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革命叙事：侠义精神与英雄传奇
《铁道游击队》作为当代战争文学的代表作，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烙印，其叙事模式明显具有“十七年”革命文学文本结构的共性。黄子平谈到“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时说：“这些作品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和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
陈思和曾指出五六十年代的当代文学作品往往由两个文本结构构成——显形文本结构与隐形文本结构。从《铁道游击队》的显形文本结构来说，是抗战时代背景下的革命英雄主义颂歌，其隐形文本结构则是民间侠义精神文化及民间英雄传奇。民间文化传统中自由粗放、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精神是作品潜在的内涵，以传统侠义故事作为叙述框架，来表现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业绩，可谓“旧瓶装新酒”，尽管“十七年”的政治功用已然淡去，但侠义精神和英雄传奇却能让小说有经久不衰的魅力，这不能不归功于小说对游侠、绿林、侠义为主题的民间文化形态的利用。
《铁道游击队》采用章回体的传统体式，每章加小标题，以1944—1945年鲁南枣庄临枣支线及微山湖的游击队战争为主要叙事内容。小说一开始，游击队员都是一些侠客，都有热情豪爽、行侠仗义的性格，多少带有江湖好汉的行事风格，刘洪勇敢、讲义气，扒车扒得又好，能为穷弟兄们撑腰。遇到事，老洪一声招呼，说干啥就干啥。就这样，刘洪因为自己的侠义行为和形象得到了众人的拥护，这些飞车英雄、民间的英雄豪杰“豪爽、义气、勇敢、重感情，有钱时就大吃大喝，没钱时宁肯饿肚子”，李正观察并分析了他们的侠客作风：“由于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没有树立起明确的方向，生活还没有走上正轨，所以他们身上也沾染了旧社会的习气：好喝酒、打架、赌钱，有时把勇敢用到不值得的纠纷上。他们可贵的品质，使他们在穷兄弟中间站住脚，而取得群众的信任。但那些习气，也往往成了他们坏事的根源。”李正认为自己需要很快进入他们的生活里，堵塞他们那些消极的漏洞，不然将会葬送掉已经组织起来的革命事业。这些侠义之士不是完全的革命者，但却是革命者的雏形，侠义精神只有经过革命意识形态的改造，侠义之士被改造为革命战士，才能真正体现革命历史小说的内在要求。李正利用他们身上的这种民间色彩，假扮侠客，如主动邀请鲁汉喝酒，当队员们认同他这个政委后，他开始了阶级觉悟的启蒙工作，使侠客的感情向阶级仇恨、民族仇恨转变。于是，在政委的领导下，革命前侠客靠吃两条线，过得逍遥自在，革命后扒火车成为为革命提供物资的手段，劫火车变成了对敌斗争的方式，侠客之间的义气关系变成了同志的革命关系。在完成一系列的改造后，铁道游击队打票车、打冈村、智炸六孔桥、劫布车、拆炮楼、掩护领导过路、被敌人围在微山湖中化装逃离、短枪队尽显威风，这些故事跌宕起伏，这些人物让读者感到可亲可敬，既迎合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又体现了民间传统的价值，符合广大读者的阅读口味。
《铁道游击队》的成功还在于对古典小说传统叙事模式的借鉴，作家说：“为了使这部作品能为中国的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事先我剖析了一遍《水浒传》，在写作上尽可能注意以中国民族文学的特点来刻画人物，避免一些欧化的词句和过于离奇的布局和穿插，把它写得有头有尾，故事线索鲜明，使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小高点。”作者在写作前特意研究《水浒传》的结构、人物刻画、情节的安排和语言文字，在创作中也有意地“运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笔法”。这种写法更适合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的审美要求，也更能为他们所理解和接受。作者与叙述人混淆，作者代替叙述人来为读者观察形象体系，决定了审美距离和视野，也使作者可以自由出入小说所叙的故事，作家、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人几个身份的统一，使作品所叙述的内容具有了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首先，小说用“五虎将”模式刻画了不同个性的人物：刘洪、王强、彭亮、林忠、鲁汉，塑造了群体英雄形象。在传统小说中，这种人物模式为民间所熟悉和赞赏，《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三国演义》中的五虎将（关、张、赵、马、黄），《三侠五义》和《隋唐演义》中多次出现英雄群体形象。
其次，作品利用了古典小说中以少胜多的战争模式，铁道游击队经常以十几个人对抗日伪军几百人，在一强一弱、力量悬殊的战斗中，正义的一方虽处弱势，但最终总是弱的一方获胜。例如，松尾在苗庄几乎被飞虎队活捉，虽然脱险了，却挨了芳林嫂一手榴弹，打得他头上起个鸡蛋大的疙瘩。芳林嫂在鬼子那儿留下了响亮的名声，气得松尾要抓她报仇。面对穷凶极恶的鬼子，芳林嫂表现出以弱胜强的英勇胆略。再如，日军对微山湖进行大规模围剿，聚集了7000鬼子对付实际上不足200人的游击队，游击队被敌人重重包围，在突围的可能性很小的情况下，他们机智地换上了鬼子的黄军衣，摇着红白旗，硬是在鬼子稠密的炮火下“插翅飞掉”了！
再次，描写男女的恋情是通俗小说惯用的手法，“革命加爱情”也是“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常用的模式，写出了英雄面临革命斗争和爱情的双重考验。小说写刘洪和芳林嫂在战争岁月的磨砺下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但也使刘洪陷入了深深的焦虑：“在他负伤后被芳林嫂掩护的那些日子里，他感到自己的心发生不寻常的跳动。他浑身像被火燃烧着。他才第一次感受到女人的爱情。可是他知道自己是个革命战士，不该在残酷的斗争时想到这些，但是在战斗间隙或休息下来的时候，那对大大的黑眼睛就常常浮上他的脑子里。在这静悄悄的休养所里，他躺在病床上，脑子里总是不息地转着，想到队员们，想到今后的战斗，也想到湖边的芳林嫂。有时他压抑着自己，不要常往这里想，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他怎么也不能把她的形象从自己的脑子里抹去。”后来芳林嫂被日本鬼子抓去，日军投降后芳林嫂又落入国民党反动派的手中。这样，无论是民族敌人，还是阶级敌人，都构成了爱情的阻力，只有打败这二者，才能既使革命事业成功，又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英雄的爱情传奇，也成为谱写革命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这种浪漫的情调，细腻的感情描写，增加了人物身上的人性美、人情美，因此显得真切感人，更为大众所喜爱。
最后，复仇模式也是英雄传奇中常用的。如《搜神记》、 《赵氏孤儿》、《水浒传》，古代小说史中以“复仇”模式构建小说的比比皆是；在“十七年”英雄传奇叙事中，“复仇”模式也得到了广泛的借鉴和改造。林忠和鲁汉因为黄二出卖而英勇牺牲，队员们伤痛欲绝，李正说：“对这些同志的牺牲，我们是痛苦的，也要为他们报仇的，但是我们不能光停在悲哀和气愤上。”“我想牺牲的同志是很希望我们更谨慎地战斗，胜利地完成他们所理想的事业。”在这里，“为同志复仇”化为继续与敌人斗争的前进动力，借助“复仇”这种民间普遍存在的心理，个人恩怨的复仇完成了向阶级斗争内涵的转化。
除了对传统小说艺术手法的借鉴外，情节安排中“场景化”的运用，使《铁道游击队》有了戏剧化的特点。人物被安排在特定的场景中，通过人物言行、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和碰撞，激起矛盾，通过一幕幕场景的“演出”，完成主题的表达和人物塑造。《铁道游击队》的典型场景有：血染洋行、飞车搞机枪、打冈村、搞布车、票车上的战斗、微山湖化装突围等，通过描写游击队这些历险性的特别生活状态，突出了英雄超常的意志、精神。这些典型场景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叙事上的紧张点，一方面控制文本结构本身，另一方面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革命英雄与对立方在此消彼长的斗争中形成的斗争场面构成了叙事阶段式演进的叙事单元，叙事动力就是二元对立的冲突，双方人物的设置必然定位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革命与反革命的模式中，这是预设的叙事轨道，革命意识形态的渗透使传奇小说的传统叙事结构成为隐形模式。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敌我双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塑造的英雄人物，虽“典型化”为具有道德示范和人生楷模意义的形象，但由于作家创作中人为地夸饰或拔高了英雄壮举，产生了近乎完美的高度理想化的人物。为了突出英雄形象忽略了普通人对战争生活复杂的感受和情感欲望，英雄形象丰富深刻的人格力量和复杂多样的审美个性被冲淡，内心矛盾冲突也比较单一，没有对战争的恐惧和责任心这两者的矛盾心态。有着正常的害怕、怯懦心理的典型形象成为凸显英雄的配角。在大量以弱胜强的战斗描写中，战争被戏剧化、简单化处理，敌人往往愚蠢不堪，只知道残暴地屠杀，而且战斗力低下，很容易被制伏。这样写战争，它的残酷、复杂性或多或少打了折扣，反抗斗争的艰巨性也被简化了。对英雄夸张的描写和对敌人的蔑视、憎恨之情可以理解，但不能消解对战争的深层思考，不能忽视战争摧残生命（无论是敌方还是我方）的本质，不能漠视“人”本身的情感和心理欲求。缺少对人的存在价值与生命价值的严肃思考，这是此类战争小说的一大缺憾。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形象冲突使得革命意识形态继续在和平时期发挥作用，因为遗忘过去就意味着对为革命献身者的背叛。因而即使在革命成功之后，作家仍然沉浸在胜利的乐观主义和自豪情绪之中，对反面人物保持强烈的仇恨意识，认为他们被消灭是罪有应得的，而不反思战争暴力所带来的人性伤害。孔范今指出：这类战争小说在人物描写、场面描写上是独到的，但在战争的残酷性、理性、破坏性方面，却未能表现出人类反对战争的人道主义思想深度与悲剧性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