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习佛经

刘大白说：“我生平最受影响的有三种东西，就是八股、数学和佛经。”佛经对于他的影响是从这时开始的。也许是接二连三地丧妻的缘故，使他开始研究佛经，试图从佛教中寻找到对这种不幸命运的一种说法。但研习佛经的结果，既没有使刘大白获得有关自己不幸命运的解释，没有使他相信因果报应与生命轮回的宿命与神秘，而是与众不同地发现和吸取了佛家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慈悲泛爱的救世精神。

刘大白是在哪里研习佛经的呢？至今说法并不统一。如前所述，天行和陈于德都说他为了逃避包办婚姻而出家做和尚了。解思忠后来在创作传记式小说时据此演绎为1905年春天出家到了灵隐寺，直到1909年才返俗。当今，许多研究者都认同了这种说法，使它通行于学术界。但刘大白的后人张也频、张乐平姐弟俩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没有这事，刘缘子在20世纪90年代校勘《刘大白研究资料》时也曾明确地指出没有这事。那么，1905年到1909年，刘大白到底出家当了和尚没有呢？这个问题需要辨正和澄清。为此，我和张乐平先后到灵隐寺调研过，试图在寺院的档案中找到证据，但都没有结果。

其实，我们只要弄清楚刘大白在1905年至1909年间是否在寺院里就能够说明问题。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论证了刘大白不存在逃婚的经历，既然这样，也就没有出家当和尚的理由。本来这已经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更加表明了刘大白根本没有出家做过和尚，事实完全可以澄清。一是《白屋遗诗》显示，他这时期一直在家，过着俗世生活。1905年，不仅清明节在家，写了《清明即事》，后又到了表哥李廑父家，写了《界树晚望》和《山居》，并与朋友子炎也有诗书往来，且在冬天还送别陈伯平赴日本学习，作了《金缕曲——送同里陈伯平赴日本》。1905年一直跟俗人在一起，显然没做和尚。1906年春天，他又写信给在日本的陈伯平，谈论救国问题，出家人通常会摆脱凡尘侵扰，这表明他没做和尚。1907年正月上旬，他与陈伯平见面了，陈伯平牺牲后，他在平水帮助料理丧事，一个出家和尚不可能一直待在平水。1908年大年三十日他在家写了《爆竹》四绝句，1909年正月初一又叠前韵创作了四首绝句《爆竹》，显然不在当和尚。因此，从刘大白的活动来说，在1905—1909年间，他都不可能在做和尚。二是更重要的，刘大白自己说得很清楚：他没当过和尚。1928年2月28日，他在写给徐蔚南的信中这样说：“玄庐曾经说我，合潜航艇一样。我能否当得起这个批评，且不必说；不过我自信毅力是有一点的。我曾经研究佛经。如果照我底境遇，很可以做得和尚。但是我不做。”这是不可辩驳的确凿证据。

然而，出不出家，当没当过和尚，都丝毫不影响刘大白对佛经的研习。或许这期间他曾经到寺庙中住过一段时间，静心研习佛经，但这种假定，至今没有发现可资证明的材料。不过，不管他在寺庙中住没住过，他从这时起开始研究佛经是不争的事实。1905年，他的《白日篇二首》中既有“世事无非下酒物，纷如过眼之云烟”这种充满看破尘世俗事的佛家态度的诗句，更有“忽悟佛家轮回说，灵魂流转仍相关”这种直接表述佛教思想的诗句。后来他在《秋感八首》之四中又有“愿寻安乐苦无窝，定力虽坚动遇魔”的诗句。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和慧力，是佛教提倡的五力。定力就是指一切事情成就的力量，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和志愿，也就是排除杂念、烦恼、妄想的禅定之力。这是未研究佛经者所不能使用的。显然，刘大白这时已经对佛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

蒋梦麟说：“他深于佛学，观察事物，能超脱而不着相，故目光透澈，能见人之所未见。”的确，刘大白系统地研读过经、律、论三藏典籍，为他提供了抵御人生风浪和世事沧桑的精神法宝。他说：“我不曾受到佛经底坏影响，我却受到佛经底好影响。我认定佛是积极的，不过合入世者底方向不同罢了。”那么，他从佛经中接受了什么积极的影响呢？最重要的是两方面：首先，他接受了佛学有关宇宙人生的科学哲理和佛家慈悲行善的人生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从佛经中得到的是宗教性的泛爱”。其次，他接受了玄奘取经、鉴真出海等佛界僧人楷模勇猛精进的主体精神，形成了不断磨砺、顽强奋斗的人生意志。他从佛经中领悟到了佛教普度众生、代众生受苦、服劳的自利利他、自觉觉人的原初精神。他用一句话予以概括：

 

佛家的精神，最可取的，就是对于自身的修行，勇猛精进；而对于众生，发愿必须度尽。而对于这两点，都是基于他们底最高级的情感。……咱们要知道做到超人的佛，虽然不可能，而做到人的佛，却是可能而必要。

 

可见，刘大白从佛经中读到的，不是因果报应、生命轮回的宿命观以及“来世”、“西天”之类的虚妄假想，而是那种肉体与精神、个体与他人、内宇宙与外宇宙的哲学关系。这种妙理禅悟，使他正确地理解了自己的苦难，智性地面对人生现实，不沉溺于个人的痛苦，而从个人的不幸和苦难推及社会大众的不幸与苦难。这既为他今后反抗现实黑暗和丑恶、选择人生道路作了思想准备，又为他积聚了主体强力，使他度过一个又一个的人生险滩，在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上矢志前行。这样，刘大白走出了狭隘的个人小圈子，思想上发生了质的转变与飞跃。

显然，刘大白并不是全盘接受佛教教义。首先，他不相信佛经中所宣扬的“极乐世界”。他说：“亦有信佛者，志在生乐国。佛法本无灵，奚事参空色。”这既是对迷信佛教者的批评，又是对佛教不科学的内容的批判。其次，对于佛教提倡的禁欲主义，他也是持批判态度的。李渔在十二楼小说《合影楼》中有一个开场白：“天地间越理犯分之事，件件可以消除；独有男女相慕之情，枕席交欢之谊，只除非禁于未发之先。”刘大白针对这个开场白展开议论，批评他在“彻底地认识了爱力底强烈”时又提出了“禁于未发之先”的错误主张，指出“这合佛家灭欲主义，大略相同；不过佛家更澈 (彻) 底地主张灭绝爱根罢了。”进而，他对佛学中的“禁欲主义”展开批判：

 

我以为佛家底澈 (彻) 底地灭绝爱根的主张，如果做得到，当然是很好的事。然而娑婆世界中，能有几个释迦牟尼？佛既不能度尽众生；众生无尽，爱根也将跟着佛底弘愿而无尽。那么灭欲不能，防欲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咱们只能认识了爱力底强烈而设法疏导它。

 

这种反禁欲主义的主体取向，就是要减少人生痛苦，让人拥有幸福甜蜜的爱。显然，这还是以他对人类的大爱精神为基础的。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佛经使刘大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变。刘大白在钻研佛学的过程中形成了二元人生观。对于这种二元人生观，后来他自己做了概括：

 

我从前的人生观，是同时而有二个的，一个是人的人生观，一个是超人的人生观。明白地说，人的人生观，是灵肉一致的人生观；而超人的人生观，却是也非灵，也非肉，也非灵非肉，也非亦灵亦肉，就是佛家所谓“离四句，绝百非”的超人生观。当时我颇能自圆其说地答复朋友们的疑问，不觉得有什么矛盾。

 

其实，无论从哪一个维度来讲，这种二元人生观都是一种人本位的哲学观，前者关注的是个体的人，后者关注的是大众的人。

所谓“人的人生观”，是一种关注个体生命的人生观，它追求的是一种灵肉一致的生命状态，就是人要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做一个有思想有情感有爱心有欲望有追求的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因此，对于人的七情六欲必须尊重。正是这样，他对于佛教中用压制欲望的办法避免痛苦、求得欢乐的主张持批判态度。这种人生观实际上是一种关于个体生命存在的主体意识与价值的定位。

而“超人的人生观”，是一种由关注个体走向关注群体的人生观。刘大白说：“佛经养成我底牺牲性勇往性。”在刘大白看来，人不能局限于自己，而应该关注一切人。正是这样，他提出了人要形成最高级的情感，虽然不可能“做到超人的佛”，但是“做到人的佛，却是可能而必要”的。这一点，在他另一篇文章中做了精辟的论述：

 

人类底情感，可以分为五级。最低级的，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情感。只知有我，不知有人；知道自己底痛苦是痛苦，而旁人底痛苦，完全合自己无关。略高一级，是能对于合自己有关系的人，发生同情心的。合自己有关系的人，受着痛苦，便也觉得痛苦；而合自己无关系的人，虽然受着痛苦，依然觉得完全合自己无关。更高一级，便不论这人合自己有无关系，都能引起他底同情心。所以亲戚朋友也罢，冤家仇敌也罢，熟识的也罢，陌路的也罢，如果此人受着痛苦，便合自己受着痛苦一样。这在真正的基督教徒们，大约能做到这一点的。比这一级更高的，是能从任何个人底痛苦，推想到这是全人类底痛苦；而以为必须设法救拔，使人人都能免除痛苦的。这在发愿救世的教徒们，以及从仁爱出发的社会改革家，都能如此。至于最高的一级，不但能从个人底痛苦，推到人类全体的痛苦，而且能从任何个体底痛苦，推到有情众生全体底痛苦，而发愿度尽众生。这一级只有佛家，才能如此。这虽然超乎人类范围以外，而是超人的情感；但是咱们不能不承认它是人类情感发达到最高的一级。其实，这第四级就是第五级底一部分，而为人类所能够如此，而且必须如此的。咱们不能释迦牟尼似地做到最高的一级；但是第四级底做到，实在是人人应该有的事。如果能做到这一级，虽然不能成超人的佛，已经可以说是成了人的佛了。因为咱们是一个人，所以只能成一个人的佛；同时，因为咱们是一个人，所以必须成一个人的佛。

 

在刘大白看来，佛祖释迦牟尼就是一个有思想、有情感、有追求的活生生的人，他关注着大众，始终为人类摆脱苦难而思考和探究着，因此他实现了从个体到群体、从人到神的转换，最后成了佛。这是人类的情感的最高境界。佛祖的这种人生追求，是芸芸众生的楷模，应该成为个体人生追求的高台。

刘大白这种人生观，为他后来的人生取向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他走向革命道路、成为“五四”先驱、致力于书写底层人的苦难，准备了主观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