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背景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矛盾的要求。它的成立是和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由当前的国际经济全球化、我国加入WTO以及现阶段社会问题推动的。

一 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根本方针，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国家都相应地设立了不同的特殊区域，以便完成不同的改革试验。回顾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可以发现从经济特区到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些不同的区域类型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任务和目标。而从经济特区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演变，也体现了我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性改革，是以经济体制为主线，从单项改革到综合配套的改革的演变过程。我国的改革开放从总体上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启动、发展深化和攻坚阶段，在不同的阶段设立的特殊区域类型也有所不同，特殊区域所担负的具体改革试验任务也有所不同。

(一) 改革开放启动阶段与经济特区的设立

1978—1984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其最根本的政策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在讨论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的要求。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 草案)》等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正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在改革开放启动阶段，改革从农村和城市两方面开始。在农村，改革的突出成就表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在城市，改革主要是放宽经济政策，改革所有制结构，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这个阶段主要集中在如何顺利启动经济体制改革。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在全国统一的改革方案没有拿出来之前，可以先在局部地区搞起，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他们进行这种试验。1979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会议期间表示，可以在广东省划出一块地方搞改革，叫做特区。此后，同年6月，广东省委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而后，福建省委也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79年7月15日，下达中发 (1979) 50号文件，批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报告，文件明确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后来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深圳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这样就强调特区的单一经济性功能，与陕甘宁“政治特区”区别开来。同时，为了支持经济特区的发展，在中央政府层面，成立了国务院特区领导小组和国务院特区办公室。

特区初期引进利用外资的最主要的形式是“三来一补”，即所谓的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加工和补偿贸易。“四个为主”是创建特区的指导方针。即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特区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从功能上讲，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排头兵和试验场。邓小平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他还说：“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

特区经济改革的成功是可以计算的。曾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算了四笔账：一是1988年后，深圳向中央、省财政上交34亿元；二是国家直接从深圳取得的海关税、海关代征税，铁路、邮电、银行在深圳实现的效益15年来超过500亿元以上；三是各省市在深圳投资企业，现在已经收获。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同志说，湖南在深圳的企业净资产已经超过30亿元；四是在深圳外地就业人口有210万人。据几个省统计，1995年在深圳打工者每年寄回家乡的钱人均可最少达到3000元，也就是说，打工者每年最少寄出了60亿元到全国各地。

经济特区是我国承担改革任务的最初的特殊区域形式，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 改革开放的发展深化阶段与各类开发区的设立

从1984年起至200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进入全面发展及深化阶段。也有学者将这一阶段细化为三个阶段，即改革的展开阶段 (1984—1991年)、改革的全面推进阶段 (1992—2002年) 和改革的攻坚阶段(2002年11月至今)。在改革开放的发展深化阶段，我国的改革重点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向城市的国有企业改制，改革进程由微观经济层面转向宏观经济层面，改革深度从经济体制的表层向纵深挺进，改革领域由经济扩展到科技、教育等社会各个方面。在改革试点的区域安排上，受改革启动阶段设立的经济特区成功范例的影响，中国先后设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出口加工区、旅游度假区、特殊投资来源区 ( 如台商投资区) 等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开发区，成为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增长极。

1．开发区的创建启动阶段 (1984—1990年)

在经济特区取得了初步成功之后，中国进一步提出了增加对外开放区域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后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以中发［1984］13号文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其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措施之一就是：“这些城市，有些可以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文件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任务、要求、发展方向、优惠政策、支持措施、审批程序、加强监管及注意事项等都作了原则规定。同年底国务院首批批准设立了1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包括：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标志着中国开发区的创建与启动。

1986年8月和1988年6月，国务院先后又批准上海设立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漕河泾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样，全国共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4个，总面积达到122平方公里。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及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海南省成为我国5个经济特区中最大的经济特区。

1988年，我国开发区建设中有了重要发展，高新技术开发区开始设立。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就在《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为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要在全国选择若干智力资源密集的地区，采取特殊政策，逐步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新兴产业开发区。”1986年，国务院批准实施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1988年又批准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计划 (火炬计划)，并批准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这标志着我国的开发区类型逐渐多样化，并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199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中发［1990］100号) 文件在批准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规划的同时，也批准了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建立。此后几年中，我国开始试办保税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出口加工区、旅游度假区、特殊投资来源区 ( 如台商投资区) 等多种层次、多种类型的开发区，开发区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日渐丰富，呈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技术的迅速发展。

2．迅速扩展阶段 (1991—1993年)

首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成功运行和带来的经济效益使我国在1991—1993年期间出现了“开发区热”。各地政府申请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热情空前高涨，甚至有些地方早在中央批准之前就已经开发起步。一大批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边境经济合作区以及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此期间经批准设立。

1991年，国务院批准在武汉、南京、沈阳、天津、西安、成都、威海、中山、长春、哈尔滨、长沙、福州、广州、合肥、重庆、杭州、桂林、郑州、兰州、石家庄、济南、上海、大连、深圳、厦门、海南等城市设立26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批准建立了天津、深圳福田、沙头角三个保税区，并颁布了48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策，这对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1992年以后，在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影响下，我国开发区发展出现了高潮。1992年国务院先后批准设立了温州、昆山、营口、威海已经福建的融桥、东山6个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批准大连、广州、张家港、海口、厦门、福州、宁波、青岛以及汕头9个保税区。批准设立苏州、无锡、常州、佛山、惠州、珠海、青岛、潍坊、昆明、贵阳、南昌、太原、南京、乌鲁木齐、包头、襄樊、株洲、洛阳、大庆、宝鸡、吉林、绵阳、保定、鞍山25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992年，对外开放地区由沿海向沿边扩展，国务院先后批准开放边境城市，设立了黑河、绥芬河、珲春、满洲里、伊宁、博乐、塔城、凭祥、东兴、畹町、瑞丽、河口、二连浩特、丹东等14个边境经济合作区。

1992年，国务院又先后批准建立大连金石滩、青岛石老人、江苏太湖、上海横沙岛、杭州之江、福建武夷山、福建湄洲岛、广州南湖、昆明滇池、北海银滩、海南三亚亚龙湾等11个国家旅游度假区。

可以说，在此期间，开发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其规模和数量的大幅度增加，还表现在其类型的多样化，布局也由沿海地区向边境和内陆扩展，除国家级的开发区以外，各省、市也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开发区，形成了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开发区格局。到1993年年底，全国共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53个，保税区13个，边境经济合作区14个，旅游度假区12个。

但是，开发区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如开发区设置过多、过滥，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不经中央审批擅自设立开发区等。同时，开发区之间也出现了恶性资源竞争行为、开发区公共财力短缺等问题，财政的优惠政策对外资已经失去吸引力。有些开发区或因基础设施条件差，投资环境恶劣，或因区位条件不佳，不具备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条件，造成了较大范围的耕地占用和浪费。

3．调整规范阶段 (1993—2004年)

基于开发区设立迅速扩展的情况及其问题，1993年1月，国务院特区办上报国务院《关于认真清理、严格审批各类开发区的管理问题》的报告。开始对开发区的设立进行调整和规范。

1993年虽然是清理整顿年，但高层次的开发区建设并没有停止，恰恰在这一年的4月，国务院以国函［1993］37—43号文分别批复同意设立武汉、芜湖、重庆、杭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7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政策。5月，国务院以国函［1993］64、65号文分别批复浙江省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设立浙江萧山、广州南沙和惠州大亚湾等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同年3月和1994年的2月，宁波的大榭岛和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等成片开发土地项目得到国务院的原则同意，取得实质进展。

2000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国务院批准设立了合肥、郑州、西安、成都、昆明、长沙、贵阳、南昌、石河子、西宁、呼和浩特等1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批准设立大连、天津、北京天竺、烟台、威海、江苏、上海松江、杭州、厦门杏村、深圳、广州、武汉、成都、吉林、珲春等15个出口加工区。2001年又批准设立南宁、太原、银川等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 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

200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深层攻坚阶段。国务院颁布的《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2005年是改革攻坚的关键一年。在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我国的改革和发展都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更具深刻性和复杂性，改革攻坚的难度在增大。从经济领域看，经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我国经济虽然发展迅速，但却面临着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突出矛盾。从社会领域看，过去的改革过于关注经济领域，对社会领域的关注还不够，造成公共需求的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从政治领域看，也出现了政府行政成本不断膨胀、行政效率低下与体制机制性腐败增多等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都表明我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提出了综合配套改革的任务。

在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区域安排上，截至2009年，我国共先后设立了3个全面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上海市浦东新区、天津市滨海新区、广东省深圳市，4个专题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四川省成都市、湖北省武汉城市圈和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

2005年6月21日，上海浦东新区成为首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6年5月26日，中国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可在涉外经济体制、金融管理、土地使用等方面改革上有所突破。2009年5月14日，《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 以下简称《深圳综改方案》) 获国务院正式批准，深圳在已有的经济特区基础之上，又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上三大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属于全面综合型的试验区。

2007年6月7日，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下发“发改经体(2007) 1248号”文件，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着重城乡统筹，继续探索“城市带动农村”的城乡均衡发展模式，带动中国西部加快发展。

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设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简称“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该试验区旨在重点探索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发展之路，以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

综上所述可知，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和区域的开发开放、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是紧密相连的。从经济特区到开发区再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名称和功能地位的变化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过程。

二 经济全球化与WTO规则的适应

进入21世纪，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国家间竞争日益激烈。我国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和技术，参与国际合作，获得更有利的发展经济的机会，2001年11月加入世贸组织。世贸组织 ( WTO) 是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负责管理世界经济贸易秩序。我国加入WTO后享受多边的、无条件的、稳定的最惠国待遇，享有普惠制待遇及其他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照顾，获得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参政议政”的权利。同时要承担与权利相等的义务，即消减关税、逐步取消非关税措施、取消被禁止的出口补贴、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放宽和完善外资的透明度、增加贸易政策的透明度。

我国加入WTO后，必然要遵循它的一系列规则。而WTO规则的实质就是规范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和监督其规则的实施，即“制定规则、开放市场、解决争端”。我国入世的承诺是“遵守规则、开放市场”。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要按照它所提供的一系列规则行事，意味着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必须按WTO规则向国际市场逐步开放，意味着我国的政府必须按照规则来规范政府的行为和转变政府职能。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加入WTO加快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脚步，但反过来又出现“倒逼改革”的趋势。我国改革不但要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即最迟到2015年，要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面临国内、国外双重压力。

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直接的是要进行经济领域的改革，这关系到建立完善的开放的市场体系，关系到国有经济的改革，关系到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体制的改革必然要随之进行。

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加剧，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有新的表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由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经济结构不够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就业压力依然较大，收入分配中的矛盾较多；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处理好社会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认真解决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加快和深化改革。

因此，我国加入WTO后的改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的改革，而是实行全面市场经济的改革，是结构性改革，而结构性改革就是综合配套改革。也就是说，实施综合配套改革是我国改革适应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三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建设和谐社会

我国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规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全面是指空间上各个方面都要发展，协调是指内部各个方面的关系彼此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可持续是指时间上的延续，强调发展进程的持久性、连续性和可再生性。科学发展观的内容要求我国在改革中将经济领域改革、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的改革全面协调起来，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以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原则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科学发展观规定了今后发展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方式，但是面对以往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所造成的经济社会的各种问题，需要用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去指导。

2005年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正式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他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006年11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在党的全会上研究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到2020年，“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的提出，要求我们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将改革从经济领域拓展到全方位的领域，使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全面结合起来，进行整体的规划，使各领域之间、各个单项改革之间综合起来、协调起来，进行综合配套改革。

四 经济发展中社会深层矛盾的凸显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了初步确立，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内也出现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新的改革措施去解决。

(一) 经济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

由于我国在经济迅速发展中没有综合考虑环境问题，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自然环境被严重污染，生态逐渐恶化，甚至出现了能源危机，这和我国产业发展中高污染、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成本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严重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发生由环境污染导致的群体性事件。

这从某方面反映了目前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仍然十分严峻。根据《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数据表明：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七大水系总体水质与上年持平。在200条河流409个断面中，Ⅰ—Ⅲ类、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55.0%、24.2%和20.8%。珠江、长江总体水质良好，松花江为轻度污染，黄河、淮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为重度污染。在监测营养状态的26个湖泊 (水库) 中，呈富营养状态的湖 ( 库)占46.2%。全国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部分城市污染仍较重：2008年度，全国有519个城市报告了空气质量数据，达到一级标准的城市21个 (占4.0%)，二级标准的城市378个 (占72.8%)，三级标准的城市113个 (占21.8%)，劣于三级标准的城市7个 ( 占1.4%)。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达标比例为71.6%，县级城市的达标比例为85.6%。

人口与资源关系的矛盾不断加剧。我国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却很低。资源利用率不高，浪费现象比较严重。比如国内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中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的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的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一组数据被屡屡引证：中国以世界水泥消耗总量的50%、钢铁的34%、煤炭的31%、氧化铝的25%、电力的13%，仅仅实现世界4%的GDP总量。

(二) 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根据2009年上半年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我国GDP增幅超10%的省 (区、市) 有13个；GDP超8%的省 (区、市) 有20个。2009年上半年，天津、内蒙古GDP增幅最快，均达16.2%。还有5个省 (区、市) 增幅低于7.1%的全国平均水平。增长最高的省市与最低的省市差距达9.1个百分点。而且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也非常明显。

同时，由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差距也非常显著。城乡差距的实质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比2007年增长14.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比2007年增长1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额的绝对值为11020元。而且与2007年相比，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额的绝对值为9646元。2008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额绝对值比2007年增加了1374元。

(三) 社会贫富差距增大的矛盾

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实就是社会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2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现象日益突出，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逐渐明显，贫富差距逐渐增大。来自国家发改委2009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的调查揭示，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迅速增大。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在城镇居民内部差距、农村居民内部差距、城乡居民之间差距中，城乡差距最大，基尼系数达到0.465。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贫富差距都相对较小。比如欧洲、日本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这在发达国家中是唯一例外的。但据2009年9月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报道，2008年经济危机正使美国的贫富差距迅速缩小。在《专家学者群体2008年十大关注问题调查报告》中，专家们指出，中国贫富差距已经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广东省收入贫富差距更高达10倍，珠三角与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财力分配不均，城乡差距明显。

从以上数据与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增大等问题已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一大羁绊”，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还会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这就给我国当前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 官员腐败与权力寻租问题

在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中，还有一个数字也在迅速增加，那就是官员的腐败数字。据2008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显示，从2003年至2008年，五年来，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79696件209487人，2007年有罪判决数与立案数的比率比2003年提高了29.9个百分点。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2009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3546件41179人，已侦结提起公诉26684件33953人，人数分别比上年增加1%和10.1%。其中，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7594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87人，其中厅局级181人、省部级4人，人数比2008年几乎多出一倍。

从以上数字中，我们不仅要看到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不断增加，还要看到犯罪金额也在大幅度提高。而且，窝案、串案、涉外案件增多。据公安部资料，到2004年年底，共500多名贪官外逃，卷走资金700多亿元。

同时，中国的“权力寻租”现象也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愈演愈烈。“权力寻租”一般指握有公共权力者利用公共权力谋求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现在中国处于激烈的经济转轨时期，经济体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一些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随着反腐的打击力度增强，其行为的“隐蔽性”也开始增强，由“隐蔽寻租”行为上升到利用国家改革政策“公然创租”行为。有专家学者指出，90年代我国各地兴起的大办各类“开发区”的浪潮，其背后伴随的是各种寻租行为的蓬勃发展。兴办各类开发区，对于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促进地区间的优势互补，最终提升国家竞争力与竞争优势都是有利的。但是要警惕打着改革旗号，动辄以国家利益为幌子，实际是想谋求个人经济利益，甚至“公然创租”的现象。例如在开发区清理整顿中，中央发现义乌的13个乡镇中，几乎都拥有自己的工业园区，而其14个工业园区中只有义乌经济开发区是经过省里批准的，其他13个工业园区全是“黑户”！其城市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是1000亩，而实际用地量却是2万亩 (且大部分闲置)，近20倍的超标背后是有关政府官员在“招商引资”口号下疯狂进行的“权力寻租”。

综合以上对经济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要解决这些深层的矛盾，并非是某项改革单独可以完成的，这些矛盾的深处原因错综复杂，需要有综合配套的改革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不仅需要经济体制改革，还需要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提出“中国正在过大关”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其《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指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不仅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更，更是整个经济和社会系统的重建，“瘸腿”的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整体改革”才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