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学术史回顾_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QQ阅读男生都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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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学术史回顾

基于本书所讨论的对象，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北宋士人交游与北宋东京这两个方面。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也为本书提供各方面的借鉴和启发，同样构成本课题的学术史背景。

一北宋士人交游的研究

对于宋代士人交游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代表性的论文当属邓广铭先生早年的《辛稼轩交游考》。邓广铭：《辛稼轩交游考》，原载《复旦学报》复刊第1期，1944年10月；后收入《邓广铭全集》第8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86—557页。此后，这类以某个士人为中心的交游考述性文章，数量相当可观，一些重要人物的交游都有涉及。还有一些成果是着眼于某一特定群体的研究，对相关人物的交游状况也有论述，代表性的如王水照先生对北宋洛阳文人集团和苏门群体的研究。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构成》《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原载《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后收入《王水照自选集》，第131—152页；马东瑶：《司马光与熙丰时期的洛阳诗坛》，《中国文化研究》夏之卷，2004年；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成明明：《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

20世纪末，学界在研究宋代家族史的同时，也关注到士人及其家族的交游问题。关于家族史的研究概况可参见郭恩秀《八〇年代以来宋代宗族史中文论著研究回顾》，《新史学》16卷第1期，2005年3月，第125—158页。正如吾师邓小南先生指出：“对于宋代的士大夫政治之研究亦有丰硕的成果，选题则大多集中于政治制度、政治事件与政治人物方面。相对而言，对于宋代士人之间以及士人家族之间关系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一环。” 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交游为核心的考察》，《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3页。《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之交游为核心的考察》和《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兼谈南宋前期昆山士人家族的交游与沉浮》这两篇论文，即从这一研究视角入手，对宋代地方士人家族的交游研究进行有益尝试，开辟了宋代士人及家族研究的新视野，堪称研究地方士人及士人家族之间社会关系的力作。邓小南：《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兼谈南宋前期昆山士人家族的交游与沉浮》，《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第81—109页；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交游为核心的考察》，《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1—486页。再如黄宽重先生对宋代四明士族人际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邹重华先生对宋代四川地区士人的学术交游圈进行的探讨，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黄宽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际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以楼氏家族为中心的观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1999年，第627—669页；邹重华：《士人学术交游圈：一个学术史研究的另类视角（以宋代四川为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0年新第9期；后收入邹重华、粟品孝主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456页。综括来看，目前的成果大都集中于地方性士人家族，与地域社会史研究相互呼应，而以该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东京作为活动背景来论述的还不多。

关于士人群体的集体活动，学界从诗社、文会、集会、雅集、宴饮等角度做过一系列研究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欧阳光：《宋代的怡老诗社》，《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史江：《宋代会社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周扬波：《宋代士绅结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熊海英：《北宋文人集会与诗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也是本书所关注的内容，因而颇有参考价值。关于宋代士人日常生活、礼节、风俗等的论著也构成了士人交游的研究基础。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第八章，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1年，第197—222页。朱瑞熙、张邦炜、刘复生、蔡崇榜、王曾瑜：《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229页；方健：《宋代的相见、待客与交游风俗》，《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第123—128页。

宋代政治史的研究对于士人交游也有涉及。比如，刘子健先生在回应、补充宫崎市定先生对于宋代士风的看法时，讨论庆历变法引起政潮时士大夫间的交游和摩擦、明争之外的暗斗。刘子健：《梅尧臣〈碧云騢〉与庆历政争中的士风》，《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03—116页；宫崎市定：《宋代の士风》，《史学杂志》，1953年，第62编，2号，第46—67页。何冠环、罗家祥、沈松勤、萧庆伟以及余英时等学者也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北宋党争进行过讨论。罗家祥：《北宋党争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平田茂树先生指出，以“同”为核心的同乡、同年等关系网络构成宋代朋党形成的契机。平田茂树：《宋代朋党形成の契機について》，《宋代社会のネットワーク》，汲古書院1998年版，第3—46页。士人的某些交游活动还受到朝廷的限制，关于官员的谒禁制度也有一些研究。史继刚：《宋代宰执的谒禁制度》，《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第100—102+119页；《宋代官吏谒禁制度述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第80—87+107页；朱瑞熙：《宋代官员回避制度》，载《中华文史论丛》第4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172页；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2—75页。这些成果在不同的层面上涉及士人交游的问题，对本书的研究多有助益。可以说，北宋的党争早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多是立足于朝堂来讨论与政治相关的问题，其所注意到的也多是重大政治事件中凸显的人际关系的结果。本书则变换研究的视角，立足于朝堂之外来考察士人交游在政治风云变幻下所呈现出的万千气象。

北宋士人一般都有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东京开封又是北宋科举考试的考场所在地，因而科举制度与本书关系非常密切，这方面的研究概况可参见何忠礼先生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何忠礼：《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142—155页。具体而言，祝尚书先生讨论科举制度下的宋代士人在东京的活动，比如进士行卷与文学、登第进士的恩例与庆典以及“科名前定”的社会心态等等。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318—383页；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18—383页。山口智哉先生认为同年关系通过《同年小录》这一载体得以强化，并对日后的官场关系网产生影响。山口智哉：《宋代〈同年小録〉考——〈書かれたもの〉による共同意識の形成》，《中国——社会と文化》17，2002年。宋代进士及第者虽然较唐代大为增多，但比例依然不高，更多的士子徘徊于举子的阶段。李弘祺：《宋代的举人》，载《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8年版，第297—312页。该文所称的举人与举子意思大同小异。王鹏先生对宋代落第士人在地方社会中的角色与地位进行了探讨。王鹏：《宋代落第士人初探》，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黄云鹤先生探讨唐宋落第士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指出宋朝落第士人中，还想继续科举者不再像唐代那样去结交上层官宦，而将社交注意力转移到文化名人和名师身上。黄云鹤：《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黄云鹤：《唐宋下层士人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贾志扬、赵冬梅与程民生等先生先后论及宋代开封解额较其他地方为多，籍贯开封的进士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贾志扬：《宋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赵冬梅：《北宋科举解额初探》，《北大史学》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35页；程民生：《论宋代科举户籍制》，《文史哲》2002年第6期，第108—113页。。

学界在研究宋代城市文化时，对于士大夫群体也有涉及。包伟民先生认为，由于士大夫阶层拥有政治核心资源等原因，一如既往地掌握着文化的霸权，从两宋时期起，社会文化的中心从乡野转移到了城市。包伟民：《两宋“城市文化”新论》，《文史哲》2012年第5期，第95—107页。

关于两宋的社会转型，郝若贝（Robert Hartwell）、韩明士（Robert Hymes）、包弼德（Peter Boll）等学者提出北宋“士的中央取向”与南宋“士的地方化”等论断。对于“士的地方化”，包伟民先生提出颇有说服力的质疑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与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3—672页。；而对于北宋士人的“中央取向”，学界则基本达成共识。但实际上，与此相关的不少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地具体考察。诸如在这种“中央取向”的主导下，北宋的地方士人进入东京以后的生存状态如何？他们是如何融入京城社会？他们的活动与都市空间又有着怎样的互动？这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还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除了宋代之外，其他断代对于士人及其社会关系的研究还有很多，比如刘增贵先生对汉魏士人同乡关系的考论，贾晋华先生对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体的研究，黄云鹤先生对于唐朝下层士人社会交往特征及其心态的研究，萧启庆先生对于元代士人网络及其形成的研究，徐林先生对于明代中晚期士人的社会交往生活的研究，等等。这些成果对于研究北宋士人的交游关系都有启发意义。

二北宋东京的研究

作为都城，东京开封是北宋士人活动的重要舞台。宋代士人不仅“以通经学古为高”，而且“以救时行道为贤”，而东京能够为他们提供经世致用的广阔舞台。被称为“宋学先驱”的胡瑗、孙复、石介，还有李觏都有进京求学、讲学的经历，他们投身于“庆历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的门下，积极参与社会改革。王安石虽然早在地方为官时即已开始酝酿新学的创立，但直到熙宁八年在东京将《三经新义》颁行于太学，才标志着“荆公新学”的创立完成，并很快被大部分士人接受，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学派。即使其他以地方为活动重心的学派，其代表人物也多有东京活动的经历。宋代士人的政治与学术追求往往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因而政治中心的东京也有着浓厚的学术气氛。有学者指出，北宋中期在洛阳渐渐形成了当时学术与文化的重心，形成了一个以道德伦理为标榜，以思想与学术为号召的知识集团，表达着当时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另一种声音。葛兆光：《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关于11世纪80年代理学历史与思想的考察》，《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24—37页。这些士大夫虽然在下野之时闲居洛阳，但并不仅仅满足于思想与学术上的影响力，依然关注着京城的政治风云，一旦东山再起就立刻重返东京。

可以说，东京开封是北宋士人最重要的遇合地。这里会聚的政界要人，往往同时是名宗宿儒；从而也成为士子游学的理想之地。士人们在此追求仕宦梦想的同时，也上下左右交际过从。因而，东京在北宋士人的交游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百年来，海内外学者对于宋代东京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发表论作500余篇，内容涉及东京的建都背景、经济贸易、坊市制度、市政管理、地理环境、园林绿化、人口结构、文化教育、生活风俗、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关于日本学者的研究概况，参见梁建国《日本学者关于宋代东京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4期，第22—26页。代表性的专著当属周宝珠先生的《宋代东京研究》，该书史料翔实，内容广泛，涉及当时学界关注的诸多问题。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如果说宋代东京城市制度层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的话，其物质实体的空间布局迟迟未能揭开神秘的面纱。这一方面与开封建都的历史背景有关，东京城是由地方州城改建而来，自始就没有系统的规划布局。另一方面，随着坊制的崩溃，人们开始流行用街巷等名称代替坊名来指示地理位置，由此像唐代长安那样明确的坊里界标逐渐模糊。另外，“开封城，城摞城”，北宋东京城遗址淤没于地下十米乃至十余米之深，这增加了考古发掘的难度，也使得宋代东京城的城市空间形态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文本记载来探索。早在20世纪80年代，孔宪易先生对北宋东京城的坊名及其分布的大体方位做有考证。孔宪易：《关于绘制北宋东京城池图的商榷》，《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第55—58页；《北宋东京城坊考略》，《宋史研究论文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6—369页；《北宋东京城坊考略（第二部分）》，《宋史研究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378页。虽然囿于史料记载，有些坊的位置甚至名字还无法确定，但这一成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宋东京皇宫、皇城、内城以及外城的考古勘探成果相继公布，东京城的城池沿革、空间布局越来越明朗。刘春迎先生的《北宋东京城研究》结合历史文献，全面介绍近年来北宋东京城的考古发现，初步研究了相关的一些问题。刘春迎：《北宋东京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士人在选择交游空间的地址方位时，会考虑到交游对象、周边氛围等人文环境的因素，因而地理方位上的都市空间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由于考古发掘资料的不足，目前学界对于东京厢坊位置的研究把握还很有限；虽然笔者从大量史料中钩稽出一百余位宋人在东京的住址记载，有些仍不易准确落实到东京的地图之上。因此，本书对于住宅、庭园、衙署、寺观、园林、酒肆、茶坊等都市空间的讨论虽然也会力图凿实其确切位置，但更为侧重于这些空间的性质、类型及社会功能。

二十多年前，梅原郁先生的《皇帝·祭祀·国都》从祭祀空间的角度探讨宋代都城的诸多问题，其研究思路至今仍有新意。 [日] 梅原郁：《皇帝·祭祀·国都》，《历史中の都市：续都市社会史》，米乃路瓦書房1986年版。久保田和男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北宋开封的研究，涉及后周、宋初禁军军营对开封都市空间的影响，开封都市构造的特色，开封城内东部、西部的功能分区，首都机能的“圣”、“俗”两个范畴，徽宗朝都城空间的再造及其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等若干问题。 [日] 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平田茂树先生倡导从政治史料的角度来解读宋代的都市空间，通过政治事件中具体的人物、时间、地点等问题来探讨都城政治空间的“场域”，这一研究思路为宋代都城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日] 平田茂樹：《政治史料から読み解く宋代の都市空间》，《ァヅァ遊学》第78号（特集《中国都市の時空世界》），第85—103页。

东京是北宋的宗教活动中心，研究宋代宗教史的论著对于东京的寺院道观多有涉及。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3—569页，对佛教、道教、祆教和一赐乐业教在京师的活动和建筑作了考证。另外一些研究佛教史、道教史以及寺院经济史的专著也有涉及，比如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艺文图书1989年；顾吉辰《宋代佛教史稿》，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黄启江《北宋佛教史论稿》，台北：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唐代剑《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版；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这其中对于佛教寺院相国寺的研究最为集中，成果颇丰。赵雨乐先生指出唐宋相国寺俨然扩展为集合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元素于一身的社区网络，成为信息收集和发布的重要渠道。赵雨乐：《北宋的都市文化：以相国寺为研究个案》，《新宋学》第二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6页；赵雨乐：《从寺院到市集：析唐宋时期的相国寺》，张其凡、范立舟主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224页。段玉明先生从文化的视角重新解读唐宋相国寺的情形，探讨在宗教的、世俗的、皇室的多重因素中呈现出的图景。段玉明：《相国寺——在唐宋帝国的神圣与凡俗之间》，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版；段玉明：《从空间到寺院——以开封相国寺的兴建为例》，《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第28—37页；《论北宋皇室在相国寺中的活动——兼论佛教的“中国化”》，《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49—55页。

东京是一座园林式的都市，皇室和私家园林遍布城池内外。周宝珠等学者对东京园林的分布及其特征做过考述。刘益安：《北宋开封园苑的考察》，《宋史论集》，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558—578页；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2—486页；侯迺慧：《唐宋时期的公园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张婉真：《北宋园林与文人生活——有关中国文化传递的思考》，《历史博物馆学报》1999年第12期，第133—152页；张劲：《两宋开封临安皇城宫苑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张劲：《两宋开封临安皇城宫苑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版。美国学者奚如谷（Stephen H. West）也对东京的皇家园林有过专门探讨。 Stephen H. West，“Spectacle, Ritual, and Social Ralations: The Son of Heaven, Citizens, and Created Space in Imperial Garden in the Northern Song”, Baroque Garden Cultures: Emulation, Sublimation, Subversion,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cy and Collection, Washingtong, D. C. pp. 291—321. 学界以往在研究宋代城市经济时，对于东京的酒肆、茶馆等多有论述。杨永兵：《试论宋代茶馆的功能》，《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第181—184+198页；徐轲：《宋代茶馆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对于士人来说，这些空间也是他们活动的重要场所。总的来看，对于东京寺观、园林、酒肆的关注虽然不少，但仍缺乏对士人活动与都市空间互动的研究。关于士大夫的私人园林，近年来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有杨晓山先生的专著《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该书从比较文学史的角度，通过对唐宋园林诗歌的解读，匠心独运地考察了中唐至北宋期间文学传统中的私人领域的发展。 [美] 杨晓山：《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关注都城的空间形态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宁欣：《由唐入宋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兼论都市流动人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116—125页；《由唐入宋都城立体空间的扩展——由周景起楼引起的话题并兼论都市流动人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75—84页；《由唐入宋都市人口结构及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变化浅论——从〈北里志〉和〈东京梦华录〉谈起》; 《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夏之卷，第71—79页。朱玉麒：《唐宋都城小说的地理空间变迁》，《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542页。。关于宋代东京的城市空间，宋鸣笛《宋东京公共休闲空间研究》、邓烨《北宋东京城市空间形态研究》、李瑞《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研究》以及李合群《北宋东京布局研究》等多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探讨。宋鸣笛：《宋东京公共休闲空间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邓烨：《北宋东京城市空间形态研究》，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李瑞：《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李合群：《北宋东京布局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城市空间，关于东京住宅空间的研究还很不够。李瑞、李合群先生虽然对东京的各种空间作了详细的探讨，但对于宅第空间则缺而未论。邓烨先生扼要论述北宋历代赐宅的分布情况、官员宅第的分布情况、官员宅第分布格局的形成原因、官员宅第的规模以及普通百姓的住宅等问题，很有启发性；但由于其所依据的资料仅是《宋会要辑稿·方域》上的二十余处赐宅位置，因而其对于某些问题的结论尚待商榷。

当然，对于宋代城市的房地产管理，学术界也有过一些研究成果。梅原郁先生的《宋代都市的房僦及其周边》论述过有关宋代城市居住方面的诸多问题，例如店宅务与楼店务、城内住宅的赁贷、房钱的放免、赁房的契约、赐第，等等。梅原郁：《宋代都市の房僦とその周辺》，《布目潮沨古稀記念論集·東アジアの法と社会》，汲古書院1990年版。胡建华先生探讨了宋代城市房地产管理、市政建设、住房政策等问题。胡建华：《宋代城市房地产管理简论》，《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24—25页；《宋代城市市政建设刍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42—146页；《宋代城市住房政策研究》，《史学月刊》1993年第5期，第24—29页。杨师群先生从东京店宅务入手探讨北宋的官营房地产业。杨师群：《东京店宅务：北宋官营房地产业》，《史林》1991年第1期，第19—25页。另外，梁庚尧先生的论文《南宋官户与士人的城居》论述南宋全国各地城市的官户与士人的居住状况，对于北宋东京的研究也颇有启发。梁庚尧：《南宋官户与士人的城居》，原载《新史学》1卷2期，1990年；后收入《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城市与乡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147页。

三其他相关研究

东京可以被看作一个特殊的地域空间，地域社会史方面的丰硕成果也颇有借鉴价值。日本的宋史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地域因素的重要性，斯波义信先生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史有过精深研究。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日本明清史研究者提出的“地域社会论”，更对整个日本东洋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吸收共同体和乡绅论的研究成果，以及社会学的结构分析方法，主张将群体和地域联系起来，认为通过个体与个体的接触缔结社会关系，进而不断地互动，构成社会关系网络，借由权力、支配、秩序等，将社会凝聚成一个整合组织。岸本美绪：《明清地域社会论的反思——〈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新书序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0期，第164—176页；《“秩序问题”与明清江南社会》，《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2期，第50—58页；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72—83页。包弼德在《地方传统的重建——以明代的金华为例（1480—1758）》一文中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考察地方自觉的复兴，身份认同与日本学者对共同意识的强调有相通之处，李伯重、周生春主编：《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86页。近年来，他们更加注重探讨宗教、思想、生活、日常伦理、人际关系等因素对地域社会的作用。宋史研究会编：《相互性と日常空间——“地域”という起点から——》，《宋代人の认识——相互性と日常空间——》（宋代史研究会研究报告第7集），汲古書院2001年版，第1—26页。

美国学者对区域性士人社会的研究也有代表性的成果，诸如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先生对宋代社会精英（主要即指士大夫官僚）演变的研究 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1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2, no. 2.（1982）, pp.365—442. ，戴仁柱（Richard L. Davis）先生对宋代明州史氏家族、韩明士（Robert Hymes）先生对宋元时期的抚州士人家族分别进行的探讨，柏文莉（Beverly J. Bossler）、包弼德（Peter K. Boll）先生对于婺州士人的研究，等等。

近年来，城市社会史的研究对于士人活动也有涉及。荣新江先生倡导的“长安学”的研究思路以及《唐研究》第九卷“长安：社会生活空间与制度运作舞台”专号的一系列成果，对本书的选题启发尤多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甘怀真先生从人际结合关系与人的生活形态的发展切入，指出从汉代以至唐代，京城士大夫社会得以形成与发展，对于整个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加深；重点探讨京城社会如何成为士大夫人际结合与社交活动的场所与媒介，以及这些活动对于士大夫礼仪的影响。甘怀真：《唐代京城社会与士大夫礼仪之研究》，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3年。魏景波先生则对唐代长安与文人及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魏景波：《唐代长安与文学》，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王鸿泰先生研究明清城市中的酒楼茶馆以及其中的士人交游。王鸿泰：《从消费的空间到空间的消费——明清城市中的酒楼与茶馆》，原载《新史学》11卷3期，2000年；后收入《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生活与文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380页；《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与尚侠风气》，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92—131页。赵世瑜和周尚意先生考察明清时期北京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特别是对于居住模式、居住空间以及社会生活与人际交往空间等问题的探讨颇有新意。赵世瑜、周尚意：《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第112—119页。王笛先生则研究1870—1930年间成都的街头文化、街头政治以及街头这一公共空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等等。王笛著、李德英等译：《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都市空间与知识群体研究书系” 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李孝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王儒年：《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等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2007年版。，也属于这方面的探讨。再如，美国学者罗威廉（William Rowe）对于汉口的研究，在分析商业行会的发展时，强调指出同乡关系在移民城市的重要作用。罗威廉著、江溶等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所有这些成果虽然不是关于宋代，但对于本书的研究都富有启迪意义。

一些人类学的论著对本书的思路也颇有启发。比如，张继焦先生的《城市的适应》认为，迁移到城市的就业者和创业者并不是孤立地在大都市中生活，而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网络关系之中，进而探讨他们如何在大都市中利用和开发自己的社会网络关系，这些社会资本又如何影响他们自身的适应方式。张继焦：《城市的适应——迁移者的就业与创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总之，关于宋代的士人社会、东京城市的研究都积累了相当丰厚的成果，其他相关的研究对本书思路的展开也多有启发；所有这些都构成本书的学术史背景。但是，目前学界还鲜有将宋代的士人活动与东京的都市空间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正是本书要致力于开拓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