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学者关于世界经济体系的研究综述

世界经济体系的研究最早起源于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世界经济体系问题的相关论述，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写作的“六册计划”。其后，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列宁、布哈林等在研究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时，也对当时的世界经济体系问题进行了研究。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开始将世界经济体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一 西方学者对世界经济体系的研究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然而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深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很大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已经谢世的马尔库塞、萨特和葛兰西等人，都被公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在世的在西方社会科学界执牛耳的学者如法国的德里达、德国的哈贝马斯、英国的吉登斯和美国的詹姆逊等人都对马克思的思想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包括全球化问题本身都从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给予热切的关注。美国学者约翰·卡西迪对马克思预言的准确性给予充分肯定，他认为，“全球化是20世纪末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的时髦词语，但150年前马克思就预见到它的许多后果。现在资本主义正把世界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市场，欧洲、亚洲和美洲的民族国家正日益发展成为这一市场内想到竞争的贸易集团。”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宾汉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批判了传统且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五个基本主张，并对全球化下的阶级斗争、两极分化、意识形态和异化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他认为作为对现代性及其历史表现、即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生命力。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哈贝马斯从现代性上理解全球化，认为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国家主要的传统理解已经过时，因而提出了“主权终结论”。他在一篇文章中从《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赞美资产阶级革命作用的一段话中说明了“马克思曾经那样直截了当地在地图上标识出来的扩张代理人在今天已不再是1848年的资产阶级，不再是一个在国家的范围内进行统治的阶级，而是一种无名的、在全世界运作的经济制度。”“马克思最为贴切地描述了资本为了寻找投资机会而争夺国家社会主义侵蚀过的市场的情形，……马克思的怀疑已经具体地表现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中。”美国富兰克林和马歇尔学院经济学教授，美国《马克思主义反思》杂志编辑安东尼奥·克拉里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过去的那些与两极对立（东方—西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中心—外围）的体系完全相适应的秩序，被重新组成新的联盟。在这个变化中的且常常危机四伏的世界里，重要的是找到新的斗争方法以通过摆脱束缚的方式来塑造新世界，为此，马克思主义者要提供民主和自由的令人鼓舞的目标，要建立替代性的进步的分析框架和构想。他说，“尽管保守主义和宣扬自由市场的意识广大党员的冷战结束后似乎奔命一切，马克思主义还是保持了巨大的批判力量。它的历史研究方法使马克思主义者得以看清社会地建构的主体和社会过程的来龙去脉和相互矛盾的特征，这给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动态的、结构忘记仍然、甚至是感性的本体论‘意识’，使我们能够令人信服地勾划出以非剥削的方式生产（再生产）这个世界的蓝图来。”波兰著名哲学家亚当·沙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不仅依然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而且还是解决许多严峻问题不可缺少的工具。例如，像新的工业革命引起的结构转变和文明转变相关的问题，重新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垄断政治倾向的影响，重新分析跨国资本和集团的影响，最迫切的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资本超越国界的影响。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资本的无止境扩张，它决不会因其所取得的成就而停止或后退，资本的积累必定不断增加，生产率亦将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第三阶段或后现代阶段的扩张所采取的主要形式不是地理性的剥削和区域性的要求，而是加紧对原先资本主义地区的殖民化和对新地区的后现代化，用商品及超地理、超空间的信息技术进行渗透。”“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一些观点，基本上代表了西方新中间等级的主流观点，虽然他们大多都肯定马克思主义，但他们的理论却越来越向“右”发展，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越来越融合在一起，以致出现吉登斯所说的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也正是这些对资本主义进行猛烈抨击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人权问题和科索沃战争问题上，为西方国家的官方立场进行辩护，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的工具。正是这样，我们在研读他们的理论时，应该认清他们的阶级立场和本性。

（二）“依附理论”关于全球经济关系

“依附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风行一时的发展理论，它是建立在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之上，并在发展理论上构成了从现代化理论到后来的世界体系理论的过渡性中间环节。现代化理论把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成现代化的楷模，经济落后国家可以它们为榜样，逐步从传统社会变成现代化社会。在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化”模式，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具体实施以“现代化理论”为基础的联合国“两个发展十年”计划，然而，经过战后30年的“西化”发展，拉美穷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反而拉大，并走向了不得不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对“现代化理论”进行挑战和深入检讨的“依附理论”。他们在理论上反对现代化理念的内因论，认为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原因不能仅仅从其内部找原因，而应放宽眼界，从全球的角度，从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的不发达国家对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中去寻找原因。他们认为，边缘地区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并非如李嘉图所说的那样是发挥各国比较优势、从而对各国都有益无害的发展过程，而是由资本主义核心国资本积累所决定，造成一些地区和国家的系统性不发达。由此追溯到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各国或当地发展，资本主义向各地的扩张等等，而这一切，都受到核心国家资本积累的制约。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依附理论”对边缘国家的前景总的来说比较悲观，认为只要世界经济结构不变，核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改变，发达和不发达的分界就会存在下去。边缘国家和地区即使有所发展，也只能是依附性发展，与发达国家发展的性质不同。作为一种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非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依附理论不仅鼓励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实践的探索，而且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建立本土理论的信心。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不发达地区内部发展道路的差异明显，尤其是亚洲“四小龙”以及一些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现，“依附理论”日渐式微。但是，就“依附理论”的分析立足于全球经济关系而言，也就是以全球经济的存在为前提分析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把各国各地区看作彼此独立、自主运行的实体而言，它比现代化理论更接近世界经济的本来面貌。而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本全球扩张不仅带来了发展，但其带来的消极后果愈发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依附理论”对于分析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产生的影响再次引起了重视和关注，其理论价值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

（三）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架构“世界体系论”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极有特色的概念和术语，其理论博大精深，在西方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正如世界体系论的重要作家A.J．伯格森在归纳沃勒斯坦主要学术成就时指出：“他的世界体系是一个历史的体系（具体的和明确的），但它又是一个抽象的体系，包含着中心—边缘的劳动分工、商品链、长时段趋势和周期（理论的抽象）”。

“世界体系论”分析的视角首先是世界整体观。沃勒斯坦力图将世界理解为一个整体。世界体系被预设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存在，人类各个不同的种族、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不是孤立地发展的，而是相互联系着发展和演变，总是形成一定的世界体系；任何社会变迁和运动都产生于一个特定的世界体系之中，必须根据超国家的空间关系解释民族国家的发展变化并给他们分类，而不是依据其内部发展。这种世界整体观关注独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被这些关系怎样决定，因此它将空间引入分析范畴，强调空间的历史，从而改变了以前过于强调时间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最初是以西北欧为中心，然后逐步扩展到全欧洲、美洲以及全世界，把现代世界体系看作按照中心国家资产阶级意志塑造的世界体系，陷入“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无法自拔，成为“世界体系论”的重大缺陷之一。沃勒斯坦还把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对现代世界的建构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世界经济体系是世界体系（包括经济、政治和文明三个层面）存在的基础，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逐渐形成，经济体系运动的动力是中心区和边缘区的“不平等交换”和“资本积累”，不平等交换的经济过程造成了不同国家在体系中的不同位置，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了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区不同的经济角色，资本主义的扩张在于寻求劳动力，剩余价值由边缘区向中心区转移，最后进行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决定了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冲动。世界体系理论在跨国范围内关注剩余转移和资本积累，比较符合世界现实。但世界体系理论过分重视边缘区国家不发达的外部因素，而忽视其内部因素。而且把历史动因简化为单一的经济因素，忽略和抹杀了马克思主义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因素论。在对世界经济的结构分析上，“世界体系论”不仅提出了区域结构，还对商品—资本—劳动力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政治结构，种族—文化结构等等各个层面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但它的“结构决定论”（外部因素决定论）过于僵化。它认为的世界体系本身固有的整体发展规律决定着其构成要素的单个国家在体系中的地位变动的观点显然与一些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有差距。作为发展理论，这种整体研究法忽略了世界经济体系发展进程中具体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殊发展过程，忽视了对具体国家发展道路的探讨，缺乏实际应用性。

（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西方世界经济体系理论的主流

在经济思想史上，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强调市场的自发作用，通过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普遍采取了与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但这种政策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严重的“滞胀”局面，于是新自由主义挟市场经济的强势和资本扩张的大潮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主流。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贸易有利于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而全球世界经济体系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形成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从而创造更多利润，推动经济增长。从这个立场观察问题，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或者世界市场的扩大、国际竞争的加剧等就被看作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主要动力。进行全球贸易和生产的跨国公司以及控制全球资本流动的大财团等，被看作世界经济体系的推动者。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主张放松管制，鼓励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极力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而且还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合法性进行辩护。早在20世纪60年代，丹尼尔·贝尔就认为，无论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自由贸易和世界市场的膨胀，都不是当今世界的问题所在，而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之间的对抗和冲突都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相悖，因此，他宣称马克思主义关于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已经终结，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就在日益趋同，并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结束“冷战”，这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冷战”的结束，一些西方世界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弹冠相庆，陷入对“冷战”胜利的陶醉之中，布热津斯基认为，共产主义不久将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即将到来。随后，他宣告了共产主义的“大失败”。另一位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发表文章认为，随着自由民主在18世纪和19世纪在欧美获得全面的胜利，随着20世纪对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功对抗，作为一种正统的统治体系，自由民主有可能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成为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并且将构成历史的终结。

总的来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客观大趋势，反映了生产力发展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但是基于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理论很少考察生产关系，也不回答例如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对谁有利这类问题，其以西方为中心的本质十分鲜明。而贝尔和福山的“终结论”更是走向极端，它表明西方资产阶级终结意识形态之争和以资本主义终结历史的希望，但“冷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种终结决不会由于单方面的退出而到来，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是，新一轮的国际竞争而会一再地出现，社会主义中国的2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使那种“终结论”完全破产。

（五）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体系的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在国际事务中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都直接地刺激了理论家从新的视角观察国际事务，198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发表了《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标志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国家及其政治活动如何影响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尤其是，政治决策和利益如何影响经济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成本与收益。反过来，这些问题也要探究市场和经济力量对权力分配和国家及其他政治角色中福利的分配，特别是探究这些力量如何改变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国际分布。”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国际问题、国际关系世界性事务，也研究世界经济体系，但从广义上说，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主要以国家为单位，探讨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这个学科内部的不同学派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分析是不同的，其中基本问题之一是：民族国家的中心地位在多大程度上被非国家行为者的迅速发展、跨国力量和全球过程所瓦解。在这个学术传统中，经济民族主义学派在很长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它把世界经济视为一种“零和博弈”，因此，在世界经济体系内国家安全和国家军事力量是最重要的，而政治经济力量是一种确保国家生存的方式，外国竞争是国内市场的威胁。为了增强自己的军事和外交地位，不惜牺牲经济利益以削弱对手。与经济民族主义的观点相反，经济自由主义学派信奉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强调相互受益，争取国际合作和相互依存，军事力量和其他强力的积聚，只会降低经济效率，战争损害生产力并消耗财富和力量，和平才是逻辑上各个国家的利益所在。总之，国际政治经济学派都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从它们之间关系的变化透视世界经济体系。这类研究通常着眼于经济关系的国际化，把全球经济看作生产和其他经济要素国际流动导致的各国经济融合。这类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研究是深深植根于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把国家当作分析的给定单位来观察世界，将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不同意把全球体系看作一个自主的体系，从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国家和社会单位以及团体和个人，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分析难以突破“国家”、“社会”这些概念的束缚，只涉及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方面，即国家间的国际协调，而这越来越不能正确概括当今的国际秩序，难以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视野。例如，把民族国家看成在国际舞台上独立的、彼此相互对峙以及与其他组织互动的主体，就难搞清那类既不在国家之间、也不在国家之外，而是处于跨越国家分界的社会关系，因而，全球体系不能被理解为只是包含多个社会和（或）其他大规模行为者的一种态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体系这一概念，无论在东方或是西方，也无论是在学者的著述中或是在报刊的评论和报道中都更加频繁地出现，但是，把世界经济体系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系统研究的仍不多见。人们多把世界经济体系简单地看作是国民经济的对外延伸，是国民经济在地域上的扩大，因此，人们的着眼点仍然是国民经济以及各国国民经济通过贸易、金融、投资等渠道进行的联系。在西方国家的学科分类中，也只有国际经济学，没有世界经济体系。

二 中国学者对世界经济体系的研究

中国对世界经济体系问题的研究开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有关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对一些重要国家的经济和一些重要的世界经济体系问题进行了专题性研究，但没有提出建立世界经济体系这一学科。陶大墉先生当时就发表文章对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以及世界经济的本质、发展规律和动向等间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建立独立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任务。20世纪60年代初，学术界开始提出建设世界经济学科的问题，并就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范围及其具体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提出了很多有益的看法。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在“文化大革命”中中断了。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钱俊瑞，正式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倡议，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讨论。这次大讨论涉及世界经济体系的研究对象、范围、理论体系、与其他有关学科的关联和分野以及世界经济体系的矛盾、规律等一系列问题。1979年，在全国世界经济体系科规划会议上，提出了要积极“创建和发展世界经济学”这门学科；1980年，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汇集了全国研究担界经济问题的骨干力量，并编写了《世界经济概论》作为大学教材。

在有关建立世界经济的大讨论和对世界经济问题广泛研究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一些学者编著的有关世界经济的著作相继问世，推动了学科建设的步伐，促进了世界经济体系研究水平的提高。但这些著作的研究对象、范围、理论体系都各不相同。我国世界经济体系科的建立，仍处在草创阶段。

三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的世界经济体系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体系处于一种大转变、大发展的时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世界形势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高科技迅猛发展，经济信息化、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区域化趋势不断加强；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节，从指导思想到方针政策，都在重新调整；世界经济体系政治发展不平衡加剧，斗争激化，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很不稳定，金融风暴此起彼伏。面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新发展、新变化、新问题，我国从事世界经济体系教学与研究的各主要高校和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体系与政治研究所、南开大学、复旦大学、辽宁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体系研究所、吉林大学、厦门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等都加强了对世界经济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对世界经济体系的认识、研究方法的运用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对人们关注的世界经济体系和重要国别及地区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