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区域发展理论评价
长期以来，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基本上受着平衡发展观的影响和支配。这种理论片面追求区域平衡目标，过分强调生产力的平衡布局和地方工业自成体系，有时甚至在资源分配和资金投入上采取“撒胡椒面”式的地区平均主义做法。实际上，这是一种绝对的平衡观。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开始双重转轨。理论界在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中，批判了以牺牲效率目标为代价的绝对平衡观，并重新探讨了社会主义生产布局原则体系，把效率原则或效率目标放在优先的地位。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种非均衡发展观。人们开始认识到平衡只是相对的，而不平衡才是绝对的，而且，平衡目标只有通过不平衡途径即非均衡发展才能实现。这种相对平衡观或非均衡发展观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我国区域发展观念变革的主流。在非均衡发展观影响下，1978年以来理论界对我国宏观区域发展战略理论模式的讨论，基本上是以三种思路为轴线展开的。第一种思路是以三大地带为框架来研究投资的地区倾斜和重点开发地区在时序上的选择，主要以梯度理论及其派生的各种区域发展战略为代表；第二种思路是从空间发展形式的角度来研究区域开发战略，包括增长极开发战略、点轴开发战略和优区位开发战略；而第三种思路则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研究区际产业关联及其协调发展问题，包括市场再分配战略、国际大循环战略和双循环战略等。
本文试图从学术思想的高度对这些理论加以分析评价，以求把握未来理论研究的方向。
一 梯度理论
在非均衡发展观下形成的各种宏观区域发展战略的理论模式中，影响最大并引起学术界长期争论的要首推“梯度理论”。
梯度理论概念最初是由夏禹龙等（1982; 1983）在《梯度理论和区域经济》一文中提出的。后来，何钟秀（1983）在《论国内技术的梯度推移》中，进一步将梯度理论概括为“国内技术转移的梯度推移规律”。梯度理论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已在国内形成了一种技术梯度，有的地区是“先进技术”，有的地区是“中间技术”，有的地区还是“传统技术”。因此，自觉地利用技术梯度，让一些有条件的地区首先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然后逐步向“中间技术”地带、“传统技术”地带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通过技术转移的加速，将逐步缩小地区差距。
梯度理论从我国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出发，主张通过非均衡发展途径来逐步实现平衡发展这一长期目标。它对于我国区域发展观念的变革和战略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梯度理论并非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理论，它在许多方面都有待于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完善。
第一，梯度理论是以三大地带为地域单元，以综合技术水平为指标来划分技术的地域梯度的，但是，如果以省、城市为地域单元，或者以某些单项技术水平为指标，划分的技术地域梯度显然是不同的。从总的趋势看，东部地区技术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的某些单项技术水平可能要高于东部地区，甚至西部地区某些省区、城市的综合技术水平也要高于沿海某些省区、城市。因而，梯度理论中对技术地域梯度的划分是十分粗略的。
第二，国内技术的梯度推移只是技术空间转移扩散的一种主要形式，而并非是一条规律。国内技术的空间转移具有多种形式，若从技术梯度的角度来考察，既有纵向的梯度推移和反梯度转移或跨梯度转移，也有横向的水平转移即技术水平接近的地区间的技术转移。若从技术转移（扩散）的空间形式看，技术空间转移（扩散）有等级扩散、辐射扩散和邻里扩散等主要形式。无论是梯度推移还是跨（反）梯度转移，这两种形式都遵循着节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律，即技术转移所采取的形式只遵从提高社会效益的原则进行，某些学者将这归纳为“国内技术转移的遵从效益规律”（郭凡生，1986）。由于这种观点是作为反对梯度推移规律而提出来的，因而被学术界称为“反梯度理论”（刘再兴，1986a；孙健，1986）。然而，反梯度理论主张的反梯度转移并没有否定梯度推移，它只是对梯度理论的一个补充和完善。因而，一些学者综合了这两派观点，提倡“正反梯度推移”，主张多样化战略（童大林，1983）。
第三，梯度理论把技术梯度作为决定投资的地区倾斜和重点开发地区的时序选择的唯一因素，而实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重点开发地区的时序选择都受着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而，梯度理论提出后，学术界围绕这一点展开了一场关于我国宏观区域发展战略的论争。一些学者在梯度理论的基础上，考虑到我国地区间的经济联系，首先提出“东靠西移”“南北对流”论；一些学者则从新技术革命浪潮正席卷全球的角度，提出了“跳跃战略”（顾宗枨，1985）；而另一些学者从东西部地区关系的角度，提出东西结合的发展战略，主张把东西结合作为整个国家战略布局的长期基本方针（林凌，1985）。值得指出的是，“跳跃战略”只是一种局部性的战略，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整个产业领域是很难“跳跃”或“超越”的。在梯度理论基础上，综合考虑经济技术梯度、资源梯度以及地区间协调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对我国宏观区域发展战略提出较系统构想的是“立足沿海、循序西移、中间突破”论（刘再兴，1985;1986b）和“东靠西移、逐步展开”论（陈栋生，1985; 1986）。这两种观点综合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认为重点开发地区的西移将是一个较长时期内有准备、有步骤的渐进式过程。然而，二者对这一渐进式过程的阶段划分及其重点开发地区的选择是不相同的。前者主张在充分利用沿海基础的同时，2000年以前应把全国建设的重点放在中部；而后者主张西移分三步进行，其中近期（20世纪80年代）把全国建设的重点放在大型能源基地建设地区和沿海地区，中期（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将建设重点适时地转向内地，后期（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再将建设重点转向大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
第四，梯度理论设想通过技术转移的加速来逐步缩小地区差距的论点，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目前都缺乏较有力的证据。对技术发展史的研究表明，随着历史的进展，技术转移扩散的总趋势呈现出一种加速运动状态。然而，大量的研究资料也同时表明，这种加速的技术转移绝大部分是在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的。这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转移将会加速，但这并不能充分保证技术转移的绝大部分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按梯度方向进行。即使技术转移全部按梯度方向进行，地区间的差距也并非就一定会缩小。因为，地区差异的变动受扩散和极化两种效应的影响和支配，如果技术梯度转移等产生的扩散效应在力量上弱于政策与市场双重作用产生的极化效应，地区间的差距将不是缩小而是扩大。
总之，梯度理论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想，但也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缺陷。如果把这一不成熟的理论由最初的技术梯度简单地类推到投资开发梯度、开放梯度和改革梯度上来，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这一点我们已专门进行过讨论，在此不必重复（陈栋生、魏后凯，1989）。
二 空间形式与区域开发战略
在宏观上确定投资的地区分配和重点开发地区的时序选择后，紧接着面临的两个问题，一是选择何种空间发展形式；二是如何确定区际产业关联，以保证各地区协调发展。许多学者在论述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模式时，曾经把这两个方面割裂开来，并试图以从空间形式角度提出的战略理论，如增长极理论、优区位开发论，来反对从更宏观角度提出的战略理论如梯度理论。实际上，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误导。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观点如“梯度推移和发展极——增长点理论”观点（陈家泽，1987）。
从空间形式的角度提出的区域开发战略理论，主要有增长极理论、点轴开发理论、区域开发阶段论和优区位开发论。
增长极理论是近几年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目前国内仍处于借鉴阶段，在理论上还缺乏较深入的研究。然而，自从增长极理论引入以后，很快被某些学者作为一种新的宏观区域发展战略模式而提出。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把渊源于发达市场经济的增长极理论应用于国内区域开发实践时，首先必须了解它的发展过程、基本内容和理论前提，并对其应用的适宜性与限制性进行评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简单地把增长极战略与政策移植到区域开发实践中，并不一定能实现政策设计者们的初衷。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增长极政策中，失败的例子几乎与成功的例子一样多。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增长极理论是以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为理论背景的，因而把它简单地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必定会受到一系列的限制。
第一，创建增长极的核心是必须建立大单元、高联结性和高创新吸收率的主导产业和推进型企业。然而，一个地区增长极能否取得成功，除了主导产业和推进型企业外，还需要有适宜的周围环境与之密切配合。如果新建增长极周围地区的环境条件，如交通通信设施、经济结构、经济活力、技术水平、社会生活习惯等存在严重滞后性，那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增长极本身的增长以及对周围地区的作用。这就是说，增长极发展与周围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过程。
第二，构成主导产业的推进型企业及其群体，一般是规模大、增长迅速、创新能力强，并且具有很强的产业内部联系的技术先进的工业企业，如果周围地区的环境条件严重滞后而不能与之密切配合，那么推进型企业通过产业内部联系和外部购买等形成的地区乘数作用将会在本地区之外实现，从而有可能出现增长极式的“飞地经济”，使增长极政策失败。20世纪50年代末，巴西政府在东北部地区创建的萨尔瓦多、累西腓、福塔雷萨三个地区增长极的失败，就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魏后凯，1987）。
第三，增长极对周围地区增长的推动力主要取决于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力量对比，即净溢出效应的大小和方向。极化效应是指产业的推进性增长引起其他经济活动和要素趋向于增长极的过程，扩散效应是指增长极的推动力通过一系列联动机制而不断向周围地区的发散，这些发散最终将以收入增加的形式对周围地区产生较大的地区乘数作用。许多经验材料都表明，增长极在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以前，极化效应往往大于扩散效应，特别是在创建初期，其扩散效应有时甚至极为微弱。这样，通过极化发展所维持的增长极高速增长势头，有可能并没有被周围的广大乡村地区所分享，其结果将会加剧而不是弱化已有的二元结构，达不到政策实施的预期效果。
增长极理论作为开发落后地区规划的政策工具，在欧洲工业发达国家曾取得了较大成功。然而，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落后地区环境条件的悬殊差异，简单的移植很可能会导致政策失败。20世纪70年代中期，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通过对各国增长极政策进行一系列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在开放二元经济中，开发落后地区应采取增长极开发与乡村开发相结合的方式，即变单一的增长极政策为包括增长极在内的发展区政策（Lo and Salih, 1978）。发展区政策的目标，旨在把增长极开发与其周围的广大乡村地区开发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投资援助、政策优惠、提供技术信息服务等方式，来帮助落后地区建立自我发展机制，促进整个地区的经济繁荣。最近的趋势是，许多学者正从极化发展的角度，对增长极理论与相关理论如区位理论、中心地理论、产业综合体理论等进行广泛的融合。
在我国，吸收了增长极理论和中心地理论中的某些有益思想，首先从空间形式的角度较系统地研究区域开发战略的是点轴开发理论（陆大道，1987; 1988）。该理论从经济增长与平衡发展间的倒“U”形相关规律出发，认为我国目前仍处于不平衡发展阶段，而点轴开发是现阶段最有效的空间组织形式。所谓点轴开发，即点轴—等级渐进扩散式开发，是在全国或地区范围内，确定若干具体有利发展条件的大区间、省区间及地市间线状基础设施轴线，对轴线地带的若干个点予以重点发展。这样，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开发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在较低级别的发展轴和发展中心，与此同时，发展轴线逐步向较不发达地区延伸，将以往不作为发展中心的点确定为较低级别的发展中心。在宏观区域开发战略上，点轴开发理论主张以海岸地带轴和长江沿岸轴作为全国一级重点开发轴线，即采取“T”形开发战略。
必须指出的是，早在点轴开发理论提出以前，许多学者就曾对我国宏观区域开发战略提出过各种构想，如“T”形战略（胡澄华，1984；刘建一，1985）、“弓箭”形战略（张其才，1983）和“”形战略（晏学峰，1986）等。这些战略构想都可用点轴开发理论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即是说，选择不同的重点开发轴线，将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宏观区域开发战略构想。
点轴开发理论研究了我国现阶段区域开发的有效空间组织形式，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是，由于它忽视了区域发展的阶段性和产业类型对空间发展形式演变的重要影响，因而，一些学者在点轴开发理论的基础上，吸收增长极理论中的某些有益思想，进一步提出了较系统的区域开发阶段论（魏后凯，1988）。该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是个动态过程，它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所追求的发展目标有着质和量的差别，因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类型区域，其区域开发方式与空间组织形式也各不相同。落后地区采取的是增长极点开发；发展中地区采取的是点轴开发；而较发达地区采取的是网络开发。任何一个地区的开发，总是最先从一些点开始，然后沿着一定轴线在空间上延伸。点与点之间的经济联系及其相互作用，其结果往往在空间上沿着交通线联结成轴线，轴线的经纬交织形成经济网络。这是空间发展形式演变的一般规律，任何区域开发战略的选择都要遵循这一规律。
此外，从空间形式角度提出的战略理论还有优区位开发理论。该理论从“区位”与“非区位”概念出发，主张中国工业布局应实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区位开发战略，即现代工业应当首先在若干区位集中优先发展，这些区位依据社会综合效益原则不均匀地分布于全国的各个区域之中：随着工业化进程，区位数目逐渐增加，同时现代经济逐渐从区位向非区位扩散，并最终全面完成全国经济的工业化（王至元、曾新群，1988）。这里的“区位”，是特指分布于区域体系中的微观点域，包括城市或城市群以及与城市工业关系紧密的乡镇。因而，优区位开发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微观层次的城镇工业化战略，并非排斥宏观层次的梯度开发战略。
三 产业关联与地区协调发展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研究区际产业关联与地区协调发展问题，是宏观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许多学者都曾在这方面作过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市场再分配战略、国际大循环战略和双循环战略。
市场再分配战略思想最初是在1985年由陈栋生阐述的。他主张在国家宏观层次的梯度开发战略（即“东靠西移、逐步展开”论）下，三大经济地带应从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出发，通过市场份额的再分配，实行发展形式不同的区域战略。经济技术水平发达的东部经济地带面向国际市场，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并将高能耗、高资源消耗、用水多和普通技术的传统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以为内地工业发展腾出原料和市场；中部经济地带处于全国腹心的地理位置，具有“承东启西”的作用，在继续抓紧能源和原材料产业发展的同时，要积极安排好沿海地区移出的企业和产品的生产任务，为满足内地广大市场和支援西部地区服务；西部经济地带以资源开发为主，着重开发国家急需而又为本地所富有的资源，并根据地方市场的需要发展“进口替代”产业（陈栋生，1985）。市场再分配战略为我国三大地带产业结构优化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思路，但由于它还只是一种粗略的构想，缺乏从理论上对战略实现内部机制的深入分析，因而尚需进一步完善。首先，面向国际市场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如何妥善解决这一矛盾目前还缺乏较有力的理论解释。正如杨开忠指出的，“如果要求东部主要面向国际市场，就必须重点发展我国目前阶段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因而不可能把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转移给中西部，不可能重点发展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反过来，如果要求东部地区把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转移给中西部，重点发展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就不可能重点面向国际市场。这是目前东部一些省市结构难以调整，中西部一些省区感到缺乏发展机会的重要原因”（杨开忠，1989）。其次，实现传统产业由东向西的大转移将是一个长时期的痛苦的过程，即使撇开转移的巨大机会成本，依靠何种机制实现这种转移也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如果依靠行政手段进行“关、停、并、转、迁”，历史上的经验已经证明这种做法收效甚微；而依靠增量调整来带动存量调整，促使产业结构再造，又缺乏体制上的保障。
继市场再分配战略之后，王建通过对我国产业结构的特殊矛盾运动形式的分析，提出了曾引起全国性争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主张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换取外汇，支持我国重工业的发展，形成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王建，1988a; 1988b）。
国际大循环战略突破了传统的内向发展框架，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国际大循环战略的依据是不够充分的。首先，单一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难以解决工业化两大目标间的矛盾。我国现有企业大多存在严重的隐蔽性失业，加上城市人口本身的机械增长，城市新增生产能力很难为大批释放出来的乡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这样，我国乡村劳动力的转移将只能主要通过以发展乡镇企业的形式来就地转化。而完全依靠乡镇企业来扩大出口，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何况劳动密集型产品多为国际贸易中的敏感商品，受出口配额的限制，竞争异常激烈。作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补充，一些学者主张同时实行重加工业产品大进大出（裴小林，1985），或者投资海外带动出口（卫大匡、高梁，1988），或者实行出口多元化。
其次，我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人口数量达11亿之多的超巨型大国，日本、“四小龙”等面积狭小、资源贫乏的海岛型经济的成功经验，难以在当今中国再现。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其经济发展不可能完全或主要地依赖于国际循环，国内循环将更为重要。如中国台湾1984年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为52.9%，韩国为35.1%，中国香港为88.7%，新加坡为131.2%（1983年数字），而美国只有6.0%。
最后，国际比较优势是指宏观层次上产业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而劳动力工资低廉基本上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优势，并非中国所特有。这样，在宏观的国际比较优势相近的情况下，起主导作用的将是微观的国际竞争优势，即企业之间的竞争优势，如规模经济、产品质量、销售技术、国际声誉等。如果我国具有国际比较优势，而国内企业不具备竞争优势，获得的国际市场只能是通过垂直分工而实现的低档产品市场。实际上，这并没有真正加入国际大循环。
此外，这种完全以低工资成本、低价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打入国际市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在当今国际经济条件下，还具有很大的风险和不稳定性。一方面，由于国内资源可供给量有限，要“大出”就意味着“大进”；反过来，在发展中国家相互竞争日趋激烈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容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大进”则不一定就能“大出”。另一方面，当前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日趋严重，如果将市场完全放在国外，那就势必面临着西方世界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的沉重压力。
鉴于单一国际大循环的局限和风险，中国香港学者闵建蜀提出了“双循环”——国际与国内经济同时循环，即在国际大循环的同时，国内也来一个大循环的观点。所谓国内循环，就是把原料→生产→市场都放在国内，并以竞争机制贯穿始终。通过竞争劣者淘汰，优者胜，从而导致市场与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加之经验的累积，产品不仅成本下降，而且质量也会大大提高。届时这些企业亦可再转入国际循环（闵建蜀，1988）。显然“双循环”战略比单一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在理论上前进了一步。然而，它忽视了如何有机耦合、相互联结沿海的国际经济循环和内地的国内经济循环，以形成一个双向转换、内外循环的宏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体系这一关键性问题。这一点，还有待于从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四 今后宏观区域发展理论研究的方向
通过以上对我国各种宏观区域发展战略理论的回顾和分析，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区域发展战略理论研究在“双百”方针指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点是十分可喜的。然而，这些理论大多是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提出来的，目前还缺乏对全国宏观区域发展战略体系的全面而系统的理论研究。作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全国宏观区域发展战略，既要兼顾效率与均衡两个区域发展目标，选择合适的地区倾斜政策和重点开发地区的时间序列；又要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合理确定地区产业结构和地区间产业关联，建立合理的地域分工体系，以保证各地区协调发展、共同繁荣；也要因地制宜，依具体情况选择有效的空间发展形式，制定正确的区域开发战略。同时，这些理论多属规范研究性质，缺乏较详尽的实证分析论证。而这些规范研究往往把着重点放在宏伟的战略构想上，对理论观点暗含的前提条件、实现机制和政策效果缺乏研究或者模糊不清，这就容易导致学术界对某些问题长期争论不休，使研究工作在低水平上重复，很难深入下去；也容易使政府决策因受某一片面观点的影响和支配而走向极端，导致重大政策性失误。
为避免或减少重大的政策失误，理论研究应具有超前性。我们既要防止那种为迎合领导的意图而匆匆抛出一种宏伟战略构想的倾向，也要防止那种在未作深入的理论研究和详尽的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就匆忙实施一项重大战略或政策的倾向。今后宏观区域发展理论研究，应在继承和发展现有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把研究工作的着重点放在宏观区域发展战略体系、战略实现的动力机制、政策手段和政策效应评价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应把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开展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以全面开创我国宏观区域发展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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