本的结构，是其他各类别的人口结构的自然基础，不论哪一种人口结构都渗透着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比如劳动力资源结构就特别受到人口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制约，劳动力资源的规模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和劳动参与率，后者又往往因劳动年龄人口的性别比不同而发生差异。另外，人口的地域结构和社会结构在本研究的其他专题中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

第七章人口性别结构，以出生性别比为中心研讨了新中国成立后50年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口性别结构变化情况。特别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性别比的异常问题。这就警示我们，必须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加强监管力度，使之早日恢复出生性别比的正常。

第八章人口年龄结构。中国5次人口普查不同年龄组人口所占百分比产生了重要变化，0～14岁的青少年人口比例呈下降趋势，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均呈上升趋势。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从年轻型向成年型变化，到1990年已完全转变为成年型人口，2000年已明显转变为老年型人口，显示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行列，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逆转的一个态势。

第九章至第十一章为人口分布、迁移和城市化。这是以人口分布为中心的一组人口变量，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人口分布是指一定时点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状态，它同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同为人口内涵四大要素。具有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人口，必然是生活在一定地域空间上的人口，有人口就会有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状态。人口迁移同人口出生、人口死亡共同构成人口过程，它又是人口分布和城市化的重要促进因素。人口城市化实际上就是城乡人口分布变动的过程，是乡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农业人口变成非农业人口的过程，这其中就包括乡村人口通过迁移向城市聚集的过程，是人口分布的一种形态。人口分布、迁移、城市化这组人口变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特别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着急剧的变动和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的重要标志。

第九章人口地理分布，详细研究了新中国成立50年中国人口地理分布发展变化的演变过程。大体说来这个过程分为改革开放之前之后的两个时期。前半期受生产力水平和其他一些因素的限制，农业社会高度依赖土地粮食承载力的分散型人口分布模式占据了绝对优势。人口分布既缺乏活力，又缺乏可持续性。自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大发展，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健全，许多农民挣脱了土地和传统生产方式的束缚，改变着中国人口的分布，向着一个新的工业化分布模式演进。

第十章人口迁移与流动，考察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人口迁移的“两重天”。改革开放前人为设置的户籍制度和二元社会体制限制了人口迁移。由于人口迁移战略、政策的失误，造成了“大跃进”时期暴涨暴落的乡→城→乡“U型”迁移，“文化大革命”时期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改造的“反”城市化城→乡迁移以及“三线”迁移。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使人口迁移日趋活跃，健康发展。“民工潮”、“出国潮”的出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中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迁移，说明人口迁移流动正逐步向市场规律的方向发展。

第十一章人口城市化，对新中国成立50年的人口城市化分为平衡发展、虚涨与挫折、加速发展三个阶段进行了考察。通过考察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得失，得出了中国人口城市化道路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强调人口城市化要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城市化的区域选择必须做到均衡与非均衡的统一，城市化要构筑在合理的城市规模体系基础上，政府应提高制定城市化发展政策的科学性等。

（三）亚人口（或分人口）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口，参与纷纭复杂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空前活跃，不同特征的人口群体受到人口学研究的重视。比如不同婚姻状况的人口、不同家庭类型的人口、不同年龄的人口、不同性别的人口、不同经济条件的人口、不同行业职业的人口、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口、不同地域的人口、不同民族的人口、不同健康状况的人口等都受到关注，有些作了专门的人口学研究，有的有显著研究成绩者甚至成为人口学的分支学科。所以叫亚人口或分人口，因为这些人口是在总人口之下依某种特征列为第二个层次的人口。由于对亚人口研究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也就理所当然地把它作为人口学科学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分离出来进行专门研究。

在亚人口变量中我们选择了婚姻人口、家庭人口、少数民族人口这组人口变量。这是因为婚姻和家庭都是直接影响生育行为与人口再生产的基本社会关系，婚姻人口、家庭人口都是人口再生产任务的直接承担者；少数民族人口问题，在国家的统一、发展中具有其特殊性，而且民族人口学又是一个有研究成绩的学科。因此，我们选择了这三个方面亚人口来研究。至于其他亚人口，由于本研究的篇幅所限，不可能全部涵盖。同时，有些亚人口已经在本研究的其他专题中有所体现，例如不同受教育人口、不同健康状况人口已在人口素质研究中体现，不同年龄、性别人口已在人口结构研究中体现，不同地域人口已在人口分布研究中体现。

第十二章婚姻人口，对结婚人口、未婚人口、离婚人口、丧偶人口等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结果显示，50年中人口结婚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较大波动态势转变为20世纪末较平衡的中等平台水平；平均初婚年龄和晚婚率有较大提高；离婚率在50年代中期略微上扬之后，60年代至80年代近30年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但90年代开始逐渐上升；50年中丧偶人口及终身不婚人口比重始终较低且变化较小。

第十三章家庭人口，研究50年家庭变化历程，从家庭结构与规模的不同侧面，利用人口统计数据描述家庭变迁的不同阶段，各阶段有关家庭人口统计指标的量化水平，导致家庭变化的社会经济原因和人口原因，以及新中国50年中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国家庭发展所产生的特殊影响。研究显示，50年来平均户规模的变化主要反映了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人口立户模式和立户水平基本稳定，分化立户水平的变化大都由于某一政策出台所导致的时期影响，代际关系对于养老保障仍十分重要。

第十五章少数民族人口，对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人口分布、性别年龄构成、婚姻家庭、生育率、受教育水平等人口学特征作全方位研究。50年来由于全面贯彻党的民族人口政策，少数民族人口增长2.07倍，总和生育率转变为低生育水平，受教育水平有很大提高，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有较大提高，年龄构成向成年型转变，有的民族已向老年型转变。同时指出，民族人口数量增长仍嫌过快，低生育水平仍需进一步稳定，受教育水平较低，成人文盲率相当高，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还很不协调。

（四）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相互关系的研究

美国人口学家威尔金森（Wilkinson）曾经指出：“当考察人口变动的生物学的、社会的、经济的、法律的和历史的决定因素时，当要揭示和预测人口过程同社会关系、自然资源之间的相互影响时，通常把这个学科定名为 ‘人口研究’。”其实在人口学的发展过程中，常常出现人口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交叉的现象，形成了一些边缘学科。考察新中国50年人口学发展历程，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学在中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究其原因，是源于人口发展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结合起来研究，形成了人口学的一些分支学科或者一些研究领域。比如人口变量与经济变量关系的研究，形成经济人口学；人口变量与社会变量关系的研究，形成社会人口学；人口变量与资源环境变量的研究形成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领域，等等。本项研究从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人口与社会的角度，选择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最为密切相关的三个研究领域，设计了十五章至十七章。

第十五章劳动力资源构成与配置，是经济人口学的核心内容。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资源不仅是开发的对象和客体，而且更是开发的动力和主体，从而成为联结人口过程和经济过程的重要纽带。在新中国50年的发展当中，特别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劳动力资源的构成和配置始终是一个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本章阐述了50年来劳动资源基本情况和各时期的劳动资源配置利用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劳动适龄人口的总量和占总人口的比重都表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1982年以后劳动适龄人口增长速度减缓，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后果。劳动力资源的配置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走过了从计划到市场的发展过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就业将完成向市场导向机制的全面转换，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和中国人口的现代化。

第十六章人口与资源环境，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中心内容。50年来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了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本章描述了50年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演进发展的历史轨迹。50年的人口、经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三者的增长水平大体呈现为由“高、低、低”型向“低、高、高”转型，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环境恶化时期。在通向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中国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而紧迫的历史转折关头，必须进一步增强全民族的忧患意识和历史紧迫感及使命感，加快建立完善突发性事件的应对和预警机制，努力实现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历史性转折。

第十七章计划生育事业，是全中国人民的一项伟大事业。实行计划生育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计划生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使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稳定世界人口作出了积极贡献。对于全国人民这样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丰功伟业，是对影响人口学诸变量方方面面变化的伟大事业，不能不书，不能不写。本章记载了中国计划生育事业的“曲折、悲壮、辉煌”的历程。计划生育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历经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和60年代后期两次大的挫折与停顿，7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先在大中城市，而后推向小城镇和农村；先在东、中部地区，而后推向西部、边远地区；先在汉族居民中实行，而后推向少数民族居民中，直至全国城乡居民中广泛实行计划生育。实事求是地对50年计划生育事业的巨大成绩和经验教训予以总结。历史证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五）方法和方法论的研究

任何一门独立的科学都有其独立的一套方法和方法论。人口学经过30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信息科学的迅猛发展，人口学在研究方法上已有很大的发展和极为丰富的积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学的迅猛发展，新的人口学方法，诸如寇尔—德曼区域模型生命表、分层抽样技术、中介变量分析与邦戈茨生育率模型、非线性人口分析，等等，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人口学方法论体系，分离出了许多成熟的方法论分支学科，诸如人口统计学、现代人口分析技术、数理人口学、人口社会调查方法，等等。

本书是一部当代人口发展史，涉及人口发展的方方面面。全书22个专题，在每个专题研究过程中都展示了丰富多彩的研究方法。在全书总体设计上就其方法论讲也有自己的特点，坚持了两条方法论原则：

一条是“有横有纵，纵横结合，横排竖写”。之所以采用撰写志书和史书相结合的这一设计原则，这与新中国50年人口发展的特点有关。首先，撰写这段人口历史不同于撰写古代人口历史。古代时间长，有许多朝代，可以很自然地一朝一代地排下来，而共和国人口历史只有50年，无法按朝顺代来排。其次，人口史与政治史、经济史不同，政治经济发展呈现的阶段性时间可以很短，50年也完全可以分段先后排列。而人口发展却不同，50年前出生的一代人口，现在大多数还存活着。鉴于人口生命周期比较长，人口的内涵外延又很丰富，很难将50年人口发展的各种变量都统一划分阶段来写。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本书只能采用志书的方法分专题横向排列。但是，这部书既然是写史，又必须体现史书的特点，所以，对每个专题的要求是必须按照其变量纵向发展的顺序来竖写，体现每个专题变量的历史发展进程。全书在结构上的纵横合理安排，从而赋予了这部书方法论的创新特点。

另一条是“有史有论，以史为主；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这条原则在“理论与历史”专题中作过阐述。这16个字是我们从写人口史的实践中作出的系统概括。这条原则的宗旨就是写历史既要写清楚历史事实，又要揭示出历史发展规律，规律从史实中揭示出来。这条原则既是理论与史实关系的正确原则，又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论。

本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专题设有两章，即第十八章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第十九章户籍制度，均隶属于人口统计分支学科。选取这两章，不仅在于它们是获取人口学研究资料的最基础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在于中国的五次人口普查、许多抽样专项调查、经常性的户籍统计，就其规模之大、系统性之强，以及获取资料的丰富性、准确性来说，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是不能比拟的。中国的人口普查、抽样调查和户籍登记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十八章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首先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在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成功进行的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对每次普查的特点与组织实施、主要数据、数据质量评估、主要收获均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其次，详细介绍了中国人口抽样调查所采取的两种形式，一是定期的人口抽样调查；二是人口专项抽样调查。总之，50年来，通过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均取得了丰富、准确的人口数据，在国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推动人口科学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资料不仅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深入开发这些信息资源必将对中国以及全世界的人口与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广泛的影响。

第十九章户籍管理制度，阐述了50年中国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发展、演变的历史。本章强调了新中国成立后户籍管理制度的历史功绩，它在证明公民身份、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配合行政管理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诸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分析了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提出了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内容，强调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相适应的户籍管理制度。

第二节 中国人口转变

一 人口转变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人口转变一般是指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或者说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上，以人口的出生、死亡、自然增长的不同状况为标志的发展从低级向高级阶段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社会经济现代化体现在人口发展过程上的必然结果。

“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论”初创于20世纪30年代。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北欧、西欧、北美诸国相继完成了产业革命，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医药事业的发展，人口死亡率持续下降，而生育率继续过去的高水平，因而自然增长率升高，人口增长迅速。19世纪中叶以后，发生了急剧变化，几乎所有西欧、北欧国家出生率都持续大幅度下降，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试图描述此过程，寻找其原因、后果，探索其规律，确定对策，人口转变理论应运而生。到20世纪第二次大战后发达国家出生率虽然因出生婴儿热而普遍回升，但是50年代后期即普遍下降。到70年代初期以后，即陆续进入稳定的零增长，人口转变趋于完成。人口转变的理论也随之深入发展。

人口学界比较公认的人口转变理论的奠基者是法国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阿道夫·兰德里（Adolphe Landry, 1874～1956）。他的《人口革命》一书是人口转变理论的奠基之作。此书虽然没有提出“人口转变”的概念，而是用“人口革命”（Demographic Revolution）。但人口转变的基本观点已经提出，并把人口转变分为三个阶段，即原始阶段、中期阶段和现代阶段。在他看来，经济因素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人口转变的主要动因。在同一时期，美国沃伦·汤普逊（W. S. Thompson, 1887～1973）在他所发表的《人口》（1929）和《人口问题》（1930）里，也探讨了人口转变问题，把世界人口分为三类地区，实际上也论述了人口转变的三个阶段。他和兰德里都被视为人口转变论的前驱和奠基人。

20世纪40年代之后，人口转变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美国人口学者弗兰克·诺特斯坦（F. W. Notestein, 1902～1983）建立了人口转变的理论体系，被认为最先阐述了人口转变论的本义。他把人口转变具体划分为四段：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早期、进一步工业化时期、完全工业化时期。他最先提出了死亡率的下降一般先于生育率的下降的思想，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问题和人口零增长的思想，并且从经济社会的变动上较为全面深刻地论证了人口转变的原因。继诺特斯坦之后，英国人口学家布莱克（C. P. Blacker）把人口转变更具体地划分为五个阶段：高位静止阶段、早期扩张阶段、后期扩张阶段、低位静止阶段、减退阶段。美国人口学者安利斯·寇尔（A. J. Coale）对古典人口转变论做了理论上的修正，更加强调了新避孕技术在生育率下降中不可轻视的作用，以及教育对生育率下降的作用等。

进入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人口转变理论深入发展，对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的动因作了进一步研究。澳大利亚人口学家约翰·考德威尔（J. C. Caldwell）提出了著名的“财富流理论”，认为生育率下降是家庭内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芝加哥大学教授贝克尔（G. S. Becker）认为收入、价格、风尚等是决定对孩子需要减少和促进生育转变的基本力量。美国人口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 A. Easterlin）则把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府的政策决策综合起来研究生育率下降问题，从现代化引起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来分析生育观念的转变。人口转变理论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学者应用于分析本国的人口发展过程，并根据各国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人口转变理论。

中国人口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生育的普遍深入开展和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对人口转变理论作了广泛宣传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刘铮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把西方人口转变理论介绍到中国。在他的手稿《人口转变论》（1981）里系统介绍了人口转变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人口转变的基本内容、衡量人口转变过程的标志、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问题以及对人口转变论的评价。他认为，人口转变论注意到人口发展和生产力、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把它看作人口发展变化的原因。但是，西方人口转变论的弱点有三：其一，它没有把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变化置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来考察，只是看到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对生育率下降影响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深入分析产生这些现象内部的生产关系的原因，因此，它有很大的片面性；其二，人口转变论创始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低生育率已使人口过剩为人口不足所代替，把资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说成超历史的过剩人口，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三，人口转变论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害怕和反对革命。

李竞能教授在他主编的《当代西方人口学说》第十章专门评述了当代西方人口转变论，肯定了人口转变论的基本原理已被大多数人口学者所接受；同时也指出它是一个待完善的理论，实质上没有摆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影响。在他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九五”项目最终成果《现代人口理论研究发展概论》第四章里，对古典人口转变论与现代人口转变论作了比较，他指出：“古典人口转变论主要根据欧洲的历史经验进行研究，而现代人口转变论则进而分析发展中国家以至全世界人口转变过程；前者重视分析转变过程及其发展阶段，而后者则更重视分析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的动因；前者着重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人口转变的动因，而后者则把经济、文化、人口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进行动因分析；前者主要考察自然生育率的转变过程，而后者还考察计划生育条件下的生育率转变过程。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人口转变论，都为科学地预见人口发展趋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竞能教授等所写的《经济发展对人口转变的作用》一文对中国人口转变的动因进行了经济分析：生产力性质的转变和相应的经济制度的转变，是影响人口转变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经济发展对人口转变的影响并不都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往往是通过一些中间变量来发生作用的，因此，单纯用经济因素很难具体和充分说明人口转变的复杂过程；人口政策对人口转变的影响要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为条件，只有最终实现经济现代化和相应的生活方式现代化，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才能彻底排除各种不稳定因素。换言之，虽然实行计划生育加速了中国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过程，但是，生育政策的力度是有限的，完成人口转变的关键在于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彭希哲教授主编的《传统变革与挑战》一书，对西方人口转变论作了比较系统的评介。他介绍了西方人口转变论的发展、演变过程，评介了西方有关生育率下降的各种理论观点：生育率变动的经济分析，生育率变动的社会学研究，代际财富流理论，中间变量理论，计划生育的作用，传播理论，供求加节育成本模型，生育率变动的制度分析，生育率变动的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社区研究和多层次分析等。

吕荣侃教授等出版的《论世界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一书，是中国系统研究人口转变的第一部专著。该书系统论述了人口转变的经济、社会、人口背景、产生发展的历史以及人口转变的动因、机制等问题。其中最精彩的有以下两点：第一点是精辟分析了人口转变的原因和机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基础与各自的特色进行了系统分析，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即客观必然性及其实现的方式进行了理论概括。他对所谓的发达国家人口转变是“自然发生的”，而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则是“强制执行”的结果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作者指出，中国的人口转变是由“社会自觉控制”的计划生育开始的，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国家权力、通过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来推动人口转变，减轻人口压力，加速现代化的进程，正是历史的要求；但是，它的最后完成还必须以经济、社会的转型为基础。第二点是以此理论为基础，把中国人口转变的道路简要概括为：人口转变是由社会自觉控制开始并持续发展的，伴随这一过程，为经济社会发展，为社会转型创造一个较好的人口环境，逐步建立起人口转变的经济社会基础，群众婚育意愿改变，最后稳定地完成人口转变，建立起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首先是“用避孕药加速发展”，然后是“发展成为最好的避孕药”，二者相互渗透、相互推动、有机统一。这同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一样，二者都是世界人口转变潮流中的一支，有着共同的基础，“殊途同归”。

二 20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转变的起始时间

世界人口转变是世界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人口转变是世界人口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时代与国情的不同，中国人口转变有着自己的特点。我们先来研究中国人口转变的起始时间问题。这个问题中国人口学者已经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大体上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把中国人口转变的起始时间划定在20世纪上半叶，甚至前推到19世纪。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侯杨方的《中国人口史·第六卷· 1910～1953年》（以下简称“侯书”）。侯书中说：“至少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人口已经开始了人口转变，进入了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即向高生育率和死亡率正处于下降过程的转变，人口增长速度开始加速。”又说：“几乎所有研究中国人口转变的论著总是将中国人口转变的期限划定在1949年以后，但人口的变化过程并非是戏剧性的，它是一个无法用政治事件截然断开的长期和连续的过程，是与科学技术特别是医疗技术和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分不开的。”说“几乎所有研究中国人口转变的论著”，也不是这样。在中国人口学者中有的将中国人口转变的期限划定在19世纪上半叶即中国古代社会末期，有的划定在19世纪下半叶即中国近代社会的中前期，有的划定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社会的中后期即民国时期。总之，把中国人口转变的起始时间划定在20世纪上半叶及其以前，这算一种意见。

第二种意见是把中国人口转变的起始时间划定在20世纪中叶，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当然，持此种意见的学者比较多。田雪原教授2002年指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经历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很快由高、高、低转变到高、低、高。”吕荣侃教授2003年在系统研究了中国人口转变的全过程后认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经济、社会、文化开始了新的发展时期，死亡率开始显著地稳定地下降，第一次人口转变真正开始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为第一次人口转变的起点，是比较合适的。”他进一步指出：“历史时期的划分不可能像切豆腐那样整齐划一，只能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标志，人口史也是一样。建国前与建国后的死亡率不可能是没有联系的，也不可能原来很高，一下子就下来了。但是，显著的下降确是在建国后。”

以上两种意见究竟哪种意见比较符合中国人口转变的实际情况呢？借鉴世界人口转变的经验和全面考察中国人口转变的历史进程，我们认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也就是说把转变的起始时间划定在20世纪中期，较为妥当。其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于前一种意见吕荣侃教授在他的《论世界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一书中作了比较清楚的回答。这里只着重说一下为什么把中国人口转变的起始时间放在20世纪中期，即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比较妥当，同时对侯书中相关内容略作评价。

从人口再生产的角度考察，人口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或者说三种基本类型。第一个阶段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原始传统型阶段，大体上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个阶段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过渡型阶段，大体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前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个阶段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阶段，大体上是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直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控制较好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的起始时间，就是指的从高、高、低类型向高、低、高类型过渡的转折点。

确定人口转变起始时间的特定标准是什么。根据我们的考察，至少必须同时具备两点。一是死亡率持续快速下降，而不是曲折缓慢下降；二是死亡率持续快速下降的社会动因机制基本形成。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后者是前者的动因，二者存在着内在的因果联系，必须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

死亡率持续快速下降是人口转变由高、高、低型向高、低、高型过渡的转折点的重要标志。总结世界人口转变的经验，许多研究人口转变理论的学者都指出了这一点。1909年人口转变理论的奠基者法国人口学家阿道夫·兰德里所写《人口的三种主要理论》、1929年美国人口学家沃伦·汤普逊所写《人口》、1947年英国人口学家布莱克所写《人口增长的阶段》、1953年人口转变理论的建立者美国人口学者诺特斯坦所写《人口变动的经济问题》、1966年著名人口学者克尔克（D. kirk）所写《人口转变》都得出了这个结论。特别是系统论述人口转变内容的切斯耐思（Jean Claude Chesnais）1992年出版《人口转变：阶段、模式和经济影响》一书，论述了人口转变的三个主题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首先是死亡率按年表顺序下降，随后是生育率下降，如果出现意外是方法错误。”

中国人口死亡率持续快速地按年表顺序下降从何时开始？从现在掌握的统计数据看，是从1949年以后。1949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为20%，此后逐年下降，到1957年快速下降到10.80%。仅仅8年死亡率就下降了几乎一半，这是典型的死亡率的按年表顺序持续快速下降。此间的人口预期寿命也由48岁左右提高到59.7岁，年平均提高近一岁半，体现了死亡水平下降之快。在1949年之前却找不到这样按年表顺序持续快速下降的数据。当然，历史上没存留下这样的统计数据，从逻辑上讲，也并不能确认历史上就没有这样的事实。不过，我们可以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局部调查资料，以及学者们经过研究而有价值的估算数据，大体判断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高死亡水平的状态。乔启明根据旧中国几次乡村调查结果，计算20世纪上半期全国乡村人口平均粗死亡率为30%。陈达根据1917～1933年全国各地区31处死亡率报告的资料，估计全国的死亡率为33.0%。1959年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根据1953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有关生命统计，估算1900～1943年之间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为33.4%。这一结果为治学严谨的姜涛研究员和吕荣侃教授所肯定并加以引用。我们认为，在没有确切实际的统计数据的条件下，根据已有资料，结合对社会条件的具体分析而作出某种严肃认真的估算推论，虽不能认为是准确数据，但其参照价值还是有的，关键是对其价值的定位要准确。黄荣清教授在全面研究了民国时期全国人口死亡率（25%～30%）、婴儿死亡率（200%）、预期寿命（35岁）之后，得出结论说：“当时中国的人口确实处于高死亡力状态。”我们引用上述数据，从宏观上判定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总体的“高死亡力状态”，中国的人口再生产仍处于“高、高、低”型，其死亡率仍处于高位状态，并没有明显出现按年表顺序持续快速下降的状况。

至于人口死亡率的下降问题，可以这样说，人类从诞生，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总是在为自己生存作不懈的斗争，生产力在曲折缓慢中提高，人类的生存条件不断改善，因而死亡率也在曲折缓慢的状态中下降。而且这种下降，从总体上是在渐渐呈现加速度。鉴于这种情况，总不能说人类一诞生就开始了人口转变，还是要看人口转变的特定条件是否已经具备。

一个社会是否开始了人口转变，不仅要看人口死亡率按年表顺序持续快速下降的数据，更要分析这种下降的社会动因机制是否基本形成。如果这种机制尚未基本形成，即使有死亡率下降的迹象，也不能认为已经开始了人口转变；相反，如果这种机制已经形成，死亡率开始了持续快速下降，即使死亡率因某种特殊原因而波动，也不能否认已经开始了的人口转变的事实。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缺乏准确的死亡率数据的条件下，在判断中国人口转变的初始时间时，强调社会动因转变机制这一点尤其重要。

我们之所以把中国人口转变的初始时间判定在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这段时间，是因为这时人口转变的社会动因机制已基本形成。其表现有三：

一是此时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旧中国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土地所有制，是严重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90%以上广大农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造成人口死亡率很高的根本经济原因。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上半期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这个口号在20世纪上半期没有得到实现，而是在20世纪中期的土地改革中实现了，从而改变了中国大多数人口生存的命运。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是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生存条件，降低人口死亡率的根本措施。新中国成立前已有1.2亿人口在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后到1952年底，土地制度的改革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全国有3亿多农民，无偿地获得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向地主交纳350亿公斤粮食的地租，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使广大农民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使在饥饿死亡线上的农民有吃有穿。据统计，1952年与1949年相比，农民收入一般增长30%，人均消费水平约增长20%，这为人口死亡率持续快速下降创造了经济条件。这和西方国家人口转变起始的特点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始于工业革命，那么中国人口转变则起始于全国的土地革命。这是一场改变中国大多数人生存条件的社会性质的革命。

二是社会秩序日趋稳定。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大陆相继解放和统一，消除了国内数十年的战乱，各级人民民主政权逐步建立；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安定了社会秩序，基本上消除了战争死亡率，而20世纪上半叶却不具备这个条件。

三是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民长期得不到健康保障，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等严重情况，是使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医疗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及“防治结合、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广大农村、城市街区和工矿企业普遍建立起基层卫生组织和各种专业防疫机构，加强中西医团结，大规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使城乡落后的卫生面貌大为改观，人民群众的疾病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大大下降。

仅以上三项说明，20世纪中期新中国成立前后全国人口死亡率持续快速下降的社会动因机制已经基本形成，标志着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开始。

侯书据以判断中国人口转变至少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的社会条件是什么呢？侯书讲，一是现代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二是救灾和救济体系的建立；三是现代交通对救灾和移民所起的积极作用。这是对于中国20世纪初的社会性质缺乏根本的认识。那是什么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90%以上的农民生活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酷剥削与压迫之下，经济社会极端落后，现代医疗条件根本不存在，何谈“公共卫生体系”，民生凋敝，饿殍遍野，这已是铁的事实，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在这种条件下，说广大农民的死亡率能显著下降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侯书提到世纪末有过现代医学训练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李鸿章接受外国领事馆和传教社团的建议，选择8名留美学生接受西方传教士的培训课程，并培养出一批中国医生，1921年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设自来水厂，1929年医学专家率团访问中国，等等。培养一批医生也好，设自来水厂也好，外国专家访问中国也罢，这对于中国为数不多的城市中的极少数人的健康可能产生某些作用，但是对于旧中国的4亿多农民的健康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那时的农民半年糠菜半年粮尚不可得，能得益于这些卫生设施吗？至于说“救灾和救济体系”，在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弱民穷，不可能有真正起作用的“救灾和救济体系”的。当然，有一些救济活动，但极其微小薄弱，无异于杯水车薪，对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死亡率下降发生的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至于说现代交通，提到1876年英国商人在中国建立的全长14.5公里的吴淞铁路等。这些活动不过是西方帝国主义为加强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更深地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从本质上使中国更加贫困落后、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伎俩而已。在20世纪初的那种社会条件下，修两条铁路，对广大贫苦农民的健康寿命究竟能起什么作用，那是值得怀疑的。总之，以这些事件做依据，来说明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中国人口转变，是在于没有抓住中国人口转变的社会动因机制中的根本。

这里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在研究中国近代史问题的时候，使用西方人撰写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文献，要特别小心，应仔细鉴别、选择和分析。这是因为中国百年近代史，是一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的认识，由于所处地位的差别，相当多的西方人往往与中国人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如果不用唯物史观去加以鉴别和选择，就有可能得不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结论。

还需要一提的是，侯书中对与人口转变相关的几个历史事件的评价也值得商榷。

其一，对孙中山人口思想的评价。侯书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孙中山的人口思想几近讥讽的语气予以否定。孙中山的人口思想固然包含一些不科学的成分，以及对各国人口增长情况了解不确切的缺点，但是，他从解决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出发，他的人口思想渗透着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精神，出发点是富强国家、壮大民族，以抗击列强的民族压迫，具有显著的革命意义。这是孙中山人口思想的灵魂，不容忽视。

其二，对1945年国民党六大决议案的评价。1945年5月，在当时学术界推动下，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正式承认生育节制为合法。侯书认为这一事件“具有重要的划时代的意义”, “不能抹煞它在历史上的光辉”, “直至30多年后才被再一次确认，并得以实施”。这种评价实在欠妥。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交织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内忧外患，人民群众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实行节制生育的条件吗？唐朝有个叫王梵志的诗人写道，人口“续续生出来，世间无处坐，若不急抽却，眼看塞天破”。其对策是“生儿不用多，了事（能干）一个足”，就是说，一对夫妻如果能生一个聪明健康的孩子就满足了。如果抽掉封建社会的社会条件，王诗人的意见几乎就是现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岂不更“光辉”，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吗？对于国民党六大决议案，诚如葛剑雄教授所指出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不仅未能付诸实施，连在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也没有受到重视。”的确，只有适合历史条件需要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至于说这个决议案“30年后才被再一次确认，并得以实施”，显然是指20世纪70年代在全国开展的计划生育，是确认并实施了国民党六大决议案。30年前与30年后中国的社会条件与人口条件都大不一样，30年前中国人口被认为是4亿多，30年后8亿多；30年前中国社会条件是内忧外患，急需推翻三座大山，30年后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人口压迫生产力。70年代中国政府作出在全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决定，并非是对国民党六大决议案的“确认”和“实施”，而是根据中国70年代人口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的具体情况而作出的英明决策。要称得上“光辉”和“划时代”的，倒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文献，特别是：

1971年7月8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军管会、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71] 国发文51号），提出：“要加强领导，深入开展宣传教育，使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1980年7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9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坚决地、认真地、持久地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提出“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之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出生素质。”

以上文献之所以称得上“光辉”和“划时代”，是因为正是这些文献顺应时代潮流，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人口生育转变的伟大实践。

其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评价。侯书批评了一些学者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政治事件”，将长期和连续的人口变化过程“截然断开”。这种把新中国成立视为一般“政治事件”也欠妥。且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继十月革命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事件，单从中国人口转变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人口发展的一个新时代，是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伟大事件，它标志着与人口再生产“高、高、低”型相联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与人口再生产“高、低、高”型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开始。中国人口转变虽不能机械地像切豆腐那样从1949年10月1日那天使人口的发展突然中断而开始，但它确实是中国人口转变形成社会动因机制的标志性事件，是在中国人口历史发展的链条中发生人口转变的转折性的一个关键环节。

总的来说，中国人口转变的起始时间大体划定在20世纪中叶，其标志性事件为新中国的成立，是比较妥当的。

三 50～60年代——中国人口转变的前期阶段

这一阶段以人口死亡率的持续快速下降，出生率仍停在高位并略有波动为其主要特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其标志性事件。

这一阶段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从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到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的过渡。其转变的决定性因素是死亡率的持续快速下降，死亡率由1949年的20%下降到1970年的8.03%，下降幅度近12个千分点。死亡率的下降，又使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从1945年到1949年的39.1岁提高到1970年到1974年的64.1岁。

这一时期分析死亡率变化的特点，又分为三段：一是死亡率迅速下降期（1949～1957年）。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57年的10.8%。下降的原因，从社会条件来讲有三：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国内环境安定。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婴儿死亡率、疾病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因战争、饥饿而死亡的人数极少；而生育却维持在原来高水平，出生率一般在30%以上，多数年份在37%，总和生育率在5.6～6.5之间。因此，自然增长率迅速提高，呈现出高出生、死亡率迅速下降、高自然增长状态。

二是死亡率的短暂异常上升时期（1958～1961年）。死亡率1958年开始上升到11.98%, 1959～1961年三年平均死亡率上升到18%以上，而平均出生率却下降到21%，自然增长率下降到3%，形成了一个人口增长的低谷。此种情况主要是工作上的“左”的错误所造成，而没有破坏人口转变的社会动因机制，因此，人口再生产3年后很快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三是死亡率的继续下降时期（1962～1970年）。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下，国民经济恢复，1962年人口死亡率又迅速下降到10.02%，与1957年持平。此后，到1970年持续下降到7.6%的水平。而这时期的出生率也恢复到1957年前的高水平，历年均在33%以上，自然增长率历年均在25%以上。

把以上三段连贯起来看，剔除1959～1961年短暂的三年异常时期，中国人口转变的前期阶段是以死亡率的持续下降为其基本特征的，出生率则维持在高水平上略有波动，呈现出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变的典型特征。

四 70～90年代——中国人口转变的深入阶段

这一阶段以人口出生率的显著持续稳定下降、辅之以人口死亡率下降趋缓为其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进计划生育政策为其开始时间的标志性事件。

这一阶段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其转变的决定性因素是出生率、生育率的显著持续快速下降。出生率从1970年的33.43%下降到2000年的14.03%，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2000年的1.80。

这一时期大体经历了30年，分析生育水平下降的特点又分为三段。

一是70年代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79年的17.82%，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下降到1979年的2.75。这10年的生育水平呈直线下降趋势，中间没有明显的波动。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之所以能以直线下降，其直接因素是中国政府面对人口总量的强势增长给社会经济、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压力和直接影响，不得不下定决心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计划生育，要求育龄夫妻在生育孩子上做到“晚、稀、少”，即晚婚、晚育、少生，加间隔较长。因而使这一时期的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由于死亡率的趋缓和稳定，自然增长率也相应快速下降。

二是80年代生育水平的波动徘徊。1980年至1990年，出生率由18.21%回升到21.06%，总和生育率由2.24回升到2.31，总体上看稍有回升，比较平稳地保持在比更替水平略高的水平上。但是这10年中有两次回升的波动。第一次是1981～1983年，以1982年最高，出生率达22.28%，总和生育率为2.86。其主要原因是1980年公布的《婚姻法》中男22周岁、女20周岁可以登记结婚的规定，造成了结婚生育年龄提前的状况，导致一孩生育的堆积，而主要不是《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布引起的后果。第二次向上波动是1985～1988年，最高的是1987年，出生率达23.33%，总和生育率达2.59。其原因一是年龄结构的变动，1962年后第二个人口增长高峰出生的人到1984年陆续进入生育期；二是在1984年生育政策合理调整的过程中，不是因为调整政策不当，而是工作措施没有跟上，造成了某些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失控。80年代生育水平两次的波动上扬，证明了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当中所讲的一个真理：任何政策的偏差、工作的失误以及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都可能导致生育率的回升。不过80年代计划生育工作的成绩还是巨大的，现行的生育政策得到稳定和完善，地区间生育水平差距缩小，高孩次生育率下降，总体生育水平仍然得到有效控制。

三是90年代生育水平稳中有降。1991年至2000年，出生率由19.68%降到14.03%，总和生育率由2.14降到1.80，而且是几乎整个90年代总和生育率均稳定在更替水平之下。

生育率的转变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和精髓。更替水平在人口转变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现代人口转变的转折点。中国人口转变自7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近30年的时间，总和生育率得到显著持续稳定的下降，并达到和稳定在更替水平之下，它对中国人口转变实现零增长，从而最后完成人口转变，提供了最主要的前提条件。

在中国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的转变过程中，体现了中国现代人口转变的基本特征。在人口学界比较早而且比较系统分析中国现代人口转变的特征，体现在1994年的两份材料中。翟振武等主编的《跨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发展》一书，其中专门设置了“中国人口转变的特征”一题；吕荣侃的《中国人口转变的主要特征》论文。他们认为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即指此文讲的中国人口转变从过渡型向现代型的转变）主要有以下特征：其一人口转变的陡峻性，主要是指出生率、总和生育率下降的陡峻性；其二中国人口转变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地区间的不平衡、城乡间的不平衡、不同文化程度育龄妇女之间的不平衡；其三中国人口转变的可逆性，只要政策上有改变、工作上有放松，总和生育率立即反弹，出生率立即大幅度回升，人口转变随时可以逆转，特别是农村。

此后由于计划生育工作实践的深入，对这些特征的认识逐步深化，在计划生育战线上的同志以及不少人口学者对人口转变的特征都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本书第三章由于学军、李建新共同撰写的第三节“妇女生育水平的转变特点”, 对中国现代人口转变的特征作了更深入的分析。其特征增至5条：迅速转变性；控制干预性；不彻底性；不稳定性；不平衡性。其中第1、4、5条与翟、吕所讲的三点相同，在此基础上又作了更深入细致的分析。而增加的第2条控制的干预性，则从中国人口转变机制上作了分析，指出中国人口转变不再像西方国家那样是一种自发过程，国家从70年代明确地干预人口的生育过程，计划生育国策是促进中国人口迅速转变的重要原因，与西方传统的人口转变相比，中国人口转变有着明显的政府干预和控制的特性。增加的第3条讲不彻底性。中国人口转变正是因为在政府干预、社会经济发展还不十分充分的条件下实现，所以就出现了不彻底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生育观念转变不彻底，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烙印远未消除；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产生旧观念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土壤还存在。

中国人口转变的第一、第二个阶段贯穿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整整50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的过渡和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的历史性转变。

五 21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转变的后期阶段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在中国人口学界开展了一次关于中国人口转变的讨论。此次讨论的最大贡献是加深了对新中国五十年人口发展转变的进程、内容，特别是对世纪之交人口状态的认识。当然，讨论的题目是围绕着世纪之交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是否完成的问题展开的。由于中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学者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持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而且此次讨论尚未结束，仍有不少学者就这个问题陆续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发表个人意见。

我们认为，无论从形式人口学的角度还是从人口研究的角度看中国人口转变，似乎都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一）从与人口再生产类型相关的人口变量看。它涉及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自然增长率等变量。到20世纪末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0，在更替水平之下，为人口的零增长创造了必备的前提条件。但是这种低水平又是不稳定的，正像2000年中央《决定》中讲的：“任何政策的偏差、工作的失误以及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都可能导致生育率的回升。”2000年出生率降到14.03%，是新中国成立50年最低的一年。但与死亡率联系起来看，高于死亡率7.58个千分点，说明人口的惯性增长仍在起作用。2000年的死亡率已降到6.45%，几乎降到了人类死亡率的下限，而且死亡率在低水平上已经维持了24年。但从死亡率发展的趋势看，由于年龄结构的原因，死亡率还要回升，但在20世纪末还没有到出现回升的转折点。这一点对人口转变的完成的判定是重要的。2000年平均预期寿命为72.43岁，比50年代初的48岁左右提高24岁。但与人口转变完成的发达国家相比，尚有相当的空间。2000年自然增长率为7.58%，人口的增长量每年仍在1000万人以上，离人口实现稳定零增长还有相当大距离。从以上人口变量的现状看，不能说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

（二）从人口转变引起的人口自然结构变量的异常看。它涉及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等诸变量。中国人口转变中的年龄结构问题主要是总和生育率、出生率的快速下降促使中国老龄化速度加快，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从1971年的4.20%上升到2000年的7%，进入老年型国家。中国老龄人口总量增长快，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突破9000万。这种状况给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也增加了尽快解决老年人口社会保障的难度。中国人口转变中的性别结构问题主要是出生性别比的升高。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20年，年年攀升。这是在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基础相联系的性别歧视、男孩偏好的重男轻女思想以及人口转变中总和生育率、出生率迅速下降条件下的必然反映。由于中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引起的负面后果，老龄化的加快、出生性别比持续攀高尚未得到消除之前，不能说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

（三）从人口转变与人口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看。诸如人口素质、人口分布等变量与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相比并不同步，而是滞后。有人会说，为什么把中国人口转变涉及的人口变量的面铺得这么宽？其一，人口诸变量本来就是统一于人口的本身，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讲人口转变时涉及诸多人口变量是一件正常的事，关键是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联系的存在。其二，研究人口现代化已经提到政府、社会、学者的日程。中国的人口转变与中国的人口现代化，就其内容、进程等诸方面讲有着诸多趋同性，应当把二者放在一起来研究，这就不能不涉及更多的人口变量指标。实际上，近几年已有诸多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李竞能教授指出，人口转变除包括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之外，还包含生育观和生育行为的转变，人口年龄构成类型的转变，人口文化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的转变。胡伟略教授指出，在有计划地推进人口转变时，要把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与人口质量提高、人口结构改善、人口分布均衡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陈剑教授联系现代化进程指出，作为现代化的结果，完整意义的人口转变，至少包括人口城市化进程、非农化进程、人口增长，还应包括人口构成、人口素质等方面。人口转变中的人口素质变量、人口城乡分布变量，都可以进行量化。比如，中国人口城市化的水平由1949年的10.6%，发展到2000年的36.09%，中国人口素质2000年现代化综合实现程度为45.63%。从这些指标看，距人口转变的完成仍有不小的差距。所以，全面衡量人口变量的转变程度，并不能得出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的结论。

（四）从人口变量与相关的经济社会变量的关系看。人口变量的变化与发展，其动因主要不能从人口变量与人口变量内部之间关系中去寻找，而应当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从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中去寻找。只有抓住社会动因机制才能抓住人口变量发展变化的本质。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认为中国人口转变社会动因机制并未真正彻底形成，其根基并不坚固，因为制约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基础仍很薄弱，现代化实现的程度还很低，与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并不同步。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指标在形式上似乎实现了“三低”，总和生育率（1.80）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但中国的社会经济现代化程度却远远滞后。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指出，在20世纪后期世界现代化进程取得较大发展，但发展极不平衡。15个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第一次现代化（以发展工业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经典现代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部进入第二次现代化（以发展知识经济为基本特征的新现代化）。31个中等发达国家，到20世纪末已经完成第一次现代化，部分进入第二次现代化。29个初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末尚未完成第一次现代化，但已受到第二次现代化的影响，其中第二次现代化指数排在倒数第二名的是中国。中国仅仅排在倒数第一的阿尔巴尼亚的前面。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路程还尚远。

（五）从人口转变进程在地区间的不平衡看。就人口出生率来讲，到2000年全国已降至14.03%，在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东部10多个省市大都降至10%左右，而在经济社会发展较慢的西部地区和省份出生率仍高达20%左右。这就是说，像西部这些后进地区，即使在强有力的行政制约措施条件下，仍没有进入低生育水平的行列。要使西部地区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降到低生育水平，并且稳定住，这将需要较长的时间。另外，农村和城市人口出生率也存在着相当的差别。从这个角度讲，也不可轻言全国人口转变的完成。

以上分析，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中国人口转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之前，在人口自身诸变量之间的关系基本实现均衡协调之前，在人口数量实现零增长之前，轻易宣布它的完成是不妥当的。

那么，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完成中国的人口转变呢？这决定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人口变量的发展状态。

首先，中国的现代化基本实现之时，就是中国人口转变完成之日。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这一百年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算起，到21世纪中叶。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重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本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还有两个权威研究报告作佐证。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在研究了自1820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启动工业化以后，在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作了对比之后，得出了中国2000年基本达到小康、2020年全面达到小康、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结论。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的研究报告，按2000年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设计8大指标：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活质量、教育发展、科技发展、信息化程度和生态化。按此指标计算，中国20世纪末的实现程度只有中等发达国家的40.42%，预计达到目前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为2050年。

这两项实证研究也说明，中国到21世纪末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设想是实事求是的。

第二，低生育水平得到稳定、人口数量实现零增长（±2%）、其他人口变量实现良性发展。

根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预测，2021～2050年，是中国经济向成熟推进期，经济持续上升，人均收入大趋同，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人口增长的特点是：人口低增长率，并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

根据国家计生委2001～2050年中国总人口变动情况预测（总人口按TFR=2.0计算）：中国总人口2042～2044年达到最高15.79亿，到2050年略微下降到15.69亿。这就是说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相对平衡，自然增长率为零左右的时间在2044年左右，人口惯性增长基本消失。有关预测还显示，到2050年，中国人口男性预期寿命为76.51岁，女性为80.53岁。

其他有关预测显示，到21世纪中期，人口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受高等教育人口、非农业人口的比例会显著上升，其他人口变量也将基本实现稳定均衡协调状态。

总之，21世纪末，随着现代化的基本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中国人民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更加富足，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显著提高，再加上稳定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加强先进生育文化的建设，人民群众的婚育观念将逐步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可以预计，中国人口转变的实现大体在21世纪中期。

在21世纪中叶之后中国人口如何发展？从久远的方向预测，必定沿着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继续发展。但是，未来人口究竟如何具体发展，则应该由子孙后代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

第三节 新中国人口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一 新中国人口问题与中国历史人口

20世纪90年代国家计生委的负责同志向中央汇报工作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曾不止一次提出，为了解决好当前的人口现实问题，要重视研究历史人口。中央为什么这样重视历史人口的研究？这是因为新中国人口是历史中国人口的继续，新中国人口是由历史中国人口演变而来的。如果不能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不了解现在的人口与历史的人口的渊源关系，也就难以深刻认识和解决好现实的人口问题。

新中国人口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人口再生产规模大、人口总量增长快。1953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在此基础上，通过科学估算，确定了大陆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49年底的总人口为5.4亿。然而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则显示，2000年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为12.7亿。仅仅51年，中国人口总量增加7.3亿，增长1.4倍，年均增长1400万，年均增长率为18%。中国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开始，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为止，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大体为1%。这就是说新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中国封建社会的18倍之多。新中国的人口再生产所以形成规模大、人口总量增长快这样的特点，固然与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有关，但是，如果从深层次上考虑，它与中国历史人口有着渊源关系。从人口再生产本身的特点看，人口再生产有其惯性作用。旧中国留给新中国的人口总量规模大，显示着育龄人群的庞大。人的再生产与物的再生产不同，物的再生产可以关停并转，而育龄人群总是要生育的，有这样庞大的人口基数，预示着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由于社会安定，沿着历史人口高生育水平惯性的高增长也是历史的必然。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死亡率却由于消除了历史上经常出现的社会动乱、自然灾害和疾病饥荒，而持续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历史人口年龄结构轻的特点，新中国人口再生产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是不言而喻的。从社会生产角度看，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农业人口占了绝对的优势。众所周知，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生产效益主要依赖于劳动力的多寡和强弱，要求人口的高增殖。再从传统的中国生育文化讲，由于“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影响，一直是崇尚多生多育。而新中国成立后，小农经济并未得到迅速消除，多生多育的传统生育观念也未得到根本转变。由此看来，新中国人口再生产的规模大、增速快，从渊源上讲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人口状况。

随着中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异常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1990年、2000年中国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看，自进入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就呈逐年上升趋势，1980年出生性别比为107.05，已经超出自然生育状态出生性别比102～107的上限，到20世纪90年代出生性别比继续上升，90年代末已上升为122.65。其原因中外学者作了许多研究，普遍认为主要是在生育上许多家庭有生育男性的偏好，即是说存在着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无男孩的家庭便通过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实现其生男孩的目的。重男轻女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从经济生产需求上看，在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下，尤其是中国农村地区，农业生产仍延续着小农生产并占着主导地位，生育男孩首先是生产上的需求，这就使得在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得到延续。从养老送终的需求看，在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仍不健全，特别是农村许多地区根本就没有建立养老保障制度，养老送终主要依靠自己的儿子和孙子，而女儿孙女从夫居后要赡养丈夫家的老人，无赡养自己父母和祖父母的条件。从种的延续上看，传统社会的“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社会性别意识仍然顽固地渗透在文化习俗、精神生活和心理需求等各个方面，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只有儿子才能传宗接代，才能顶门立户”的思想还相当严重，没有儿子被人家视为“断子绝孙”。总而言之，中国现实社会当中“重男轻女”的思想，从深层次上分析，都是源于中国历史人口生育文化的思想。而这种传统社会的重男轻女思想影响支配着人们，特别是农民一定要生儿子，而性别选择余地又很小。这就是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自80年代以来步步攀升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口文化素质较低，而且提高缓慢，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从1982年、1990年、200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看，全国6岁以上人口文化程度综合指数分别为5.15、6.04、7.23。这就是说，1982年中国6岁以上人口总体文化教育水平处在小学5年级，1990年处在小学毕业，2000年处在初中低年级。再拿中国受高等教育的人口与世界各国进行比较。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发布的《世界教育报告》, 1995年每10万人口中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世界各国平均为1434人，其中发达国家为4110人，发展中国家为824人，中国只有461人。中国不仅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仅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1995～200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虽然发展较快，但与世界平均水平比差距甚大。中国人口文化教育素质提高比较缓慢，固然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不发达有直接关系，同时，与中国历史上人口文化教育素质低密切相关。一个国家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是由其经济社会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人口的历史因素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前，全国人口中80%是文盲、半文盲，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全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仅有15.5万人。如果逆推到中国的近代、古代，人口的文化素质之低更可想而知了。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人口文化教育素质低，是套在新中国人口文化素质脖子上的一副沉重枷锁。要想摆脱这副枷锁，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

农村人口多更是中国人口的一大特点。现今中国的人口，住在农村的多，住在城市的少，这是中国不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年，1949年的城镇化率为10.6%，经过50年之后，才慢慢爬到2000年的36.22%。不要说与发达国家相比，就是与世界各国平均城市化率相比也相差许多。中国农村人口占的比重这么高，而改变这种状况又如此之艰难，究其原因，是历史上的中国人口主要是由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人口所组成。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城镇极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国家。历史的中国农业人口多又是新中国向城市化、现代化迈进的重要制约因素。

综上所述，新中国人口规模大、增长快、人口素质低、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缓慢，异常的出生性别比等，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历史人口状况相关。由此看来，我们只有对中国人口的历史状况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也才能够正确认识中国人口的现状，从而为实现中国人口的现代化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二 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与中国人口问题

解决新中国的人口问题，不仅要了解旧中国的历史人口，更要对于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有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因为新中国的人口问题根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解决新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本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国情的认识经历过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代价。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才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明确回答：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都有精辟的阐述。

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处在初级阶段。”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说：“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次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是正确的、一贯的，而且是逐步深化的。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基本政策，都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都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作为根本依据。

如果从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角度解读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次论述，便会得到极大的启发。这实际上讲的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口基本国情，也是制定人口基本国策和一系列正确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

首先，对人口内在诸变量的发展状况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我国人口众多，人口总量继续增加；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人口的科技教育文化素质比较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未改变，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老龄人口比重上升。

其次，对决定和制约人口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诸多非人口变量的状况也作了重要论述：

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人口与文化发展的矛盾，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的总体趋势没有得到改变，影响人口的生存环境。

以上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口基本国情，也是制定一系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基本政策和方针的根本依据。

正是在这样的人口基本国情条件下，才制定了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的基本路线，为人口的全面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人口基本国情条件下，才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定了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的生育政策，总结出了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基本经验，提出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方针等。

正是在这样的人口基本国情条件下，才提出了科教兴国、科技创新的战略，把科技和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积极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以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

正是在这样的人口基本国情条件下，才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认识人口问题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强化城乡污染治理，增强全民环保意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正是在这样的人口基本国情条件下，国家颁布实施一系列有关老年人和老龄工作的法规和政策，建立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对老年人各项事业的投入，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的传统美德，积极促进健康老龄化，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正是在这样的人口基本国情条件下，国家提出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努力加快人口城市化的步伐，改革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户籍制度，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促进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进程，建立合理的城市规模体系，逐步实现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现代化国家。

正是在这样的人口基本国情条件下，国家提出了农村扶贫开发，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西部和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强农业基础，切实改善西部和贫困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尽快消除贫困人口，走东西部地区和城乡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正是在这样的人口基本国情条件下，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要求各级政府把改善就业环境、增加就业岗位作为重要职责，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再就业；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制度，继续扩大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搞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工作，发展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等社会保障事业，逐步解决好下岗职工、失业人口、新就业人口的就业再就业以及社会保障工作。

综上所述，中国的人口问题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要认识解决好中国人口问题，就必须深刻认识中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三 “左”倾错误与中国人口发展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轻率地发动了 ‘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 ‘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 ‘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 ‘反右倾’斗争。……主要由于 ‘大跃进’和 ‘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 ‘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左”倾错误不仅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而且给人口的发展也带来了惨痛的教训。

（一）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批判，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被压制

1957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署名文章，点名或不点名地批判了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马寅初等人。指责他们是利用人口问题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说他们算人口过多与积累资金的矛盾的账，是用“算账的办法，来证明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右派利用人口问题的战略意义就在：一方面，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开辟颠覆社会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开辟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1958年陈伯达、康生，先后点名批判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北京大学和全国主要报刊上的批判文章达数百篇之多。其实，《新人口论》是中央提出节制生育的方针后，马寅初在学术上、理论上的深入阐发和论证的重要文献，是在大量调查和反复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党的方针政策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结合。就是在这种“左”倾错误的政治环境中，人口方面的正确意见被压制，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再也没有人发表人口方面的学术文章，人口问题的研究变成了禁区。这种正确意见被错误地批判，给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人口的控制工作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二）主要是“左”倾错误造成的1959～1961年连续三年的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的大幅升高和其后10年的人口大幅膨胀，给中国人口的生产再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959～1961年，人口出生率由1958年的29.22%。先后降至24.78%、20.86%、18.02%；死亡率由1958年的11.98%先后升至14.59%、25.43%、14.24%；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58年的17.24%先后降至10.19%、-4.57%、3.78%。从而造成了新中国人口再生产历史上的一个陡峭的低谷！这里特别再讲一下人口死亡问题。死亡率从1958年开始上升，到1960年达到顶峰，按统计部门公开发表的数字25.43%，也是新中国五十年来最高的。一些地区，特别是那些浮夸风刮得严重的地区，人口死亡率更是高得惊人。1960年安徽省人口死亡率高达68.6%，贵州为52.33%，河南省为39.56%，其他一些省的死亡率高于40%。出现这么大面积的高死亡率，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罕见的。古今中外的人口发展史表明，当社会遭受大灾大难时，不可避免地要波及到人口，人口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大灾大难。1959～1961年中国人口的大量死亡，这个历史教训是惨痛的！

三年困难之后，中央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1962年至1965年人口出生率补偿性急剧增长，分别为37.22%、43.60%、39.34%、38.06%。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 “左”倾错误发展到顶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混乱状况，使人们的自发生育泛滥，人口自由出生不受政府和社会任何干预，人口严重失控，中国人口的规模在补偿性增长的基础上，继续高速膨胀。1962年至1971年连续10年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均在30%以上。人口在这样高的平台上增长，给中国人口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这10年出生的人口生命周期中，不同年代的入学、就业、婚配等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拥挤现象，尤其是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产生着极大的影响。可以预计21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这批人进入老年组，老年人口急剧增加，人口的老龄化将进入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时期，给中国人口养老保障带来巨大挑战。这个历史教训同样也是深刻的。

（三）在“左”倾错误指导下的10年“文化大革命”使整个民族的文化教育科技素质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

10年“文化大革命”教育科技战线是重灾区。“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两个基本估计”：即新中国成立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有教师队伍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基本估计”全盘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教育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搞停课闹革命，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及部分中小学中断招生达4年之久，砍掉106所高等学校，停办大批中等专业学校，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质量严重下降。“文化大革命”中，科学技术事业遭到严重破坏，把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一概诬蔑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散布“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谬论，搞什么所谓“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所谓“牛鬼蛇神”，大都是各个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学科、学术带头人和科研教学的业务骨干。这场科技教育事业的灾难，直接后果是全国人口的文化教育科技素质的严重下降。

其表现，一是一代新文盲的产生。在各类学校停课闹革命、教育管理部门处于瘫痪的状态下，新中国卓有成效的扫除文盲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停顿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取得小学毕业文凭实际上并没有受到起码文化知识教育而毕业后又没有再升学的青少年人口，已成为事实上的文盲，导致大批新文盲的产生。

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上来办，城市将小学改由街道办事处管理，导致小学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下降，相当一批名义上的小学毕业生实际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

三是中等教育由于学校教学秩序混乱，师资、校舍不足，导致教学质量严重下降，高中毕业生不及初中生水平，初中毕业生不及小学生水平。

四是高等教育受到的摧残和破坏更为严重，多年停止招生，不少高等学校被砍掉，到1970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只剩4.8万人。“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大学，有名无实，失去了高等教育的意义。“文化大革命”期间至少为国家少培养100万名合格的大专以上毕业生和200万名以上的中专毕业生。

“左”倾错误造成的人口的文化教育科技素质下降，从长远看其负面影响更为严重，造成各行各业尤其是科学技术事业发展长期的人才断档和紧张。

（四）在“左”倾错误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人口城市化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

从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1959年人口城市化水平18.4%算起，经过20年到1978年反而下降到17.92%。1958年至1960年大跃进，搞工业化的高速发展，脱离了基本国情，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导致城镇人口猛增，这期间城镇人口迅速提高4个百分点，城市发展处于失控状态。此后大跃进失败，1961年调整政策，又把涌入城市的劳动力放回农村，造成1961年至1963年的城镇化水平下降。国民经济走出低谷进入恢复性的增长阶段后，1964年城镇人口才又开始增长。此后的10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动乱，造成经济停滞不前，以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城乡隔离，农民难以进城，1966～1978年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一直在百分之十七点几上徘徊不前。众所周知，人口城市化的发展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左”倾错误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是社会动乱，经济遭受破坏，也就谈不上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现代化，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也就理所当然地遭受严重的挫折。近20年的“左”倾错误，给中国人口城市化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教训是深刻的。

（五）“左”倾错误使中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恶化

“左”倾错误造成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决策失误。重大决策的失误不仅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而且也对人口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以及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一次重大决策失误是1958年的“大跃进”。为了达到钢产量的高指标，全民动员、土法上马、大炼钢铁，许多地区砍光了森林，有些成熟林甚至原始森林被毁于一旦；挖河、挖田掏铁沙，破坏了沿河灌溉系统和许多良田。为了加快工业步伐，小企业大批上马，管理混乱，不符合环保要求，“三废”排放任其自流，环境污染在许多地区蔓延，不少地区出现烟雾弥漫、污水横流、渣滓遍地的状况。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引起了大面积的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围湖造田。

第二次重大决策失误是10年“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工业生产和城市建设等领域刚刚建立起来的极为有限的环境保护政策，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受到批判和否定，资源破坏、环境污染无遏止地蔓延开来。人口迅速膨胀，人均耕地锐减，人地关系日趋紧张。

总之，近20年的“左”倾错误，使人口高增长、经济低增长、资源消耗——环境污染高增长，破坏了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种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短期内难以扭转。

四 实行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21世纪初始年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重申“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为什么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首先，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民安居乐业，人口再生产迅速进入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从人口转变的规律讲，应当说这是当时必然出现的现象。但由于对中国人口迅速膨胀带来的后果认识不足，因而错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期间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时机。20世纪60年代，中国进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从1962年至1972年，中国年平均出生人口2669万，累计出生3亿，1969年中国人口突破8亿。由于没有制定明确的人口政策，因而又错过了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间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时机。从7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才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良后果，才痛下决心在全国城乡大力推行计划生育。由于人口增长惯性作用的内在规律，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人口已增至近13亿，预计到21世纪中叶全国人口可增至16亿，然后才能进入零增长和负增长。其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与人口问题分不开。例如，中国的人均耕地、人均淡水资源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每年新增加的国民收入约有四分之一被新增的人口消费掉，人口的过快增长给人民群众的就业、教育、住房、交通、医疗等方面造成很大困难等。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能否解决好人口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改善、全民素质提高和中华民族兴衰，关系到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了实现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总之，把推行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这是由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

在贯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过程中，在计划生育实践中中国政府成功地坚持了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的原则。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高度重视科技和教育，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国民素质，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完善的各项政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二是坚持执行法定的生育政策。这条政策在30年的计划生育实践中逐步完善，其基本表述是：“国家鼓励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这条政策将长期稳定。

三是坚持综合治理人口问题。动员全社会力量，建立政策引导、部门指导、各方配合、群众参与的综合工作机制，做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各负其责，采用法律、教育、经济、行政等措施综合治理人口问题。总之，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逐步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人口控制体系和计划生育工作管理体制。

四是坚持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的方针。国家制定政策并提供必要的保障措施，兼顾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实行行政管理与群众工作相结合以促进群众生育观念的根本转变为立足点，组织和引导群众积极参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提高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

五是坚持整体推进与分类指导相结合的原则。在抓好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发挥城市和东部地区的示范作用，进一步落实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的“三为主”方针，推动不同地区计划生育工作均衡发展。

六是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尊重人民群众作为计划生育主人的地位，维护其合法权益，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经济、帮助群众勤劳致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有机结合起来。

七是坚持科学的工作管理机制。以人为本，增强计划生育工作的科学性，把宣传教育、综合服务、科学管理三者有机统一起来，建立完善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和属地管理、单位负责、居民自治、社区服务的管理机制。

八是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生育文化，引导群众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生育观念，依靠科技进步，提供优质服务，建立健全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以上8项原则，是经过30年计划生育工作实践总结出的成功经验。

新中国成立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国人民的坚持不懈努力，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是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用较短时间，使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全国基本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模式的历史性转变。

二是实行计划生育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累计少生3亿多人，为国家和社会节约了大量抚养成本，缓解了人口过多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是实行计划生育促进了教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到2000年全国基本实现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1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四是实行计划生育促进了妇女地位的明显提高，儿童权利得到保障，老年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五是实行计划生育使全社会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

六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成功经验，为其他许多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实行计划生育不是权宜之计、一朝一夕的事，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进入21世纪，人口过多仍是中国的首要问题。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中国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预计年均净增1000万人以上，人口素质不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劳动就业压力会进一步加大，人口老龄化问题会更加突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目前，中国生产力水平还较低，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实行计划生育仍有相当难度。任何政策的偏差、工作的失误以及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都可能导致生育率的回升。计划生育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管理体制、工作方法、服务质量以及干部素质不能完全适应形势的发展，这些都必须在长期坚持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践中加以解决。

五 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人口问题

自从1995年以来，中国就把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基本发展战略，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和措施，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成为世界各国推行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什么？它有几个基本要素？人们的理解差异很大。从联合国会议文件内容看，可持续发展源于环境保护。强调环境保护、搞好环境保护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环境学家等都在按照自己的理解或需要来定义可持续发展，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可持续发展应贯穿着“人与自然的平衡、人与人的和谐”的基本理念，至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可持续发展提出哪些要素，这要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发展情况而定。中国由于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高且不平衡，这就决定了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容。从90年代中期到党的十六大的文献中可以了解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展”又非单指经济的发展，而是包含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这两方面的内容。这可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综合指标中得到确认。这样一来中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应包含“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5个要素。其中，经济、社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人口、资源、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制约条件。从历史上看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还有战争、疫病以及饥荒等。至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部条件，我们学习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得到启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建设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部条件。在制约“发展”的条件中，为什么只选人口、资源、环境三项而不选其他条件？这是因为发展的内部条件，诸如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方式等，都是发展本身内部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发展中的应有之义，不存在选择与否的问题。至于战争、疫病、饥荒等条件是历史发展中常见的但又是不确定的影响因素，这些在新中国基本得到消除。因此，审视中国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基本国情，选择“人口、资源、环境”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重大因素。

在可持续发展中，人口因素与其他因素是什么关系？占什么位置？这又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首先，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在这对矛盾中，经济社会的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它决定人口的发展，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就难以发展。但是，也必须承认人口的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或者起促进作用，或者起延缓甚至阻碍作用。这是唯物史观在观察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时必须坚持的基本观点。在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人口的发展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从根本上来讲，它能够为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一是从人口的数量来讲，人口数量增长的快慢，直接影响着小康标准的实现。在国家制定的全国人民生活小康水平的基本指标体系中，人均指标占了很大分量，主要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水平（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人均居住水平（城镇人均使用面积、农民人均钢砖木结构住房面积），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城乡交通状况（城市每人拥有铺路面积、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增长的快慢，将直接影响这些人均指标的实现，所以说人口因素是影响小康指标的重要因素。二是从人口素质来讲，中国现代化的根本任务仍然是实现工业化，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这条新型工业化道路，首要的是有高素质的劳动者。这是因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要靠高素质的劳动者去发挥，科技进步要体现在高素质劳动者身上，经济增长量和效益要靠高素质的劳动者去改善，社会的文明进步要靠高素质的劳动者去建设。总之，高素质的人口对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是从人口结构看，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早日到来，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步步升高，城乡人口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等，都严重地影响着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社会发展。由此看来，人口因素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占有重要的位置。

其次，人口与资源环境。人口与资源环境都是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影响因素。二者之间的关系怎么定？它们的位置怎么摆？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问题。在1999年3月，中央召开的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人口是关键。”朱镕基同志则进一步指出：“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必须把人口问题放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之间人口是关键，这一点已经很清楚。至于说首要位置，要弄清哪些要素之间人口占首要位置。“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心是在“可持续”三个字上，表示“发展”的可持续性。至于“发展”二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中都有强调，“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等等，这已是很明确的问题。后来又提出可持续发展，着眼点自然是在制约影响可持续性的因素上。人口问题在可持续发展中占首要位置，即是指人口、资源、环境三要素之中人口占首要位置。

为什么说人口与资源环境相比人口是关键，人口占首要位置？其一，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人口是人的因素，具有主观能动性，是开发利用和保护资源环境的动力；但同时也是破坏资源、恶化环境的力量。资源环境是自然因素，物的因素，它要受人口群体的支配，尽管人口群体可以去破坏它，它也会对人类进行报复，但毕竟是被动的反作用。其二，再从人口、资源、环境三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作用的强度分析，人口是社会的主体，是最重要的社会生产力，是有一定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管理水平的劳动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这是资源环境所不能相比的。所以，人口同资源环境相比，在可持续发展中，人口是关键，人口占首要位置。

到21世纪中期，中国人口将继续增加，人口总量高峰、就业人口高峰、老龄人口高峰将接踵而至，人口素质不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贫困人口问题依然突出。今后必须坚持贯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高度重视劳动就业、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和迁移、出生人口性别比等问题，逐步实现人口的零增长和人口的现代化，为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六 中国人口现代化问题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说：“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具有相互排斥特征的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就是现代化。”人口的发展决定于社会的发展，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就有一个人口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所显示的就是人口现代化。新中国五十年人口发展历程就是人口现代化发展的历程，只不过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只是在70年代以后才加速了它的进程。

（一）人口现代化的内容

人口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讲人口再生产类型现代化和人口素质现代化的统一。显然，人口现代化从理论上讲应当包括人口内涵的诸变量的现代化。诸如人口增长模式的现代化，人口素质的现代化，人口结构的现代化，人口分布的现代化等诸方面。这些都是应当详细研究的。那么，人口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它的核心内容应当如同其他事物一样，就是质和量的统一，就是人口质的现代化和量的现代化的统一。国家的人口政策的内容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抓住了人口现代化的核心和本质。抓住了人口的质和量的现代化，人口其他方面的现代化也就迎刃而解。比如人口的结构现代化、人口的分布现代化、人口城市现代化等，它是同人口的质和量的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人口的质和量的表征，人口的质和量的现代化解决了，结构、分布的现代化也就好办了。人口数量的现代化是个什么概念？人口多了是现代化还是人口少了是现代化？我们讲人口现代化，主要是从人口的社会属性方面讲的，有些人口的生物属性方面的东西是很难判断它的现代化内容是什么。例如，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它可分为正常和不正常，是出生性别比正常是现代化还是不正常为现代化？毫无疑问不正常当然不是人口现代化的标准，然而正常也并非人口现代化所独有，非现代社会的自然生育其出生性别比大都是正常的。所以在人口的生物属性方面有些东西就难以判断它的现代化内容是什么。人口的数量变化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为了避免单纯孤立地判断人口数量现代化的问题，我们提出人口再生产类型现代化。人口再生产类型现代化是指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与社会生产相适应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所形成的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的现代化。它体现着人口现代化进程中人口数量自然变动的规律和趋势。这种人口再生产类型模式的实现是与社会经济文化等诸社会要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人口的社会属性现代化建设一种标志。中国目前人口再生产类型可说基本实现了三低，但是否说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现代化了呢？还不能这么说，因为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三低”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计划生育政策的引导实现的，还存在不稳定性。要想使其稳定住，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任重而道远。人口质的现代化首先是指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和劳动者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高素质的人口，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但也不应忽略了人口身体健康素质的现代化和人口思想道德素质的现代化。有的讲思想道德素质怎么现代化，不同制度下的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不同，判断标准就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思想道德标准，当然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思想道德标准是不同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市场经济的理念，WTO的原则，如公平竞争原则、非歧视原则、统一法制原则、权利与义务平等原则、协商原则、透明度原则等，这些现代化的理念，应当说是共同的。总之，我们搞人口现代化就是要着重搞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和人口素质的现代化，并且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因为二者是互动的。这就是我们讲的人口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这里讲的是其核心内容，并非是全部内容，诸如人口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人口社会分布的现代化等，这都是需要研究的，而且在现代化实践中需要加以推进的。总之，人口现代化的内容，必须联系与现代化建设内容相适应的人口社会属性的诸变量来确定，这样就把人口现代化有机地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

（二）人口现代化与现代化建设

人口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内容中的应有之义。现代化事业蕴含着人口现代化的内容。周恩来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了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他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又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要求。试想，无论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工业的现代化，还是实现国防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实现哪一个现代化能离开人口的现代化？现代化事业需要现代化的人去搞。如果把人口现代化含义从四个现代化中剥离出来，就等于抽掉了四个现代化的灵魂，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实现四个现代化本身就体现着人口现代化的含义。党的十五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在描述这个阶段的内容时，一连用了七个“逐步”，用了“逐步摆脱”、“逐步转变”、“逐步缩小”等字样，而且直接提出人口逐步转变的就有三条，即“农业人口”的逐步转变，“文盲半文盲人口”的逐步转变，“贫困人口”的逐步转变。这些转变实际上是指由传统人口向现代人口转变的人口现代化。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强调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指出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奋斗几十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时，强调指出了这个阶段的人口问题，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等，改变这种状况是人口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这就说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是把人口现代化与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从目前国际上最常用的测度现代化水平的指标看，无论是农业产值、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还是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识字人口比重、适龄青年中大学生的比重，或者是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口自然增长率等方面，可以说每项指标都是衡量人口现代化程度的指标，与人口现代化密切相关。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有良好的现代化人口环境，现代化的人口是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但是也必须指出，人口现代化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提出的，它与现代化建设同生、同步。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可能提出人口现代化的任务。只有在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有了现代化的实践，才有人口现代化的问题。人口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社会实践密不可分。

（三）人口现代化的进程

人口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仅仅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然而，就是这个初级阶段，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讲，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即到21世纪中叶才能基本实现。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人口的现代化将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逐步实现，同样不是一蹴而就的，至少需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基本实现，不会也不可能超越一定的历史阶段。在基本实现人口现代化后，要巩固和发展仍然需要长得多的时间。这就是说，在研究人口现代化的时候，企求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个这样那样的预测指标，就算实现人口现代化了，那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把人口现代化的过程看作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将其融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进程之中。

新中国五十年人口的现代化达到了什么程度？有的学者对此作了简要计量。这项计量是采用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界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方法，即以当代发达国家人口发展的平均水平为人口现代化水平。将中国的人口发展水平与上述平均水平作一比较，得出中国人口现代化的实现程度。计量的结果是，1999年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现代化实现程度为53.63%，中国人口素质现代化综合实现程度45.63%，中国人口结构现代化综合实现程度45.03%。综合以上三个数据，得出1999年中国人口现代化总实现程度为48.10%。这个数字还是很宝贵的，它说明中国人口现代化程度，经过新中国50年的努力尚未过半。它与同期中国整体现代化的实现水平40.4%相比，高7.7个百分点，但仍在40%～50%同一个档次之中。人口现代化程度之所以显得较高，主要是因为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而使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加速。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人口现代化的道路上，仍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人口总量将在较长时期内继续增长，给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人口总体素质较低的状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根本改观，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劳动年龄人口大量增加，就业压力居高不下；在经济尚不发达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给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了难度；地区间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将长期存在，消除贫困的任务依然艰巨；流动人口增加、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以及人口在不同地域间的重新分布，对传统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以及相关人口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将进一步显现，人口与发展问题面临的复杂性依然存在。总之，中国的人口现代化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