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家庭和婚姻

节制需要，这个国民经济学的原则在它的人口论中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人太多了。甚至连人的存在都是十足的奢侈，而如果工人是“道德的”（穆勒曾建议公开赞扬那些在两性关系上表现节制的人，并公开谴责那些违背这一结婚不生育原则的人……难道这不是禁欲主义的道德、学说吗？），那么他就会在生育方面实行节约。人的生产表现为公众的不幸。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9页。

……也就是，因为工人用他的工资维持了他本人和他的家属生活，从而维持了他的劳动力。工人为了能够继续生存和继续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必须重新出卖他的劳动力。……

说到生产奢侈品的部类Ⅱb，它的v即（Ⅱb）v的情况是和Ⅰv的情况相同的。为Ⅱb的资本家更新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的那些货币，经过Ⅱa的资本家之手，迂回地流回到Ⅱb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工人是直接向购买他们的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者购买生活资料，还是向另一类资本家购买生活资料，以致货币要经过后一类资本家之手，才迂回地流回到前一类资本家手中，这毕竟是有区别的。因为工人阶级是挣一文吃一文的，他们在能买的时候才买。而资本家……就不是这样。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7页。

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剩余产品就是由于它执行职能而产生）的总额越大，转化为潜在货币资本的剩余产品的量也就越大。但是，当每年再生产的潜在货币资本的量绝对增大时，这种资本的分裂也就会更容易，因此，这种资本可以更迅速地被投入一个特殊的企业，不论这个企业是在同一个资本家手中，还是在另一些人（例如参加遗产分割的家庭成员，等等）手中。在这里，货币资本的分裂是指：完全离开原有的资本，以便作为新的货币资本投入一个新的独立的企业。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1页。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

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49页。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在现存制度最受动摇的新教国家里，都越来越承认在婚姻方面也有缔结契约的自由，并用上述方式来实现这一自由。婚姻仍然是阶级的婚姻，但在阶级内部则承认当事者享有某种程度的选择的自由。在字面上，在道德理论上以及在诗歌描写上，再也没有比认为不以夫妻相互性爱和真正自由的协议为基础的任何婚姻都是不道德的那种观念更加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了。总之，恋爱婚姻被宣布为人权，并且不仅是droit de l'homme，而且在例外的情况下也是妇女的权利。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5页。

杜林先生以前曾设想，不必改造生产本身，人们就能以社会的生产方式去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现在，他在这里想象，人们可以把现代的资产阶级家庭同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分隔开来，而不会由此改变家庭的全部形式。这个家庭形式，在他看来是这样的不可改变，以致他甚至把“古代罗马法”（即使它具有某种“完美的”形式）当做家庭永远奉行的标准，并且设想家庭只是“继承遗产”的单位，即拥有财产的单位。在这个问题上，空想主义者比杜林先生高明得多。在空想主义者看来，随着人们自由结合成社会和私人家务劳动转为公共事业，青年教育的社会化，从而家庭成员间真正自由的相互关系，也就直接产生了。此外，马克思已经证明（《资本论》第515页及以下几页）, “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5—336页。

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雇工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我早在1845年就这样称呼他们），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供随意支配，而由于随后必然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同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这样一来，机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发挥作用的正常条件的剥夺；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成了另一部分人失业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0—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