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区际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
自1978年中央采取东倾政策、国家投资重点由内地转向沿海地区以来,我国地区间特别是沿海与内地间收入差异的变动就成为大家日益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地区倾斜政策的实施,我国地区间收入差异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为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共同繁荣,今后国家应对这种地区倾斜政策适当加以调整。也有的学者认为东倾政策“没有从总体上扩大全国以及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间的收入差距,因此不必顾虑扩大收入差距而改变这一战略布局”。相反,20世纪80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效率的取得并未牺牲整体的公平,即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没有扩大,反而缩小。既然如此,我们有何理由改变这一公平与效率兼得的发展战略呢”(杨伟民,1992)。对于这一观点,作者实不敢苟同。首先,我们的分析表明,1978年以来我国区际收入差异的变动呈现出不同的格局,一些类型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在不断缩小,而另一些类型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在不断扩大。不能笼统地说1978年以来区际收入差异在不断缩小。其次,中央的区域经济政策,是影响区际收入差异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区际收入差异的变动过程,甚至改变其变动方向。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区际收入差异的扩大或缩小完全是由中央的区域经济政策引起的。因此,我们必须对不同类型地区间收入差异变动的长期趋势以及中央区域经济政策对区际收入差异变动的影响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一 区际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
1.三大地带间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
区际收入差异分绝对差异、相对差异和综合差异三种类型。由于绝对差异受经济发展基数或水平的影响甚大,这里主要分析后两种类型。对于相对差异,我们可以两地带人均国民收入之比值作为相对差异系数来衡量三大地带两两之间的收入差异。系数值越大,则说明两地带间的收入差异越大。从表1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沿海与内地间、东中部间以及东西部间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大致呈“S”形,即在1952—1965年间趋于缩小,1965年以后急剧拉大,直到1988年以后才略有缩小的趋势。中西部间的收入差异除1965—1970年间急剧拉大外,其余年份都在逐渐缩小。值得注意的是,东部、中部间差异扩大的幅度远大于东部、西部间差异扩大的幅度,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
表1 三大地带间人均国民收入差异的变动
注:1980年以前未包括西藏。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年鉴》(1988、1989、1991)计算整理,下同。
对于综合差异,我们可以用离均差系数和变差系数来衡量。但离均差系数和变差系数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它忽视了分析样本中各区域的重要性不一样这个问题。因此,有必要根据各区域的重要性大小进行加权处理。美国学者威廉逊(Williamson, 1965)最早提出用各区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权重,由此得到加权离均差系数和加权变差系数(亦称威廉逊系数):
其中,Dw为加权离均差系数,Vw 为加权变差系数,xi为第i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x为全部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pi为第i地区的人口,p为全部地区的总人口,n为地区个数。如果把上式中的权重换为1/n,即为离均差系数(Duw)和变差系数(Vuw)。这4个系数值均大于或等于0。其值越大,说明区际收入的差异越大;反之,则越小。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三大地带人均国民收入Dw和Vw值的变化趋势极为一致,也都大致呈“S”形。可见,从1952—1965年,我国三大地带间收入差异在不断缩小;1965年之后,三大地带间收入差异急剧拉大,直到1988年以后才有缩小的趋势。
2.六大区之间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六大区之间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是在1952—1965年间趋于缩小,1965年之后又有所扩大,直到1975年之后才重新趋于缩小。大体呈“S”形。需要指出的是:1975年以来,由于两个高收入区域(东北和华北)的相对收入水平不断下降;两个低收入区域(中南和西南)的相对收入水平不断上升;而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华东地区的相对收入水平迅速提高,西北地区的相对收入水平急剧下降,因而从统计分析上看,Vw值趋于急剧下降。
表2 六大区人均国民收入差异的变化
3.省(市、区)间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
我们对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国民收入Vw值的分析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省(市、区)间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大体呈倒“U”形。1978年以前的收入差异不断扩大,而1978年以后则逐渐趋于缩小。如果我们剔除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后重新计算威廉逊系数,则会发现Vw值的变化呈“锯齿状”波动。在1952—1965年、1970—1980年和1985—1990年三个时期,值趋于下降;而在1965—1970年和1980—1985年则趋于上升。从长期的变动格局看,1952—1990年值大体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其间经历过两次值急剧上升的干扰。第一次是在1965—1970年,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东北、华北等老工业区经济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第二次是在1980—1985年,这次值的增加则主要是由于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新兴工业区的高速发展而引起的。实际上,1978年以来,我国各省(市、区)人均国民收入Vw值的下降主要是由于上海、辽宁、天津、黑龙江等人均收入水平高的老工业区经济的相对衰退而引起的。各省(市、区)人均国民收入Vw值的急剧下降,掩盖了省区间和农村地区间收入差异扩大的现实。“六五”期间,我国省区间收入差异呈急剧扩大的趋势。对各地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差异的分析也表明,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迅速扩大。其中,“七五”期间扩大的比例明显增加。1980年,我国各地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Vuw值为0.299, 1985年增加到0.358, 1990年又剧增到0.443。
表3 省(市、区)间人均国民收入差异的变动
注:Vw按30省(市、区)计算,按27省(区)计算,未包括3个直辖市。1980年以前未包括西藏。
4.不同发展水平地区间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
如果我们按人均国民收入的高低对各省(市、区)进行排序,并由此划分出各占全国总人口20%的5个发展水平的地区类型(见表4),那么,各类地区国民收入份额的变化实际上也就反映了国民收入地区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若高收入地区国民收入份额增加,低收入地区国民收入份额减少,则区际不平等程度就增加,地区间收入差异就扩大;反之,区际不平等程度减小,地区间收入差异就缩小。1952—1965年,由于高收入地区的收入份额不断下降,而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地区的收入份额不断提高,国民收入地区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明显改善,区际收入差异趋于缩小。1965年以后,由于高收入和较高收入地区国民收入份额的急剧增加,其他地区国民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地区间收入分配出现了恶化的趋势。直到1975年以后,由于高收入地区收入份额的下降和低收入地区收入份额的增加,国民收入地区分配的不平等状况才有所改善。从1975—1990年,高收入地区国民收入份额下降了4.76个百分点,其中60%以上转移到了较高收入地区。实际上,自1975年以来,较高收入地区与高收入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在不断缩小,而与其他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则在不断扩大。在高收入地区内部,各地区经济发展更为不平衡。1975—1990年,上海、北京、天津和辽宁4省、市的国民收入份额由21.43%急剧下降到14.03%,而浙江、江苏、广东(包括海南)3省国民收入份额则由14.9%迅速提高到20.9%。
表4 占全国人口20%的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国民收入份额 单位:%
5.民族地区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近年来,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但与其他地区相比,其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发展水平差异逐年扩大。1979—199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6%,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只有8.6%。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1982年为59.4%, 1988年下降到46.5%, 1990年又略升到47.2%。这说明,1982—1988年间民族自治地方与其他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在急剧拉大,1988年之后才略有缩小的趋势。
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发展差异也有所扩大。据统计,1985—1988年,国家重点扶持的328个贫困县农村人均社会总产值由402.3元上升到663.6元(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0),而其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却由50.6%下降到45.9%。同时,各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极不平衡,东、中、西部贫困地区间的收入差异正在逐渐拉大。1985—1989年,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中,农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中部与东部的比例由90%下降到74.3%,西部与东部的比例也由60.5%下降到58%(周彬彬,1990)。
二 地区倾斜政策与区际收入差异变动
区际收入差异的变动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各地区资源条件和自发展能力的差异、技术进步及其空间扩散、地区间要素流动以及中央区域经济政策的变化,都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这里,着重探讨地区倾斜政策对区际收入差异变动的影响。如果国家确定的重点开发区域属于比较落后的地区,那么这种区域经济开发战略也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如果重点开发区域属于比较发达的地区,那么这种区域经济开发战略则是人们通常所指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产力布局经历了从平衡到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大转变。“一五”时期,随着内地工业化的推进,国家在内地投资的比重迅速增加,沿海与内地全民基本建设投资的比率(以内地投资为1)从1953年的1.04下降到1957年的0.75。若以人均分享投资或沿海与内地人口的比率作为衡量标准,国家投资地区布局的重点在1958年之后就转移到了内地。特别是在1964—1966年期间,国家投资布局再次向内地大推进,沿海与内地投资之比由0.77剧降到0.38。1966年之后,国家开始增加在沿海地区投资的比重。至1974年,沿海与内地投资的比率已上升到0.77(沿海与内地人口比率为0.70)。这说明国家投资的重点已开始转移到沿海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自1970年以来,国家投资布局曾三次向沿海地区大推移。第一次是1970—1976年,沿海与内地投资比率由0.41增加到0.90。第二次是1978—1982年,沿海与内地投资比率由0.79增加到1.04(相当于1953年的水平)。实际上,这两次都带有较大程度的恢复性质。第三次是1983—1988年,国家投资布局向沿海地区高度倾斜,沿海与内地投资比率由0.98剧增到1.36。近年来,国家在内地投资的比重又有所增加,1990年,沿海与内地投资比率略下降到1.27。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三大地带间特别是沿海与内地间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是和国家投资的地区分配格局十分吻合的,这说明国家投资布局政策的变化对三大地带间收入差异的变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家在财政、税收、外资、外贸等方面赋予沿海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以较大的经济自主权,并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沿海与内地间收入差异扩大的趋势。
在沿海地区内部,国家资源分配和政策投入又主要是向广东、福建、海南、浙江、江苏、山东等新兴工业区倾斜。这些新兴工业区在全国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1981年为18.8%, 1985年为23.7%, 1988年增加到25.4%, 1990年略降为24.5%,而上海、天津、辽宁等沿海老工业基地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所占比重,1981年为17.6%, 1985年下降为15.4%, 1990年略增至16.4%。内地一些老工业基地(如黑龙江、湖北)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所占比重,也由1981年的10.3%剧降到1990年的7.2%。由于国家对老工业区抽血过多,相对注入较少,忽视对老工业区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使其财政负担太重(目前上海每年财政收入的75%以上上缴国家财政),老工业区自身也无力从根本上解决日趋严重的结构问题,从而导致老工业区产业结构日趋老化,机器设备陈旧且损耗全面加剧,工业经济增长出现持续性的不景气。据我们对1981—1990年各地区的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的分析表明:工业增长速度最高的5个地区广东(包括海南)(18.1%)、浙江(16.2%)、福建(15.1%)、江苏(14.5%)和山东(13.0%),都是沿海新兴工业区;而工业增长速度最低的5个地区上海(6.1%)、黑龙江(7.1%)、辽宁(7.3%)、天津(7.4%)和甘肃(7.9%),(未包括西藏)都是老工业基地。正是由于区域经济的这种不平衡发展格局,导致1978年以来我国省(市、区)间收入差异的变动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变化趋势:一方面,由于老工业区经济近年来出现持续性不景气,与其他地区特别是新兴工业区间的收入差异正在日趋缩小;另一方面,由于沿海新兴工业区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其与内地间的收入差异正在急剧拉大。
三 几点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国家投资在沿海与内地间的大起大落是影响沿海与内地间收入差异变动的重要因素。1978年以来,国家在投资布局和政策优惠方面对沿海地区实行的过度倾斜政策,明显地拉大了沿海与内地间的收入差异。从长期的政策目标取向来看,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应走非均衡协调发展的道路。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保持一定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国家在资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上促使沿海地区倾斜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但从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和不断增加“区域储备”的角度看,这种倾斜必须适度,必须与地区间协调发展相结合。
(2)国家在资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上要妥善处理好新兴工业区与老工业区之间的关系,切勿畸轻畸重甚至采取竭泽而渔的做法。对于老工业区目前暴露出来的结构老化和增长不景气等严重问题,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治理、改造,以防止老工业区出现结构性衰退。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在老工业区走向衰退后才被迫对其进行全面整治和改造的教训,我们应引以为鉴。
(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取向时而偏重“效率”,时而偏重“公平”。偏重“效率”目标时,东部沿海地区在资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上受到较多的优待;而偏重“公平”目标时,西部地区则受到较多的优待。其结果是,中部地区因处于“效率”与“公平”之间而往往受到忽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东部与中部地区间的收入差异一直在趋于扩大,而中部与西部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却在不断缩小。从资源条件和发展潜力来看,在中国未来的区域经济开发中,中部地区应受到更多的注意。
参考文献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关于90年代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请示》,《开发与致富》1990年第1期。
杨伟民:《地区间收入差距变动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2年第1期。
周彬彬:《对“七五”期间扶贫基本政策的反思》,《经济开发论坛》1990年第12期。
Williamson, J. G.,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A Description of the Patter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5, 13(4, Part II): 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