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生育
（一）生育观念和生育模式
假定平均工资不仅足以使工人人口维持，而且足以使它以任何比例不断地增长，那么，从一开始就使增长的资本得到更多的工人人口，同时，得到更多的剩余劳动，因此，人口的增长，也使资本增加。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必须从这个假定出发，因为这个假定包括剩余价值即资本的不断增长。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怎样促进人口的增长，这里还不需要研究。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一部分》（1861年8月—1862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2版，第212页。
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们交纳给地主们的税从未超过3便士。而在1834年面包价廉、市场繁荣的时候，你们对我们说过什么话呢？——“你们是不幸的，因为你们生育的孩子太多了，你们的婚姻比你们的手艺还要多产！”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年1月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45页。
新的不变资本显然来源于利润；它以收入的形式存在极短时间，随后即转化为资本。这部分利润归结为剩余劳动时间，即使没有资本存在，社会也必须不断地完成这个剩余劳动时间，以便能支配一个所谓发展基金——仅仅人口的增长，就已使这个发展基金成为必要的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二部分 <剩余价值理论〉》（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2版，第85—86页。
假定剥削率不变，利润率决定于就业工人人数，决定于所使用的工人的绝对量，因而决定于人口的增长。虽然这个量增加了，但是随着资本的积累和工业的发展，它对所使用的资本的总额的比率却降低了（因此，在剥削率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 [会下降]）。同样，人口也绝对不会像复利计算那样按照同样的几何级数 [增长]。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人口的增长可以说明剩余价值量和利润量的增加，但同时又可以说明利润率的下降。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四分部 <剩余价值理论（结尾）〉》（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第2版，第281—282页。
这样的妇女，特别是在怀了孕还要工作的条件下，是生不出健壮的孩子来的。根据报告，特别是曼彻斯特的报告，她们生的孩子都很弱，只有巴莱一个人认为是健康的，但是他也说，在他所视察的苏格兰，结了婚的女人几乎没有一个在工厂做工；并且除格拉斯哥的工厂外，那里的工厂多半都在城外，这对孩子们的健康就有不小的帮助：在曼彻斯特近郊的工人的孩子几乎都是脸色红润而且生气勃勃的，可是城里的看上去都是脸色苍白的、腺病质的。但是一到九岁，乡村孩子就突然失掉了红润的脸色，因为他们被送进了工厂，并且很快就和城市中的孩子分不出来了。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449页。
在一个国家中，如果工作日的长度已定，要增加剩余价值就只能靠增加工人人数即增加人口；这种人口的增加是一国总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数学界限。另一方面，如果工人人数已定，这个界限就由工作日可能延长的程度来决定。往后我们会看到，这个规律只适用于我们在上面所分析的剩余价值形式。
恩格斯：《为“双周评论”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1868年5月22日—6月2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2版，第448页。
我带着多少有些奇怪的心情读完了你三页深思熟虑的议论，我所以感到奇怪，是因为不知道你这样做的用意何在。当我终于弄清了问题的实质，了解到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根本用不着说明的你的结婚一事时，我禁不住笑了起来。如果所有无产者都这样瞻前顾后，那末无产阶级就要断子绝孙了，或者只有依靠非婚生子女才能蕃衍后代，而这种方式，作为一种大量现象，我们也许只有在已经不存在任何无产阶级的时候才能谈得上。因此，我衷心祝贺你终于克服了重重疑虑而自由地进行恋爱。你会发现，在困难的时刻，两个人在一起要比一个人好过些；我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有时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体验到了这一点，而且从来没有后悔过。请向你的新娘转达我最衷心的问候，并望你拔起双腿赶快跳进新房。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6年10月9日于伦敦）》，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532页。
在皮罗戈夫医生代表大会上，关于堕胎，也就是关于人工流产问题，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报告人利奇库斯引用了在现代所谓文明国家里极为流行的打胎现象的材料。
在纽约，一年内人工流产达8万次，在法国，每月达36000次。在彼得堡，人工流产的百分比在五年内增加了一倍多。
皮罗戈夫医生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决定：母亲因人工堕胎而受到刑事追究是绝对不应当的，至于医生也只是在“图谋私利”的情况下才应当受到追究。
在辩论中多数人发言主张堕胎不应受惩罚，这自然也就涉及到所谓新马尔萨斯主义的问题（人工避孕措施），并且触及到问题的社会方面。例如，根据《俄罗斯言论报》报道，维格多尔契克先生说“避孕措施应该受到欢迎”，而阿斯特拉汉先生的高声发言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说：
“我们应当使母亲们相信，生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学校里受摧残，就是为了让他们去参加征兵抽签，就是为了让他们去自杀！”
如果报道属实，阿斯特拉汉先生的这种论调果真博得了热烈的掌声，那么这个事实并不使我感到惊奇。这是因为听众都是一些带有市侩心理的中小资产者，从他们那里，除了最庸俗的自由主义以外，又能期待什么呢？但是，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阿斯特拉汉先生上述这番话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社会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极端反动和极端贫乏。
“……生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受摧残……”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吗？为什么不是为了让他们比我们更好地、更同心协力地、更自觉地、更坚定地去同摧残和毁灭我们这一代的现代生活条件作斗争呢？
这也就是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即一切小资产者的心理同无产者的心理的根本不同之处。小资产者看到和感觉到自己要完蛋了，日子愈来愈难过了，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愈来愈残酷无情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愈来愈没有出路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小资产者对这种情况也表示抗议。
但是他们是怎样表示抗议的呢？
他们是作为必遭灭亡的、对于自己的将来感到绝望的、受压抑的和怯懦的阶级的代表来表示抗议的。于是没有办法，只好少生孩子，免得也像我们那样受苦受难，也像我们那样受穷受屈辱，——这就是小资产者的叫喊。
觉悟的工人远不是这种观点。不管这种叫喊多么恳切动人，他们是不会因此而模糊自己的意识的。是的，不论我们工人，还是小业主群众，都过着充满难以忍受的压迫和苦难的生活。我们这一代比我们的父辈更艰难。但是有一个方面我们要比我们的父辈幸运得多。我们已经学会斗争并且学得很快，而且我们不像我们父辈中的优秀人物那样单枪匹马地斗争，也不是为了资产阶级雄辩家提出的在思想内容上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口号而斗争。我们比我们的父辈斗争得出色。我们的子女将比我们斗争得更出色，而且他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工人阶级不会在斗争中灭亡，而会在斗争中成长，巩固，壮大，团结起来，受到教育和锻炼。对于农奴制、资本主义和小生产，我们是悲观论者，但是对于工人运动及其目的，我们是竭诚的乐观论者。我们已经在为新的大厦奠定基础，我们的子女将把它建成。
正因为这样——也只是因为这样——我们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死敌；新马尔萨斯主义是落后的利己的市侩夫妇的思潮，他们恐惧地嘟哝说：上帝保佑，让我们自己勉勉强强地维持下去吧，至于孩子最好不要。
当然，这丝毫不妨碍我们要求无条件地废除有关追究堕胎或追究传播关于避孕措施的医学著作等等的一切法律。这样的法律不过是表示统治阶级的伪善。这些法律并不能治好资本主义的脓疮，反而会使这种脓疮变成恶性肿瘤。从而给被压迫群众带来极大的痛苦。医学宣传的自由和保护男女公民的起码民主权利是一回事。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社会学说是另一回事。觉悟的工人永远要进行最无情的斗争来反对把这一反动的怯懦的学说强加到现代社会最先进、最强大、最有决心进行伟大改造的阶级身上的尝试。
列宁：《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1913年6月6日 [19日]）,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2版，第265—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