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区域差异

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区域收入差异

自从1978年中央采取东倾政策，国家投资重点由内地转向沿海以来，我国区域收入差异的变动就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许多学者的流行看法是，1978年以来我国区域收入差异在加速扩大。然而，至今为止，人们对我国区域收入差异的变动趋势及其决定因素，还缺乏较系统的实证分析。本文首先分析我国区域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进而分析区域经济增长和价值转移对区域收入差异变动的影响，以为未来中央政策特别是区域政策在保证效率目标的前提下获取区域平等目标提供一些参考。

一 我国区域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

区域收入差异的大小基本上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程度。大体来说，它可分为绝对差异、相对差异和综合差异三种类型。在同一区域水平，这三种类型的区域差异在同一时期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是极不相同的。

1．绝对差异

绝对差异是指某变量值偏离参照值的绝对额。一般使用极值方法计算极值差幅或极均值差幅来衡量。极值差幅是指极大值与极小值之差额，而极均值差幅则是指极值与均值之差额。在分析中，我们使用极值差幅方法来衡量东西部间的绝对差异。分析表明，东西部间人均国民收入绝对差异，1952—1985年在不断扩大，其中1952—1970年为减速扩大，1970—1985年为加速扩大，至1985年达到最大值，随后趋于缩小。然而，在分析的样本区域较多的情况下，按上述极值差幅方法计算的绝对差异值可能会因极值区域的某些特殊性（如人均国民收入最大的地区属人口和面积均较小的大城市）而出现偏大现象。为此，我们利用极分位数差幅方法，选择占总人口10%的较高和较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区域的平均值作为极分位数，并计算了极分位数差幅，以此来衡量省区间的绝对差异。从计算中可以看出，占总人口10%的高收入与低收入省区间的绝对差异，在经历1952—1965年的减速扩大之后，就一直趋于加速扩大，1985年以后，扩大的速度才有所减慢。

2．相对差异

相对差异是指某变量值偏离参照值的相对额（多为倍数或百分比），一般也使用极值方法计算极值差率或极均值差率来衡量。极值差率是指极大值与极小值之比率，而极均值差率则是指极值与均值之比率。在分析中，我们使用极值差率方法来衡量东西部间的相对差异，而使用极分位数差率方法来衡量占总人口10%的高收入与低收入省区间的相对差异。从中可以看出，东西部间人均国民收入相对差异从1952—1970年一直在缩小，而在1970—1985年则趋于扩大，但1985年东西部相对差异值（2.03）仍明显低于1952年的数值（2.19）。1985年以后，东西部相对差异又转向缩小。到1987年，东部地区人均国民收入达1084元（当年价），为西部570元的1.9倍，仍高于1970年的1.73倍。值得注意的是，1978—1985年，东西部间相对差异的扩大速度是递减的，而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呈加速扩大趋势。与东西部间相对差异的变动趋势不同，高收入与低收入省区间的相对差异在经历1952—1957年的略微缩小之后，呈不断扩大的态势，直到1978年之后才重新趋于缩小。

3．综合差异

综合差异反映了分析样本中各区域间某变量值差异的总体趋势。其衡量指标一般是以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为基础，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并根据不同的需要而设计出来的。目前，我国学术界大多使用相对平均离差和变动系数作为综合差异指标。然而，利用相对平均离差和变动系数来衡量区域综合差异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是它忽视了分析样本中各区域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为此，有必要根据各区域的重要性大小进行加权处理。如果利用各区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权重，我们可以得到加权平均离差和加权变动系数两个新的综合差异指标。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使用了加权变动系数这一综合差异指标。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1978—1985年，三大地带人均国民收入综合差异年均扩大了0.71%，而省区间人国民收入综合差异却年均缩小了4.25%，其原因何在呢？我们认为，导致三大地带和省区间人均国民收入综合差异反向变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与各省区的人均国民收入差异相差悬殊，因而三个直辖市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快慢将在较大程度上支配着省市区间人均国民收入差异变动的总体格局。如果我们排除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重新计算综合差异系数值，将会发现我国省区间人均国民收入差异在1980—1985年是扩大的。1980年我国26省区人均国民收入加权平均离差为22.69, 1985年上升到24.86, 1986年略微下降到23.09。第二，我国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人均国民收入差异相对较小，因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差异的变动将能更好地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变动的客观情况。我们对1980—1986年我国29省市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差异的分析表明，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趋于扩大，其中1986年扩大的比例明显增加。1980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变动系数为0.299, 1985年上升到0.318, 1986年剧增为0.358。第三，对三大地带内部各省区间人均国民收入综合差异变动的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各省区间的差异在急剧缩小，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各省区间的差异在经历1980—1985年的略微缩小之后，又趋于扩大。这说明国家采取东倾政策以后，尽管使三大地带差异有所扩大，但由于东部地区各省区间差异的急剧缩小，从而促使我国省区间人均国民收入差异向逐年缩小的方向变动。

二 区域增长与收入差异变动

区域收入差异的变动取决于各地区人口和国民收入在全国所占份额的消长。区域人口份额的增加比例大于国民收入份额的增加比例，表明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该区域相对收入水平下降了；反之，则表明该区域相对收入水平上升。若相对收入水平上升的区域恰好是高收入区域，而相对收入水平下降的区域是低收入区域，说明区域收入差异在不断扩大。1980—1985年，东部地区人口在全国所占份额基本维持不变，而国民收入份额却增加了0.63个百分点，说明东部地区相对收入水平在上升。相反，同一时期中部地区人口份额增加了0.08个百分点，而国民收入份额却减少了0.3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人口份额减少了0.08个百分点，而国民收入份额却减少了0.33个百分点，说明中西部地区相对收入水平在下降。即是说，由于国民收入份额由中西部向东部转移，人口份额由西部向中部转移，而且国民收入份额的转移比例要大大高于人口份额的转移比例，从而使这一时期三大地带收入差异变动呈扩大的态势。如果再进一步比较三大地带人口和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异，可以发现，1980—1985年中部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比东部地区高0.51个千分点，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比东部低0.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尽管比东部低0.55个千分点，但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却比东部低1.1个百分点。这也说明相对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相对收入水平下降了。

东部、中部、西部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差异是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投入—产出效果、自我积累能力、产业结构以及资源投入的悬殊差异紧密相连的。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看，1985年东部地区人均国民收入为西部的1.94倍，人均居民消费为西部的1.41倍，工业化程度为西部的1.54倍，工业技术水平为西部的1.59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这种悬殊差异，又基本上决定了其宏观经济效果和自我积累能力的差异。一般来说，区域发展水平越高，其宏观经济效果越好，自我积累能力越强。如果用资金利税率、投资效果系数来反映区域的宏观经济效果，用潜在积累率来反映区域的自我积累能力，就可清楚地说明这一点。1952—1985年每百元基建投资实现国民收入东部为1060元，中部为710元，西部为560元，东部比中部高350元，比西部高500元。1985年东部地区潜在积累率为42.7%，中部为30.1%，西部为21.0%，东部比中部高12.6个百分点，比西部高21.7个百分点。对三大地带人均国民收入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进行零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1985年人均国民收入和1980—1985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与1980—1985年人口增长速度、1985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实际积累率、潜在积累率以及工业化程度等指标都呈明显的强相关关系，相关系数都在0.96以上。

再从产业结构来看，与全国第三产业普遍落后相对应，东、中、西部的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都比较薄弱，而且各地所占比重相差无几，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程度甚低。1985年，建筑业、运输业、商业三大产业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全国为19.7%，东部为20.1%，中部为18.6%，西部为20.8%。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农轻重的差异。东部农轻重均较发达，轻工业所占比重大，重工业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制造业又以产品深加工为基本特征，其产业为轻重农型结构，农轻重产值比为0.28:0.39:0.33。中西部农业和重工业所占比重大，轻工业比较落后，重工业又以采掘、原材料工业为主，制造业则以初级产品加工为基本特征，其产业为农重轻型结构，农轻重产值比分别为0.36:0.28:0.36和0.38:0.27:0.35。区域产业结构的这种悬殊差异，一方面通过各产业增长速度的差异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价格体系扭曲的前提下，又将通过区际商品交换，促使区域收入或利益发生区际转移。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详细讨论。

资源投入特别是国家投资的地区分配对区域国民收入增长和收入差异变动起着更为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我们知道，1953—1985年，国家财力的45.1%用于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这些投资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3以上，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占74.3%。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全民基建投资在沿海与内地间摇摆不定。从“一五”到“三五”时期，全民基建投资的重心不断向内地推移，“四五”以后又开始转向沿海。如果以内地投资比重为1，则沿海地区的投资比重“一五”为0.87,“二五”为0.79,“三五”为0.46,“四五”为0.74,“五五”为0.84,“六五”为1.02, 1986年为1.15, 1987年为1.26。在时间序列上，全民基建投资重心在沿海与内地间的转移，与三大地带收入差异的平均变动幅度高度吻合。特别是“六五”时期全民基建投资向沿海地区的过度倾斜，致使三大地带收入绝对差异急剧扩大。

当然，以上对三大地带经济增长和收入差异变动的分析结果，不能简单地类推到省区层次上来。我们利用27省市区的数据，对区域人均国民收入及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进行零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1980—1985年区域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与其人均国民收入之间只存在不甚明显的一般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只有0.704。即是说，区域收入水平低，其增长速度并非就低；反之，区域收入水平高，其增长速度也并非就高。这一点与三大地带的情况极为不同。三大地带1980—1985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与人均国民收入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74，呈明显的强相关关系。从表3可以清楚地看出，1985年各省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和潜在积累率与人均国民收入呈强相关关系，而只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呈一般相关关系；1980—1985年人口增长速度、1985年实际积累率和工业化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呈强相关关系，而只与人均国民收入呈一般相关关系或不相关。这说明各省区国民收入增长主要取决于中央资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以及区域产业结构的转换，而中央资源的分配和政策投入也并非单纯地以区域收入水平和宏观经济效益为衡量标准。“六五”以来，尽管中央采取了东倾政策，导致三大地带收入差异急剧扩大，但中央资源和政策投入的重点区域并不是收入水平高、宏观经济效果好的老工业基地如上海、辽宁，而是处于中间收入水平的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地区，因而，在省区层次上区域收入差异是缩小的。

三 中央经济政策与价值—收入转移

价值—收入的区际转移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和收入差异变动的另一重要因素。这种机制的形成是与中央经济政策特别是价格政策和财政再分配政策紧密相连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以资源和技术经济的空间逆向梯度分布为基础，在东、中、西部之间建立了一种按照资源（农产品与采掘、能源及原材料工业）——加工制造业进行分工（如烟草——制烟业、羊毛及粗加工——羊毛制品）的垂直地域分工格局。在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这种纵向产业关联下，自然就形成了一种“产品互补”型的区际贸易格局。中西部各省市区每年向东部调入大量的木材、煤炭、原油、电能、建筑材料、基础化工原料、原油、皮革和烟叶等；东部则把大量的机械设备和轻纺工业产品运往中西部。由于我国现行价格体系极不合理，大多数轻工业产品价格偏高，重工业产品价格偏低，矿产品和部分农产品的价格明显偏低。这样，在上述区际贸易格局下，将形成双重利润机制，促使商品价值由西向东转移。一方面，中西部在向东部输出能源、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过程中，每年都有大量价值因价格不合理而转移到东部；另一方面，东部高价返回的制成品还要把一部分中西部的价值带入东部。据统计，1985年东部从中部调入煤炭13728万吨，占东部消费量的40%；从中部调入原油1140万吨，占东部原油消费量的18%；调入电130亿度，占东部电力消费量的6%；调入木材986万立方米，占东部木材消费量的38%。而据有关部门测算，东部轻纺产品产量的1/4调出给西部，1/3调出给中部（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国家计委国家计划局，1987）。若按计划价格与议价的差额煤炭为40元/吨、木材为80元/m3计，仅煤炭和木材两项就形成62.8亿元的巨额转移价值，超过了1985年中部地区的财政收支亏损额57.13亿元和国民收入生产与使用入超额42.5亿元。当然，这种测算是十分粗略的，存在一定的误差。如果现行价格全部放开，形成新的价格体系，那么，现行的轻工产品计划价和初级产品市场价都会降低。但是，即使以实际商品价值量或国际市场价格或影子价格进行测算，这种价值的区际转移还是实际存在的，只是转移量的不同而已。价格严重扭曲形成的区际价值转移，使现行统计数据反映的区域收入增长和宏观经济效益产生“虚化”现象，而这种“虚化”的增长和效益恰恰是中央政府评判地方政府政绩和进行资源再分配的基础。当前区际贸易摩擦的加剧和区域产业结构的趋同化，就是放权以后的地方政府对区际利益的扭曲特别是价格体系的扭曲做出的现实反应（陈栋生、魏后凯，1989）。

在区际商品价值由西向东转移的同时，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已形成的东部国民收入出超、财政收支盈余，而西部国民收入入超、财政收支亏损的格局，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改变。1952年，国民收入生产与使用差额东部出超9.4亿元，中部出超2.8亿元，而西部入超1.85亿元。到1985年，东部出超251.7亿元，而中部入超42.5亿元，西部入超188亿元。从实物形态看，东部实现的国民收入出超部分，通过物资调拨或商品出售的形式，60%调出给西部，23%调出给中部（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国家计委国家计划局，1987）；从价值形态看，则通过上缴财政和横向投资等方式流入中部和西部。再从地方财政收支状况来看，1952年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东部盈余9.67亿元，中部盈余14.79亿元，而西部则亏损5.69亿元。到1985年，东部地区地方财政盈余281.14亿元，盈亏率为+38.2%；而中部地区地方财政已出现亏损，亏损额达57.13亿元，盈亏率为-20.19%；西部地区地方财政亏损86亿元，盈亏率为-57.2%。东部地方财政收支的盈余部分，通过上缴给中央财政，再由中央财政用补贴的形式来弥补中西部的财政亏损部分。这样，通过中央财政渠道，又形成国民收入由东向西转移。

然而，国家对中西部一些省区的财政补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地区的财政收支状况并形成一种自我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的自发展机制，从而改变区域收入差异的总体变动格局。1983年，中央对内蒙古、云南、陕西、甘肃、广西、贵州、新疆、宁夏、青海九省区的财政补贴额为64.94亿元。1985年国家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配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并于1988年决定对上述省区实行“定额补助”办法，从1988年到1990年间，每年固定补助数额为67.03亿元（不包括甘肃）。从表5可以看出，中央对这些省区的大量财政补贴，并没有使其从根本上改变地方财政收支状况，某些省区（如陕西、甘肃、云南、广西）的地方财政收入甚至有恶化的趋势。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上面已阐述的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和因价格扭曲形成的价值转移外，主要是由于这种财政补贴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由于地方使用中央财政补贴是无偿的，中央对其使用范围和方向也缺乏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这就很难保证中央财政补贴的效益，促使各地方政府把中央财政补贴真正花在提高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上面。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这种中央财政补贴政策会在受补贴地区形成一种“依赖—输血”机制，使其陷入“落后—依赖—输血—落后—再依赖—再输血……”的恶性循环。

要改变目前这种状况，仅仅靠推行“定额补助”办法，对这些地区地方财政支大于收的部分实行固定数额补助，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定额补助”办法是被动式的，其目的主要是促使地方努力改善财政收支状况，而不是主动地从增强这些地区的自发展力入手。我们认为，新的中央财政补贴政策，应以增强地区自发展力为主导目标，在现行“定额补助”办法的基础上，双管齐下，双目标约束。首先，中央应对受补助地区的财政补助额进行总量控制。财政补助总额的确定，除了以地方财政收支基数为依据，考虑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外，还应区分政策性财政亏损地区和非政策性财政亏损地区，以剔除因价格扭曲和政策差别优惠而导致的价值区际转移对地方财政收支的影响。其次，在确定财政补助总额以后，应将财政补助分解为无偿援助、有偿援助和无息或低息贷款性援助三部分，并根据实际情况逐年减少第一类援助的比重，增加第二、第三类援助的比重。同时，中央应明确规定各地区财政补助使用的范围和方向，以确保中央财政补助的效益，使各地方政府真正把中央财政补助投放在增强地区自发展力上。

参考文献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国家计委国家计划局：《2000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预测和定量分析报告》, 1987年。

陈栋生、魏后凯：《对区际贸易摩擦的几点思考》,《改革》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