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黄遵宪的影响

从格调上说，刘大白此时的诗歌，不少作品充满着愁怨和忧伤，显得情意缠绵，悱恻幽深。甚至《绮怀》等一些诗，在表现对恋人的思念和对爱情的渴望时，又靡艳香销，带有一定的脂粉气。然而，诗人的格调并不低下，更没有堕落，而是始终充满着理想期待。尤其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诗歌呈现了一种浪漫主义审美取向。一方面是主观情绪强烈，抒情主人公鲜明，另一方面是想像非常丰富，夸张不留痕迹。如“白日放歌须纵酒，且教红袖醉来扶。”“十年落魄余长剑，万种悲怀托素琴”等，都具有浪漫主义的审美特征。

应该说，这时期的诗歌都是基于个体生命体验的吟唱。他总是在对日常生活的吟咏中寄托着自己的主体情怀。友人唱和，病中苦吟，临别赠言，偕游调侃，把酒临风，对月思人，如此等等，他都能够发现诗意，精巧地构思出具有浓郁主观情绪的诗的意境。总体来说，这时的诗大都表现了一种沉闷忧伤的情调。歌行《招秋魂》在这里尤其典型：

 

秋心一寸如冰碎，秋肠九曲如丝脆。

可怜一夜秋风来，一缕秋魂自摇曳。

我闻海上奇花多，生小秋娘怯绮罗。

纤腰瘦损玉骨软，珑璁花髻春云拖。

一觉花丛新梦好，此生拟向温柔老。

绰约半身寒影翩，惺忪双眼浓香饱。

敲愁剪怨西风中，碧纱窗外鸣秋虫。

拥花高卧有时醒，秋江一舸来浙东。

一曲清歌桃叶渡，盈盈隔水难相语。

离恨人边唤奈何，扁舟梦断知何处。

相思无赖暮复朝，者番已无魂可销。

故人情重越溪水，慨然为尔剪纸招。

夕阳微殷暮山紫，秋云万迭人千里。

青衫湿遍泣下多，魂兮归来胡为隔秋水。

 

这首诗可以说是刘大白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总题，表现了一种幽怨沉郁的艺术特征。犹豫的愁绪，强烈的相思，孤独的处境以及理想追求等等，都包含在里面。它显示了这一时期刘大白诗歌艺术的基本风格：既不直露又不隐晦，既有朦胧美又不深涩，显得沉郁而晓畅，幽怨而清新，雅丽又平易。这种特点，既是中国古典白话诗的影响所致，又是黄遵宪“我手写吾口”诗学观以及梁启超“诗界革命”主张的影响所致。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始终存在着民间质朴清新、晓畅自然的流脉，它与文人的典雅粉饰、晦涩深奥的一脉共同构成了中国诗歌艺术的全景。这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已经体现出来，其中的“风”，与“雅”和“颂”就区别明显，分别代表了这两脉。刘大白自小喜欢民间文学，中国诗歌历史长河中民间诗歌朴实清新、自然畅达的艺术取向给了他丰富的营养。后来他出版了《旧诗新话》，所论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间诗歌艺术，反映了民间诗歌艺术对他的影响之深。

然而，它更与晚清“诗界革命”的浪潮息息相关。在近代社会的巨变中，从龚自珍到黄遵宪，再到梁启超，都致力于探求诗歌改革发展的路向。黄遵宪 (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 (今梅州市) 人。他是清末改良主义者，戊戌变法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又是近代著名诗人，梁启超推他为“近世诗界三杰”之一。1891年，他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提出了“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的主张，认为诗歌要反映现实，要体现诗人的审美个性。同时，他又主张诗要通俗。他指出：“意欲扫除词章家一切陈陈相因之语，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因此，1904年，他将自己的诗明确称为“新派诗”，并对这种新派诗的文体特征做了阐释：

 

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

 

在这里，黄遵宪对于“新派诗”的创作，从艺术思维到创作方法、从创作题材到表现手法、从艺术精神到审美追求，都做了论述，是对他既有观念的发展。如前所述，对于诗歌创作，他早在1868年就明确提出“我手写吾口”的言文合一的艺术主张。后来他又提出诗歌题材和风格多样化的主张：

 

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或短，或壮如陇上陈安，或丽如河中莫愁，或浓至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俳如俳伎辞。即“骆驼无角，奋迅两耳”之辞也。易乐府之名而曰杂歌谣，弃史籍而采近事。至其题目，如梁园客之得官，京兆尹之禁报，大宰相之求婚，奄人子之纳职，候选道之贡物，皆绝好题目也。此固非仆之所能为，公试与能者商之。吾意海内名流，必有迭起而投稿者矣。

 

由此可见，黄遵宪倡导的“新派诗”，实际上是一种既切合现实生活又突出诗歌特质，既重视诗人的个性表现又强调诗歌的接受效果的新型诗歌。自然，这种诗歌主张在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黄遵宪的诗歌观念给了刘大白很深刻的影响。1898年，刘大白仿黄遵宪氏《今别离》而作《新相思》二首，更加显示了这一点：

一

明月照我眠，令我思婵娟；

婵娟入我梦，姗姗来我前；

两地远相隔，道路知几千？

问“卿何能来？恐是乘汽船；

不然火轮车，轮驰声填填；

不然轻气球，御风飞如鸢。”

三问默无语，倩影忽杳然。

好梦何迷离！相思何缠绵！

起视夜如何？——月明犹在天。

二

月明犹在天，相思何由传？

欲倩寄书邮，道远愁迁延。

欲借电文报，文促意未宣。

不如德律风，万柱钩铁弦；

语出侬口中，声达卿耳边；

口耳远相接，情话如一廛。

语卿梦中事，知卿还未眠。

此夜彼为昼，星球方右旋。

相思幻成梦，足征侬心坚。

 

这两首诗，故事完整，对话生动，中国旧诗中男女离别相思的文学原型被赋予了新意。前诗写“我”睡在床上，皓月当空，使我又生相思了，意中人又进入我的梦中了。她姗姗地来到我面前。我很吃惊地问她：相隔几千里，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呢？是乘汽船？坐火车？还是乘氢气球？三问她都笑而不答，忽然就不见了。这种相思之梦是多么扑朔迷离、缠绵悱恻呀！我醒来向外一看，一轮明月还高挂在天上。后诗写明月还高挂在天上，那么我的相思用什么来传达呢？写信，则相隔几千里，辗转周折要很长时间；拍电报，又电文太短，不能说透相思之意。不如挂个电话，我们可以“口耳远相接”，即使有一屋子的情话也能说出来。可是，我告诉你刚才你入我梦中的事你怎么不知道呢？原来，地球就是这样由西向东旋转的，东西半球存在时间差，我这里还是夜晚，你那边已是白天，我进入梦中了，而你还没睡觉。因为我想你想得心思太深了，所以就幻化成相思之梦了。

这两首诗尤其符合黄遵宪“新派诗”的文体要求。

首先，它借旧诗中“明月寄相思”的神理与原型比兴，突出了诗歌的形象思维和整体意境的营造，又以乐府歌行的联章体抒情的形式，且注重偶句押韵，这就与黄遵宪提倡的“复古人比兴之体”, “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 “取《离骚》乐府之神理”, “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的主张吻合。

其次，将汽船、火车、氢气球、电报和电话等新事物表现男女相思，赋予旧诗以新的形态，与黄遵宪所主张的一致：“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 “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以及“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在这里，刘大白将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生活方式融入传统乐府歌行的形式中，不仅突出了男女相思之切，而且讴歌了现代科技给人类生活带来的便利，既实践了黄遵宪的理论主张，显示了黄遵宪的影响，又显示了他紧贴现实生活进行大胆尝试和创新的艺术追求。1928年，刘大白在编辑《旧诗新话》时写道：“这是三十年前所作。当时只知有氢气球、电话之类而已；现在飞机、飞艇、潜艇、无线电报、无线电话之类，又添了许多新花样了。如果写入诗中，又多新趣。可见文学作品，应该随人类生活而变迁；要是像那班老顽固，老是从故纸堆中讨生活，把几个旧辞藻捃摭挦扯，颠倒翻腾，怎地能另辟新境界呢？黄氏因为曾经身历重洋，所见者广，能于旧诗垂绝之际，注入些新生命；所以能使旧诗开出回光返照的新境界。如他底《今别离》等作品，确是有时代性的。”这表明，刘大白之所以“仿”黄遵宪的《今别离》，目的是要增强诗歌的时代感，形成新的审美情趣与境界。而且，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一种主体创造。1916年，作者从南洋返回杭州，当时袁世凯已死，段祺瑞篡权，他有感而作《丙辰夏夜西园小饮》，也将电风扇和电灯这种新事物用在诗中。作者说：“诗中颔联，也颇能运用新事物于旧格局中；不过终不能像新诗中的运用自由。所以诗体解放，实在是必要的事。”

第三，这两首诗的意蕴十分晓畅。诗人以白话口语来写作，与黄遵宪提倡的“我手写吾口”，以白话口语入诗的艺术取向也是一致的。其实，刘大白以白话口语入诗，不是从这两首开始的。1896年写的《春意》中有“开到梨花第几枝”; 《〈秋海棠〉又》中有“惺忪杨氏女，憔悴杜家娘”; 《花朝》(一) 中有“有花无酒太萧条，有酒无花也寂寥”; 《花朝》(二) 中有“闷煞杏花狂煞柳，添人懊恼是东风”; 《采莲》中有“侬家只在花深处，红板桥头第一家”等等一些白话口语，在诗中运用得恰如其分，十分成功。此外，我们前面论述的《踏青》、《壬寅秋日薄游西湖过藕香居小饮适藕花盛开把酒赋此》、《辛丑立秋病中口占》、《花朝》、《旧时》等一些诗歌，也都明显表现了“我手写吾口”的口语化的艺术取向。诗中的句子，几乎都是白话口语。正是因为用口语写作的，所以全诗的意蕴晓畅，显示了“新派诗”的特征。这表明，刘大白的诗歌创作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与近代诗歌改良一致的道路，反映了诗人一种全新的诗学观。

由此可见，刘大白的初期诗歌，在诗体和语言上已经步入了解放之路。他接受黄遵宪的影响，主要不在对新事物的描写与运用上，而在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向与“我手写我口”的以白话口语入诗的通俗晓畅的艺术取向上。这就奠定了刘大白“由旧诗过渡为新诗”的基础，赋予了他成为中国新诗运动中杰出的先驱者的内在必然性。所以，有的学者说《新相思》二首的意义“远远超过了‘相思’诗的范围”，这种认识是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