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博取功名

光复会推行的革命，实际上是延续了满清王朝统治260多年一直存在的“反清复明”、“驱满复汉”的秘密反清斗争传统，他们的革命誓言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其目的是排满复汉，这与当时的会党“仇洋”的宗旨是不一样的。因此，光复会在吸收会党时反复宣传，要“易其排外之心，尽化为排满”。自然，当初他们所树立的革命目标不是要推翻封建政权及其体制，而是要“逐满”，因此他们并不排斥现行的体制，更不排斥去做官。相反，他们出于革命的需要，还尽力挤进当时的各级权力体系中去。因此，一些倾向于革命的知识分子，这时并不排斥科举制度，停止博取功名。正是这样，刘大白参加了科举考试，考中了拔贡。

对于刘大白考上拔贡，目前流行的说法是在1895年。这时，他还不到16岁，因而可以说是一个神童。这种说法，最初是在1986年4月由应国靖、萧斌如提出来的。他们说：“1895年，刘大白第一次离开了家乡，赴杭州考科举，得过优贡生，还曾膺拔贡于入京谒选，正在这时恰逢其父病亡，才没成功。”这年5月，萧斌如在《刘大白研究资料·刘大白生平与文学活动年表》的“1895年 (清光绪二十一年) 十六岁”中又写道：“赴杭州应考，得过优贡生，曾膺拔贡。于入京谒选时，因丧父，遂罢。‘以举业素非所愿，自此即弃绝功名’。”直到2010年知识产权出版社重版该书时还是这样说。1987年应国靖在《文坛边缘》中还是这样写道：“1895年，刘大白第一次离开了家乡，赴杭州考科举，得过优贡生，还曾膺拔贡生入京谒选，正在这时恰逢其父病亡，才没成功。”1992年，沈家骏也这样说：“1895年去杭应试，荣膺拔贡。”从此，凡是涉及刘大白中拔贡问题，人们都采用了这一说法。然而，在刘大白去世以后的纪念文章中，几乎都只是笼统地说他是前清拔贡，并没有说他是1895年。

对刘大白来说，考中拔贡，自然是在前清的事情，只要清王朝没有被推翻的时候考中的，都可以这样说。但是，到底是不是1895年考取的，则是值得推敲的问题。因为1933年2月9日，刘大白逝世一周年纪念的时候，朱少卿对于刘大白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况有回忆：

我和刘大白相识，是在二十七年以前。那时候他正在杭州考拔贡，我在杭州考学校，因为同住在藩台衙门的得升堂，而且他是我的母校山阴县学学堂里的教员，大家都知道名姓的，所以就一见如故，侃侃而谈某先生的学问如何渊博，某先生的道德如何高尚。

当时，赴杭考试的绍兴学生，大多居住在得升堂，目的是讨个吉利。朱少卿早年就读于山阴县学堂，后进杭州学习，并到日本留学，1922年12月—1923年5月在春晖中学代理校长，1924年任绍兴女子师学校校长，与刘大白关系十分紧密。这次相见，“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的神情，显示了刘大白投考时良好的精神状态。值得说明的是，朱少卿的文章是1933年2月9日写的，他说这次与刘大白相识是在“二十七年前”，也就是1905年，刘大白在杭州投考。1905年他写了《八股祸》，是不是因为这次没有考上而有感而发，自然不敢妄断。但“排偶文章费琢雕”显然隐喻着做这种文章的不容易；而“销磨两代英雄尽”，是否包含着——他父亲金佩卿和刘大白自己两代人都将心思花在科举上，结果两代人都没有考上，废在科举功名的道路上——这样一层意思呢？自然是值得追问的。然而，即使这首诗不是这样写出来的，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1895年刘大白考上拔贡是不正确的说法，因为朱少卿已经说明了是在1905年之后的事情了。

《绍兴县志资料》中关于刘大白中拔贡的记录，金庆棪即刘大白

既然这样，那么刘大白到底考上了拔贡没有呢？也许有人还要问，不是1905年就宣布废除了科举制度吗？他在1905年都没有考取，那怎么还有可能呢？的确，在维新思潮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 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注1这个上谕批准了两点：一是从1906年废除科举；二是要稳定过渡，即“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其办法就是袁世凯等人在奏折中提出的。他们提出了五项措施，其中第五项“旧学应举之寒儒，宜筹出路也”，就是解决“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的一项措施。它规定：“十年三科之内：各省优贡照旧举行。己酉科拔贡亦照旧办理，皆仍于旧学生员中考取。其已入学堂者，照章不准应考。惟优贡之额过少，拟请按省分之大小酌量增加，分别录取，朝考后，用为京官知县等项。三科后即行请旨停止。其已中举人五贡者，此三科内拟令各省督抚学政每三年一次，保送举贡若干名。……其取定者，酌量用为主事中书知县官。如此，则乡试虽停，而生员可以得优拔贡。会试虽停，而举贡可以考官职。”注2也就是说，到1916年之前，“各省优贡照旧举行”、“己酉科拔贡亦照旧办理”。为了更好地解决他们的出路，这时适当增加了优贡和保送举贡的名额。因此，当时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去参加了这种考试。

注1：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 (1905年9月2日) 上谕，见《光绪政要》卷三一，第59页，转引自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 (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注2：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 (1905年9月2日) 袁世凯等奏请废科举折，见《光绪政要》卷三一，第57—59页，转引自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113页。

那么，刘大白到底是什么时候考取拔贡的呢？我们经过认真研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正式出版的一些史记文献中，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后来我们在绍兴县志资料编委会民国26年编辑的《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16册 (重订分册) ·选举下》中找到了这一记载。我们在“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即1895年中没有发现刘大白中拔贡的记载。接着翻下去，在“宣统元年己酉”一栏中找到了刘大白考取拔贡的记载：“金庆棪山阴人拔贡”, “金庆棪”就是刘大白。他位于贡生记载的第三个名字，第一个是“邵元冲山阴人拔贡”，第二个是“陆遵山阴人优贡。”显然，刘大白是1909年考取拔贡的。而后面就没有记载了，说明1909年是最后一次拔贡考试。我将这个史料的发现告诉了刘大白健在的93岁高龄的女儿刘缘子时，她说：“我也记得父亲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最后一届拔贡。这就对了。”因此，以往说的1895年是错误的。

拔贡十二年才考一次，是贡生考试中最难的。宣统元年己酉科拔贡考试是“照旧办理”的，是按政策规定的最后一次封建拔贡考试。因为在废除科举的条文中，本来还有“十年三科之内：各省优贡照旧举行”的规定，如果不是清王朝灭亡，还有其他优贡考试，可是拔贡十二年才考一次，按时间推，下一次应该是1921年。而清朝规定到1916年所有科举考试全部取消。因此，即使清王朝没有这么快灭亡，1909年的拔贡考试都是最后一次。与刘大白同时考取拔贡的绍兴人，除了邵元冲之外还有甘荫棠、任乃大、冯学成，他们都是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这表明，在社会转型时期，士子们对科举仕途依然具有很强的内驱力。刘大白在1909年还去考了拔贡，虽然有革命党的主张在推动，但也可以看出，“举业素非所愿，从此弃绝功名”，不是指他不看重科举考试，而是对于应试做官并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