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2016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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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视域下文艺批评失范的症候及其治理

蔡勇蔡勇,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美术学院马列课部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本文系2015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艺术批评职业道德失范的价值观归因及其治理策略研究”(批准号15Y124);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立项课题“论艺术伦理教育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有机渗透”(批准号2013B138);2014年度湖北美术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研项目“价值观视域下的艺术类大学生职业道德培养”(批准号201411)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 当前中国文艺批评存在担当不足、媚俗炒作、肤浅苍白、单薄偏执等失范现象,折射出某些文艺批评者在价值判断和选择上的困惑和迷失。因此,需要采取恰当措施进行治理矫正,教育引导文艺批评者树立正确价值观,推动文艺批评健康发展。

关键词 文艺批评;失范;治理;价值观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文艺批评界主流价值积极健康向上,广大文艺批评工作者辛勤耕耘,求真弘善扬美,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积极贡献。然而,由于多种原因,文艺批评领域也出现了价值理想动摇,职业道德失范的乱象。相关部门应当采取恰当手段予以治理矫正,文艺批评工作者需要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价值观,共同推动社会主义文艺批评事业和谐发展。

一 当前文艺批评失范的症候描述

当下中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包括文艺批评失范在内的文化乱象也随之裹挟而至,“担当不足”、“媚俗炒作”、“浮浅苍白”、“单薄偏执”等是文艺批评失范的典型症候。

1.文艺批评的担当不足

文艺批评指批评家在欣赏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价值立场对艺术现象所作的分析和评价,要害是评判精神。褒扬肯定的欣赏和评价是文艺批评的一种类型和基本要素。但是“就根本性质而言,批评其实更多的是面对残缺与问题的不满和质疑、拒绝和否定。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意味着尖锐的话语冲突,意味着激烈的思想交锋”。李建军:《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与责任伦理》,《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文艺批评肩负着为文艺事业保驾护航、匡正祛邪的重任,必然要求批评者有责任担当,面对假恶丑,敢于“亮剑”“棒喝”。然而,放眼望去,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呼唤中国之莱辛的时代,如易英喟叹:“从整体上看,近年来的美术批评在活跃程度上远不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应该像造就大艺术家那样造就出大批评家,……,但这个目标似乎还非常遥远。”易英:《偏锋》,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像《美术》那样,以“中国当代艺术审美理想和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为题,自2001年起,持续7年,发表近80篇论文讨论文艺批评的盛况,实属难得。这也是一个文艺批判精神萎缩的时代,“推销员太多,质检员太少;说空话的太多,说实话的太少;说鬼话的太多,说人话的太少;垂青眼的太多,示白眼的太少”。李建军:《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与责任伦理》,《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难怪王西麟先生质问“没有反思意识只有歌颂意识就不对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跑哪儿去了?”王西麟:《他们的批判精神丧失了》,《北京青年报》2008年8月17日。时下,某些假借文艺之名实则玷污文艺的文化垃圾之所以大行其道,鲜遇阻力,抛开政府部门监管不力因素,恐怕与文艺批评缺少批判锋芒,变成银样镴枪头,集体“哑火”、“失语”有相当关联。

2.文艺批评的媚俗炒作

文艺批评贵在独立和公正。然而,有些文艺批评者在“权”、“钱”面前缴械投降,“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面对某些要员、富人并不出色甚至拙劣的作品,动辄冠以“巨著”、“力作”之类评价,廉价好话随便送,无原则吹捧。还有的批判家颇像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忙碌奔走于形形色色的会议,乐此不疲地做人情批评家、风头批评家、鉴定批评家,评委批评家,上镜批评家、红包批评家。如果报酬可观,他们甚至愿意失却文艺的虔敬之心,昧于批评的真诚之心,充当商业炒作的“吹鼓手”或“唢呐王”。朱其感慨:“现在批评家已经不愿意再免费给艺术家写文章了……批评家和艺术家之间真正的交心和灵魂交流的时代再也不会有了。……现状就是艺术的生产化、交易的资本化、展示和评论的营销化,艺术水准的平均化、艺术精神的虚无化。”朱其:《艺术资本在中国》,《中国美术》2007年第11期。更为可怕的是,有些文章评论美其名曰“文艺批评”,实则是明星奇闻轶事、影视创作花絮,作品软性广告之类的宣传炒作,从根本上背离了文艺批评的学理性、思想性,纯属文艺批评的“假冒伪劣”。

3.文艺批评的浮浅苍白

文艺批评绝非易事,批评家须有理论、实践、阅历、经验等多种积淀,还要有灵气、锐气、勇气的助力,才能挖掘深度,拓展广度,达至高度,写就富于生命活力的批评文字,这是“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辛苦活和寂寞事。近年来,一股急功近利之风在文艺批评界扩散蔓延。有些批评者不甘寂寞,热衷于“走捷径”、“探门道”, “宁要无知的起哄与人为的速成明星,不要伟大的经典,不要艺术与学术的深刻性、严肃性与创造性,更不要说艺术创作上的艰苦卓绝与不应逃避的付出代价”王蒙:《呼唤经典》,《人民日报》2010年6月8日。。独立思考、潜心钻研的工作者少了,忙于“拉关系”、“造圈子”的“批评活动家”、“明星批评家”多了。有些批评者既不熟悉文艺理论,也疏于文艺创作和实务训练,急于上阵出名,这样的文艺批评难免隔靴搔痒,不得要领。有些以“学院派”自命的批评家习惯于西方“新名词”爆炸,“新概念”堆积,立志让读者不懂,读之味同嚼蜡。有的批评家聚焦瞄准那些名家进行“研究”,为了加强批评的“针对性”,勉强穿插进去一些作家作品的名字,以一种“六经注我”式的批评,制造出一张张“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还有些文艺批评者心态浮躁,喜欢“阳台观景”式的生活体验,“发掘内宇宙”式的创作方法,突击创作,懒得打磨,一蹴而就,以急就章的“半成品”,甚至“伪劣产品”应市。张昌尔:《文艺职业道德建设简明读本》,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更有个别知名批评家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工作室,很少自己动笔,雇用一堆助手和“枪手”,以满足订单需求,自己只管签字和收钱,欺世盗名。如此氛围和机制下催生的文艺批评,其质地分量可想而知。

4.文艺批评的单薄偏执

文艺批评应该生动活泼,富有张力。依据真善美等不同切入点,文艺批评大体可以分为“印象—欣赏式”、“社会—道德式”、“文本—规则式”、“冥思—顿悟式”四种模式,真正的文艺批评应该是四类批评模式的有机统一。胡家祥:《心灵哲学与文艺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221页。综观文艺批评史,追求真善美的统一是文艺批评的价值理想和最高境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中,文艺批评的侧重和偏向有所区别。比如,从思想传统看,西方更多地强调“以真统美”,东方更多地注重“以善制美”,在中国这样一个泛伦理国家,非艺术家阶层常常把文艺当成辅助性存在,从道德教化角度确定褒贬,这有现实合理性,但也有偏执之处。改革开放前的文化专制主义强加畸形政治功能与虚假道德内涵于艺术,政治教化功能宰制压倒一切,给中国文艺包括文艺批评带来深重灾难。因此,对极“左”艺术思想的批判和警惕是合理和正当的。新时期,我们需要做的是协调文艺批评诸功能关系,恢复文艺批评作为一个体现创造性和多样性思维活体的丰富存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是单薄偏执。令人遗憾的是,当下文艺批评似乎在以另一种形式重走单薄偏执之路,比如,现代中国文学“去政治化”过程中,出现新偏向,新遮蔽。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去政治化”管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有些文艺批评者一见到“政治”、“道德”便避之不及,标榜所谓的“审美至上”、“艺术独立”、“为艺术而艺术”,追求“零度创作”,远离主流价值、“宏大叙事”去搞所谓的“纯自我表现”、“个人叙事”;有的批评家坦言其作品不再负有“载道”、“言志”的责任,把人类艺术真善美的大方向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一并怀疑和抛弃,犯了“把小孩和脏水一起泼掉”的简单偏执的形而上学错误。

二 失范现象的价值观归因

以上种种失范乱象,似乎只是某些文艺批评者的工作态度和职业道德问题,折射出来的却是他(她)们在价值判断和选择上的困惑和迷失。人是能够自我反思,追求和创造价值,满足自身需要的社会存在。所谓价值观,是指人们在认识事物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事物价值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人是价值观念的主体,又是价值观念的形塑物,作为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价值观一经确立,便会构成人们一定的价值倾向,进而指引人们的实践活动。文艺批评从本质上讲,是有关主体依据一定价值标准,评价艺术作品是否具有价值以及具有何种价值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说,文艺批判者秉持怎样的价值观就会有怎样的或彰显或潜隐其价值观的文艺批评。因此,剖析当前文艺批评失范,应该且必须从解读文艺批评者的价值观入手。归结起来,正是价值观偏差的三个向度——“从价值迷惘到价值错位,从价值‘中立’到价值虚无,从价值消解到价值扭曲”造成了文艺批评的诸多失范。

1.从价值迷惘到价值错位

所谓价值,是指“客体的存在、属性及其变化同主体的尺度是否相一致或相接近”。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简言之,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主体性关系。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文艺批评家,他(她)们的需要是多维的,多维的价值需要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全球化时代的开放中国,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解构主义、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等渗透到文学、音乐、绘画、建筑等艺术领域,对中国艺术产生很大冲击。应该看到,这些思潮在反对普遍主义、强权主义,追求个体自由发展,注重文化的主体性以及多元价值的共生,给艺术引入新的理论范式等方面有其积极意义。但是,这些思潮作为西方文化精神危机的表现形式,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特别是虚无、悲观、颓废的特质,给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观带来负面影响。让人揪心的是,有些文艺批评工作者鉴别能力不足,囫囵吞枣,奉为圭臬,任由自己的价值园地成为西方思潮的“试验田”和“跑马场”。

从社会变革看,一方面,社会从单质向多质或异质化转型,人们有了价值选择的自由空间,批评家价值选择的独立性、差异性显著增强。另一方面,新旧中西诸价值观的破立流变,矛盾冲突,也让批评家感到前所未有的价值迷惘。譬如,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与真善美价值理想斗争激烈。在名利诱惑面前,是坚持艺术精品意识,还是突击创作,“短平快”多赚钱?到底是赶场混脸熟“出名要趁早”还是静心创作“慢工出细活”?面对中国人的“哈欠”、“傻笑”、“痴呆”系列在国外备受追捧,名利双收,批评家迷惘了,是该坚持自己的审美标准还是改弦更张?到底是追随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亦步亦趋还是坚守中国传统审美理想?不幸的是,有些文艺批评工作者未能坚守,随波逐流,选择错位。

2.从价值“中立”到价值虚无

任何艺术作品作为批评对象,总是价值附身,而且审美价值、社会—道德价值、认识价值总是相互交缠,文艺批评从本质上讲就是价值评价。然而,由于受唯美主义、反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些文艺批评家认同所谓的价值“中立”理论,他(她)们尽管勉强承认文艺批评有价值评价的要素,但是更加服膺庸俗存在观,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将文艺批评降格为所谓的不阐述、不分析,不预设价值立场的“白描”。有些文艺批评把表现人的“动物本能”作为开掘人性深度的最后和唯一的终极目标;有人对畸形的艺术活动进行总结和引导,认为后现代性的伟大使命,就是要培植快感,让身体从各种各样的依附中解脱出来。正是秉持这样的价值“中立”观,这些文艺批评家才会有前面提及的“对假恶丑不作为”,简单的不作为,追问下去就是不想为,不能为。这种庸俗存在观,据说典出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实则是误读,黑格尔倒是说过:“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的鉴别善恶的能力。总之,人类对于道德要负责的。”[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224页。在文艺批评问题上,所谓价值“中立”路子是注定走不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指出:“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瑞典]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谭力文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帕克说:“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如果不能够显示普及的善,他们就是夸耀自己的天才,夸耀自己的愉快也是徒劳无功的。”[美]H.帕克:《美学原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页。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所谓的“价值中立”和“艺术独立”最易沉沦为自我迷恋、无病呻吟、无聊颓废,最终滑入价值虚无的泥潭,匍匐在赤裸裸的金钱拜物和生理快感脚下,难以自拔。

3.从价值消解到价值扭曲

西方后现代艺术思潮特征之一即“解构”、“平面化”、“去深度”。“深度模式”即承认事物现象背后存在着本质和意义的思维模式。后现代主义认为,所谓本质是认识不了的,所谓价值意义不过是人们的主观构建和文本阐释,不存在客观普遍本质和普遍价值,倡导要从本质走向现象,从普遍真理走向“互文”的个体体验。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德里达干脆说,“放弃一切深度,外表就是一切”。杨寿堪、王成兵:《实用主义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对传统价值观的崇拜及信任受到重创,传统真善美的意义深度在后现代解构哲学艺术中被消解了。后现代解构哲学对人性深度也进行了解构,导致人文精神的放逐,转而生发对物欲的追求。道德虚无主义则夸大道德的相对性,否认善恶之间的界限,认为人类行为无所谓正当与错误,怎样都行。道德不过是寻求自我利益的借口,任何证明或批评道德判断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强调道德判断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曾公开申明“一切艺术都是不道德”的王尔德写道:“艺术是道德所无法约束的,因为艺术着眼于美丽的事物。”[英]奥斯卡·王尔德:《王尔德全集》第四卷,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6页。尼采认为:“艺术是对道德约束和道德广角镜的摆脱,或者是对它们的嘲讽。”[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66页。甚至干脆宣布自己是一个非道德论者,其极端逻辑是“道德乃是对生命意志的背叛,只要我们信仰道德,我们就是在谴责生命”。[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重新评估一切》,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5页。价值消解造就“什么都可以”, “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艺术价值观,艺术批评既有的价值标准被普遍怀疑、否定,逐渐失却对艺术活动的影响力与约束力,不可避免地陷入价值扭曲的泥泞,而价值扭曲“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页。事实上,个别文艺批评工作者的价值观已经扭曲和畸变,出现了“荣耻、美丑、善恶、是非”颠倒错乱的情况。某些庸俗、恐怖、暴戾,挑战人性、道德、法律的行为艺术,在一些所谓批评家的聒噪下,纷纷以“时尚艺术”、“前卫艺术”或“后现代艺术”之名,沉渣泛起,岂不悲哉。

三 价值观教育引导的治理策略

价值观的教育引导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具体到文艺批评工作者这一特定群体,涉及面也非常广泛和复杂。在理论教育上,价值观教育工作需要辩证处理几对关系;在实践引导上,需要抓好重点人群,完善制度。

1.教育原则

(1)多样性与主导性的辩证关系。当前中国多样价值观念将长期共生并存,并且以不同方式对社会不同群体发生作用。这种价值观多样性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这种价值观差异性也是艺术丰富多彩、永葆生机活力的源泉。然而,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终究需要建构相应的核心价值观。葛兰西曾将意识形态等主导价值比作水泥,“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希]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页。阿尔都塞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在掌握政权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领导权的话,那么它的政权就不会持久”。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页。当前,举国上下都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没有一元价值观对多样价值观的导向与整合,就会导致社会价值观无序和紊乱,文艺界当然不能成为“免疫地”和“盲区”。令人振奋的是,2012年3月2日,中国文联九届二次全委会审议通过了以“爱国、为民、崇德、尚艺”为内容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文艺家有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公约》,《光明日报》2012年3月3日。爱国,是文艺工作者的精神气节;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价值取向;崇德,是文艺工作者的基本操守;尚艺,是文艺工作者的职业追求。《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是广大文艺工作者践行文艺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规范,其内容是“坚持爱国为民、弘扬先进文化、追求德艺双馨、倡导宽容和谐、模范遵纪守法”。艺术领域处理一元化与多样化、主导性和多样性的关系,要防止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偏差,既要防止“去意识形态化”,又要防止“唯意识形态化”,更不能“泛意识形态化”;既不能用多样化冲击指导思想一元化,也不能借口一元化来“纯洁艺术”。要把主导和多样统一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主导并不是强求一律,多样不等于听之任之、放弃导向。要在包容多样中立主导,在尊重差异中谋共识,在交流交融中一以贯之,形成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朝着共同目标前进的生动局面。

(2)宽容和批判的辩证关系。文艺批评是难度极高的光荣事业,一个真正伟大的批评家,既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和气概,又要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高超技巧,谈何容易,我们不可对批评家求全责备,要求文艺批评一开始就政治正确,老道洗练,尽善尽美,文艺批评特别需要有宽松自由的环境,鼓励创新,容许失败。但是,宽容并不意味着摒弃原则,放纵错误,以此为“民主”、“开明”,甘当“好好先生”,“太平绅士”。艺术本身具有娱乐功能,丰富多彩的娱乐是中国社会告别文化贫瘠、开放进步的一个标志。但是,娱乐不等于文化的全部,不能将娱乐就变成了“愚乐”,漠视艺术不可或缺的教化与审美职能。我们坚决反对打着后现代主义旗号,为了迎合某种狭窄的大众文化趣味,进行所谓的“戏说”、“歪说”、“大话”,肆意解构,将理想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奉献精神变成戏谑、调侃、嘲讽和撕裂的对象,在文艺批评中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往往是价值观、意识形态斗争博弈的时候,在文艺批评领域,正确的价值观不去传播占领,错误的价值观就必然孳生蔓延。虽然错误价值观在目前中国文艺批评领域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但其表现出极大的吞噬与同化效应,漠视对文艺批评的批评,就是伤害文艺批评;忽略对各种错误价值观的抵制和批判,构筑文艺批评精神高地就会变成空话,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会失去支撑,对文艺批评和文艺批评工作者既要有关心呵护的胸怀,又要敢于拿起“批评武器”,关键在于把握“度”。

(3)广泛性要求与先进性要求的辩证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批评家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取合理的报酬是正常的,写文章,作评论为“稻粱谋”天经地义,优劳优酬无可厚非,这是一般的广泛性要求。但文艺批评又有其特殊性,其创作和生产必须强调和突出其社会效益,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指明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这是特殊的先进性要求,我们反对的是,某些批评家放弃价值操守,把功利(金钱)价值放在价值标准谱系的最高处,唯利是图,罔顾社会价值。正如赵勇所言“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价值观念紊乱、失去价值判断又热衷于价值中立的时代,我们也就更需要现代性的知识分子来承担起‘立法者’的重任,更需要记住知识分子的批判使命,肩负起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赵勇:《批判精神的沉沦——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病因之我见》,《文艺研究》2005年第11期。价值观说到底是思想认识问题,解决价值观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除非是重大政治立场问题,一般价值观认识偏差问题,宜采取因人而异、对症下药的办法,循序渐进,耐心细致做好思想转化工作,坚信假恶丑也许猖獗一时抑或热闹一时,但终归“媚久生厌”,从一个比较长的时段里考察,真善美终究战胜假恶丑,因此,允许艺术工作者认识有过程,思想有反复,不能简单粗暴,更不能搞什么“强迫命令”、“立竿见影”和“解决思想问题不过夜”等一套极“左”的做法。

2.引导路径

(1)抓好重点人群的引领和感召。加强艺术职业道德建设,培育和践行文艺界核心价值观,需要有榜样的引领和感召。高层次艺术领军人物、专业艺术工作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艺术院校青年学子是社会主义艺术事业的生力军,这三类人群的表现甚为要紧。要引导广大艺术工作者特别是名家名人自觉践行文艺界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弘扬本真精神和职业道德,发扬严谨笃学、潜心钻研、淡泊名利、自尊自律的风尚,努力追求德艺双馨,坚决抵制创作不端、情趣低俗等不良风气。从2004年起,为弘扬德艺双馨精神,加强文艺队伍建设,中央宣传部、人事部、中国文联共同主办“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评选活动,迄今为止,已举办三届,授予近一百位艺术大师、大家荣誉称号,取得巨大社会反响,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美中不足的是,入选的文艺批评工作者人数太少,希望后面的评选有所倾斜,营造一种“当文艺批评家光荣”的社会氛围。

(2)完善文艺批评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坚持把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评价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把群众评价、专家评价和市场检验统一起来,形成科学的评价标准。要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文艺批评表彰机制,精简评奖种类,改进评奖办法,提高权威性和公信度,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加大对优秀文艺批评的推广力度,运用主流媒体、公共文化场所等资源,在资金、频道、版面等方面为弘扬主流价值的批评力作提供良好条件。设立专项艺术基金,支持青年批评家成长,推介传播优秀批评作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依法惩处侵权行为,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总之,只有把握轻重缓急,区分对象,循序渐进,引导鼓励文艺批评工作者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道德目标;在追求正当经济价值的同时,更多考量道德、社会价值,拾级而上,培养和造就一支庞大的德艺双馨的文艺批评家队伍,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