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崇饰纸笔以希称誉”——行卷与投贽

士人背井离乡来到东京，大都怀着登科及第、扬名士林、步入宦途的目标。除了刻苦攻读、备考科举，科场之外的交游也有助于这一梦想的实现。特别是在宋初，进士行卷乃科举考试中约定成俗的程序。向名公巨卿投贽拜谒，博得延誉是扬名立身的途径之一。士人通过投贽拜谒主动建构着血缘、地缘之外的学统关系，这其中既有基于科举的座主门生关系，又有基于拜师求学的师生关系。以下我们分别予以讨论。

一 进士行卷，以求知己

所谓“行卷”，又叫贽文、投献、投卷等，即举子在科举之前，将自己所作的诗文投贽给有关的官员或社会名流，求得他们的称誉（又称“求知己”），从而提高自己的誉望，以求顺利登科。关于行卷这一问题，唐史学界多有研究，诸如行卷的时间和过程、行卷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行卷对士风的影响，以及行卷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等等。唐代的行卷之风延续到北宋初期，高津孝先生认为，行卷附随于科举，形成了一种文学的“场”。祝尚书先生对宋初的一些行卷个案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行卷对文学的影响，以及行卷止息的原因。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拟从行卷活动双方的互动行为入手，探讨座主与门生关系的生成及其在宋初社会的影响。

在宋初，行卷乃正常而公开的行为；因而，有关当时的行卷情形，在当事人所作的书信，亲友为其所作的序、行状，乃至于正史的传记等文献中多有透露，其措辞并不讳饰，有的还似有夸耀之意。这些资料也为我们深入探讨行卷现象提供了可能。

宋初因袭唐、五代，科举录取不单单依凭卷面成绩，而兼“采誉望”，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和人情因素。在录取名额有限的科举考试中，有一些应试者采取了行卷活动，其他人若是按兵不动，心里难免会惴惴不安，唯恐会被淘汰出局。柳开在《上主司李学士书》中说道：“自去年秋应举在京师间，士大夫或以恶文见誉者多矣，度明公之所亦甚知也。是以小子行事之间，不复列于此书者，以开所纳文中，有《东郊野夫》及《补亡先生》二传，可以观而审之。”这段话生动地表露出举子行卷时的心理。由于私人关系的介入，资质平庸者“以恶文见誉者多矣”，相应地，那些有真才实学者就处于竞争的不利位置，也只能被迫行卷，随波逐流。

科举录取中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和偶然性，这也使得蹭蹬于科场的举子对于能否及第感到茫然和焦灼。为了增大及第的把握，一个举子甚至会同时向数位名公巨卿行卷。北宋散文家柳开参加开宝五年（972）省试前，曾向李昉投卷，但不幸再次落榜。而且，在太祖的复试中仍然未被录取。所幸的是，柳开曾经行卷过的卢多逊上言太祖，称誉柳开是“英雄之士，不工篆刻，故考较不及”。太祖即召对，大悦，“遂特赐及第”。从现存文献来看，除了李昉和卢多逊之外，柳开在进京之后至少还向梁周翰、杨昭俭等人行卷。开宝五年，柳开在《答梁拾遗改名书》中写道：“今以所著文投知于门下，实为之举进士矣。窃冀于公者，公以言誉之，公以力振之。”这一席话更是毫不掩饰其行卷目的。张景《柳开行状》则曰：“及游场屋，携文诣故兵部尚书杨公昭俭，杨公曰：‘子之文章，世无如者已二百年余矣。’崖相卢公（多逊）方在翰林，一见公，谓公奇士无敌。”

贽文如若获得名公巨卿特别是主考官的赞誉，对科举及第有着积极意义。士子行卷的对象大都为学问渊博的社会贤达，而省试之前的行卷对象则更为集中和特殊，大都是身在京城的名宗宿儒，特别是可能知贡举的主考官。文学家徐铉即是宋初进士行卷的热门人选之一。徐铉少年时，文章即“与韩熙载齐名”，时称“韩、徐”。“自南唐入京，市宅以居”，“居五龙堂侧”。“徐铉以宿儒为士子所宗”，举子进京，多有贽文投献于铉。徐铉在《进士廖生集序》里提道：“端拱改元岁，春官他职，俊造毕集。有廖生者，惠然及门，以文十五轴为贽。”就在同一年，杭州人卢稹游京师，向徐铉行卷，铉“览稹文甚奇之，为延誉于朝”。是年，卢稹果登进士第。

说到徐铉，不能不提及李昉。太平兴国初，徐铉直学士院，李昉直翰林院，二人并为台阁文魁，而李昉的政治、文化地位更高于徐铉。他在入宋之后长期担当王朝重任，政为宰辅，文为魁首，是宋初第一位文坛宗主，特别是又曾两知贡举；因而前来李昉宅中投卷的士子自然是络绎不绝。李昉对于青年才俊即不吝延誉，多有奖掖。比如张去华，“建隆初，始携文游京师，大为李昉所称”。次年，遂举进士甲科。郑文宝，早年“补广文馆生，深为李昉所知”，太平兴国八年（983）登进士第。钱熙，“雍熙初，携文谒宰相李昉，昉深加赏重，为延誉于朝，令子宗谔与之游。明年，登甲科”。

知举官在接受行卷之时，往往要面临着人情与公平的权衡，周旋于私人关系与公共权力的漩涡。李昉尽管谨慎小心，有时也难免有所疏失。李昉在开宝五年知贡举时，其“乡人武济川预选”。可是，济川接着在殿上“奏对失次”，又适逢徐士廉等“诉昉用情，取舍非当”，李昉由此贬官太常少卿。在徐士廉、卢多逊等人的证词之下，未见李昉有任何申辩的迹象，看来他很可能的确与这个同乡有所过从。在纳卷之风盛行的宋初，武济川进京赶考时，自然会想到知贡举的同乡李昉。史载，李昉“多召故人亲友宴乐”于宅中，可见其好交游、重交情。说到李昉与故乡的情谊，正史中还有一段专门的记载。当年李昉随从太宗攻太原，到了李昉的故里，太宗赐羊酒，“俾召公侯相与宴饮尽欢，里中父老及尝与游从者咸预焉。七日而罢，人以为荣”。身在朝中做官的士大夫与其故乡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李昉在权知贡举时，难免会念及同乡之情，很可能对这个小老乡网开一面。透过当事者的双方关系、行为特征以及事件的结果，特别是宋初依然盛行“纳卷”的历史背景，很容易联想到武济川前往李昉宅第拜谒、纳卷的情形。

总之，宋初的进士行卷对于科举录取确实有其作用，举子行卷蔚然成风；为了增大及第的概率，一个举子甚至同时向多人行卷。

鉴于行卷这一活动所涉及的人群比较特殊，参与双方的互动过程值得深入探讨。一方是功成名就、享有盛誉，有着相当社会地位和影响的名公巨卿，一方可能是未来官僚队伍的后备军。虽然在行卷之时，双方还地位悬殊，且大都素昧平生，但二者分别肩负着当下和未来的历史重任，而行卷这一活动正为双方搭建着沟通与传承的桥梁。

在举子的眼中，对方才学冠盖当世，又德高望众，堪称偶像。举子在谒见“先达”之时，礼节甚恭，且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序。《渑水燕谈录》载：

国初，袭唐末士风，举子见先达，先通牋刺，谓之请见。既与之见，他日再投启事，谓之谢见。又数日，再投启事，谓之温卷。或先达以书谢，或有称誉，即别裁启事，委曲叙谢，更求一见。

其中最基本的环节就有四道：“请见”、“谢见”、“温卷”以及“叙谢”。在这恭谨的礼节背后既显示出举子对先达的崇敬，也流露出举子对博取延誉的渴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惴惴不安。经过这几番郑重有礼的拜谒，举子给先达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双方也由萍水相逢而逐渐熟识。“行卷之礼，人自激昂以求当路之知。”进士行卷的动机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谋求权威人士的知遇。对先达而言，能够获得后生晚辈毕恭毕敬的尊崇，内心自然有莫大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因而，如若该生果有真才实学，可能就会不吝延誉。

鉴于交游双方辈分和地位的落差，在行卷和延誉这种双向的沟通互动中，隐含着士人交游中的代际传承。比如，冯拯少“以书生谒赵普，普奇其状，曰：‘子富贵寿考，宜不下我。'”太平兴国三年，果进士及第，仁宗朝官至宰相。后薛奎携贽文谒见冯拯，首篇有“囊书空自负，早晩达明君”句。冯曰：“不知秀才所负何事。”读至第三篇《春诗》云：“千林如有喜，一气自无私。”乃曰：“秀才所负者此也。”薛奎至淳化三年（992）进士及第，仁宗朝擢参知政事。《石林燕语》又载：

初，文正（王曾）携行卷见薛简肃公（薛奎），其首篇《早梅》云：“如今未说和羮事，且向百花头上开。”简肃读之，喜曰：“足下殆将作状元了，做宰相耶？”

咸平年间（998—1003），王曾“由乡贡试礼部、廷对皆第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赵普—冯拯—薛奎—王曾”这样迭次相承的传续关系，而这些关系无一不是经由拜谒缔结而成。

类似的例子再如宋白与王禹偁，王禹偁与孙何、丁谓、高弁、钱易，等等。太平兴国四年春，王禹偁“囊琴笈文，来诣辇毂，登明公之门以求誉，师明公之道以进身”。这次行卷的对象宋拾遗即宋白，他曾在太平兴国五年权同知贡举，太平兴国八年权知贡举。王禹偁于太平兴国八年以省试第一人及第，其诗文独步于宋初文坛，寇凖称其“文章冠天下”，对宋初文风的变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后王禹偁累迁翰林学士，“入西掖掌诰”。因此，向他行卷的举子也特别多，“举进士者以文相售，岁不下数百人”。《宋史》载，高弁“弱冠，徒步从种放学于终南山，又学古文于柳开，与张景齐名。至道中，以文谒王禹偁，禹偁奇之。举进士，累官侍御史”。在众多向王禹偁行卷的门生中，最有名的当数孙何与丁谓。孙何文章得到王禹偁“格高意远，大得六经旨趣”的赞誉，遂“声于同列间”，名声大噪，“由是两制间咸愿识其面而交其心矣，翰林贾公尤加叹服”。京城士人争相与之结识，这就意味着打开了京城交游圈的大门。丁谓于淳化二年春进京，也曾贽谒王禹偁，告归日，禹偁作《送丁谓序》以赠之，称其文与孙何“比之韩柳”，名遂大振。此外，王禹偁在《送江翊黄序》中还提及他在做翰林学士时，“进士钱易数以文相售”。

文坛领袖以其强大的凝聚力团聚着一大批知识精英，形成这一时代的学术或文学的同盟。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每一个体自身的努力修为之外，还有赖于各个方面的有效互动。一方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领袖人物以其公认的才学造诣、人品德识以及政治社会地位等等，拥有文化评价的话语权，受到众多士人的拥戴。随之而来，后生晚辈向其行卷，以期获得权威性的赞誉。另一方面，领袖人物在接受贽文后，要以独具的慧眼发现其中的出类拔萃者进行延誉；而得到延誉者怀着感恩之心，以门生的身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座主的周围。之后，这些众多的门生又历经大浪淘沙，涌现出新一代的领袖。如此类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伴随着这样的学统传递，环环相扣地衍生出一代一代的文化传承关系。

举子行卷的最根本目的即登科及第，如果有幸如愿，及第进士遂与知举官以“门生座主”相称。这一人际关系在唐、五代以至宋初，对士人社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科场所谓的“传衣钵”之说，即体现出知举官对座主门生这一关系的看重。《渑水燕谈录》载：

和鲁公凝，梁贞明三年（917）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后唐长兴四年（933）知贡举，独爱范鲁公质程文，语范曰：“君文合在第一，暂屈居第十三人，用传老夫衣钵。”时以为荣。其后相继为相。当时有赠诗者曰：“从此庙堂添故事，登庸衣钵尽相传。”

知举官能够通过调整举子及第的名次来表露自己对于某一得意门生的赏识，这也透露出当时知举官在科场录取上的较大自主权，知举官与及第者之间也相应有着私人的恩情。范质于后唐长兴四年举进士，入宋后官至宰相，卒于乾德二年（964），他的主要活动时段在五代至宋初。对于和凝与范质之间的“传衣钵”之举，“缙绅以为美谈”，这说明当时乃至宋初相当一段时期，座主门生之间的这种私人恩情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在士人圈内受到歆羡。

对于皇帝来说，座主门生关系则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因为自唐以来，这种关系每每成为官场结成派系的纽带。正如邓广铭先生所指出，宋朝的最高统治者所最害怕的，是在朝的大臣之间或大臣和一般士大夫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以致成为中央集团的一个分割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作用也充分运用在高级官僚的人际关系之中。为此，宋太祖早在开国之初的建隆三年（962）九月即曾下诏说：“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开宝六年又开创殿试制度，及第进士都成为“天子门生”。

但是，这些硬性措施并不能根除座主门生之间的私人关系，个中原因当与宋初行卷之风的盛行密切相关。既然行卷现象存在，考前的人际关系的运作势必会影响到录取的结果。知举官在取舍之时，难免会顾及私人的恩情。即使及第进士确有才学，知举官未曾徇私，被拔擢的进士因为承蒙赏识，至少也会心怀知遇之恩。这一私人关系难免会成为日后仕途上的重要纽带，对政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雍熙年间（984—987），赵昌言与一些人公然结党，其中除了赵昌言的同年胡旦、董俨、陈象舆等人之外，另一重要成员即赵昌言的门生梁颢。梁颢不仅是赵昌言雍熙二年（985）知贡举时拔擢的状元，而且是昌言在大名时的幕僚。雍熙四年这些人齐聚东京，常常在赵昌言家作长夜之饮，而且不避人耳目，故京师有“陈三更，董半夜”的说法。他们彼此互为奥援，在政治上结为同盟，在端拱年间（988—989）与以赵普为首的旧功臣元老势力展开斗争。在行卷盛行的背景下被录取的及第进士，自然与知举官有着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这无疑会给皇权造成一种潜在威胁。

此外，行卷也会造成取人不公的现象，士人社会对此多有不满，这也是导致行卷被废的原因之一。宋白于太平兴国五年、八年和端拱元年，三知贡举，“颇致讥议”。端拱元年，宋白“所取二十八人，罢退既众，群议嚣然。太宗遽召已黜者临轩复试，连放马国祥、叶齐等八百余人焉”。至于宋白如何徇私，也有具体的案例。据说，宋白“尝过何承矩家，方陈倡优饮宴。有进士赵庆者，素无行检，游承矩之门，因潜出拜白，求为荐名。及掌贡部，庆遂获荐，人多指以为辞。又女弟适王沔，淳化二年，沔罢参知政事。时寇凖方诋讦求进，故沔被出，复言白家用黄金器盖举人所赂，其实白尝奉诏撰钱惟濬碑，得涂金器尔”。虽然宋白纳贿的具体情节不足以取证，但这在士人社会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

知举官的徇私舞弊所造成的录取不公，不仅引起士人社会的愤慨和动荡，也得到朝廷的关注和重视。苏易简之父苏协举后蜀进士，知举官为王孚。雍熙二年，王孚之子王千里在京应举。而这年的知举官正是苏易简，千里因此“预荐”。太宗知道后，易简坐罪“罢知制诰，以本官奉朝请”。此案之所以受到太宗的重视，既是为了整肃科场，更重要的还是对座主门生关系的警惕和防范。

庆历元年（1041）八月十一日，权知开封府贾昌朝言：“故事，举人秋赋纳公卷，今既糊名誊录，则公卷但录题目，以防重复，不复观其素业，请罢去。”此后，纳公卷的现象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其实，在封弥、誊录法实施之后，主考官的私情也很难在录取过程中发挥作用。比如皇祐年间（1049—1055），郑獬“自负时名，国子监以第五人选，意甚不平”，出言不逊，“主司深衔之。他日廷策，主司复为考官，必欲黜落以报其不逊。有试业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发考卷则獬乃第一人及第”。在制度保障和“朝典”震慑之下，知举官的徇私舞弊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杜绝，通过考前行卷建立私人关系并不能增加录取的概率。

宋廷对于科举考试的改革已使录取标准由唐五代的“采誉望”变为“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举子们对此洞若观火，也就放弃了行卷活动，转而刻苦攻读以提高卷面成绩。嘉祐元年（1056）五月，苏洵携其二子轼、辙进京赶考。在长达数月的温习备考中，苏轼兄弟并没像宋初的举子那样采取行卷活动。由此可以明显地意识到朝廷的政策与制度对于士人行为的直接影响和诱导。可以说，士人社会良好风气的树立，最根本的还是有赖于制度的规范与完善。

知举官在知贡举时非常谨慎，非但不敢徇私，而且还要避嫌。嘉祐二年正月，省试终于正式开考，知举官正是欧阳修，梅尧臣参与阅卷工作。一篇文风明白晓畅、轻快通达的考卷让梅尧臣眼前一亮，遂大加推许，要求欧阳修录为第一。欧阳修看后也惊喜叹赏，但由于试卷经过了誊录、封弥的处理，深恐此文出自门生曾巩之手，取为第一不免招来闲话，故将此文屈居第二。梅尧臣仍感到不平，但没能打消欧阳修避嫌疑的心思。

宋廷明令禁止及第者与主考官以座主门生相称，乃至殿试制度的实行，都不足以割断座主门生之间的恩情。随着行卷之风的止息，录取程序纯属公事公办，进士及第完全靠的是考场上的卷面成绩，而不再涉及与知举官的私人关系。至此，所谓的座主与门生之间终于失却私人的恩情。

当然，在此之后，知举官与其拔录的进士之间还存在名义上的座主门生关系，对此双方也乐于认同。庆历二年欧阳修知贡举，王珪进士及第。至嘉祐二年二人一起知贡举，王珪在赠欧阳修的诗中依然自称门生，诗云：“十五年前出门下，最荣今日预东堂。”不过，王珪在应考之时并没有向知举官欧阳修行卷，双方的关系与宋初通过行卷结成的门生座主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实质性的座主门生关系已淡出士人社会。在北宋中后期，以至南宋，少有以座主门生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紧密的政治派别或者同盟；当时的文献中虽然也多有“门生”这一称谓，但究其实，并非与知举官对称之“座主门生”，更多的是缘于拜师求学或者荐举任官的“门下士”。

二 投贽拜师，以博延誉

尽管举子以取解、登科为目的的行卷在北宋中后期已不存在，但其他目的的各种行卷并未停止。这些所谓的行卷，不仅在活动目的或动机上与进士行卷有所不同，而且所生成的“门生”关系在内涵上也不同于科举意义上的“座主门生”。由于进士行卷之外的其他投贽拜谒行为在宋初即与进士行卷共存相伴，并且在后者止息之后继续存在；所以，以下讨论的时段为包括宋初在内的整个北宋。

王水照先生对以苏轼为核心的“苏门”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考察、梳理，指出：苏轼和那些苏门核心成员之间的分散的、各自的单线联系，迅速促成成员们之间的结识和交往，好像蜘蛛编网的经纬交织，又像众星拱月而又相互牵引，以苏轼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颇为庞大的结构网络，构成一个具有某种统属关系的人才谱系。“苏门”是以交往为联结纽带的文人群体，它经历了先由个别交游到“元祐更化”时期聚集于苏轼门下的自然发展过程，形成以苏轼为核心，“四学士”、“六君子”为骨干的不同层次的人才结构网络。王先生的研究选择了一个典型个案，着眼于“苏门”形成的完整过程。而笔者在此则截取门生关系生成的一个关键环节“拜谒”，着重讨论博得延誉和拜师求学这两种情形，并进而探讨这种交游所衍生的门生及同门关系。

士人投贽拜谒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即为博得延誉。李觏所说的“崇饰纸笔以希称誉”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其中至少包含了几个层次的意思。首先，拜谒的对象乃社会名流，有着权威的地位和声望。其次，交游媒介是以“纸笔”为载体的文章诗赋，这即突显出双方的士人身份。再次，交游目的是获得业内权威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和褒扬，这属于精神层面的无形回馈，而非政客、商人之间的权钱交易。因此，尽管交游行为的具体情形纷繁多样，“崇饰纸笔以希称誉”却为士人群体所特有，最能体现出士人社会的生存状态。再进一步探究，“崇饰纸笔以希称誉”又有不同的情形。宋初，由于和科举相伴而生，类似于唐代的行卷和纳卷；但由于科举制度较唐代又有变更，其操作程序、投贽的对象等情形也不尽相同。之后，随着进士行卷的止息，以登科及第为目的的行卷已不复存在，但通过投贽以求博得称誉的活动依然在宋代长期存在。

科举考试难免会有遗才，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却科举落第的士人来说，金榜题名的梦想可能破灭；但若是能够博得名公巨卿的赏识，进而得到士人圈内的认可，自身价值在科场之外得以体现，也可谓柳暗花明。

对于士子而言，如何接近、结识素昧平生的名公巨卿呢？一种方式是通过中间人的引荐。王钦若当年以乡荐进京，手持时为江南转运使的张齐贤的介绍信，前往拜谒“时以才名独步馆阁”的钱易。即使没有引荐之人，相同的士人身份所具有的共同志趣和话题也有利于双方的沟通。如果能够以恭谨的礼节、谦逊的姿态前往求教学问，往往也有机会获得谒见。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打动一个萍水相逢的名公巨卿并博得对方的延誉呢？初次拜谒，比较理想的方式之一就是以贽文投献于对方。诗赋文章不仅是当时科举取士所考察的基本内容，也是评价时人才学的重要依据。这些贽文多是经过精心准备和挑选，往往最能代表个人水平，给对方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也能够缓解初次见面的紧张，而不至于临场发挥失常而错失宝贵的机会。即使这些贽文还不足以引起对方的赏识，也可以作为讨教的具体内容。

科场失意的苏洵虽已放弃科举的功名，却热衷于拜谒名公巨卿，这与苏轼兄弟进京应考却不行卷形成鲜明对比。苏洵进京后先以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投贽于欧阳修，不仅有幸得到了谒见，而且效果很令人兴奋。修“得其文而异之”，“大称叹，以为未始见夫人也，目为孙卿子”，并云：“予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见君之文，予意足矣！”尹洙、石介二人是欧阳修重振古文的同志，也是柳开、王禹偁以来，到三苏崛起以前，欧阳修本人以外最重要的古文家。欧阳修认为苏洵的文章超过了他们，等于从文学史的高度上肯定了苏洵的地位。于是，将苏洵的文章“献诸朝。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韩琦、富弼等也给予苏洵很高的评价。

苏轼则是在进士及第之后，才“以书见修”，其性质与目的自然与宋初举子在科考之前的行卷有本质不同。欧阳修读其贽文，对梅尧臣言：“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在欧阳修的引见下，苏轼又结识了韩琦和富弼。这几个庆历新政时的核心人物，“皆以国士待轼，曰：‘恨子不识范文正公。'”他们因此而怀念范仲淹，也可见出几位前辈对苏轼的期许之深。

口耳相传是当时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一经名公巨卿的称扬，默默无闻的士子随之就身价倍增，引起时人瞩目。特别是对于科场失意、默默无闻的地方士人，欲在人才济济的京城扬名立身并非易事。苏洵此番进京，能够一举成名，这无疑得益于欧阳修诸公的大力奖掖。曾巩在给苏洵写的哀词中也这样说道：

于是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

苏氏父子就这样迅速扬名文坛，由偏远地区进入京城的上层士人交游圈。

向名公巨卿投贽拜谒是下层士人跻身士林的重要途径；否则，即使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也可能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难得时人知晓、认可。吴孝宗，“文辞俊拔，有大过人者”，然而“少落魄”，并不为人所知。他虽与王安石、曾巩都为抚州人，但这一同乡关系仅是停留在先赋的层面，并没有实现认同意义上的同乡。吴孝宗似乎并未与王、曾建立起交游关系，更没有得到后者的延誉。直到嘉祐初，孝宗“始作书谒欧阳文忠公，且贽其所著《法语》十余篇”，欧阳修“读而骇叹”，问之曰：“子之文如此，而我不素知之，且王介甫、曾子固皆子之乡人，亦未尝称子，何也？”可见，利用各种交游关系获得上层社会的认可，被视作正常的晋身之阶。欧阳修反而对于吴孝宗没有得到同乡的延誉颇感意外，且“尤怜之，于其行赠之诗”，在诗中将其与曾巩相提并论，云：“自我得曾子，于兹二十年。今又得吴生，既得喜且欢。”至熙宁间，孝宗终于“以进士得第一”。

另一方面，获得学业上的精进也是士子进京拜谒名宗宿儒的另一目的。特别是在当时的交通、通信等传播条件下，身居僻远乡间的士子能够接受的教育，多是来自于落第举子出身的乡先生。东京是“文宗儒师”的集中之地，其得天独厚的文化环境对士子学问上的熏陶弥足珍贵。来到京师，如果能够获得名师指点自然是天赐良机，求之不得。比如：李觏年轻时，“孤贫无依，载其空文走南北。楫焉而川竭，蹄焉而路穷。尝游京邑，凡时之所谓文宗儒师者，多请谒焉”。再如朱融，“幼聪警好学，年十五，不预乡贡，慨然自以为身处遐僻，无良师友不足以广闻见，成远业，遂挟策游京师，所从皆一时英俊”。

京城自有其博大的气派与浓厚的文化氛围，这对开阔地方士子的视野大有裨益。苏辙曾感叹：“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东京乃北宋的首善之区，承载着时代最先进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荟萃着最顶尖的文化精英。而且，在文宗宿儒的周围又云集了众多“门人贤士大夫”，能够与他们常相游从，自然是士子学业精进的捷径。

拜师求学和博求声名这两种动机有时兼而有之。郑獬在《答吴伯固》中云：“伯固读我诗，掉头吟不休。明日踵我门，作诗还相投。”他的另一首诗《酬王生》云：“两日立我门，再拜求我诗。我诗非美粟，安得充君饥。”这些登门求诗、孜孜好学的青年士子无疑给郑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如果有幸得到对方的指点，又多了一层形同师生的关系和感情。在此基础上，如若士子确有真才实学，名公巨卿则很可能为其延誉。

大抵求学的士子都会仰慕名师，渴望成为登门入室的弟子。这其中固有真正乐道好学之士，也难免有些浮薄之徒，假求学之名以博取名利。据《渑水燕谈录》所载：

荆公王文公，以多闻博学为世宗师。当世学者得出其门下者，自以为荣，一被称与，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经，尤尚解字，末流务多新奇，浸成穿凿。朝廷患之，诏学者兼用旧传注，不专治新经，禁援引《字解》。于是学者皆变所学，至有著书以诋公之学者，且讳称公门人。故芸叟为挽词曰：“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传士林。及后诏公配享神庙，赠官并谥，俾学者复治新经，用《字解》。昔从学者，稍稍复称公门人，有无名子改芸叟词云：“人人却道是门生。”

“时穷节乃见”，一旦时变势失，后者往往“树倒猢狲散”，唯恐殃及自身，而“讳道是门生”了。

研究历史上的人物活动，除了考虑其行为目的或动机之外，更需要考察该活动的实施所带来的客观结果及其对外在社会的影响。作为士人社会的重要行为模式，成功的拜谒有其重要的社会效应，那即为门生或者门下士这一社会关系的生成。

对于名公巨卿而言，延揽门生往往被视作其一生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史书对此多有记述。比如杨亿，“以文章擅天下”，“重交游，性耿介，尚名节”，“喜诲诱后进，以成名者甚众”，故而门生众多。现存史料记载的诸如：仲简，“以贫，佣书杨亿门下，亿教以诗赋，遂举进士”。吴待问，“与杨亿同州里，每造亿，亿厚礼之。门下少年多易之，亿曰：‘彼他日所享，非若曹可望也。’累官光禄卿，以礼部侍郎致仕”。张沔，少从杨亿游，“游杨氏之门者，常数十百人，而公以才见称。祥符初，举进士甲科”。黄鉴，举进士，为国子监直讲，“同郡杨亿尤善其文词，延置门下，由是知名”。这种恩师与门下士之间往往义兼师友。最为著名的当数刘筠，“景德以来，居文翰之选，其文辞善对偶，尤工为诗。初为杨亿所识拔，后遂与齐名，时号 ‘杨、刘’”。杨亿和刘筠，外加钱惟演，不但是西昆体中作品最多的诗人，也是当时唱酬活动中领导风气的盟主。

门生关系一旦生成，往往备受当事人的重视，门生往往终身事恩师如父。徐铉无子，身后由“门人郑文宝护其丧至汴，胡仲容归其葬于南昌之西山”。李遵勖，“师杨亿为文，亿卒，为制服。及知许州，奠亿之墓，恸哭而返。又与刘筠相友善，筠卒，存恤其家”。苏洵父子曾得到韩琦的奖掖而声名鹊起，苏轼兄弟始终对韩琦的恩情心怀感激。韩琦曾“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 ‘醉白’”，“尝告其子忠彦，将求文于轼以为记而未果”。熙宁八年（1075）韩琦过世，“既葬，忠彦以告，轼以为义不得辞也，乃泣而书之”。十五年后的元祐五年（1090），苏辙仍然“以清酌庶羞之奠”来祭祀韩琦，并作祭文云：“辙等游公之门，迹有戚疏，长育成材，公志不殊。譬诸草木，农夫所区。方其播之，匪择瘠腴。既苗且实，物自亟徐。究观厥成，功在于初。”元祐八年，苏轼还撰有祭文，对韩琦的提携之恩念念不忘，并表达了要向恩公学习的决心。祭文中有云：“我与弟辙，来自峨岷。公罔罗之，若获凤麟……况我小生，罕见寡闻。敢不师公，治民与军。虽无以报，不辱其门。”苏轼兄弟对于欧阳修的感戴自然更不必说。总之，通过拜谒这一交游形式，门生与恩师的关系得以缔结，并呈现出类似血缘的“代际”传承。

名公巨卿大都有众多门生，士子在拜师求学的同时，也易于融入恩师周边的交游圈，在日常的雅集、走访中进而结识更多的士人。以某一名宗宿儒为核心，众多的门下士之间又以“同门”相称。这一社会关系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将众多的一盘散沙似的士人团结在某一学术或文学领袖周围，聚合为一个带有鲜明特质的学术或文学群体。他们以道义相砥砺，以学问相切磋，游从聚合，凝聚成一股气势磅礴的合力，激荡起学术、文学乃至政治的波澜，显示出恒久而顽强的生命力，在历史的舞台上凸显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门生关系及其衍生的同门关系，在宋朝的文化、政治等领域发挥着微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