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丛书 总序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无论将“政治”宽泛地定义为与人类共始终的公共权力现象，还是狭义地界定为人类特定阶段所存在的国家权力现象，一个社会总需要以一定的方式对“权源”（权力根源与权力来源）、“权力配置”、“权力载体”、“权力运作”、“权力监控”等加以规定、规范，要求所有相关者一体遵行。这，就是“政治动物”的“游戏规则”，就是政治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法内制度与法外制度、文本制度与非文本制度、显规则与潜规则。没有制度，不成秩序。任何社会、任何国家如果缺失一整套适合本土环境的政治制度，就难成一体、难有发展、难以为继。

政治制度对于治国理政至关重要，自然就成为中外政治思想家的学术志趣。在西方，对“比较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与人”、“政治制度要素”、“政治制度（政体）分类”、“理想政治制度（政体）”等问题的研究开展得较早。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研究成果卓著，学术影响深远。近代以来，又有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等学者，在政体研究上做出了各自的理论贡献。“直到20世纪50年代，政治科学中制度取向的统治地位（还）是如此巩固。”但不久，这一地位即被迅速崛起的行为主义所取代。时至20世纪60年代末，行为主义又遭到后行为主义的激烈抨击。

史实表明，即便当行为主义、后行为主义处在风卷浪翻的高潮时期，制度主义的星火依然未灭。1968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现代化为理论框架，将政治制度研究推向纵深。他层层论证了“政治制度化”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之不可或缺性。

十多年后，一种叫作“新制度主义”的政治学思潮正式成为西方政治学舞台上的主角之一，他们“重新把政治制度当作政治分析的核心，并且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分析政治制度”。

纵观历史长河，政治制度研究不失为西方政治学史上的一大重要主题。不过，已有学者指出，如今制度研究在西方又进入技术主义和机械主义道路，只见技术不见人。制度设计的技术层出不穷，但似乎难有大的政治理论突破，此为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窘境所在。

在中国，政治制度（古称典章制度）的研究具有相当丰富的传统。近代以前，多个流派的思想家倾心于研究治国之道、安民之术，提出了众多独到的政治主张，诸如礼治、德治、法治，重民、爱民、利民，王道、霸道、强道等，绝大多数旨在维护与巩固封建专制制度。以现代政治学眼光视之，其中大量的研究涉及了政治制度的中观微观层面，包括政府结构制度、管理制度、税赋制度、任官制度、法典制度等。即便有些从未见诸法典规章的治国思想，因其长期、稳定地规范着、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活，实际上成了“法外”政治制度。

到了近代，在国内外各类因素的激发下，志士仁人们更是在政体层面上不断提出“中国应当建立怎样的政治制度”这一课题，并进行了长期艰辛的探索与研究。开明君主制？立宪君主制？多党议会制？……最终，高高飘扬的新中国旗帜上，辉映着“人民共和”制！人民民主的共和制度！辉映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之不易。据此，我们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总体上看，这套制度扎根本土，适应国情，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富有制度效能。同时，也应看到，任何宏大的制度都是分层次的，如若缺失中观、微观制度的合理配套，再好的制度也无法付之运作，见之实效。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政治制度在中观、微观层面以及制度间关系上还存在着某些不足，一定程度上使有些宏观制度的“制度空间”难以用足，制度效能未能充分发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好事物。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政治制度就完美无缺，就不需要完善和发展了。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故步自封”，“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民主法治建设同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程序、规范以及具体运行上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也必须加以完善”。总书记还言辞恳切地告诫，要“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是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作为中国政治学学者，我们深知有责任继续深化有关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学术研究。使命在肩，任重道远！

我们从“制度自信”出发，通过研究进行“制度自省”，提出改革创新建议助推“制度自新”，这样，定会更具“制度自信”。

复旦大学是中国最早设置“中外政治制度”专业博士点的高校之一。从国际政治系到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长期重视中外政治制度研究，推出过一系列学术论著，获得了国内外学界的好评。笔者自2003年伊始，有幸在“中外政治制度”博士点相识并指导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方向的一批博士研究生。这些聪明睿智、天分超群又刻苦勤奋、脚踏实地的青年才俊，在导师组的集体引领下，分别选定了某一维度或某项政制，进行了颇为深透的研究。我们则总是嘱咐他们谨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国内与国际的统一、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为基准，增强问题意识，潜心理论思考，表述独到见解，严守学术规范；我们总是嘱咐他们注重思维的角度、广度、深度、力度，敏捷度、清晰度、创新度、缜密度，确信论文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深入研究出来的，“七分研究三分写”……他们努力了，一个个推出了各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博士论文，通过严格审查与答辩，欣喜地从校长或院长手中接过了沉甸甸的学位证书。

此后，他们又战战兢兢地对论文进行了再修改与再深化。现在的这些文稿虽然仍显稚嫩，还有可以进一步斟酌、商榷之处，但从基本面看，已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准。为了让这些学术成果走出书斋，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产生些许推进效应，我们决定将其中的大部分整合成“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丛书”予以出版。考虑到本人曾兼任复旦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博士后流动站的联系专家，所指导的博士后研究成果中也有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故丛书中也编入了少量博士后论著。因人建议，笔者将数十年来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部分学术成果结集成册，忝入丛书，抛砖引玉。

此套丛书的出版，得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副院长苏长和教授等领导的关心与支持，获得了学院出版基金的资助。笔者代表全体作者向母院及其领导表示感谢！在此，亦向各位博士、博士后的指导组教授致以深深的敬意！向给予丛书中相关著作以资助的西北政法大学等高校表示感谢！向曾经鼓励本丛书出版的我校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何俊志教授（已调中山大学）、现任主任扶松茂副教授、副主任李春成教授道谢！向悉心编辑与出版本丛书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庆红等老师深表谢意！没有他们极富专业水准的工作，此套丛书便难于以现在的面目推向学界及整个社会。值得一提的是，在丛书出版过程中有的成果经出版社推荐，更是荣幸地入选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笔者要特别感谢本丛书的全体作者。长年来，与大家每月一次的集体“聊学”（聊天般地谈学），以及不定期的一对一电话讨论或者面叙，均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那绝不是单向的“指导”，而是双向的交流、切磋、论辩，是在宽松的氛围中共同操练思维。现今，同学们大多执教于高校、党校，也有从业于其他岗位的。后生可期，希冀他们为讲授、研究与实践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做出骄人的成绩。

此刻，由衷地感谢本丛书的读者。你们对丛书的厚爱就是对我们的鼓励，你们的任何批评与建议，将会从不同角度鞭策并启迪作者们去坚持与深化自己的研究，修改与完善自己的论著。这是可以肯定的。

浦兴祖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

2015年11月18日于上海逸仙华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