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幸的婚姻

刘大白到绍兴教书以后，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婚姻大事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前来提亲的人很多。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习俗，按照门当户对的观念，刘大白推开了爱情婚姻的大门。成家立业，是人生的两翼；结婚成家，是人人向往的。然而，对刘大白来说，他迈进了婚姻爱情的门槛，就走进了一个充满哀伤和痛苦的人生深渊。

对于刘大白的爱情和婚姻，至今有“逃婚”的误传和误读。天行的文章是这些误读和误传的始作俑者。1948年，天行说：“他是一名优贡生，后因情场失意，曾一度出家为僧，大约不久还俗，就改姓换名了。”后来，陈于德在1983年也说：“他家境较富，年少时就喜欢读书，而不愿经商，与家长志趣各异，后来又为了反对封建婚姻，脱离家庭，改姓为刘，以示决绝。”1990年，解思忠在创作传记式小说时又根据他们的说法，进行文学性的演绎和虚构，说刘大白父亲在临死之前给他定下了土家的婚姻，为了逃脱包办婚姻，他不得不出家灵隐寺。至今，刘大白逃婚就成为各类文章的通行说法。尽管刘大白的亲属，即他现在健在的三女儿刘缘子以及张乐平等四个外甥和外甥女，全都坚决否定这种说法；但不幸的是，许多人在学术研究中依然承袭这种说法。

那么，事实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有必要澄清事实。解铃还需系铃人，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对他们的说法进行真伪的甄别，判断其准确性，然后才能确定哪种说法的对与错，以正本清源。虽然现在我们不可能向作者直接讨教了，但只要从天行和陈于德文章的叙述方式以及他们与刘大白的关系入手，就会对其真实性产生疑问：

一是从两人在叙述中存在的前后逻辑紊乱的状况可以看出其中的不确定性。天行说“后因情场失意，曾一度出家为僧，大约不久还俗，就改姓换名了”，这里的“后”、“曾”、“大约”，都是不确定的表述，包含着推测的成分，既然出家和还俗都是推测，也不排除前面“情场失意”的描述也会有一些推测的成分。而且，这里的“情场失意”是否指刘大白后来与何芙霞的爱情悲剧呢？也许作者带着个人的猜测而作了这种“前移性”的表述。尤其是刘大白改名不在所谓的“还俗”之后，而在1910年与吴琛一起喝酒作诗以后。这说明天行对于刘大白的人生轨迹的了解并不准确。显然，他的说法是不可确信的。陈于德说他“年少时就喜欢读书，而不愿经商，与家长志趣各异，后来又为了反对封建婚姻，脱离家庭，改姓为刘”，这与刘大白的父亲逼他读书，希望他考科举而不是经商的事实不符，与他在北京题反诗时署名“大白”的事实也不符，显然他对刘大白的生平事迹的了解也完全不准确。这种不准确性，也难以保证前面说的“反对封建婚姻”是准确的，当然也不可确信。

二是从两人与刘大白的关系也可以看出，他们的说法很难说是准确的。天行说：“我初次见到他，地点是在杭州广化寺，时间大概在民国十四五年之间，我已不能确定那 (哪) 一年了，在一位亲戚王君处和他碰见，他一见如故地那天说了很多的话，言语诙谐而颇有风趣，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他与刘大白是间接相识的，并不是深交的密友，这很难确保他说刘大白“情场失意”而“出家为僧”的可信度。尤其是他说“刘先生用情很专，自夫人逝世后即不再娶，二十余年中，长时期过着孤单独宿的生活”，是明显的错误，表明他根本不了解刘大白的婚姻爱情状况。而陈于德说：“二十年代上半期，笔者曾在浙沪两地受过他的教诲。后又与他的侄子金小白在文教界做过三年同事，因此略知刘大白的一些事迹。”这就是说他只是刘大白的一个学生，并不是最亲密的人，他所知道的也只能是道听途说而已。显然，他们的说法都不足为信，不能作为我们学术研究的依据。

既然他们的说法都不可信，如果解思忠仅仅依据天行和陈于德的说法进行了演绎，那么他小说里的铺陈自然就不可信。但是我们必须弄明白，解先生是在什么前提下演绎了他们的说法？尤其是他是否还有其他依据？为此，笔者于2010年12月10日用电子邮件专门就他书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向他一并请教过，共有五个问题：

 

一、土家的逼婚问题。刘缘子否定有土家的婚姻，否定有逃婚问题。那么，土家的婚姻是从哪里听说的？或者是从哪里看到的？

二、刘大白逃婚出家灵隐寺的问题。刘缘子女士两次打电话来说，根本没有这件事情。他是出家了吗？如果有，他是在灵隐寺出家吗？而且前后有四五年吗？这个资料的来源在哪里？您的根据是否为天行发表在《新民报晚刊》的《忆刘大白——诗人、和尚、优贡生、寻常百姓、教部次长》中的“因情场失意，曾一度出家为僧，大约不久还俗”？

三、“莲妹”的问题。刘缘子否定这件事。那么，真的有一个莲妹吗？如果真的有，是否刘大白在她死后还去过？您是从哪里听到的？还是看到什么材料里面的？

四、刘大白去北京谋职问题。刘大白真的是徒步北上的吗？这个材料的出处在哪里？

五、刘大白与何芙霞的相识与结婚的时间问题。他们真的是在赛诗会上认识的吗？当时真的举办了赛诗会吗？何芙霞真的是越东才女吗？他们结婚真的是在报纸上登启事完成的吗？他们真的是在1912年10月15日结合的，在10月16日的《绍兴公报》上登了一个结婚启事吗？《绍兴公报》哪里可以找到？沈家骏的《刘大白史料三则》则说刘大白与何芙霞的结合是刘大白的姑夫李中纶的介绍结合的。而刘缘子则说是他们是师生恋。

 

解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型作家，他接到我的邮件后，于2010年12月11日下午及时给予了答复：

 

刘家思教授：

拙著《亡灵忆旧录——刘大白传》是我20多年前的旧作，最初的书名是《解脱》，想写成“传记小说”体裁，后根据编辑的意见改成现在的书名；于是，就招致了刘大白后人刘缘子的质疑，认为其中一些情节有失真实。我写这本书主要参考了一本一位天津作者写的关于刘大白的研究资料，并在首都图书馆查阅并抄录了上世纪20年代报纸上刊登的刘大白的作品 (主要是随感录)；遗憾的是，1996年在一次搬家中丢失了一箱书籍资料，其中就包括刘大白的资料。在创作过程中，力求做到基本事实都有出处，具体情节有许多则是演绎的；所以，这本书严格讲不能算作一般意义上的“传记”，有点像《水浒》、《三国演义》之类的文学作品。

你所要写的《刘大白评传》应该属于传记类，不应该有演绎的成分，所以，建议能以刘大白有据可查的生平事实为基础，以他的作品为素材，尤其是不要涉及某些后人有异议的情节，以免引起争议。因为，刘大白是一个以文章立世，并以文章传世的历史人物，完全可以用其作品为素材完成这部评传，而不是像一些演艺界人物那样，非要靠一些生活琐事来取胜不可。至于我的作品，仅仅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依据去引用，切切！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顺颂

著安

解思忠

 

解先生的回复，不仅显示了他为人的热情与一个长者的宽厚，也显示了他对于学术的忠诚和对文化事业的严谨态度与高度责任心，令我们敬仰。其实，解先生当时是在写一本小说，小说是可以虚构的。只要有一点影子，作者就可演绎放大。他说“主要参考了一本一位天津作者写的关于刘大白的研究资料”，这资料就是萧斌如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刘大白研究资料》。该书收集了天行和陈于德的文章。解先生写文学性的小说，在创作中依据他们的说法展开想象，进行一些虚构性的演绎，是可以的。但是，这不能当做我们学术研究中的依据。正是这样，解先生在邮件中最后说：“至于我的作品，仅仅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依据去引用，切切！”其实，打开解先生的小说，我们就感到了一个生动的抒情性文学形象，并受到深深的打动。解先生的回信，回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他的本意是出版一部很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小说，而不是一部学术研究的传记。不幸的是，编辑建议添加了《——刘大白传》这个副标题，造成了多年来不了解此书创作历史的人，误将小说情节作为“传”主的真实历史事实，在研究中引用为论据，产生了“化文学创造为学术研究”的影响。

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刘大白同时期非常亲密的朋友的记忆文章中找到一些间接的反证。与刘大白关系很好的夏丏尊也曾提到他的婚姻问题，但他只是说大白与何芙霞是自由恋爱的，并没有说有逃婚的问题。如果说他有逃婚的经历，最后又自由恋爱，正好是亲密的朋友纪念他时一个好的话题，更能体现出他反封建的精神。但是，陈望道、徐蔚南、王世裕等等生前好友都没有涉及这一点。为什么呢？这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真的没有这回事。

显然，刘大白逃婚的说法是不可信的，所谓土家逼婚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而刘缘子说他没有逃婚应该是准确的。据刘缘子的说法，刘大白的婚姻是非常不幸的。这种不幸，不在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上，而在于命运的劫难上。她说，刘大白在跟她的母亲何芙霞结婚之前已经有过四次婚姻，前三次是正式的，后一次是非正式的。前三次非常不幸。结一次婚，过一两年新娘子就去世了。其中有一个就是沈仲九的姐姐。因此，家里人认为他克妻，后来让他与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结合，以传子嗣。而她母亲何芙霞与她父亲的自由恋爱结合，是刘大白第四次正式的婚姻。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呢？经过研究，我们发现，事实正是这样。刘大白的《白屋遗诗》给我们透露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白屋遗诗》是1935年刘大白去世后才编辑出版的。编辑者是刘大白的生前好友王世裕。王世裕在序中说：“五四以还，大白敝屣其旧诗，然温丽隽爽，予夙爱之，尝戏谓他日署予名刻之如何。君殁后，诗稿存储君皖峰处，予乞以归，题曰《白屋遗诗》，付上海开明书店，经年而书成。昔日戏言，宛然如昨，而君墓有宿草，予亦垂垂老矣。风雨之思，良不可任！二十四年春日，王世裕识。”从这个序言中可以看出，王世裕并没有重新编辑，只是加上了“白屋遗诗”的书名就交出版社出版了。也就是说，这部诗集编排的顺序基本上是刘大白生前已经编好的。而且，除了《南冥小草》是由沈玄庐题名之外，每一部分都是刘大白自己写好了几辑的题名，显然是他自己编定的。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全书分为《亸云剩稿》、《冰庑集》、《剑胆集》、《北征小草》、《东瀛小草》、《南冥小草》及《西泠小草》等几辑，所对应的时间，恰恰是刘大白人生中的几个阶段。

刘大白在《亸云剩稿》的最后有一个附记：

 

自丙申至甲辰，旧作近二百首，率皆芜陋冗杂，阅之汗下。兹择其稍可者，录存七十余首。虽格卑词靡，不足当识者一笑，然亦以见旧时思想之一斑尔。戊申仲秋伯贞自识。

 

这个附记说明了两点：一是《亸云剩稿》是刘大白在1908年中秋节编选好的。这70多首诗是从1896年到1904年创作的近200首诗歌中选择的。二是编选这些诗歌的目的。虽然这些诗歌“格卑词靡”, “然亦以见旧时思想之一斑尔”。也就是说，这些诗歌反映了他这些年的思想变化状况。而人的思想状况，是与人的人生境况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记录自己的人生与思想发展旅程，是他编选这些诗歌的一个重要目的。

打开《白屋遗诗》，我们无法忽视的是，这些诗歌是按照创作年限的先后顺序排列的，而每一年又是按照春夏秋冬的季节循环排列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按照这个潜在的规律，我们就可以看到诗人因为自己生活遭遇的变化而产生的思想变化。而在内容上，这些诗歌又是以表现男女爱情生活、个人孤独的情绪与冷清的气氛为主的，所以刘大白自己说是“格卑词靡”。这显然与他个人的爱情上的遭遇有密切联系。甚至可以说，有一些诗就是对他个人婚姻状况的记录。

虽然整本诗集还难以全部排出其创作的时间顺序，具体弄清其年月，但《亸云剩稿》中的诗篇则是基本清楚的。根据诗中按季节排列的顺序，我们可以将它们的创作年份大致排列出来：《春意》、《自遣》、《秋夜雨》和《有感而作》四首是1896—1897年创作的，因为后一首诗中的“我来北里伤怀日，人立东风不语时。孤负才情真可惜，文君诗句易安词”显然是1897年写的。刘大白于1897年从平水来到绍兴教书，恰恰是由南到北。《春日病起》、《红玉墓》及《读石头记》是1898年的创作。因为《春日病起》是一个标志，这是一个新的春季的开始。《无题唐句》、《踏青》、《题壁》及《采莲》恐怕是1899年的创作，因为《无题唐句》中的“罗荐春香暖不知”是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标志。《花朝》、《惜春》、《春游》、《代族侄某谢某女士画扇》、《秋海棠》、《〈秋海棠〉又》和《招秋魂》是1900年的创作，《花朝》中的“淡冶春光二月中”标志着这是在另一年的春天里。《拜月词》、《意园以无题三十首见识书此讽之》、《劝酒》、《忆旧》、《赠唐句》、《辛丑立秋病中口占》、《昨宵》、《催妆》、《倚怀》、《小酌》、《祝樱桃》及《玩月》为1901年的创作，因为《拜月词》的思想情绪完全不同于排在它前面的三首诗，显然是一个转折的标志；而《忆旧》的“记得十年前此日，碧桃花下醉颜酡”标志着写这首诗的时间是桃花盛开的春天。《春晓即事》、《戏代仲弟新婚纪事》、《又代替聚头扇》、《早秋》、《旧时》、《壬寅秋日薄游西湖过藕香居小饮适藕花盛开把酒赋此》、《偕显臣廑父泛棹西湖显臣不惯乘船急思返棹口占嘲之》和《旧时》是1902年创作的，因为《春晓即事》是又一个春天开始的标志。《纪恨》、《早春集句》、《小游仙》及《临别有赠》是1903年创作的，其标志就是《纪恨》中“春皇一例好扶持”，这是另一个春天的开始。《却雉行》、《明妃》、《月夜集温句》、《代某题小影中作女儿妆立雪月中梅花树下》和《艳情》是1904年创作的，其标志就是《却雉行》的“人道花痴绝不痴，著花迟亦落花迟。无妨缓待春深日，却倩东风着意吹。”这显然也是另一个春天的开始。如此，我们从这些诗歌中就可以看出刘大白人生和思想变化的轨迹，也可以从这些诗歌中了解刘大白婚姻爱情生活的历史真实。

在这里，刘大白为我们留下了有重要的参照系意义的《戏代仲弟新婚纪事》四首同题诗。这是他为记叙弟弟仲丹结婚的情景而写的，为我们探讨刘大白的婚姻设立了一个指示灯。我们知道，在旧社会，哥哥结婚总是要早于弟弟的。农村里面对于结婚有先种早稻还是先种晚稻的说法，就是说要先种早稻然后才能种晚稻，意思是必须哥哥先结婚，才能弟弟结婚。尤其在大家族更讲究这一点。从刘大白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他弟弟的结婚时间是在1902年。既然如此，那么刘大白结婚的时间应该在1902年之前。

具体来说，刘大白新婚的时间应该是1899年，再婚是在1901年。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诗歌的内容来推断出这一点。1896—1897年创作的《春意》、《自遣》、《秋夜雨》、《有感而作》，表现的是自己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忧愁。无疑，这是刘大白当时人生真实的写照。他从平水来到绍兴，对事业对人生充满期待，但在学校里又属于小字辈，既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又没有社会背景，不可能立即受到重视，遇到一些不顺心或挫折，是很自然的。而这时他才18虚岁，谈婚论嫁太早了一些，因此没有出现爱情诗。1898年的诗歌告诉我们，他在春天病了一场，病好后到了南京，在红玉墓前祭奠过；因为在学校里不受重视，所以他一边教书，一边学习数学，平日里看看《红楼梦》等小说，但并不放弃自己的追求。1899年的诗歌表现了青春的萌动，这时他对爱情开始有了向往，也许是受了《红楼梦》的影响，但同时对自己怀才不遇感到很悲愤。可以说，20岁的刘大白在成家与立业两方面都有了追求。1900年的诗歌，《花朝》之三、《惜春》和《春游》这几首诗都描写了甜蜜的婚姻生活。请看：

 

自匀螺黛扫双蛾，欲踏春阳奈懒何。

浇罢山茶花一树，小阑杆里饲鹦哥。(《花朝》之三)

 

走马长堤破寂寥，莺催燕促过红桥。

杏花欲落多风雨，又是春光一半销。(《春游》)

 

这里，诗歌表面上是写春色，但实际上是借景抒怀，表现新婚后和美融洽的生活。可见，他在1900年春季的时候可能已经结婚了。那么，他是什么时间结婚的呢？我们他从1899年创作的《采莲》一诗的独特描写中可以看出，刘大白在1899年结了婚。请看：

 

一叶轻舟荡浅沙，南塘北渚采莲花。

侬家只在花深处，红板桥头第一家。(《采莲》)

 

这里用隐喻的方式表达了刘大白婚后的生活情状。大家知道，绍兴是水乡，出行都是划船去，除非走远路是坐别人的船。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刘大白与妻子在婚后是相亲相爱的，感情很深。但是这次婚姻很短暂，也许就是在1900年夏秋之交的时候，他的新婚夫人就去世了。所以，这一年的诗歌还表现了一种思妇之苦。请看：

 

晕粉烘脂浅淡妆，依然思妇泪浪浪。

西风未冷肠先断，憔悴秋花不敢香。(《秋海棠》)

 

刘大白的悲痛欲绝，不仅反映在这里的“依然思妇泪浪浪”和“西风未冷肠先断”这种呼告式的诗句中，更表现在《招秋魂》之中。请看该诗最后的诗句：

 

相思无赖暮复朝，者番已无魂可销。

故人情重越溪水，慨然为尔剪纸招。

夕阳微殷暮山紫，秋云万迭人千里。

青衫湿遍泣下多，魂兮归来胡为隔秋水。

 

刘缘子说，刘大白前三位明媒正娶的妻子中，有一位姓章，是绍兴道墟章家的。道墟是绍兴城东边历史悠久的发达古镇，章家是这里的望族。按照门当户对的潜规则，平水镇的大户金家与之通婚结亲是自然的。这第一位夫人可能就是这位章姓夫人。刘大白1900年的丧妻之痛，他在1921年1月19日这个寂寞的冬夜还有隐隐约约的追忆：“蓦然记起，/故乡矮屋篱前，老梅一树，许正是开花时节！/二十年前：我爱伊恰恰地和我同高，/曾几度隔看纸窗，把伊描写；/更几回呵冻挥毫，挑灯展卷，/总亏伴着我同度这独坐无眠的冬夜。”这是作者在上海写的一首白话诗《夜坐忆故乡老梅》中的第二节，按农历，这时是1920年的冬天，即农历12月。诗人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这是对自己往事的记忆。“二十年前”，恰恰是1900年的冬天。这时，刘大白新婚的夫人去世了，他的情绪非常低落，所以常常一个人坐在水晶房里无法入眠，只好对着窗外的老梅独坐。

1901年，刘大白第二次结婚。这第二位夫人来自绍兴东浦沈家，就是沈仲九的姐姐。这一年创作的诗歌，如《拜月词》、《劝酒》、《赠唐句》、《昨宵》、《催妆》、《绮怀》及《小酌》等都描写了从相识到定情到结婚的爱情生活，如《拜月词》之三写道：“此生此夜两钟情，悄向冰轮共订盟。合掌低参同一拜，并头无睡到三更。”这是明显的爱情诗，是写洞房花烛夜的甜蜜生活的作品；而在《绮怀》十二首则集中描写了从定亲到结婚以后的夫妻生活，如“晓镜凝尘自拂奁，鬓云松处欠矜严。半垂不怪雏鬟懒，看到梳头爱隔帘”，充满着欢快和浪漫的情调。也是在这一年秋天，刘大白又生了一场病。当然，这一年的诗歌也有对事业的期待。1902年，他的弟弟仲丹结婚了，他很高兴地为仲弟写了四首诗，从思想内容到风格情调，都可以说是1901年创作的《绮怀》的翻版，这也是刘大白在1902年前就曾经历过的幸福的婚姻生活的有力证据。这一年秋天，他与显臣、廑父一起游了西湖。但是，不久他的夫人又去世了。这在《旧时》六首诗中有着突出的表现：“旧时小院旧时阑，几度凭阑月影寒。月又中秋人永诀，忍抬泪眼看团栾”; “旧时私语旧时盟，一幅花笺两署名。同命鸳鸯成独活，双飞缘更卜他生。”诗中表现了对妻子强烈的追思和悼念之情以及他在丧妻后的孤独感。可见，刘大白与这第二位夫人的感情也是很好的。因此，刘大白与妻弟沈仲九结成了挚友，后来与沈家的关系一直很好。刘缘子说：

 

我们小时候去的“外婆家”，并不是我生母的娘家，而是东浦镇上的沈家。我对去外婆家的记忆正如儿歌所唱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见我哈哈笑，外婆给我吃糕糕……”乘上一只带明瓦的大型乌篷船，全家大小到外婆家拜新年，是我们儿时最大的乐事。东浦沈家，是父亲第二位妻子的娘家。按照旧时的习俗，若嫁出的女儿亡故，而翁婿之间关系相处得好的话，女婿续弦再娶的妻子，可被前妻的娘家认作干女儿，绍兴人称之为“垫脚女儿”。因此，我们也就理所当然的将沈家作为外婆家了。

“走外婆家”时我才四五岁，留下的唯一记忆是外婆家的大门口有一家小酒馆。绍兴的酒馆与鲁迅的《孔乙己》中所描述的大同小异。我年纪幼小，到酒馆里当然不是去喝酒。这家酒馆卖一种炸麻雀供客人下酒，又酥又香。每当到外婆家后，虽然新年期间有无数美味佳肴，但我最向往的仍然是只花一个铜板就能买一只的这种炸麻雀。往往出了酒馆在大门外就偷偷地咀嚼起来，味美无比。

 

刘大白在夫人去世多年之后，还将沈家作为孩子的“外婆”家，自然不只是绍兴的风俗使然，还有更深的原因就是刘大白的确和沈氏有深厚的感情。显然，我们可以看出，刘大白是很重感情的。

我们从《小游仙》和《临别有赠》这两首诗中，又隐隐约约可以发现，在1903年刘大白又结婚了。可惜这第三位夫人至今家世不详。他在《临别有赠》里写道：“刘郎踪迹似萍飘，悄嘱归期莫太遥。珍重两声齐洒泪，亲撩玉臂系红绡。”显然，这里是描写夫妻离别时的情景的，由此可见刘大白这时又结婚了。1904年创作的《艳情》更加表现了这种生活情状：“珍珠帘子水晶钩，四面红窗百尺搂。小玉娇慵贪睡惯，日高还未起梳头。”由此可见，这位夫人，应该是叫“小玉”的。也许在1905年，他这第三任妻子又去世了，因为1905年冬天，刘大白在送陈伯平赴日时的赠别词的附记中写道：“恨我命宫磨蝎坐。让祖生快著先鞭去，中心热，羡还妒。”显然是说自己有磨难在身，不便一同前去，只好“让祖生快著先鞭去”。刘大白诗词中最早出现的“磨蝎”一词，就在这里，以后屡屡采用这个词。据我们了解，在刘大白的人生中，最大的磨难就是几任妻子接连去世。因此，这时采用这个词，也许就是说妻子刚刚去世，不好一同前去。这也是刘大白从未逃过婚的非常有力的佐证。

1921年，刘大白表述了他对婚姻的态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当然没有祝贺讴歌底价值。但是社会底制度，不能立改；历史底成案，不能尽翻。”他在1921年都对包办婚姻抱着“不能立改”、“不能尽翻”的态度，何况20年前呢！恐怕当时他所抱的态度正是他说的“从东方式的‘姻缘’，到西方式的‘爱’罢！”因此，从当时的思想状况看，刘大白也没有逃婚的可能性。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尽管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刘大白先后逝去的夫人的准确名字，但他在1899年至1905年期间的三次婚姻是不可怀疑的，而这三次婚姻都是前后一两年就结束了。这与他女儿刘缘子女士所提供的信息也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从刘大白这一阶段的诗词里也可看到，他与三位妻子的新婚生活都很和美、很恩爱。一个年纪轻轻的人，不幸数度丧妻，自然是很痛苦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