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以科学的信息汇集和与决策相关的分析，服务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政治进程，受到全世界学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成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和实施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源远流长。中国2000多年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思辨，英国十九世纪思想家在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倡导人与自然和睦的“静态经济”的西方理性思考，均具极其深刻的哲理探究。马尔萨斯的“资源魔咒”，引发的只是弱肉强食的殖民扩张和资源掠夺。源自于工业化大生产的环境污染，毒害的不是一个国家，影响的不是一代人，而且不分穷人与富人。所幸的是，科学的认知为政治决策提供了依据，但政治进程滞后于科学认识。但是，两者之间的互动促使人们对于人类社会未来的思考。保护地球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科学与决策的长期互动，使国际社会达成一种新的共识，需要采取行动。因而，在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首次举办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将可持续发展思想引入全球政治议程。经过1992年的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到2002年联合国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会议，历经30年。将政治议程变为行动进程，则是2000年启动的发展导向的“千年发展目标”和2015年通过的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从科学认知到政治决策，再到行动方案，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科学认知与政治决策的互动进程中不断深化并落实到决策实践。

《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以下简称《报告（2015）》）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围绕科学认知和政策实践的相互关联，分析考察两者互动的关系和科学服务决策的可能途径，并就“千年发展目标”执行期满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议程展开深入分析和讨论。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体系不断完善，方法不断创新，成为国际学术界的重大选题。本报告的学理特色就在于对国际可持续发展学科的解读和进展的综述。与此同等重要的，是对可持续发展实践中凸现的重大新问题，包括灾害风险、海洋、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等，进行了系统考量。全球可持续发展，有需要重点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国，是短板所在。此外，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研究与决策实践，数据不可或缺。科学支撑决策实践，决策依赖科学结论。《报告（2015）》为科学和政策的互动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效用。

中国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和通过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也将在其实施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纵观2001—2015年的全球反贫困导向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最终成绩单，中国做出的贡献最大。中国“十三五”规划明确要求在2020年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比“2030年议程”所规定的2030年脱贫时限提前了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绩效具有全球示范效应；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也为世界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他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方法和成功实践，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报告（2015）》所蕴含的内容，为我们了解世界、开展国际合作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机遇。

全球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共同事业。这一报告的英文版发布以后，也引发了国内学界的关注，限于英文属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积极与联合国有关部门沟通，展现社会责任，服务中文读者，支持中国实践，组织翻译出版这一报告。本报告翻译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关键词的翻译由潘家华、陈孜和周亚敏等负责，陈孜和周亚敏分别负责了初译、初校和译校的组织与协调工作。各章的翻译工作由陈孜（第一章）、周枕戈（第二、九章）、王黎明（第三、四章）、刘皎洁（第五章）、李欢（第六章）、刘君言（第七章）、侯燕磊（第八章）等完成，陈孜、侯燕磊、李欢、王伦旺对翻译初稿分工进行了校对。周亚敏（第六章）、刘哲（第一、二、三、七章）、刘昌义（第四、五、八、九章）等对译校稿分工负责，再次校核修改。潘家华通阅全稿并对部分内容作了进一步校核。

我们相信，这一报告中文版的翻译出版，不仅会对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信息和经验借鉴，也会为中国参与和贡献落实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积极效果。

潘家华

2016年6月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