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人类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继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苏东剧变，世界上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家逐渐减少，至今只有中国和其他少数几个国家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西方资产阶级看来，20世纪社会主义的气数已尽，21世纪将建立一个由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新的世界秩序。他们甚至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
然而，与西方资产阶级的宣称正相反，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死亡，而且随着马克思本人被评为“千年伟人”，呈现出愈来愈旺盛的生命力。伴随着新世纪的曙光，马克思主义仍在世界的大地上广泛传播。特别是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且在国家的大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教条，只有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个基本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这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只能中国化，必须中国化，必然中国化，舍此无他。
为什么如此呢？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规律性的研究方法是什么？这些，都是本书将要在《导论》中初步回答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怎样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定的含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什么？
这些问题，只有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共产党——这个自1921年成立以来至今已有90多年历史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政党，最有资格、最有权威来回答，只能通过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的大量文献和生动的实践来回答。
当然，回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最根本的层面来说明；更需要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三者之间关系的高度上加以论证。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者必须做的工作。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原点是多发的，毛泽东是集大成者
从理论逻辑上追根溯源，要搞清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谁提出来的？怎样提出来的？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其特定含义是什么？
我们认为，从理论上寻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源头或原点，应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那些曾经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的先驱者的思想主张中寻找；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第一代中共党人中的最优秀代表的思想观点中寻找；从党内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家、理论家和革命家中寻找。他们应该是一批人，集中代表着中国先进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既是中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又是卓越的领导者。其中，集大成者是毛泽东。
这也就是说，要从思想史的高度进行理论的还原。不仅仅考察谁是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和命题的人，还要考察这一概念和命题提出的思想背景和理论渊源，要完整、准确地镌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谱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将永远铭记那些曾经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的先驱者。他们中间有思想家、翻译家、理论家梁启超、朱执信、陈望道、吴黎平、郭大力、王亚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将永远铭记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第一代中共党人中的最优秀代表。他们中间有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汉俊、李达、毛泽东、董必武、周恩来、彭湃、施存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将永远铭记中共党内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家、理论家和革命家。他们中间有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周恩来、朱德……
上述所有这些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毛泽东是集大成者。
毛泽东是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早在1930年，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写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这样一个根本原则问题。
事实上，毛泽东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前，在与蔡和森来往的通信中，十分赞同蔡和森关于建立共产党的主张，认为蔡和森提出“应用俄国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表示“深切地认同”。这就表明，毛泽东比较早地觉悟和认识到，要像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实际相结合一样，也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达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的。
毛泽东比较全面地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是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
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还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其“民族化”、“具体化”。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或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之统一）”的科学概念，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中国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就是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这些概念、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史的里程碑。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阐述，将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根，是魂，是辨别马克思主义是否中国化的根本标志。
上述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的论断，可归结为两个要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二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两个要义可谓一个铜板的两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键词为“民族化”、“具体化”、“相结合”。
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除了毛泽东的科学论断，还有相当多的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以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代表，都进行过各种各样的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三个将永远铭记”的那些优秀代表人物，都有和毛泽东相类似的阐述。他们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集大成者是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及其领导下的中共党人，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不断加深理解和感悟，不断完善和丰富对基本内涵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按照中国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实践相结合”，是一个历史进程。
1．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对五四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李大钊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否定了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前，1918年4月与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五四运动之后主编《湘江评论》，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必将普及全世界。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毛泽东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冬天，毛泽东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在这项工作中他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和指引。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直接影响了毛泽东。
由于五四运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准备和成立加快了步伐。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无论是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是全国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都在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的觉悟，组织工会，促进进步团体的联合，成立文化书社或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过多方面的筹备，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开幕。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已经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革命理论，用这个理论作为指南，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历史事件，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里程碑。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主的人民民主革命。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拥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土地革命”时期，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辟了革命根据地；经过八年抗战，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打败了国民党政权，解放了除台湾、西藏以及港澳以外全部的大陆领土。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胜利，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独立自主地来思考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从而成功地使其具有了为中国人民所理解接受和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形式。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下根来，并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转化为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
3．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帆风顺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此后，历经十年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出现了曲折和严重失误。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夺取政权并成为执政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同的是，“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共和国初建到党的八大召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展开，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农业、商业等各行各业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
但是，从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之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在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由于“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不断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产生上述错误的重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也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既不符合国情，也不符合党情，偏离了马克思主义。
实践表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了停滞、扭曲，教训极其深刻。
4．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时俱进
随着1976年10月全党粉碎江青等“四人帮”集团，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
此后，改革开放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社会主义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痛定思痛。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验和教训，在实践中，重新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的根本问题。主要思考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这些重大理论问题。
上述重大理论问题的展开，始终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国情、党情和世情等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和解决了面临的不同重大理论问题。而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正确处理和解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实践表明，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才能正确指导改革开放。才能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党人，从思想路线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像一条红线，始终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两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和与时俱进，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前文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是如何“化”的；而“化”出来了什么，则是“化”的结果。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时空上“化”的进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民族化”、“具体化”而“化”出来的结果。
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结合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伟大成果，是诞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两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2．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3．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他响亮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理论，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有力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是我们正确认识和运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锐利思想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5．科学发展观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强调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既要总览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产物。具体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实践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具有密切的关系。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态即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可称为原生理论形态。这一理论形态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和世界科技革命的新发现，特别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无产阶级自身的理论需求，而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是对这一原生理论形态的诠释、概括。
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形态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19世纪中、下半叶欧洲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是社会主义运动的表现形式。从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发展到声势浩大的工人阶级运动乃至席卷整个欧洲，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动实践。
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形态即社会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劳动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的增长，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社会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上述理论、实践、制度三种形态之间，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灵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实践舞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和目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实现的方法和途径。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上演出了人类社会最壮美和最崇高的历史活剧。
如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中，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推进和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巩固和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
1．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由马克思恩格斯的下列命题，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生理论形态。例如：“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解体直到最后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上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经过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了它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承和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形态表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换言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体系化、形态化，是其逻辑进程的必然。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主要著作中。
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他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他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他还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他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所有上述，都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选择的道路、方法和经验总结；是科学社会主义新的理论、实践和制度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命题是邓小平首次提出来的。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走自己的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伟大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不是走“文化大革命”的回头路，更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邪路，而是一条能给人民带来福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路。这条新路的历史起点，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多年来，这条新路，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曲折发展的教训。实践证明，它既不是所谓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是“中国威胁论”，但也不等同于所谓“中国模式”。它还将继续受到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还将不断有新的突破。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和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和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仅有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尽管新生的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由于它代表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所以以其无与伦比的强大生命力蓬勃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苏联成功地抗击了德国法西斯侵略，保卫了自己的祖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和引导下，社会主义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极大地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
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对推进和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作出了重大贡献。从根本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特别是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都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形态新的诠释和发展。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和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处于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具有独特的世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低潮中蓬勃发展。在世界历史上，社会主义运动曾多次出现低潮。尽管每一次低潮都会引发革命阵营内部出现悲观失望情绪，但是也会考验和净化革命队伍，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坚强。邓小平在苏东剧变后指出：“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现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坚信社会主义必定胜利的同志，都希望并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建设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不仅如此，在世界大国中，也在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8000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是一支重要的社会进步力量。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中国共产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总是坚持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这就是坚持现实和理想的统一、手段和目的的统一、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坚定不移地贯彻和落实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将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巩固和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成立伊始至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就始终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第一，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系列制度，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的，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的基础。
从政治制度来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形式，是中国的政体。中国各项政治制度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与政体的基础上，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设计而建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最高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形式，是中国的政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人民通过普遍的民主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有力地保证了全国各族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广泛的民主、自由和权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动员了全体人民以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广泛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有领导、有秩序地朝着国家的发展目标前进。此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保证了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体行使职权，集体决定问题；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合理分工、协调一致地工作，保证了国家统一有效地组织各项事业。同时，由于有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还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权，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之一，也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互相监督，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重大实践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统一战线的作用。统一战线是一定社会政治力量的联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包括：在革命中与其他阶级结成联盟，反对共同的敌人；在联合的过程中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与领导权；列宁关于党与非党结盟、实行多党派合作的思想。我国的统一战线，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组织和领导的统一战线。毛泽东精辟地总结了统一战线的历史作用，他认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建立包括两个联盟在内的占全民族人口绝大多数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广大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者的联盟，即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一个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同一切可以联合的非劳动者的联盟，这是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更广泛的联盟。同时必须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联盟，是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战友，是参政党。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各民主党派在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中认识到，否定了中共领导，就否定了自己的历史道路和前进方向。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领导着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非常需要听到各种意见和批评，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充分发挥和加强民主党派参政和监督的作用，对于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实反映了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相互信任、真诚合作的关系。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分布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在历史的长河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始终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对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实践证明，这一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得出的科学结论。
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党和人民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中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奠定了根本政治基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这三个离不开，即是对执政具体规律的认识。与此相应的还有“四个认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能够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不断胜利前进的重要保证。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民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首先发育于城市，后扩展至农村的村民自治。中共十七大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正式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起，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范畴。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建设与实践活动，是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开展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特点，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政治优势。坚持党的领导，是基层群众自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稳定有序发展的根本保证。实践证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较好地解决了我国人民民主发展问题，使得亿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民主政治建设健康有序地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基层群众自治是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主要体现在：党对发展基层群众自治的认识，与时俱进、逐步深化；基层群众自治的实践，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单领域向多领域逐步推开；基层群众自治的各项制度、法律和法规，逐步健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能力，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基层群众自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从做得到的事情做起，从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情入手，逐步提高参政议政能力，逐步学会依法、理性地行使民主权力，在稳定有序的基层民主实践中逐步提高群众的自身素质。
基层群众自治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能够直接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在行使民主权力的方式上，人民群众在自己生活的社区内，通过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直接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管理，使得民主参与具有直接性和有效性。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增强民主的广泛性和切实性。
基层群众自治能够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促进。农村村民自治制度适应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对化解农村社会矛盾、解决三农问题、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和农民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则是适应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和居民生活需要的产物，在解决城市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层群众自治是一条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与国家主导作用有机统一的民主自治之路。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升为我国政治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顺应了时代潮流，符合党心民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从经济制度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来，保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转，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党的十六大强调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一个“统一”，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绝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也不能偏废任何一方”。
确立这一制度，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原理，基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实践证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是一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制度。
第二，吸取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正确地处理制度和体制的关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社会主义”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不可或缺。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方向，而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对体制的改革也要避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苏联的改革，由于混淆了体制和制度的关系，在改革中，目标对准了社会主义，从而导致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使改革变成了改向，朝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正确地处理和解决了制度和体制的关系。
第三，加强制度化建设，完善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强调制度化建设，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逻辑展开，即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其中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和具体制度，特别是党的制度建设，在当前显得尤为突出。
首先是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邓小平告诫全党：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全党统一认识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稳妥渐进地进行制度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例如，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度、实行党政分开制度、干部选拔民主公开化制度、从制度上遏制腐败等。
其次是在党的建设制度化上，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仅以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制度化建设为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坚持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构建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他强调推进党的制度建设，要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发展党内民主，积极稳妥推进党务公开，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保障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坚决克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现象。全党同志都要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观念，认真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
总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上，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巩固和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对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形态的探索和实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将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断地深入下去，取得更加丰厚的成果。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果，无疑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活生生的伟大实践和载入世界文明历史的丰碑。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大地上传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一定会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历史必然性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科学地阐释和明确地回答。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学说，是时代的产物。这一伟大的学说一经创立，就很快地在工人阶级中传播开来，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必然性，首先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阶级性、时代性、科学真理性以及人民大众性的理论品格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欧洲化、俄国化的进程，其时代化、大众化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共同演绎了19世纪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20世纪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阐述这个历史进程，我们可以1880年春夏之交恩格斯发表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例。这一篇历史文献，与马克思、恩格斯其他的许多著作，正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欧洲化和俄国化的历史进程。
1．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根本要求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发表，正处于资本主义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时期。1871年发生了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统治的第一次英勇尝试，即成立巴黎公社。公社被镇压以后，工人运动并没有消沉，而是广泛发展和不断巩固，准备发起对资本主义新的冲击。欧洲各国纷纷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到来。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观反映了他们对时代的科学判断和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和产生危机与无产阶级兴起、斗争和获得解放，是时代发展的主脉。“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事业——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把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与共产主义的事业连在一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观。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从诞生时起，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特有品格。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始终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事业，相互依存，始终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依存。130多年前，《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产物；130多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还启示我们，必须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必须紧密贴近时代，随着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列。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科学地判断时代发展的主题，正确地认识世情、国情和党情发展的新变化，回答和解决新问题。与时俱进，永远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竭动力。
2．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需求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脱胎于一本学术著作，是针对那位“博学的”欧根·杜林先生的理论体系所写的《反杜林论》，后来改编而成。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一书，恩格斯在形式和内容上做了一些修改。
在形式方面，恩格斯只限于删去一切不必要的外来语。在内容方面，恩格斯肯定地说，它对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因为这一部分正是概括了工人的一般生活条件。
后来，恩格斯在1891年德文第四版序言中说：“我曾经预料，这篇论文的内容对我们的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现在这个预料已被证实。至少从1883年3月第一版问世以来已经印行了三版，总数达1万册。”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工人运动中得以广泛传播，证明了“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的真理性。其广泛传播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易于被工人阶级理解和接受。因为这两个理论，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和生产方式变革的根本原因，与工人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恩格斯把晦涩严肃的学术著作改编成通俗易懂的读物，为工人大众所喜闻乐见。可以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好说明和注释。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一种主观意愿，而是实践的呼唤和需要。从根本上说，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理论内容是工人阶级的理论，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理论，正因为如此，最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它、理解它、接受它。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无论是在理论形式还是理论风格，必须贴近人民群众，必须通俗易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不是小众化，它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理论。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能学院化，也不能书斋化，既不能躲在学院和庙堂之中，也不能成为某些“理论家”的特有专利。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走出书斋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谛。
3．马克思主义欧洲化、中国化、世界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化，是指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已传遍欧洲并被付诸实践。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第一版印行以来，在恩格斯那个年代，就出版了几种外文译本。恩格斯这样说，1880年法文版的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波兰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就是根据这个法文本译出的。1883年，我们的德国朋友用原文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此后，根据这个德文本又出版了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荷兰文和罗马尼亚文的译本。这样，连同现在这个英文版在内，这本小书已经用10种文字流传开了。据我所知，任何社会主义著作，甚至我们的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在德国，这本小册子已经印了四版，共约两万册”。
上述情况表明，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化，是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成果。此后，进入20世纪还有一个俄国化问题——列宁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化也包括俄国化。
马克思主义欧洲化、俄国化、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不同历史阶段，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则是一个历史总趋势。无论是欧洲化、俄国化还是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地区、本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其“民族化”、“具体化”，这才是“化”的要义所在。
马克思主义欧洲化，是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欧洲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伟大实践。这是一个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问题，这也是一个历史进程。
历史进程表明，马克思主义无论怎样“化”，世界化是它的总趋势，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指出的，根据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原理，“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这就是未来共产主义的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是历史的必然。
（二）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
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现实问题。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入苦难深重和极端屈辱的深渊中”。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国家的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被控制在外人手中。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暗淡的前景。
此时的中国，在政治上已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遭到严重破坏。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财政、军事无一不受到列强的操纵和控制，各大国驻华公使馆成为清王朝的“太上皇”。在经济上，农业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遭到破坏，但封建的土地关系，即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依旧存在，而且同官僚买办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结合在一起，有过之而无不及。外国在华资本和依附它的官僚买办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使中国在经济上日益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中华民族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
此时的中国，在思想文化上的情况又是如何？
在思想文化方面，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对外扩张的是西方文化的渗透。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空前的挑战和冲击。“两种异质文化不断冲突、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近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的变化。”一方面，是崇洋媚外、卖国求荣、民族自卑感以及文化虚无主义等带有殖民地色彩的思想文化在蔓延，另一方面也有封建卫道士的“祖宗之法不能变”思想文化的坚守存在。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是围绕“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革中国社会”这一主题展开的。在一些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提出了种种救国方案，寻找救国救难的真理，从“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到“中西会通”、“全盘西化”，提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不一而足。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时，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发起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他完整地提出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努力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道路。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削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革命果实却落在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一些曾参与辛亥革命的先驱代表人物，曾以为只要推翻了帝制便可以天下太平，结果革命以后历经挫折，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沉浸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原有的幻梦破灭了。他们在寻找新的出路。一场更加巨大的革命风暴在孕育着，通过先期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终于来临了。
伴随着五四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
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社会，各种思潮可谓林林总总、纷繁复杂，既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实用主义，也有泛劳动主义、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也在其中。但是，经过中国先进分子的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为什么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最终选择？因为在中国有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传播和发展的土壤；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和学说符合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进分子的愿望要求，能够成为指导和引领中国革命运动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和迅速兴起，得益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及其胜利成果的鼓舞。李大钊、陈独秀、董必武、吴玉章、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等，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的革命道路。当然，也有反对者，告诫中国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胡适主张改良，否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反对中国走革命道路。
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进分子是在比较中，特别是在总结以往革命失败的教训中，选择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例如吴玉章说：“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而“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
实践表明：中国工人阶级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正如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此时的中国，正是如此。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程度，不仅取决于中国对它的需要程度，而且取决于这一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程度。换言之，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否真正扎根、开花、结果，还要看能否真正地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起来，结合得怎么样，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问题。这个问题，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
首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初成立，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下根来的重要标志。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成立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理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接受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不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彻底摈弃了改良主义。
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中国以往的其他政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处理中国问题，深入到工人中做群众工作。1922年1月，《先驱》的发刊词指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做“第一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由于它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给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又由于它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所以，才能使这个新生的革命政党和马克思主义一起在中国大地上扎下根来。
其次，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是与时俱进的。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阶级的区分；消灭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联合共产国际。……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这个纲领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主张是一致的：“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就表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道路上，努力实践着《共产党宣言》提出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科学原理，已经把建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和中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脚踏实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党的七大的重大历史性贡献是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反对教条主义，选择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使中国革命摆脱了各种危机，革命的成果不断扩大，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党的七大之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全党同志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努力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和在全国进行“一化三改”，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终于建立起来。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继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选择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
1982年6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十二大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所有共产党员都必须为此而奋斗终生。在现阶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党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党章确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十六大党章确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十六大党章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肯定了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十七大党章仍将党的指导思想表述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但是大会一致同意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十七大党章明确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从建党伊始至今，历经90多年沧桑岁月，相继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又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恩格斯曾指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国家振兴，进行了长期的英勇的斗争，但是屡遭失败；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无数仁人志士苦苦寻觅，但是成效甚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以先进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科学正确的指导思想指引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党对指导思想的每一次科学选择，都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需求，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愿，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为什么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就因为这些指导思想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们的基本原理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因为它们始终与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连在一起，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连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坚持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科学统一，强调自己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制度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后不同时期对指导思想的科学选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这些指导思想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又表明了时代前进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它们是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坚持这些指导思想及其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又必然促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些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指导思想的确立和丰富发展，表明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随着时代前进和社会发展，这种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必然，还将继续下去，最终展现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这些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战胜的。人类社会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终将会到来，一定会实现。
最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的实践中，得以坚持和提高的。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定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的实践中，得以坚持和提高的。党的历史表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本本主义、“左”倾盲动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始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失误甚至失败，基本原因都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脱离了实际，或者结合得不好；而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和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得好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民族化），才得到了全党的认同，才不断地使全党走向坚定和自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可能，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也是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定性和自觉性的道理所在。“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我们党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战胜挫折，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经过90多年的发展，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和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件大事，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第三件大事，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借鉴国际经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实行改革开放，经过艰辛探索，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这三件大事的完成、推进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人民一道顽强拼搏、接续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最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三件大事的完成、推进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90多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空洞、僵硬、刻板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理论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任何固守本本、漠视实践、超越或落后于实际生活的做法都不会得到成功。”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普遍性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历经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它的普遍原理，经久不衰、历久弥新，一经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不断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无数奇迹，上演了彪炳史册的历史活剧。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欧洲化、俄国化、中国化，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在社会主义中国这片土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休止符，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永葆革命的青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将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指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必然的，也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规律性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果，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化”的进程中所形成的基本经验和规律性，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因而，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为基础，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规律性，同时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是应然的、顺理成章的。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研究方法
目前，理论界研究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成果很多。其中比较突出的成果之一，是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这部著作，无疑给理论界带来有益的启示。同时，我们课题组结合自己的研究状况和学术积累，认为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也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认识和把握经验的产生。经验以实践为基础。经验是怎样得来的？只能从实践中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具体实践。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就是在“化”的进程中，在多次反复的认识中取得的。没有这些认识上多次的反复，就形不成经验。这足以证明经验的弥足珍贵。而实践是产生经验的基础，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实践是经验之母。
第二，经验和教训相辅相成，反面的教训也是经验。因此，对于反面教训一定要认真研究。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他可以使人少走弯路。”“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四五年七大以前，二十四年中我们党在思想上没有完全统一过，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学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一派就是非教条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毛泽东上述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产生的论述，可以直接指导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他的论述表明，经验是在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固化下来的。
与此相应，别国的经验再好，也只能参考，不能照搬。照搬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实践表明，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往往会给革命和建设带来重大损失。所谓“吃一堑长一智”，经验还是自己的好。我们走苏联人的路，经历了许多挫折和教训。毛泽东告诫全党“以苏为鉴”，邓小平也劝非洲朋友不能照抄照搬中国的经验，盲目搞社会主义。
第三，学习和借鉴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的方法。善于总结经验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重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说，善于总结经验和教训，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要特别注重研究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总结经验和教训的。检索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经验的文献论述，已有很多。这些经验总结，对于我们课题组研究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第四，严格区分经验和经验主义。经验和经验主义是意义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经验主义就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教条主义；二是经验主义。前者轻视实践和实践检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和公式，到处生搬硬套，拒绝对任何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后者轻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满足于个人和局部的狭隘经验，而把它们生搬硬套到整体和全部。
第五，明确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目的。总结经验的目的，不是为了总结经验而总结经验；而是为了推广和运用这些经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服务。也就是说，总结经验不是为了图好看、好听，不能将之束之高阁。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它们，使之进一步完善，成为最好的思想财富和理论财富。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研究的重要意义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是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需要。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正是中国先进的工人阶级和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创建了革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武装全党，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直至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中共党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与时俱进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两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及自身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对于党的自身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特别是进入21世纪，在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在此背景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就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
毛泽东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的报告中，强调的也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因而，一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研究，有助于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
第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有助于研究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既是一部中共党史，也是一部社会主义建设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也一定有助于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为谁执政？靠谁执政？这些关于执政的根本问题，党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执政党的生命力取决于它的执政基础，执政基础是否巩固直接决定着执政地位是否巩固。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一个根本道理，这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人心向背永远是政党执政地位巩固与否的根本标志。如果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执政党丧失政权就成为必然。当世界上一些政党纷纷丧失政权的时候，自然会引起中国共产党的警觉，从而反思自身的执政基础是否牢固，反思自身的执政能力建设，探寻执政的规律。于是，共产党执政规律问题，自然会提到议事日程，摆在紧要的位置上。
共产党执政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基础，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社会主义建设是共产党执政的逻辑必然，是共产党执政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时间顺序来说，先有共产党的执政，然后才有社会主义建设。共产党不是为了执政而执政，而是要努力建立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朝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为此，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
无论是共产党执政规律，还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息息相关。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的研究，会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相互渗透，相辅相成。
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关系，对于认识和把握它们的规律，很有必要。
我们知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就把消灭私有制和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当共产党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以后，它们为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必然首先建立一个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说，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建设，是相伴相生的。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必然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相联系，反映共产党执政规律。而共产党执政规律也必然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之中。也可以说，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互相包容和互相渗透的。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必然的逻辑联系。这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贯穿其中。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也一定反映着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只要是共产党执政，就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只要是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只要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就必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不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同样，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不是共产党，不是社会主义。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是同义语，三者之间是有区别的。社会主义是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但不是共产党奋斗目标的全部，共产党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执政虽然从根本上说，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但更多地表现为主体行为；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则更多地表现为客体行为，二者在实践上形成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条红线贯穿在它们中间，并融为一体。
总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研究，彰显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和理论自觉性。这一研究的重要意义不能低估，更不能忽视。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但是，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如何发现和认识、提炼和总结它的规律？这就需要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研究的原则和方法。我们认为至少有十二个问题需要展开讨论，这十二个问题，也是本书在研究中尝试和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第一，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要首先对规律本身有科学正确的认识。
规律是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具有普遍性的形式，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规律是客观的，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规律总是以铁的必然性起着作用。但是，人在客观规律面前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在实践中，可以通过大量的外部现象，认识和发现客观规律，并利用客观规律来改造世界，从而为人类社会服务。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规律。一般来说，我们把规律分为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这三大领域。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自然界，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没有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偶然性在起支配作用。自然规律是在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如何发现社会历史领域的规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总结出了“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中国革命的每一次胜利，都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的结果；反之，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实事求是，革命就会失败。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却不那么简单。这是因为实事求是本身就是法则和规律，是对规律的理论表述和概括。谁违背了规律，违背了实事求是这个铁的法则，谁就要受到惩罚。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领导我们党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样坚持实事求是，领导中国人民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挫折和教训。所有这些，无疑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和利用客观规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典范。不坚持实事求是，就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就不会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成功展开，更不会有二十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邓小平把解放思想作为实事求是的重要前提，指出只有解放思想，打破禁锢，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把实事求是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认为不解放思想就做不到实事求是。邓小平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社会历史领域规律的层面上，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论断。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本质上对执政党建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世情、国情、党情，科学地把握时代主题，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例如，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上，系统地阐述执政党建设理论等，这就进一步推进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越来越自觉、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彻底。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从而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进程，是不断深化的进程。
如上所述，规律又称法则，它是客观的、人的意志所不能抗拒，也是不能违背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研究，要以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为前提。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首先应从理论和实践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进行科学研究的首要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最权威的回答，应该是毛泽东本人曾经作出的阐述。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10月14日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得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需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因此，根据毛泽东本人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其“民族化”、“具体化”。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或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之统一）”的科学概念，用这些概念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这些就是毛泽东本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所阐述的基本思想。
需要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不能绝对以1938年10月划线。这是因为，任何科学概念的形成，都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思想土壤、理论准备做基础。例如，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的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阐述了相关的思想，因此，考察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要有历史的大视野、思想史发展的整体观念及其大背景。其中，六届六中全会，可作为这一概念形成的重要标志。
这里还需要指出，“民族化”、“具体化”，是“中国化”的直接表述。“民族化”就是“中华民族化”，其中包括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具体化”就是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国的特色。这里，毛泽东并没有讲“时代化”问题，但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是当时毛泽东一直所强调必须把握的大问题，他撰写的许多文章、报告，往往在开篇就阐述了时代主题问题。因此，“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涵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研究，要把握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与核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具体化”、“当代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要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有两个含义：其一，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所谓“中国化”，可能变成随心所欲的“化”，可能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南辕北辙，甚至隔离十万八千里。因此，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和大前提。没有这个根本原则和大前提，一切就无从谈起。其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具体化”、“当代化”，没有“民族化”、“具体化”、“当代化”，就谈不上“中国化”，谈不上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就不会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民族化”是自然地、顺理成章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想使马克思主义被接受和深入传播，不民族化是不可能的；民族化是根本的、唯一的原则，舍此无他。“具体化”是直接的、现实的，必须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这也是根本原则，违背了它，就不是中国化。“当代化”则是与时代同步，与时俱进，走在时代的前列；这个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固有的品格，是与生俱来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相结合”这是中国化的核心或内核，是重中之重的重心。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结合得好，革命和建设就比较顺利、成功；否则，结合得不好，就会受到挫折甚至失败。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也强调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此，“相结合”这个“核心”，应是硬指标、金标准，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现在我们强调的“相结合”有两个，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概括起来就是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研究，要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与方法。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指为什么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中国化？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我们通常所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南，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成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的指南和武器，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指导思想。从总体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这个理论不是别的，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同样没有建设和改革的理论，也不能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而再好的理论，不是为了好看，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不能束之高阁，而是要指导实践，最终取得胜利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法，就是走自己的路。在“民族化”、“具体化”、“时代化”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其中有走中国新民主主义道路，形成毛泽东思想理论的创新；还有走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
第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研究，要区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同义语？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是“化”的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化”的结果。规律性的认识固然可以从“化”的结果中分析，但更为主要的是从“化”的过程中来总结和抽象。二者虽然不是同义语，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喻为“因和果关系”、“过程和成果”等关系。此外，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成果，将进一步引导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化”的过程，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可见，二者之间又成为互为因果的关系，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不断前进的过程。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主要是研究“化”的过程，是怎样“化”的？“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规律性的事情？为什么“化”出来的是这样结果，而不是那样的结果？“化”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共性”的东西？哪些又是属于“个性”的东西？广而言之，“化”的过程中是不是都会“这样”而不是“那样”？只有上述的理论思考，才会比较深入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问题。在我主持的课题中，强调利用反映“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典型案例，来寻找和总结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发现和总结出规律。
第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研究，要注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和规律性的区分。
经验是经验，规律是规律，二者不可以等同，且不属于同一层次。无论何种经验，哪怕再成熟的经验，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而规律是属于更高层次带有本质性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经验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但是，经验还不是认识的全部。无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还是唯物主义经验论者的“内部经验（反省）”，都与真理有着或大或小的鸿沟。即便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唯物主义的经验，也需要不断提升，才能接近真理，形成正确的理论。经验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决定了经验需要上升到理论，需要克服经验的狭隘性、片面性和局限性。
规律和本质是同等程度的概念。规律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隐藏于现象背后并决定或支配现象的东西；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同一类现象的本质关系或本质之间的稳定联系，这个在千变万化的现象世界中的相对静止的东西，就是规律。规律是客观的，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不管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规律总是以铁的必然性起作用。但是，在这并不等于人们在规律面前完全消极被动、无所作为。人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外部现象，认识和发现甚至把握规律，运用客观规律改造自然和社会。
目前学术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研究，如火如荼，取得了较深入的进展，成果颇丰。这些成果集中体现了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和勇气。但是，也需要指出，“泛规律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或误区。
有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系统提炼了八大基本规律：“继承坚持”与“发展创新”互为条件，“基本原理”与“文化传统”交互作用，“时代潮流”与“中国国情”融为一体，“本质统一性”与“形式多样性”有机统一，“客观需求”与“主观创造”相互促进，“思想解放”与“思想统一”有机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与反对“经验主义”同时并举，“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相互支撑。这些思考和探索，确能给读者许多启发，但还是看不出这些就是规律，这样的表述还不像是对规律的抽象和总结。仔细剖析这八大基本规律，更多的是呈现出来的特点。也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一个规律，就是“结合律”，这种看法也过于简单化。有学者提出只有“结合律”和“发展律”两种规律，这又过于笼统，“发展律”等于什么也没说。还有的学者总结为“十大规律”云云，这就更难认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不能视为规律。特点多属于现象类的东西，反映表象的居多，反映本质的东西较少。
因此，对于规律研究本身，和飞跃研究一样，应持审慎态度。规律不容易发现，也不可能有那么多规律。正如哲学上的飞跃一样，不能动不动就形成了飞跃，飞跃是有历史条件的。飞跃是事物从一种质态转变为另一种质态的过程。恩格斯曾经指出，“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认识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
第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研究，要注意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与时代主题的关系。
这个问题不只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问题。时代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有着紧密的关系。或者说，时代主题与理论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关系密切。理论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受到时代主题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时代主题的制约。不同的时代主题，催生不同的理论形态。理论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理论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无不打上时代的深刻烙印，与时代主题表现为互动的关系。
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应该认识到，这一完全不同的形式、完全不同的内容，指的就是理论创新，是理论形态意义上创新；也就是哲学意义上的飞跃。应该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期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时代主题是不同的。第一次飞跃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第二次飞跃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因此，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新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阐述，尽管曾提出“以苏为鉴”，也有一些创新，但是并没有脱离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理论形态的框架，仍属于列宁主义所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二者所处的时代和时代主题是一致的。同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从属于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社会主义新的理论形态，因为时代的主题也没有改变。因此，它们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的产物，而没有单独形成飞跃，当然，也就不能独立当作科学社会主义新的理论形态。从这个层面上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有科学根据和学理支撑的。同时，三者虽然并列在一起，但层次、地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然而，三者形成的体系“合力”却是空前的、无与伦比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诚然，我们也不能把时代主题绝对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的区别，也绝不仅仅是时代主题的不同。但无论如何，我们要重视时代主题的转化，从时代主题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很有必要。
第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研究，要采取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法。
读者会注意到本书的题目只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研究，而未提规律本身。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研究，具有相当难度的。如前所述，不能把一般经验视为规律，也不可能处处都有规律，在规律发现面前，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实事求是地发现规律，研究规律，认识规律。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本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规律。这些还只是研究的初步尝试，还有待于继续深入。
第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研究，要注重历史分析方法，借鉴实证分析方法。
本课题注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案例中分析和提炼规律性的东西，或者提出规律性的认识。这是一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课题组认为，这个方法是最原始、最基本的，是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基本方法。
第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研究，要重点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要在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背景下，总结它的“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创新”始终像一条红线，贯穿其中。“创新”的成果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些成果是在两次历史飞跃中实现的。因此，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内涵和特点深入研究和总结。
第十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研究，要有国际化的视野。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表明，马克思主义总是在与各民族国家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中开辟发展道路的。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际视野中，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别国是怎样评价中国的，它们自己又是怎样做的，其中什么是共性、普遍性的或者是个性、特殊性的东西，从中引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思考。
第十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认识的深化和升华。
上述第八个问题对此已有阐述，这里要再次重申。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我们最终的目的是研究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但是，其规律的研究和总结，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认识上不断深化和升华。规律性的认识不等于也不能代替规律，它只是初步的、有待深化的认识，不是规律本身。然而，无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规律性的认识正在或已经揭开了规律上的面纱，才有可能使我们真正发现规律本身。本书的研究成果，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正在于此。
（四）中外案例分析法
鉴于上述基本经验和规律性研究的原则、方法及特点，我们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规律性，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特别是案例分析法，是不可或缺的、非常必要的。本课题对此进行了尝试。
比较研究法在经验和规律性研究中，广泛运用且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通常来说，比较研究法，就是对物与物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程度的研究与判断的方法；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对象加以对比，以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一种分析方法。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寻求研究对象具有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内容。比较研究法的种类很多，例如按属性的数量，可分为单向比较和综合比较；按时空的区别，可分为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按目标的指向，可分成求同比较和求异比较；按比较的性质，可分成定性比较和定量比较；按比较的范围，可分为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等等。
纵观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和发展历程，从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和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件大事，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90多年的奋斗和发展历程中，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规律性的角度，无论是进行单向比较和综合比较，或者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或者求同比较和求异比较……可以说，鲜活、典型的事例比比皆是，俯首可得。只要深入进去，那些无数的事例就像珍宝一样熠熠发光，等待我们去摘取。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本课题对中外案例分析法给予一定的位置。一般来说，案例分析法是指结合文献资料对单一对象逐个进行分析，得出事物一般性、普遍性的规律的方法。其中，案例分类、案例解析、案例应用、案例延伸等，都是案例分析法的基本范畴。本课题撷取了国内十多个典型案例，试图从中分析具有经验和规律性的内容。
本课题并不局限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既然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和规律性，那么，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国际舞台上，考察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从中找出具有经验和规律性的内容，就显得非常重要和弥足珍贵。我们可以通过对国外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案例分析中，总结出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的思想、观点、方法，然后反思自身。这对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和规律性，也将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