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柏林求知会诸贤

1923年9月，傅斯年离开伦敦大学，到德国柏林大学继续留学。傅斯年之所以由英赴德，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受柏林大学文化氛围与学术空气的影响，当时柏林大学有几种在世界很有影响的学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物理学和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物理学方面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当时都是轰动一时的学说；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二是受在柏林大学留学的朋友们如陈寅恪、俞大维等人的影响。当时柏林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甚多，其中许多是傅斯年的同学好友。

傅斯年到柏林大学不久，何思源、罗家伦、毛子水等北大老同学也先后到柏林大学留学。傅斯年与这些同年好友朝夕问学，互相切磋，既提高了见识，又增进了友谊，傅斯年与许多人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尤其是与陈寅恪、俞大维、何思源等就是如此。

陈寅恪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和傅斯年一样，出身于书香世家。其祖父陈宝箴，清末官至湖南巡抚，因支持戊戌变法，推行新政，被慈禧太后革职。其父陈三立，晚年号散原老人，是清末四公子之一，为晚清著名诗人。陈寅恪自幼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6岁开始在家塾中读书识字，系统学习了儒家经典和诸子之学。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国学功底深厚。陈寅恪酷爱读书，经常是手不释卷，夜以继日。13岁那年，陈寅恪随从长兄、著名画家陈衡恪去日本留学，后来一度回国，进一步广泛涉猎中国传统书籍。其侄陈封怀回忆说：“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陈寅恪）在他十几岁时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陈寅恪自己也说：“因髫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以后又留学美国和欧洲诸国，精通几十种文字，正如罗家伦所说：“除近世重要文字外，还有希腊、拉丁、梵文、巴厘文、中波斯文、突厥文、满文、蒙文、藏文等，供他参考运用的总计不止十六七种。”1910年，陈寅恪先后到欧洲、美国留学，1921年再度由美国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主要学习语言文字学。

在德国留学期间，陈寅恪经常和傅斯年、赵元任等利用吃饭的时候或晚上互相讨论，切磋学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曾回忆，他们1924年5月从美国到了柏林，会见了一大批旧识新知，给她印象最深的就是陈寅恪和傅斯年：“我们1924年5月离美（到了柏林），会见了一大些旧识新知，最近的就是寅恪和孟真。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是 ‘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他们常常午饭见面，并且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么。”傅斯年留学期间受陈寅恪的启发和帮助很大，回国后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俞大维，浙江绍兴人，出身于书香世家。其伯父俞明震，清代进士，翰林院学士。其父俞明颐，曾任湖南陆军小学总办。俞大维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舅父曾广钧是翰林，俞大维与陈寅恪是姻亲，俞大维的姑母俞明诗是陈寅恪的母亲，其妻子陈新午又是陈寅恪的妹妹。两人的父祖都是好友，所以俞大维在谈陈寅恪时，说他们是三代世交、两代姻亲、七年同学。他们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共同留学3年，又在柏林大学同学4年。

俞大维16岁进上海复旦中学，跳级毕业。18岁入复旦大学预科，1918年至哈佛大学读哲学，3年拿到博士学位，12门课全是A，获得Sheldon Travel Grant（谢尔顿旅行奖学金）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在德国留学期间，俞大维也是兼收并蓄，广泛涉猎、求博求通。罗家伦回忆说：“俞大维则天才横溢，触手成春；他从数学、数理逻辑到西洋古典学术的研究（即希腊、罗马学术思想的典籍所谓Classical Studies）；从历史、法理、到音乐，再从音乐到开枪放炮的弹道学，和再进而研究战略战术。我想他心目中最向往的是德国大哲学家莱白尼兹（Leibnitz）是不见得十分冤他的。”

俞大维原先也侧重学习文史，自从与傅斯年交往，深感功底不如傅斯年，才改学了自然科学。他曾对别人说：“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于是弃文学理，最后成为著名的弹道专家。1925年，俞大维的一篇论文刊载在美国最著名的数学杂志Math-ematische Annalen上。据后人记载，多少年来，在美国这个权威的数学刊物上只发表过两篇中国人写的论文，其中一篇便是俞大维的，另一篇是多年以后华罗庚的，可见俞大维的学术研究也有独到之处。

傅斯年对俞大维也很佩服。傅斯年到德国柏林大学不久，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同学好友毛子水也到德国留学，见面后傅斯年向他介绍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情况时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傅斯年与陈寅恪、俞大维在学业上互相切磋，在生活上互相照顾，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回国后，俞大维将幼妹俞大介绍给傅斯年，两人于1934年在北平结婚，傅斯年与俞大维成为郎舅之亲，关系更为密切。

除陈寅恪和俞大维外，在柏林大学和傅斯年朝夕问学的还有何思源。何思源字仙槎，山东菏泽人，几乎与傅斯年同样，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家庭，靠自己努力和师友的经济资助，1915年考入北大预科，学习哲学，1918年升入文科哲学门。傅斯年等人组织新潮社，何思源积极参与。两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曾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志趣相同。在北大读书的四年里，何思源与傅斯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919年，两人同时考取山东官费留学生。何思源赴美国，先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哲学，获哲学硕士学位，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经济学。1922年，受傅斯年、毛子水等在欧留学生的吸引，又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主要研究德国的传统学科政治经济学，考察德国的社会与政治，为他撰写《国际经济政策》一书积累材料。何思源自己回忆说：“我在美国上了三年大学，自感一无所成，1922年转赴欧洲，先到德国学习……在德国三年，学经济和政治。我觉得美国的自由经济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他们的思想是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国家没有政策与计划，而德国政府对社会经济干预较多，人民也有服从国家管理的习惯。我对经济政策与计划问题发生兴趣，想写一本书。”何思源在德国两年多，与傅斯年相处一年多。他与傅斯年对德国人的认识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的共识应该说是互相启发的结果。

当时，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可谓如过江之鲫，蔚为可观。除了上面介绍的三位外，罗家伦、徐志摩、金岳霖、毛子水等人都是常和傅斯年砥志问学的同窗好友，正如罗家伦所说：“在民国十二年至十四年之间，不期而然的，这些人大都集中在柏林。如赵元任、徐志摩、金岳霖诸位，也时来时去，有时候大家晚上闲谈的时候，各拈妙谛，趣语横生。回想起来，真是人间一种至乐，可是此乐已不可再得了！”同学好友，学业上各有专攻，各有所长，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切磋学问，互相启发，互相吸收，对傅斯年兼收并蓄、求博求通的志趣有着重要影响。正如了解傅斯年甚深的罗家伦所说：“孟真是好强好胜的人，这种空气自然更刺激他博学好问的精神。”傅斯年在英德留学期间兼收并蓄，求博求通与诸位好学深思、互相砥砺的同学有重要的关系。

当时，傅斯年等留学生在留学期间可以说是富于学而贫于财，他们在勤奋追求知识的岁月中却忍受着贫困的折磨。傅斯年等人名义是官费留学，但当时国内正是南北分裂、军阀混战时期，各派势力忙于争权夺利，哪有人想到在国外辛苦求学的学子呢？正如《中国留学教育史》所说：“民国八、九年至民国十三、四年，军阀祸国，财政收入皆充内战之费，一般正当支出，因而无着，国内之欠薪累累，国外留学生之所费，无法汇出。”

陈寅恪的女儿曾回忆说：“父亲在德国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傅斯年的情况比陈寅恪更差。因为傅斯年祖父母在其留学期间先后去世，只剩老母弱弟等人，他们自己生活尚无着落，自然无力接济远在国外的傅斯年，因此，傅斯年在国外几乎是忍饥挨饿。他曾写信给在法国留学的刘半农，叙述经济的困难，信中说“中国自有留学生以来，从未遭此大劫”。刘半农当时已是五口之家，妻子和三个孩子都在身边，经济非常拮据，与傅斯年同病相怜，回信说：“可怜我，竟是自有生以后从未罹此奇穷大苦也。”傅斯年在写给罗家伦、何思源等人的信中，也多次谈到因生活费无着、东借西挪、几乎断炊的窘状，如他在1926年2月致罗家伦信中曾说：“弟在巴黎最后接到朱寄之二十，换了后，还债等已精光，末日只剩了三十佛朗，其手中之二十马克尚是从吾（按：姚从吾）寄我者也。到了此地，幸员外尚有几文，故用到11月，过了初十，朱寄来二十镑，交了2月房钱去其过半，所余的月底还完了员外怎么办呢？幸与老陈（按：陈寅恪）定了一约，他先把二十镑之马克给我，我交了学费及他种零费，借给一位更穷的朋友三十马克，交了这月房钱，今天只剩下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计也。”不久，又在致罗家伦、何思源的信中告诉他们自己的官费已无望，从此生活更无着落，信中说：“月中穷不可言，特别糟者是今后全无办法，山东学费已全无望矣。”在致罗、何二人的另一封信中说得更惨：“5月中旬连吃四日干面包，实在不免于夜间流涕。”

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傅斯年等人在欧洲留学期间生活的艰难与困苦。这对他们的人格是一种锻炼，对他们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傅斯年终生反对奢侈浪费，要求贫富平等、救济贫困，与他青少年生活贫困艰辛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