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倪景翔 《龙凤旗》的文化意蕴
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我国许多作家不约而同地将审视生活的目光和兴趣投向了历史领域，于是，一大批历史题材的小说应运而生。但这批历史小说与我国“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相异，也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历史小说迥然不同，它们把历史只是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通过对当时社会生活的透析，对人物命运的书写，或从传统文化视角，或从生命本体视角，或从民间视角，展示作家对人性与文化的审视与思考。1995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龙凤旗》，就是从鲁南地域文化视角去观照抗战历史，表现枣庄作家倪景翔对人性和文化的独特认识与思考的作品。
《龙凤旗》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鲁南地区地方抗日武装的恩怨纠葛与爱恨情仇。小说塑造了孔昭棠这位深明大义的爱国者形象，但可悲可叹的是，孔昭棠不但要抗击日本侵略者，还要提防自己的同胞；不但要转战于“前线”，还要周旋于“后方”；不但要与军阀、地主、豪强斗智斗勇，还要与自己的前妻、兄弟达成各种协议，然而最后还是死于自家兄弟的枪下，死前发出“我死不足惜，惜吾未中倭寇之弹，而死在我同胞枪下，实乃终生之憾……”
的痛苦呻吟。作家对这一幕幕往事投以惊悚的目光，使抗日战争的历史具体可感，鲜活生动，而且还意味深长，令人深思。当然，《龙凤旗》作为一部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其中不乏对中国人民在这场伟大斗争中抗敌御侮的爱国精神，对民族脊梁式的人物倾注了极大热情的篇章，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作家试图借助对滕县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的书写，揭示中国负面的传统文化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复杂存在，其落脚点在于对人性的反思和民族性文化的批判。
战争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的三大永恒主题之一，主要原因应该是战争导源于并揭露着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的复杂存在，应该是在战争中所流露出的人性的勇猛与懦弱、伟大与渺小更为昭然清晰。文学表现战争，绝不是因为其政治的、经济的或军事的意义，因而，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尸骸遍野等一些触目惊心的战争场景，也绝不应该成为战争文学表现的真正内核。倪景翔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作为1947年出生的他，没有亲历过抗日战争，但也正由于此，他才能够获得一定的时间距离去理性观照，因而他更有可能冷静思考深藏在其内部的许多重大的历史启示，获得某种人性的洞察。
倪景翔在对抗日战争时期的滕县人格审视之时发现，作为孔子、孟子、墨子家乡的鲁南地区，儒家文化、墨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互相渗透交融，微妙复杂的悠久文化积淀造就了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他们最推崇一文一武的两个历史人物是王晏与叔孙通，他们最渴望成龙成凤，最大的梦想是做“皇帝”。有了这一“发现”，倪景翔书写的《龙凤旗》，虽是表现抗战题材，但又绝不仅仅只是一部抗战小说，我们看到，民族矛盾、民族意识、民族悲情以及战争本身已经不再是这部小说最主要的诉求，而对文化、历史、战争和人性的思考却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开。“黑凤会”“龙凤旗”上的所谓“龙凤”图案，原是女土匪齐凤环结婚时“蒙脸红子”，被丈夫孔昭棠离去时的一场大火，烧成的残缺不全的两个似龙似凤似蛇似鸡的大窟窿，齐凤环以此作为“黑凤会”会旗的图案，孔昭棠也用它作为自己领导的“鲁南抗日卫国军”军旗的图案。这个有着似龙似凤似蛇似鸡两个图案的旗帜，与其说是齐凤环为了报复深深伤害了自己的丈夫孔昭棠，象征着“恨”，或者说孔昭棠为了表达自己对齐凤环的歉意与愧疚，象征着“爱”，不如说它更象征着鲁南地区人们潜意识里的成龙成凤的渴望、做皇帝成娘娘的梦想，而这渴望与梦想却被现实与文化制约着，只能成为非龙非蛇而又非凤非鸡的怪物。在读《龙凤旗》的过程中，我们最突出的感受，就是这个有着辉煌而灿烂古老文化的滕县城里的人们，在中华民族最危难时刻，同胞兄弟之间反目成仇的状况，实在令人触目惊心，可谓痛心疾首。
“按县衙门里民众请愿自发出钱而立的两块‘德政碑’，这两块碑一是知县毛澄的，一是中乌令王晏的”，小说在楔子里叙写的这两块“德政碑”，在滕县人民心中占着重要的位置。历史上的毛澄与王晏的魂灵，在日本侵华的这一乱世里，在滕县人身上得以尽情地施展、淋漓尽致地表现，显示了这一“重要的位置”的强大威力。大敌当前，山河破碎，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最需要的是全国上下，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可滕县的人们却仍然互相猜忌，严加提防，有野心的人甚至怀着私欲，不惜险恶陷害，大有置自己的同胞于死地而后快的心理，此时他们真正仇视的仿佛不是日本侵略者，而是自己的兄弟姊妹。甄宪武是一个既杀人又抢人家业，还娶人妇的黑狗熊转世的恶棍，他杀赵半仙就用俗语“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来求心安，他与汉奸柴鸿运狼狈为奸，很清楚这是为虎作伥，但想的却是“恩人是条路，罪人是堵墙”。柴鸿运走上汉奸之路，竟然无耻地认为自己的行为，如同历史上的王晏般能够审时度势，是顺势而为，不但会升官发财，还能够立“德政碑”。而卑琐怯懦的孔昭文一旦得到了柴鸿运所坐的那把“金交椅”，马上也有了成龙成凤的愿望，搞他的“织网计划”，凭吊“德政碑”，梦想“人随王朝草随风，人生路上步步升。”而翼云山上的元老级人物罗庆芬，和齐凤环比武时下狠招、刺杀沈晓云、放火烧奶奶庙等一系列疯狂举动，显示了她是一个阴险毒辣、狂躁不安、满怀杀机的女性，可是当自己的许多姐妹惨死在日本人的刀枪之下时，她仍置这一民族的血海深仇而不顾，却一再催促齐凤环去杀孔昭棠，最后用“黑凤会”的镇山宝剑杀死了信任自己的齐凤环，反映了她是一个只考虑个人恩怨得失、心胸狭窄、不明事理的人……作家把我们传统民族文化中的劣质元素置于中华民族最严峻的时刻考验——抗日战争文化背景下予以观察，其可鄙可恨程度更加触目惊心，以上种种现象无疑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奇耻大辱。
所有这些丑恶现象，本来都是一种不合常理的行为存在，但它恰恰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典型的心理特征——“窝里斗”现象。日本侵略者来到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柴鸿运趁乱世当了汉奸，不但满足了其升官发财的欲望，还能够耀武扬威，泄其私愤；齐凤环则打着抗日的招牌占山为王，称霸一方，“对于日本人打国民党，打滕县城，打县城官府的官僚们，竟然有点幸灾乐祸”。原因是“中国人胜了，官府一旦站稳了脚跟，一定会剿她们的窝”。滕县城的这些人们，把国家与民族的灾难，看成是自己飞黄腾达的重要时机，这种书写尽管让我们难以接受，但却真实可信。在中国历史上，每每遭遇异族入侵之时，也是“窝里斗”凶恶表演之刻，试想宋代岳飞遭秦桧陷害而被杀，明代袁崇焕被阉党诬称“通敌谋叛”被残害，均如此。在日本侵华期间，“相煎何太急”的悲剧又一次被滕县人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部小说还成功地刻画了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民族英雄孔昭棠形象。孔昭棠是一位性格爽直、有情有义的中国人，作者在这一人物身上寄予了传统民族文化的优秀特质。他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国家的希望，对他一生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曾在“文昌学馆”教书的冯道士。孔昭棠最初的抗婚离家出走，主要是由于冯先生的教育和秋瑾女士事迹影响，“好男儿志在四方，当兵才能救国”。然而待他转战南北，英勇厮杀，立下赫赫战功之后，这一戎马生涯中的灿烂和辉煌，让他骄傲自豪的同时，更让他感到惶恐与迷茫。“一将功成万骨枯”，成为师长的他，开始为累累白骨战栗了，而此时冯先生的三幅字则成了他解甲归田的最佳契机。可不久，日本侵华的炮火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在日军炸死其爱子、亲邻的情况下，他毅然放弃了颐养天年的计划，变卖家产，铁心抗日，上报国恨，下报家仇。孔昭棠的思想性格核心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此他的生活轨迹，无不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血性男儿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这位抗日英雄，既不同于以前同类题材中的共产党或国民党中的任何一员，也不同于出身江湖的大王。作家赋予他来自民间大众的品性，既是一位品质正派、有知识有技能的俊才，还是生活在鲁南大地上的普通一员。这位英雄是幸运的，多年的征战生涯使他具有谙熟战争韬略的军人素质，儿时的诵读又令他拥有饱读“四书”“五经”的儒雅气度，同时他秉性贤良方正。在组成“鲁南抗日卫国军”后，作家对其心理历程进行了步步深入的展示，充分表现了他的光明磊落的品格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然而，在他身上还显示了这片古老土地上沉重的文化烙印，他是迷信的，相信算卦、占卜、测字，选吉日打仗、招兵等。在其爱妻死后，他身为司令，竟非常任性，冒生命危险进城要回“珠披风”为其妻陪葬，并且“非有六六天同的棺木不葬”，而且还要风水先生选看坟地。与此同时，更为不幸的是，在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他还要以自己的生命悲愤地向国人呼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优劣兼备、微妙复杂的齐鲁传统文化，在孔昭棠这位民族英雄的个性与命运中，都有着独特而丰富的表现。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西方文化人类学家就对基本人格作了持续而深入的探讨。其代表人物如沙利文、卡迪纳、林顿等，都一致认为文化背景与人格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同时，人格也离不开个人心理潜能的巨大作用。在这篇小说中，我们看到，在滕县这一方热土中，存在着两极对立的人格素质并不奇怪。孔昭棠作为滕县人的优秀代表，中华民族的脊梁形象，自有其与常人不同的文化根基和人生态度。不难看出，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既把他当作为国献身的较为理想的英雄典型，也把他当作一面可以澄影鉴形的“镜子”。用他照出了其同学柴鸿运的凶狠与丑陋，照出了甄宪武的粗俗与贪婪，照出了魏方伦的不义与阴险，照出了孔昭文的怯懦与卑鄙。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的一面。
小说的文化意蕴还体现在对滕县地域文化的描写上。作者不惜笔墨叙写了天帝山的传说，龙槐树的由来，伯劳洞的形成，朴山和高山的神话，还描述了穷秀才仲襄溪以一篇《窝窝赋》直上青云、光宗耀祖的故事……天帝山、龙槐树、伯劳洞等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无不体现了鲁南人们心目中对龙和凤的崇尚，对成龙成凤的向往。龙和凤能够除妖辟邪，呼风唤雨，它们是掌握人类命运最高的“官”，而滕县也素有“滕小国”之称。成为“滕小国”的“皇帝”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了某些滕县人的血液中，因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借人们抗日情绪拉起队伍的一些人，并不能以民族大业为重，同仇敌忾，却各怀鬼胎，保存实力，抢占地盘。而历史名将王晏和以一篇《窝窝赋》直上青云、光宗耀祖的穷秀才仲襄溪，则是不惜侮辱人格绞尽脑汁当了官的“小人”，而他们却被鲁南人崇拜着，并立了“德政碑”。这一切使我们感受到，笼罩在古老滕县上空的文化气息，是那样的难以言说的复杂与沉重。因而，在日本侵华的国难当头，民族生死存亡关键时刻，当然会有“孔昭棠们”为国为民的奋勇而起，但也一定会出现翼云山的“女土匪和甄宪武、柴鸿运们”的为一己私利而祸国殃民。小说力求从文化视角观照抗日时期人们的生活和命运，不仅细腻地展示了滕县人身上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也直面了封建文化下扭曲、变态与丑陋的人性。它告诉所有的中华儿女，不能忘记20世纪日本侵略者残杀中国人的那把罪孽深重的屠刀，但中国人杀中国人的那把屠刀也一样罪孽深重，它甚至更令我们痛心疾首。今天，如若我们不能够正视并彻底反思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不认真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无法面对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之魂，中华民族也很难以昂扬的姿态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龙凤旗》借抗日战争这一社会历史背景，在以真挚的情感赞誉中华民族古老灿烂文明的同时，也以凝重的历史沧桑感审视和反省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积淀的文化心态和思维方式。显然，作家深知，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是勇于直面自身的，失去了对自身的反省能力和不断自我批判的自觉性，与失去了自信心和自强意识同样可怕。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体味，使作家的历史意识跃上了一个较高的层次。这不仅使他从文化视角展示民族辉煌的过去，同时也在社会变迁、时代动荡中窥视民族历史文化的劣根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