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建立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不仅在理论上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思想，而且在实践上巩固和扩大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统一战线，使之成为胜利完成党在各个时期政治任务的一个重要法宝。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统一战线实践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与之相适应，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有一个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之初，对自身之外的中国社会一切政党，包括当时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国民党在内，采取了坚决斗争的态度。党在“一大”时就提出过统一战线的问题，当大会在讨论是否与国民党孙中山建立联合战线时，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有的代表认为，“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无产阶级应该永远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在“对现有政党的态度”一项中规定：“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对现有其他政党，应该采取独立的攻击政策”“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这样，“独立的攻击政策”就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处理同其他党派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对统一战线的认识还比较幼稚。

随着时局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通过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开始研究中国国情，对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且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列宁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对中国革命作出的指示，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刻影响。

列宁和共产国际十分关心东方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1920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系统阐述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他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极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这次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指出：“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道路。”1922年初，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讨论共产党人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进行合作的问题，强调吸收农民群众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重大意义。列宁因病未能出席大会，但他始终关心着大会的进展情况。“列宁同每一个代表团讨论了他们所在国家的特殊问题，以及整个远东问题。他特别强调指出，参加代表大会的各国革命力量必须联合起来。”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接见时，他先后问张秋白和张国焘：“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表达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关心，希望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加强团结，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理论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对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被迫转入低潮的严酷现实中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工人阶级自身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必须争取一切机会，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同盟者，组成强大的革命统一战线。恰在这时，在革命中屡遭失败但愈挫愈奋的孙中山先生深感“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需要新的血液来救活它”，下决心要寻找新的力量和新的出路，提出要改组国民党，并产生了与刚刚诞生不久却在领导工人运动中表现出卓越组织才能且取得了突出成绩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的愿望。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积极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直系军阀在直奉战争结束后，窃取了北京政府的实权，提出了“武力统一全国”的主张，而各地军阀却唱起了“联省自治”的高调与之对抗，局势的发展使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阐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主张“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个文件着重分析辛亥革命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遭受痛苦的根源。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文件还指出，为了完成无产阶级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等革命党派，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起点。它为党的“二大”完成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基础。同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在坚持“一大”纲领所规定的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即党的最高纲领的同时，制定出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为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二大”还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该议决案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联合的具体办法。这样就改变了党的“一大”文件中关于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这是党的代表大会上最早提出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认识以及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经过杭州西湖会议和党的“三大”，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即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23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一大代表，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确认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这样，就使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上成为个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开辟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掀起了第一场大革命高潮。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

在大革命的高潮中，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都有比较充分的表现，革命联合阵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矛盾也日益显露。为了防止与国民党建立的统一战线关系破裂，陈独秀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观点，只强调组织城市无产阶级开展工人运动，不赞成组织和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他附和国民党右派和中共党内一部分错误思想的人，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农民运动糟得很，甚至后来还提出“二次革命论”的观点，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认识不清。

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为共产党人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新问题提到了共产党人的面前。在及时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等人对有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献中作出了广泛的论述，初步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中国社会既非封建主义的，又非资本主义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他分析说，“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毛泽东明确指出了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争取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斗争，推翻以军阀政权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企图领导这个革命达到胜利，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是行不通的；这个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将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这些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有了新的进展，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但由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特别是缺乏正确处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之间关系的成功经验，在国共合作的实际过程中，过分强调统一战线，忽视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因而在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上，以及掌握政权和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的问题上，缺乏足够的深刻认识。在大革命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错误，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结果“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在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情况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但在这一时期，党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的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错误倾向，注意强调了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却忽视了统一战线。早在1931年2月，王明在其《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的小册子中，便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区分为剥削他人劳动的“上层”，与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下层”。他认为只有小资产阶级“下层”才有革命作用，而大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上层”都是反动营垒中的一翼。按照王明的理解，革命的动力只有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下层”；而其他的一切阶级、阶层都“已转入反动的营垒”；整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一样都是革命的对象。王明提出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错误政策，把工农两大阶级看作是唯一的革命动力，完全否定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可能性，把一切中间力量都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这对正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国现状来说，无疑是犯了一个莫大的战略性的错误。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发动一系列事变，占领我国东北之后又步步进逼，把侵略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而蒋介石政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奉行不抵抗政策，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围剿。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要求，适时地解决了关门主义的“下层统一战线”理论错误问题，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而奋斗。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目前的形势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行动，震动了全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决议特别强调“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

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因此，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党应当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

决议还明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之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决议指出，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最主要的敌人。瓦窑堡会议面对新的形势，确立了广泛建立反日反卖国贼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也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新政策、新口号，在政治路线和实践策略上基本实现了对“九一八”以来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的拨乱反正。

瓦窑堡会议所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总结过去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学会从中国实际出发，把共产国际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和报告着重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同时提醒全党记取历史上发生过的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时的右倾错误的教训。为了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决议规定将“工农共和国”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口号，同时改变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毛泽东在随后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对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政策路线、组织形式、行动口号及相关策略的科学性、正确性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

1936年4月，刘少奇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中以精辟的见解与犀利的语言，论述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表现、根源与危害，对全党贯彻瓦窑堡会议的策略方针，发挥了扫除思想障碍的作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内时局转换的枢纽。经过各方面的艰苦努力，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在1937年7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得以正式建立。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局面初步形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发展扫除了许多障碍，也同时为统一战线的理论创新与政策完善提供了进一步的要求。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党的主要领导人紧紧围绕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与任务，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进一步丰富完善。这使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和实施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时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情况和特殊的任务，也为中国共产党形成系统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提供了极好的时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全国性的大党。与此同时，党在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上也已走向成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存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基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充分说明了在中国革命中建立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基本经验，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之所以如此重要，是由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决定的。

首先，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但在中国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因此，单靠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农民不仅长期受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且人数众多，是革命的主力军。因此，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结成牢固的联盟。小资产阶级的处境与农民接近，并且也是一支数量可观的力量。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小资产阶级。

其次，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阶级。人数也不多，经济实力不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较小，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成分，但由于这个阶级曾经领导过辛亥革命，这种经济成分在社会生活中又占了颇为重要的地位，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很重要，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也必须联合他们。

再次，中国革命的敌人虽然是强大的，但其内部存在着激烈的甚至是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除了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外，还有必要利用敌人的矛盾，对敌人进行瓦解、分化，争取那些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同盟者，以打击主要敌人。此外，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极大不平衡，中国革命将是一个异常艰难曲折的长期过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促使敌我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决定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压迫之下，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因此，无产阶级可以和一切爱国的不甘心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结成包括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不仅占了全国人口的多数，而且革命要求强烈，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的依靠力量，是统一战线中的左派。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排挤，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无产阶级完全有可能与之建立统一战线。同时，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激烈的甚至不可克服的矛盾。中国军阀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只要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难以妥协，即使有妥协也将是暂时的。因此，完全可以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建立暂时合作性质的联合战线。例如，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其所属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的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

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一系列著作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认识和统一战线思想。关于中国革命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和主要经验有以下几个基本点：

第一，建立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这是认清中国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基本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力量比较弱，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取得胜利，必须争取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与他们建立并保持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和不平衡性，也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更加有必要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步壮大自己，削弱敌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从而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中国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建立的可能性表现在：一是这种统一战线是由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中坚和领导。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座大山压迫最深最重，最富于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中国无产阶级一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最有觉悟的阶级。由中国无产阶级作为统一战线的中坚和领导，这是民主革命统一战线能够形成并取得成功的最重要政治保证。二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天然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是工农联盟得以形成的最根本的基础，而工农联盟则是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三是小资产阶级也是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可靠的同盟军。因为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压迫下，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攻。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国内封建势力的束缚，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因此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参加到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中来，成为革命的同盟军。

第二，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工农联盟的思想是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受剥削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有着共同的革命要求和根本利益。在革命中，工人阶级只有依靠农民的支持才能取得胜利，农民也只有得到工人阶级的领导才能得到解放。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中实践了工农联盟的思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包含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其中主要的是工农联盟；一个是全体劳动者同一切可以团结的一部分非劳动者阶级、阶层的联盟，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和依靠力量，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农民人口最多，受压迫、剥削极深，革命要求极为强烈，是中国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毛泽东指出，要切实搞好工农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劳动者阶级和非劳动者阶级的联盟，是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有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才能有坚强的力量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非劳动者阶级以及其他社会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巩固工人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个联盟中的非劳动者主要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以及华侨、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上层人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要联合大资产阶级的某些集团。这个联盟也是统一战线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它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能把一切有利于革命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和孤立主要敌人，达到各个击破敌人和战胜困难的目的。

第三，正确地对待中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历史经历过伟大的革命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革命失败，同资产阶级建立过民族统一战线，又由于这种统一战线的破坏，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过严重的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就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国家的革命历史中所没有的。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待资产阶级两部分分别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无产阶级应该争取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但又是一个存在着两面性的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在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时，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这一特点，也应采取两面性政策：一方面应该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另一方面在同它联合时，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适当的斗争，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作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同时，这种斗争主要是教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无产阶级也可以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称大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他们是分属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同部分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根据这个理论和政策，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当时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从而正确地处理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实践证明，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其反革命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因此，无产阶级在同它联合的时候，对其反动政策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在被迫同它分裂时，又必须敢于同它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不同的。对大资产阶级的联合，是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暂时合作，对其斗争则是你死我活的。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是把它作为革命力量的长期合作，对其斗争主要是批评教育。在联合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要防止“左”和“右”的错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主要防止右的倾向，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在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主要是要防止“左”的错误，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左”倾错误。

第四，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统一战线是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战线，因此，参加统一战线的各阶级各党派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各阶级各党派又是为了一定的目标而联合起来的，因此，参加统一战线的各阶级各党派又都必须在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对于统一战线而言，后者是第一位的。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就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自己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不能把共产党混同于国民党。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其实质就是坚持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毛泽东认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的统一战线都是不可能发挥强大作用的，都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予政治教育。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必须反对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右是放弃领导权，“把整个队伍送出去”。陈独秀在领导权问题上的右，导致了国民革命的失败。“左”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把整个队伍推出去”，使自己成了“无兵司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左”倾错误，同样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还必须根据统一战线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不同特性及其在革命发展某一阶段的不同状况，分清统一战线中的左、中、右三种势力，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以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必须以武装斗争为支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经验证明，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不论在哪一个时期，也不论有没有资产阶级参加，都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必须有坚强的人民武装作为它的支柱，才能巩固和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系统阐述的革命统一战线理论、方针和政策，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各族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而且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开始阶段的统一战线，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国民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这个阶段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就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理论和政策。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与民盟及其他中间党派的代表和无党派社会贤达实现了联合。全面内战爆发之后，两党的统一战线已经开始破裂。1947年2月国民党宣布了两党和谈的失败，两党的统一战线最后破裂。因此，全面内战爆发后的统一战线主要任务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打败蒋介石和打倒蒋介石而斗争。这个阶段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就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蒋介石和打倒蒋介石的理论和政策。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以1945年“一二·一”运动为起点，到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逐步汇成了以学生运动为中心的、各方面广泛参加的、反对蒋介石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浪潮，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的“第二条战线”。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五一”口号中发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准备成立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其代表人士纷纷进入解放区，同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合作，共谋国是，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为建立新中国献计出力。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共同纲领》的制定和通过，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表明中国革命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从此，统一战线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并在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统一战线不愧为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夺取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它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起，构成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正确理解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从而正确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