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篇章安排

中国历史写作素有叙事的传统，只是19世纪末受到西方史学注重理性分析的研究方法的影响，行文中逐渐放弃叙事，而采用分析的方式来组织写作。近三十多年来，新文化史学所倡导的“深度描述”的行文方式是对叙事传统的回归。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理性分析，而是把人物置于环境中，围绕一个问题、一个中心，对与之关联的文化机制之间的关系，作出详尽而准确的事实描述和分析。尤其关注在共同机制下，对不同的事件和人物造成的千丝万缕的差异性。新文化史学叙事的焦点不再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不再是重要事件，而是普通民众的经历和日常生活。本书对于北宋东京士人交游的研究，虽也涉及名公巨卿、达官显贵，但研究角度则是从宏大叙事到日常取向的转变，重点关注士人群体在朝堂之外的那些以往不被重视的生活内容。

与朝堂之内相比，士人在朝堂之外的活动则辐射、弥漫到更为广阔的空间。以往对于士人的研究，所注意到的多为公共空间的活动；实际上，士人的交游更多则是发生于住宅、庭园这一类私人空间。这类活动由于带有近密、私密或亲密的性质，不容易留下公开的痕迹，也不容易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对于这些活动的考察，因为其兼备公共与近密二重性，将大大丰富我们对于北宋东京士人交游的认知。我们看到的材料，有些是出于怀念追忆，有些是当时活动的直接记录，而有些则是参与者不愿意留下文本记载的私密事由，现在也只能根据不完备的材料做简单的叙述与推测。尽管住宅与庭园都为私人空间，但二者亦有不同之处。住宅的建筑比较封闭，其中的活动内容也更为私密或亲密；而庭园空间则相对开阔，更适于群体性的活动，其中的交游内容也较为丰富多彩。因此，本书所讨论的东京士人的交游，在篇幅上是以住宅与庭园为主体，兼及衙署、寺观与园林以及酒肆与茶坊等都市空间。

北宋一代活动于东京的士人不计其数，本书不可能论及所有这些士人的交游，而主要是基于现存史料，选择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及其活动场景，试图透过个案来综观整体。本书所论及的士人大都是北宋东京士人交游圈的活跃人物，现存资料也比较丰富；其家世背景、身份地位等情况能够代表不同阶层或者类型的士人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互补性，能够体现东京士人交游活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士人在东京的活动有很多种，从时序上来说，拜谒、走访、宴饮、雅集、送别这五种活动概括了大部分士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重要生活内容。本书的章节结构是围绕地方士人融入东京社会这一主线来安排，选择北宋士人在东京的最有代表性的这五种交游活动分别加以考察。

第一章主要考察北宋东京士人的拜谒活动。北宋士人的拜谒活动明显受到科举及荐举等制度的影响。宋初，举子为了进士及第而向知举官等人行卷。士子向名宗宿儒投贽拜谒，以求师问学或博得延誉。中下层官员为了转官、升迁而奔走权贵之门。经由这三种拜谒活动分别生成三种门生关系：座主门生、师生关系以及举主门生关系。这些形形色色的拜谒既反映出当时士人的人生追求，也是他们生存、发展的重要途径。所有这些行为都体现出士人积极提高自身地位的努力。这些形形色色的拜谒，既反映出当时士人的人生追求，也是他们生存、发展的重要途径。经由拜谒建立起的门生关系，成为日后发展中的重要人脉，也是下层士人向上流动之重要一途。

第二章通过考察北宋东京士人的走访活动，藉以管窥北宋东京士人在京城的社会融入、休闲生活及其与党派斗争的互动等问题。首先是通过考察分析梅尧臣历次在京期间与友人的走访等活动，从一个侧面探讨地方士人融入京城社会的轨迹。其次是从休闲活动的视角考察士人的走访现象，并讨论北宋士人走访所带有的文学气息。最后选择嘉祐四友与苏轼诸友这两个例子，讨论士人走访与党争的微妙关系和多样面貌。与地方社会相比，东京士人的交际生活更容易受到诡谲变幻的政治风云的冲击，并呈现出不同的情形：既有至交密友的分道扬镳，亦有压力之下的不离不弃。

第三章考察北宋东京士人的宴饮活动。本章重点考察士人群体在寺观、园林、馆阁、衙署、酒肆、茶馆等公共空间与私人住宅内的宴饮。不同空间中的宴饮，不仅参与者的身份不同，而且活动的内容和方式有异，既能够反映出层次各异的士人生活，也能折射出城市社会的多彩面相。本章通过对各种宴饮的考察，希望能够呈现北宋士人群体日常生活状态的若干侧面，探讨士大夫的享乐意识等问题，旨在揭示他们在朝堂之外的多重形象。

第四章考察北宋东京士人的雅集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雅集也是一个时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隆的写照。能够承办这样的雅集，往往需要有相当的经济基础或物质条件，比如相当规格的活动空间，一定档次的书画、碑帖、金石等藏品，等等。此外，还需要在士人交游圈有较强的文化号召力和社会凝聚力。对于士人而言，能够参与高规格的雅集，也是一种身份和荣誉的象征。本章选择戚里之家、书香门第和功臣之后这三种类型的私人宅第，考察其中的雅集活动，藉以呈现北宋东京所特有的政治、文化氛围以及社会变迁。

第五章主要考察北宋东京士人的送别活动。具体来说，由于离京者的身份、地位等情形各异，送别的组织者或参与者也不尽相同，为了便于讨论，本章主要分为日常性的私人送别和群体性的公共送别两大类，其中私人送别又分为举子返乡和游宦外任两种情形，公共送别又分为三种情形：一是馆阁学士离京时同舍为其举行的饯别活动；二是朝中重臣或宠臣离京时，皇帝召集众臣为其举行的宴饯；三是名公巨卿离京时，太学生等晚生后辈为其举行的送别活动。本章的讨论重点关注当事人的身份、送别活动的空间等因素，旨在探讨士人社会的送别习俗与朝廷礼仪、科举任官制度以及都市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

士人的交游贯穿于在京生活的各个阶段，弥散于朝堂之外的广阔空间。拜谒是士人初到京城，或者进入仕途之初这一阶段的重要交际活动，意在结识京城的名公巨卿，建构社交网络。走访、宴饮、雅集则是士人在京期间最常见的三种交游形式。其中的走访，最为随意、简便、易行，侧重于亲密友人之间的往来互动、感情沟通。相对于走访而言，雅集是层次更高、更为正式的社交现象，也是士人群体特有的交游活动。宴饮是日常生活中带有普遍性的交游内容，往往与走访、雅集互有交叠，但重在物质方面的口腹之欲，虽然也有精神方面的酬唱以附庸风雅，在活动空间上也不拘泥于私人的宅园。送别则是士人离京之时的重要交游活动，这既反映了京城士人的流动性特征，也折射出京城与地方社会的联系。可以说，由拜谒到走访、雅集、宴乐，再到送别，这几种交游方式大致勾勒了士人在京城生活的基本历程：由初到京城，进而逐步融入士人社会，最后离开京城。

总之，本书立足于朝堂之外，以北宋东京的具体时空为依托，择取几种代表性的士人交游活动，展现不同类型的都市空间的交游场景，考察其背后的各种社会关系及其特定的社会氛围，关注朝廷制度和社会习俗对于士人行为的影响，探讨士人群体在京城的生存状态等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