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勾结的成因：四大因素搞乱政商关系

官商勾结是当前腐败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其实质是什么？为什么官与商本不在一条跑道上，却极其容易一拍即合，打得火热，搞乱本来很正常的政商关系？

1．监管机制的“盲区”，开启了贪腐“旋转门”

目前，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还有漏洞，存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问题。而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监督和制约，也就为一些希望“走捷径”的商人打开了“方便之门”。“社会上慢慢形成了一种风气和习惯，官员和商人以关系和利益作为交换条件，不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说。

2013年6月，经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原对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倪发科立案调查。经过两个多月时间，中央纪委查实了倪发科的受贿问题，其收受大量玉石，占受贿总额近八成的事实也浮出水面。2015年2月28日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被告人倪发科被判有期徒刑17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据说，在审理期间，倪发科曾经抱怨：如果早处理我两年，犯的错也不至于这么严重。这话似曾相识，有多少官员腐败被抓后，在狱中发出呼声：爱我就请监督我。贪官的堕落轨迹，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说过，“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人能管了”；江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胡长清在遗言中说，“做到副省长这个位置上，基本就是牛栏关猫、天马行空了，没人敢管你了。假如江西新闻媒体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原安徽省六安市副市长王伟落马后，直陈“如果监督制约有力，我也许就不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例子太多，不胜枚举。更有贪官直白地说：我的错误是在无约束、无监督之下发生的。

监督的缺失导致了官员权力的滥用。同时，我国公务人员工资水平一直较低，而制度的漏洞又给了他们以权换钱的方便。这样，官员就有了用自己手中的权换钱的意图和可能：自己不用经商，但可以让商人经商，为自己赚钱。

2．权力过度集中的“病根”，让部分官员“发疯”

对症方能施治。导致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总病根”还是权力过分集中，突出表现为“一把手”频频成为贪腐案件的主角。

在中国经济中，政府是一个强势的角色，拥有大量的资源，一项新的政策往往影响到行业的发展和企业的兴衰，政府对原材料、土地、贷款等要素资源的分配有着予取予夺的大权。在地方一级，企业至少在以下方面依赖于政府：

商业机会：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政府采购等为企业创造了商业机会。

关键资源的获得：比如土地。

政府规制：从执照、许可证的颁发，到工商、税务、技术监督、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政府规制影响到每个企业。

政府推动：主要是与产业政策和地方发展战略有关的内容。一些地方政府有选择性地支持一些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从而对竞争环境造成影响。

政府影响：政府部门对其他与政府有关的部门（如银行）可以施加影响。

这些行政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影响巨大，特别是在资金审批、土地审批、特殊行业证照颁发等方面，客观上造成了企业市场机会的不均等。这是一个强烈的磁场，吸引着一些企业和商家去“傍官”, “傍”到的官员级别越大，所获得的利益越多，甚至可以换取某一行业或地区经营的垄断权，从而排除竞争，获得暴利。细数近期发生的腐败案件，当事人有相当一部分也都是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一把手”，这些“书记”“市长”“董事长”“总经理”手握大权，不法商人则趋之若鹜，想方设法以利相诱。

正如专家所言：客观上有了机会，主观上有了坏的氛围，社会上又缺乏纠错的舆论氛围，对官商勾结形成了一种宽容忍，导致这个问题日积月累、屡治不除，终于成为顽疾。

3．管理体制的“漏洞”，让一些不法官商“互傍”

由于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没有根本转变，官员手中的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等确实能给商人“办事”。如果过分依靠政策，而不是靠法治，就容易产生官商勾结，导致腐败。

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会长潘广田，在一帮大款“朋友”的簇拥下，频频出入娱乐场所，风流快活。一名大款在后来作证时透露：“只要潘广田打来电话，我们就得赶快准备大把钞票，请他潇洒。每次消费，他从不掏腰包，连客气话也没有。”

2013年8月，四川富商吴兵在北京被带走调查。有媒体报道称，吴兵可谓政商两道通吃的传奇人物，在十余年的时间内通过频繁的资本运作，不仅在四川省拥有一家颇具规模的以水电投资和房地产开发为主的公司，还在北京成立了多家致力于石油领域的业务和文化产业投资的公司。近年来，吴兵一直活跃于水电、石油、地产、公路、文娱领域，建立了一个以“中旭”为名的隐秘公司系。而“中旭系”更是深耕石油产业多年。

为什么四川富商吴兵能够经营政府特许资源？原因很简单，正是由于管理体制上存在的一系列漏洞，加之监管的随意，使得他能够在周永康家族的庇护下，往来官商之间，玩得“风生水起”。

可见，领导干部超出正常工作范围和一些不法商人勾肩搭背，搞钱权交易，甚至直接插手工程建设、项目开发、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当前腐败问题的重灾区。

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必须杜绝“官商勾结”，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让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作用。

4．经营理念的“缺陷”，让一些老板“找不着北”

在一些人眼里，权力就是效益，权力就是金钱。一些不法商人，特别是部分私营企业老板的职业道德水平、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等存在很大缺陷，其大多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规划。

在发展理念上，他们不是在市场上想办法，而是采取通过官场来谋取发展的战略。通过拉拢官员，让金钱贿买权力，让权力为自己的商业资本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甚至结成利益共同体。

2015年1月，有媒体报道，广州某文化传播公司负责人林某，为多家音像公司办理经营许可证，牟取不正当利益。从2005年至2010年，向广东省文化厅文化市场处当时负责协助或分管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放映和进口管理等相关工作的公职人员朱武（已判刑）贿送钱财，先后七次贿送16.6万元。

2008年，广东省文化厅组织评选省国产音像制品“走出去”专项扶持资金，朱武利用担任组织者和评委的职权便利，帮助林某的公司获得2007年度“优秀出口企业奖”一等奖和文化部的二等奖，林某因此获得国家和省的奖金一共38万元。事后林某为表感谢，在其办公室将3万元送给朱武。

另外，2007年，朱武和情人陈某分手，朱武想把当初买给陈某的轿车过户到自己名下，希望林某替他和陈某谈。他便以抵消陈某欠其10万元货款的方式，代朱武支付10万元购车款给陈某，将该车登记在朱武名下。事后，朱武并没有把10万元还给他。最终林某因犯行贿罪，获刑三年，缓刑四年。

可悲的是，林某一心想着投贪官之所好，不择手段给贪官送钱，为贪官掏分手费，腐蚀了党员干部灵魂，大搞权、钱、色的交易，却忘记了作为商人的根本——企业的持续经营与有效管理。最终他所依附的官员倒台，他也被连根拔起，锒铛入狱，后悔不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