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核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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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领导核心,是一定时代人类及其社会共同体、组织团体或单位之中的主要领导力量,与其功能效应的有机统一。它既是社会活动的组织形式和领导形式,也是领导者的特殊工具。无论人们发现与未发现,认识与不认识,称呼与不称呼,宣传与不宣传,它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并在大大小小的领导活动中发挥主要影响,于领导过程、领导水平、领导效能中体现出来。

领导核心,并非像常识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指一个政党或领袖人物,一个领导班子或首要负责人。相反,领导核心有着丰富的内涵、广袤的外延,如今已经成为一个事关当前和长远、历史和现实、国外和国内,影响大局和小局、全局和局部、宏观和微观,贯穿事业发展、各个工作领域及其发展过程的枢纽性、综合性、整体性范畴,成为一种领导体系乃至思想体系。

无论是“领导核心”,还是“主要领导力量”,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字,但是,如何遵循其规律去形成和配置它,创立和应用它,更新和完善它,治理和管控它,却不是具有一般知识本领能够解决的,而需要了解和掌握关于领导核心的知识理论,拥有另一番胸中日月、领导技巧和袖里乾坤。

把领导核心问题放在人类社会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它既是一种文化思想,又是一种文化现象。

首先,领导核心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想,源远流长。

尽管领导核心的概念到了现代才提出来,但它的思想根源却可以一直追寻到当初人类对于中心问题的认识。

因为在人类的思想文化领域,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关于“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本原之问。即人类来自何方、人类的根在哪儿?最初是来源于物质还是来源于精神等。而与“本原之问”并行的还有“中心之问”,即世界的中心在哪里?宇宙的中心在哪里等。

“本原之问”成为哲学理论解答的基本问题,“中心之问”成为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乃至领导管理活动解答的问题。

对“本原之问”的回答,产生了唯物论和唯心论;对“中心之问”的回答,则先后产生了“地球中心说”即“地心说”,和“太阳中心说”即“日心说”。

自古希腊以来逐渐形成的“地球中心说”,长期把地球看作是宇宙的中心,认为地球固定不动,所有天体包括太阳,都绕着地球旋转。实际上中世纪统治着欧洲国家的教会,则利用这种地球中心说的思想,把它变成宗教神学的重要理论支柱。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天和地”;为了管理地上的万物,于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地球既然是上帝安排的人类栖息之所,它在宇宙中就应当占有特殊的地位。而地心说关于地球固定不动、地球居于宇宙中心的思想,正好给基督教教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地球中心说”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维护和延续了欧洲中世纪封建政权与宗教势力“政教合一”长达2000年的统治。

唯物论和唯心论,至今还争论不息;“地心说”和“日心说”,则早已尘埃落定,成为人类认识长河中的两朵浪花。但是,人们仍然继续往外部世界里寻找更大范围的“宇宙中心”。往内,则继续寻找人类的“世界中心”。从而,在历史领域产生了“欧洲中心论”,在政治领域产生了“地缘中心论”。到后来,人们似乎不否认中心的存在,分歧在于“世界中心”在哪里或是什么?

与此同时,领导核心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则一直贯穿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作为社会关系总合的人类,总是结合在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组织团体或各种社会单位,包括国家、民族或氏族、阶级、政党、社团乃至十几个人、几个人构成的组织或机构之中。这些共同体、组织或单位,都有自己的领导核心,都无不与领导核心紧密相连。

领导核心自古皆有,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形式,乃至不同的功能和作用。而无论其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领导形式、领导形态、组织模式如何千变万化,轮换交替,都总是万变不离其宗,万变不离其“心”。其本质始终是领导核心。

然而,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们并没有将这类文化思想和文化现象称之为领导核心。

历史走到了19世纪中叶,人类社会发展到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时代。

从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起始,马克思恩格斯就考察、研究并亲自参加了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创立了以人类解放事业为历史使命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带领各国工人发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和同时代的工人阶级与人民群众,也不能脱离历史和传统,只能像他们自己所指出的那样,“在既定的条件和前提下创造历史”。如此一来,也就难以避免回答诸如世界中心之类的问题。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与世界中心问题走到了一起。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既否认“欧洲中心论”,也否认世界历史存在某一个特定不变的中心。但是,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各个民族和国家都不能不以特定的方式参与世界历史演变发展过程,因而他们不否认在此前提下,某个或某些民族和国家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时期中的领先或“中心”地位。

不过,第一,他们不是依据种族的优劣、国力的强弱、战争的胜负,而是依据唯物史观,按照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性质以及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演变发展规律,来确立“中心”和“非中心”的。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把世界分为两部分:“机器生产中心”和为中心工业发展服务的“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区”。恩格斯也曾形象地说:“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9页。

第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或国家是这个整体的器官。整体决定部分,部分反映整体,部分不能脱离整体而存在。一个“中心”的形成是世界历史时代整体作用的结果。如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就指出:“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1页。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不是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而是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共同推动的结果。

第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中心”与“非中心”是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离开了这种相互作用就无所谓“中心”,不能像“欧洲中心论”那样把“中心”及其作用绝对化。例如,上述从事农业的“卫星”国家为工业化的“中心”国家提供原料和市场,后者则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取前者较多的劳动;离开了这些从事农业的“卫星”国家,就没有工业“中心”国家的产生。同时,“机器生产中心”“工业中心”反映了先进的生产力,由它所决定的生产方式,也把农业国家纳入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体系,使之参与到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从而翻开了世界历史新的篇章。

第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中心”不是与生俱来的,中心的地位也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随着世界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当这种变化出现时,“中心”自身内部也要发生变化,并使“中心”发生转移。从他们对影响世界历史活动的经济活动主体即世界贸易中心的考察来看,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指出:“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泰尔,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代,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的世界贸易中心将是纽约和旧金山,尼加拉瓜的圣胡安和利奥,查理斯和巴拿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3页。当1848年美国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时,他们评价其意义不仅在于使“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而且随着贸易中心的转移和新交通线的开辟,包括亚洲在内的太平洋两岸也将会繁荣起来。那时,“古老欧洲的工业和贸易如果不愿意象16世纪以来意大利的工业和贸易那样衰落不振的话,如果不愿意让英国和法国变成今天威尼斯、热那亚和荷兰的话,就必须作巨大的努力”同上。。通过对世界经济活动贸易中心转移过程的考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又进一步揭示了这些国家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

此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通过认识确定“中心”,也由此寻找到了分析研究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典型事例,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这一历史时代的性质及其演变规律。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开启了自身对领导核心现象的认识之路。他们把“领导”中心与“领导”核心并列。“中心和核心”,即“‘领导’中心与‘领导’核心”被他们纳入了人类解放斗争事业的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考察发现和分析研究了领导核心现象,作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活动的“中心和核心”“重心”“社会的心脏”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同时,他们开始了自觉应用核心或领导核心的思想和行动历程。了解核心,认识核心,形成核心,建立核心,培养核心,拓展核心,壮大核心,运筹核心,布局核心,贯穿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领导核心演进的历史。自19世纪30年代产生英国“工人运动的核心”,到19世纪4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以来,领导核心就先后伴随国际国内马克思主义政党走过了漫长的征程。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过程中,把核心或领导核心问题运用得出神入化。1847年,他们组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被称为德国共产党”的“人数不多的核心”,鲜明地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和组织目标;到1864年,又以建立各国工人阶级“联络与合作的中心”为目的,创建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到1889年,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担纲,亲自组织和领导了第二国际的创建工作。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直接使用“领导”一词的情况相对较少,而往往代之以中心、核心、“心脏”、重心、“头脑”“灵魂”、意志、权威、指挥乃至协会、同盟等概念。在他们来看,是领导者并非就必然是核心,是核心则必然发挥领导功能。例如,他们要求当时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应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成为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而不是成为工人联合会的一般的领导。再如,在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人数不多的核心中,马克思并没有自始至终担任领导职务,但却是同盟之中大家乐于服从的一流领袖;又如,在后来的国际工人协会中,马克思并没有担任最高领导职务,但他却是协会“真正的大脑”和“灵魂”,是协会强有力的核心人物。即使他曾经担任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德国支部的书记,但在协会会议记录的署名和称呼却仍然是“公民马克思”。无论是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还是建立国际工人协会,他们都没有直接称其为这样领导机关、那样领导团体,而是把成立它们的目的看作是建立各国工人阶级“联络、合作的中心”。

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初是运用“中心和核心”思想去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实现两者之间的结合并形成整体合力的。可以说,“中心和核心”就是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团结和带领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是他们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形态。而且他们由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1890年5月1日,恩格斯面对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促使各国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大好局面,动情地宣布:“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5页。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中心和核心”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整体合力与个人分力的关系,根本动力与直接动力的关系,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的关系,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为科学认识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

他们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然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合。作为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各种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此前的历史唯心论所说的人类的精神生活条件和过程决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过程。同时,社会意识能够对社会存在产生促进或阻碍作用。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作为生产力基本要素的劳动者,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社会形态交替的革命斗争中,人民群众作为阶级斗争的革命力量,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的实现方式,即“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 “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其中,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但是,“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其中,既有每个领导者个体的贡献和作用,也有群众中每个个体的贡献和作用。

总之,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民群众始终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不是少数英雄人物、杰出人物创造的。同时,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也离不开个人的作用,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离不开领导者的作用。因为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然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人民群众推动历史进程,特别是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必然要经历一个人数从少到多,队伍从小到大,势力由弱到强的过程。最初,总是需要有人作为事业的发起人,发挥带动、引导作用。人民群众还必然面临如何创造历史的问题,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需要有人创立理论、提出纲领、做出计划、制订方案,离不开作为指挥部、司令部、先锋队的革命政党和领导者来指明方向,引路导航。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0页。他说:“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而且要使这种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毫无逊色。”《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4页。这些发起人、先锋队和领导者乃至革命政党,就形成领导核心。其中的成员,既分别是人民群众之中的一员,又是领导核心的成员。

领导者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群众诉求的表达者,人民意志的执行者,对于历史的发展、前进的方向产生重要影响,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是不能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因为“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夸大了领导者或少数人的作用,就会贬低甚至否认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进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诚如斯大林指出的那样,即:“要革命就必须有领导革命的少数人,但是最有才能、最忠诚和最有干劲的少数人,如果不依靠千百万人的哪怕是消极的支持,他们也会束手无策……没有千百万人的支持,最优秀的少数人也是无能为力的。”《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0页。历史唯物主义既看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又承认领导者和少数个人的作用,从而,正确揭示了广大人民群众与少数领导者的关系,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领导核心的科学思想。

同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领导核心是在人民群众的实际斗争中产生的;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核心,那它总归是会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或早或迟地形成起来的。就好比每当社会发展需要一定的历史人物,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必定会产生一样。

领导核心来自其所代表的群众和社会集团、植根于其所代表的群众和社会集团,离不开群众实践和时势环境的培育,也不能超越它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和群众整体的意志及其局限。然而,领导核心虽然不能代替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但它能够走在时代前列,比一般群众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想得深一些。领导核心虽然不能代替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但它能够致力于围绕如何创造历史的问题,提出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和计划、办法,使社会发展丰富多彩,历史活动形态各异,展示千姿百态的偶然性,为历史必然性开路。领导核心虽然不能代替创造历史的群众力量,但它能够把群众的力量和作用组织调动到最大限度。领导核心虽然不能改变社会的客观历史规律,但它能够缩短或者延缓历史发展进程。领导核心虽然不能决定社会的变化发展趋势,但它能够对组织团体或社会共同体造成人亡政息的致命影响;一位核心成员的离去,每每会带来“每有大事可问谁”的困局。

领导核心是关系组织团体和社会共同体事业及其生命赖以存在、发展、传承的根本部分。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中心和核心的政治形式和领导形态,联合各国无产阶级掀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次又一次的高潮,那么,列宁不仅继承和使用这类政治形式和领导形态,而且在团结和带领俄国工人阶级反对沙皇专制制度、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中,对领导核心形式加以了创新和发展。

1895年,列宁创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形成彼·库·扎波罗热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米·亚·西尔文等十多人参加的协会领导机构中心小组,其中5人(列宁、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尔·马尔托夫)组成了领导核心,把一批先进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在这个协会组织的影响下,其他很多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为建立统一的工人政党打下了基础。后来成为列宁夫人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中论述道:“正是在彼得堡工作的这一时期,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锻炼成了一个工人阶级的领袖。”《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页。

1900年到1903年,列宁通过组织创办全俄政治报《火星报》,把零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团结到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火星报》派,为从思想上、组织上建党做了准备。1904年5月,列宁写成了《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建党的基本思想,并结合国际和俄国的具体经验,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关于党的学说,制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路线,奠定了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基础。从而,将大多数党组织团结到了自己周围。并建立了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党的领导核心,由核心分子联结形成的地方党组织网。

与此同时,列宁从领导核心的高度总结认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及两者的结合问题。列宁不仅从俄国工人运动的成就,而且也通过其存在的不足,借以提升理论认识水平。他指出,“工人群众已经组织起来了,并且准备跟着社会主义领袖们走,但是‘总部’还没有组织成一个坚强的核心,来合理部署觉悟工人的全部力量,保证工作进行得非常秘密”。于是,列宁要求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应当把俄国革命知识分子在几十年的教训中积累起来的社会主义知识和革命经验同先进工人所特有的对工人群众的了解以及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和引导群众前进的本领结合起来”。并强调“我们首先和主要应当关心的就是这种结合”。

1902年,列宁首次明确提出了“领导中心”的概念;

1907年,列宁首次明确提出了“领导核心”的概念。

后来,列宁还给当年的俄共(布)提出一个命题或任务,就是要“把密切联系群众与善于领导群众相结合”《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页。。同时,列宁将当时俄共(布)的著名革命家、活动家斯维尔德洛夫誉为密切联系群众与善于领导群众相结合的典范。特别是在1918年撰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列宁深入阐述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列宁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 “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集团来主持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7页。列宁的话指出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以及领袖对于政党、阶级和群众的重要作用。从而,为正确认识处理领导个人与领导集体的关系、领袖个人与革命政党的关系、人民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领导能力与领导实践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理论和原则依据。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了马列主义的领导核心思想和方法,把领导核心理论推进到成熟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能够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党的各级组织在广大群众中形成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到20世纪90年代,党提出的自身建设的综合目标之一,就是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但需要和党外群众(阶级和人民)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且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内群众(干部和党员)建立密切的联系;不仅需要和国内各界人民群众有密切联系,而且需要和国际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去真正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领导核心为此发挥了无比巨大的作用,成为国际国内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联系的纽带,成为党内和党外两方面联系的渠道,成为阶级、群众、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的标志和象征。

无论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领导核心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创新优势。领导核心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幼稚到成熟的战斗法宝,是党克敌制胜、所向披靡、一往无前的锐利武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看家本领、成功之道、组织奥妙。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世人称道的严密组织体系,就来自领导核心;实行领导核心的力量形态、活动形态和机制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秘密。

在穿越三个世纪近两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领导核心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改天换地、扭转乾坤、变革世界的支点和杠杆,人民群众成为撬动杠杆的根本动力,上演了一幕幕史诗活剧,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可以说,领导核心包含了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解析“北京共识”的钥匙奥秘,实现伟大民族复兴梦的历史根基。

如今,领导核心已经影响了许多国家、许多民族、许多群众、许多代人的历史命运。领导核心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在新世纪党的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愈益重要、愈益突出,经过多次12重大的认识升华,现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领导核心理论对于未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人类的社会主义事业乃至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将继续发挥愈益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际推动作用。

领导核心或核心,已经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思想和范畴,同时也成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思想和范畴。

领导核心从实践上升到认识,从理论转化为行动,又从国外传入国内,从思想演变为现实。

特别是自改革开放和进入新世纪以来,领导核心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地位和价值日益突出,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党中央提出,确保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翻开了党的建设新的历史性的一页,成为党在新时期的一项综合性建设目标。由于历代无产阶级领袖人物都对领导核心问题做了重要论述,经过一代又一代地传承和发展,至今已形成脉络清晰、轮廓分明的领导核心学说。领导核心思想,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人类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的重大发明、理论创新和卓越贡献。今天,领导核心概念已广为人知,在我国几乎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代名词和符号标志。领导核心无论作为理论精华、政治财富、科学方法,还是作为领导智慧、管理经典、实践指南,内容都十分丰富,可谓博大精深,已经到了非学科无以传言,非体系无以容纳,非著作无以说透的境地,更不是撰写若干论文即能加以完整阐述的理论。得益于无产阶级政党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科学的认识基础,实现从领导核心范畴到领导核心学科体系的转变,已经有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因此,建立一门领导核心学,对这份宝贵的政治遗产、思想遗产和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系统、科学、深入地认识和研究,以适应上述需要,就势在必然,势在必行了。

令人高兴的是,关于领导核心问题的研究更加受到重视。2014年,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七一”社论以“锻造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为题,通过中央机关报的社论,再次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综合目标任务更加明确、更加显著、更加突出地提了出来。2015年3月1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评论员文章,又以《从严治党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为题,更加深入、更加鲜明、更加系统地论述了这项战略任务的重要性及有关的战略举措。2015年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在同一期中,连续发表两篇论述领导核心的文章《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坚强领导核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沧海横流尽显英雄本色——谈谈中国共产党为何能担当坚强领导核心》。201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会议指出,地方党委制度是我们党执政治国的重要组织制度基础,完善这项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省市县3级地方党委作为本地区的领导核心,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党的奋斗目标的实现上居于关键位置、负有重大责任。从而,使有关领导核心问题的研究渐入佳境。

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进一步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推广普及了党的群众观点、群众思想、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清扫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打开了党的建设的新局面,提升了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由此也催生了领导核心学,使之成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新成果。

2016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加强党的领导关键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只有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使我们党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人民日报》2016年1月30日第1版。其中,再次强调增强核心意识即领导核心意识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领导核心思想的时代意义和特殊价值,又为形成中的领导核心学破土成苗洒下了一场春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领导核心概念是一个舶来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认识并形成领导核心思想以来的历史过程,正是近、现代中国从分裂、战乱、离散、割据逐渐走向统一、和平、安宁、团结的历程。21世纪前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把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确定为自身建设的综合性目标。领导核心,塑造了“北京共识”,催生了中国奇迹,成为中国故事的精彩华章、历史新篇。如今,在这块土地上又将建立领导核心学,由此也充分说明了领导核心概念与中国发展的奇缘及高度的契合。

领导核心学,坚持以“如何发挥党在同级各种组织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增强地方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本领?如何增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如何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重大问题为导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围绕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历史任务和建设目标,全面阐述了关于领导核心的一整套思想理论。

领导核心学,可以说是关于领导核心的有创新意义的理论。因为:

第一,它力求实现研究对象创新。在各种领导核心类型中,发现了贯穿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政党和社会、团体和单位、上级和基层的一般领导核心形态,及其运行变化发展规律,形成了新的科学研究对象,实现了领导核心范畴创新和领导核心类型创新。

第二,是力求实现研究领域创新。发现了有关领导核心的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包括领导核心的实体体系、类型体系、形态体系、模式体系、对象体系、要素体系、结构体系、属性体系、思想体系、作用体系、功能体系、规律体系等,首次开辟了领导核心专门研究领域,拓展了党的建设理论和领导科学理论研究的空间。

第三,是力求实现理论形态创新。总结提炼了社会的领导核心经验和成功之道,概括提升了关于领导核心的重要论述,集中梳理了人们对于领导核心的各种认识,综合了有关领导核心的思想,在归纳有关概念、分散观点、个别原理基础上,将它们条理化、系统化,形成了领导核心思想体系,实现了领导核心基本理论形态的创新。

第四,是力求实现学科类型创新。领导核心一词,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但是,却往往被看作是一种生动比喻、一个抽象概念。通过发掘并整合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无与伦比的价值,非凡超常的体系,终于形成了这个属于党的建设理论和领导科学的交叉学科,实现了完整学科体系的创新。从而,在种类繁多、各式各样的学科丛林中,再添新族。

第五,是力求实现内容方法创新。理论来自实践,是对实践的概括和反映,同时又能够转化为方法论指导实践。无论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还是实现“两个百年”伟大中国梦,都需要锻造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以上各类创新及其对实践的再认识,又催生了领导核心理论内容和方法的创新,并获得新的指导功能。

此外,这个理论体系还力求实现对领导核心规律的认识创新、结构认识创新、属性认识创新、功能和作用及价值的认识创新。围绕领导核心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包括联系群众与领导群众的关系、建立核心与应用核心的关系、党的作用与党员作用的关系、总揽全局与协调各方的关系、联络合作与组织行动的关系,都得到创新解读和深入认识。

因此,领导核心学既是对近200年来马克思主义领导核心思想过程的认识继续,同时又是这一思想过程中的“四个飞跃”的成果。

其一,它是从一个概念到一种理论的飞跃——这个概念,就是领导核心;这种理论,就是领导核心学说。

其二,它是从一个问题到一门学科的飞跃——这个问题,就是建立和应用领导核心问题;这门学科,就是关于领导核心建立运行、更新交替及其转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

其三,它是从一个挑战到一套体系的飞跃——这个需要应对的挑战,就是对领导核心理论的进攻;建立的这套体系,就是在应对挑战中全面系统阐述的领导核心思想体系。

其四,它是从一个批评到一个发现的飞跃——这一个批评,就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许多同志,不注重、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这一个发现,就是既作为领导和群众结合的产物,又与群众路线是并蒂之花、共生之物的领导核心创新理论。

这些认识飞跃,又使领导核心的思想研究完成了“三个提升”,即:一是由“干”向“论”的转变提升,把领导核心从实践活动上升到关于领导核心及其有关问题的系统论述;二是由“理”向“学”的转变提升,把领导核心从一般理论上升为一门学科;三是由“术”向“道”的转变提升,把领导核心从方法艺术上升到科学原理和领导哲学,以从理论上促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达到新的高度。

领导核心学,以创建学科体系的方式,对领导核心系列问题进行了探索性、开拓性、创新性地认识和研究,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有关领导核心的综合知识和基本理论,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科学道理,填补了领导科学和党的建设理论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

领导核心学,比较系统深入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领导核心问题的思想学说,揭示了领导核心从概念到范畴再到原理的转化提升,以及领导核心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是关于核心意识的思想理论体系。

领导核心学,回答了那种认为领导核心实体根本不存在、只是一种生动的比喻的观点,回击了“亡党亡国的‘核心论’”的无耻谰言,斥责了关于领导核心思想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谬论,澄清了党内外存在的多种认识误区。

领导核心学,将领导核心问题置于广阔的人类文化思想和文化现象的背景之下,寻出了其产生的深厚根源,并在众多领导核心类型构成的枝蔓纵横的体系、网络中,找到了贯穿各种各样领导核心的一般领导核心形态,揭示了其运行机理和变化发展规律,指出了一般领导核心的巨大作用和非凡功能。尤其是领导核心缺乏症造成的八大普遍问题。同时,提出了治理之道和各种核心效应。

领导核心学,指出了建立领导核心实体、认识领导核心类型、把握领导核心形态、了解领导核心模式、熟悉领导核心要素、解析领导核心结构、明确领导核心属性、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运用领导核心功能、驾驭领导核心规律的机理和方法艺术,揭示了领导核心是党的精神财富、思想财富,也是党的物质财富,同时是党的组织优势、政治优势、领导优势,是党带领亿万人民群众克敌制胜的法宝,是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锐利武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体系严整的组织秘密。

从领导核心学原理中,可以为各级领导者“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增强执政能力,巩固领导核心地位,经受“四个考验”、战胜“四个危险”,提供有力的帮助,出原理、出导向、出思路、出方法、出举措。

领导核心学,探索了在新时期中每个党员同志如何发挥核心作用,以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问题。并对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提供了规律性的认识。

领导核心学,将有利于各级党委进一步明确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深化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体制机制,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有利于动员人民群众团结奋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宣传和组织群众能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协商,依法保障人民各项权益,激发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主人翁意识;有利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18法,最大限度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共识和力量。

建立领导核心学,是进一步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的必然产物,是深化党的建设理论的一种新的尝试,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有益探索,是增强干部群众核心意识的一项基础理论建设。

同时,领导核心学也是对领导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深化与理论创新,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产物,是领导核心理论符合实际和思想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是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干部群众的时代呼唤。

领导者一旦进入其展示的领导核心的“蓝海”新境界、新高峰,真正认识领导核心规律,掌握领导核心方法,拥有领导核心艺术,便必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便能够“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便可达“山重水复处,柳暗花明村”。

行文至此,可以再从总体上为领导核心描绘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领导核心,历来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不是一个形象比喻,而是事物本身;不是一个思想范畴,而是一种实践主体;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种具体形态。一句话,领导核心就是在领导活动中产生实际效应的领导实体。

领导核心,作为社会共同体、组织团体或社会单位领导活动的主要部分、主要因素、主要力量,具有多种类型、形态、属性、作用和功能,体现和维系领导活动中的多重关系,反映领导活动固有的内在规律。

领导核心,是社会共同体、团体和单位组织活动的公共产品,并对其所在的共同体、团体和单位产生作用,发挥功能,进行领导和管理与服务;因此,领导核心具有属于其全体成员的公共性、普遍性方面的特性。它可以把领导和群众同时团结组织起来。

领导核心,一经在组织团体、社会单位或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就会对其生存与发展产生关键作用,影响和制约其兴衰存亡,甚至对决定其统一与分化、战争与和平、盛世与衰落、前进与停滞、动乱与稳定、欢乐与痛苦、辉煌与灾难、胜利与失败等举足轻重。

领导核心,往往由此成为领导与群众的双向行为、双向行动;它的形成和运行,直接关系国家、民族、组织团体和一定社会单位的整体利益,关系其全局和局部的共同荣辱,是社会与个人的生存联盟。人民群众需要领导核心,领导核心也不能离开人民群众。

人类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都只能在既定的条件和前提下参与、创造历史。这就不能不与领导核心发生间接和直接的联系,自觉不自觉地浸润在一定的领导核心及其观念与文化的影响之中,不可避免地走过与之相随的人生。对任何个体,任何单位、组织团体或社会共同体来说,领导核心不仅不能够缺少或弃之,而且需要加强,需要始终不停地锻造自身的坚强领导核心。并在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同时,离不了对其进行必要的制衡与约束。

领导核心的衰弱、腐败,往往是一个组织团体或社会共同体走向衰落、灭亡的起点。只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带领引导成员和民众生生不息,持续前行。

领导核心,既不能简单地划归在历史上起作用的个人的范畴,也不能完全划归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的范畴。它属于社会的特殊群体、人员的特殊整体、组织的特殊形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领导核心甚至是领导与群众力量有机统一的结果;特别是不能简单地将领导核心归结为某个或某些领导人。

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从表面看,似乎仅仅只有三五人之众,但在他们身后,却密布无数人脉网络及其形成的组织体系;从现象看,往往不过寥寥几个、十几个人,但在他们身上,却藏有呼朋引士、撒豆成兵、风云际会的本领;充其量看,它至多是一个由几十、上百人形成的领导集团,但在他们身旁,却能够聚集成千万、20上亿万的民众,形成拔山盖世、翻江倒海、扭转乾坤的神奇力量。

特别是在领导活动或实际行动中,“领导核心”属性全面,既是领导实体,也表现为领导理念、领导职责、领导方法、领导艺术、领导作风、领导机制、领导形态、领导模式、领导文化等功能和属性。

“领导核心”形式众多,除了基本领导实体,还有众多基本领导类型、基本领导形态和基本领导模式,以及一般领导核心等。

“领导核心”层次各异,分布于从人类社会共同体到几个人的工作小组,从一个政党、团体的中央组织到其基层组织;领导核心在高层也在基层,在领导集体也在领导个人,在上级领导也在下级群众,在领导机关也在部队、学校、企业、城市和乡村。

“领导核心”结构独特,既有内在结构,也有外在结构;既有整体结构,也有局部结构;既有数量结构,也有智能结构;既有形态结构,也有类型结构;既有多层结构,也有扁平结构。并可以由此形成巨大的领导核心体系及力量形态。

“领导核心”要素复合,既有内部要素,也有外部要素;既有个人要素,也有组织要素;既有社会要素,也有党派要素;既有领导要素,也有群众要素;既有硬件要素,也有软件要素。

“领导核心”功能别具,不仅有一般功能,也有特殊功能;不仅有基本功能,也有具体功能;不仅有传统功能,而且有新型功能;不仅有革命功能,也有建设功能;不仅有领导功能,也有服务功能;不仅有手段功能,也有目标功能。

“领导核心”作用巨大,除了具有治理“领导核心缺乏症”的“八大基础作用”,还有反映领导核心作用的“十大效应”,特别是具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

因此,领导核心集各种各样的特质于一体,形式众多,层级各异,结构独特,要素复合,作用显著、功能别具,属性全面,可以说是博大精深,价值非凡。领导核心已成为无与伦比的巨大战略资源,是一种既包含现实形态又包含潜在形态的力量体系。对于各级各类领导者来说,谁认识和把握了领导核心及其理论学说,“领导核心”所具有的一切资源、价值和力量,都可以属于他。

与此同时,由于权力和责任是相等的,各级各类领导者无论是否拥有以上一切资源、价值和力量,却都有责任和义务领导、管理和发挥好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领导核心的本质,真正成为并始终成为领导核心。

今天,形成和拥有领导核心,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和政党、组织团体巨大的组织优势、机制优势和创新优势,也成为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政治财富和文化财富。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除此之外,领导核心既是其组织群众、团结人民的有效工具,也是其克敌制胜、推进事业的神奇法宝;既是其建立主要领导力量体系和形态的锐利武器,也是其成功应对各种考验、危险和挑战的理论武装;对于了解掌握它的各级领导者来说,既是其取之不尽的组织资源和管理资源,也是其用之不竭的战略资源和动力资源。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从一定意义上说,国内干部群众早已生活在领导核心学理论的大课堂里。它不仅是领导者要了解的学问,也是广大干部群众需要了解的知识。关于领导核心的道理,领导者要懂得,广大干部和群众也要懂得。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当代中国,领导核心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地影响着每个人的前途与命运、忧患与安乐、痛苦与幸福。有的人接受其直接的影响,有的人接受其间接的影响。今天,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非常需要通过掌握领导核心理论,去认识领导核心,熟悉领导核心,支持领导核心,参与领导核心,监督领导核心,做好各项工作。同时,只有在大家所在的社会共同体、组织和单位真正建立领导核心,才能形成整体合力。从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更大地提升每个干部和群众的个体价值、社会贡献和历史作用。这也是弱小的个体在相对于内、外的强势个体、团体和共同体时,能够与之形成均势并发生地位转换的奥妙。

另一方面,领导核心也离不开每位干部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否则,便无法形成领导核心,即使形成了也无法产生领导核心应有的作用和功能。更重要的是,领导核心是领导和群众共同作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需要领导和群众共筑领导核心。只有领导和群众共同努力,实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经过领导与群众的双向运动、良性互动,才能在所在地区、组织团体与单位建立经常的健全的领导核心。各级领导者同样需要通过领导核心理论,了解领导核心,建立领导核心,把握领导核心,指引领导核心,规范领导核心。以便真正强化核心意识,承担核心的工作,履行核心的职责,发挥核心的作用,产生核心的效应,贡献核心的价值。从而,使各级各类领导核心在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运行,以造福国家、民族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