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学术界关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讨论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围绕贸易的环境效应、最优的贸易与环境政策选择等话题展开。由于研究方法以规范研究为主，缺乏实证检验的支持，提出的很多问题都没有找到解决的途径，如鲍莫尔（Baumol, 1971）、沃尔特（Walter,1973）、马库森（Markusen,1975）、佩蒂希（Pethig,1976）以及西伯特（Siebert,1977），大部分学者认为环境政策是外生的，并不随着污染需求与供给的变化而调整。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学术界掀起了关于贸易与环境的第二轮研究高潮。格罗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 & Krueger,1993）在讨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签订的环境影响时，第一次明确地将贸易的环境效应区分为规模效应（Scale Effect）、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及技术效应（Technique Effect），认为贸易壁垒的下降将会通过扩大经济活动的规模、改善经济活动的结构以及改进生产技术影响环境。与前一阶段不同，该时期的研究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作为分析工具，注重对于现实问题的实证检验，认为环境政策是内生于贸易与环境的关系之中的，出口的同时引起一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与污染程度的加重，前者将会提高消费者对于环境质量的需求，从而促使相关部门采取更加严厉的环境管制政策，环境管制力度的加强会对贸易的环境效应产生影响，降低由于贸易规模的扩大引起的污染水平的提高。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一些国家陆续进入工业化时代，全球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逐年增多，并开始对大气环境以及人类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二战以后，随着发达国家的高速发展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逐步崛起，各国在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导致了全球环境污染、气候变暖以及生态失衡现象日益严峻，已经成为制约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全球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注加大，寻求一种既能维持生态平衡又能保证经济效率的可持续性发展模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当务之急。自2003年英国政府首次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以来，许多国家都相继掀起了一场“低碳革命”，尤其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欧盟等发达国家和组织更是将低碳经济视为今后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并加以扶持，以期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抢占有利地位。根据科普兰和泰勒（2004）内生性的环境政策理论，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及经济发展程度决定了该国的环境政策力度，发达国家具有相对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因此将会采取相对严厉的碳排放管制政策，而发展中国家出于经济增长速度与贸易竞争力的考虑，在制定碳排放管制政策时存有顾虑，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碳排放管制力度方面存在差异。目前理论上对于贸易与环境污染问题的探讨大多是以整个环境为分析对象的，没有区分具体的环境污染源。不同的环境污染源具有不同的特征，如固体污染和水污染的地域性特征很强，而二氧化碳污染则具有明显的全球扩散特征，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公共污染品，一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会对其他国家造成负的外部损失，同样，一国治理二氧化碳排放的行为也将会使其他国家受益，在这种情形下，国家间在制定碳排放管制政策方面存在一种利益博弈。一些发达国家认为，由于目前国际上对于碳排放的治理责任划分不明确，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搭便车”行为，不仅不充分履行减排义务，而且还可能会因为发达国家单方面地强化碳排放管制政策扩大碳排放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贸易优势，从而引起碳排放水平的上升，发生“碳泄漏”现象。一些发达国家声称将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搭便车”行为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如征收边境调节碳税，以弥补“碳泄漏”对于发达国家污染治理效应的破坏。但是上述观点只是发达国家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提出的，其中有几个问题需要重新思考：首先，发达国家单方面地强化碳排放管制政策一定会引起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密集型商品出口贸易的扩大吗？即碳排放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是否一定存在？其次，即使碳排放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存在，“碳泄漏”现象一定会发生吗？再次，即使“碳泄漏”发生，边境调节碳税等惩罚性措施一定是有效的吗？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些年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带来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同样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显示，1971年中国（包含香港在内）由于化石燃料的燃烧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8亿吨，到了2011年这一数据增加到80亿吨左右，占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四分之一。一些学者认为对外贸易是导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大幅度攀升的重要原因，如水和哈里斯（Shui & Harriss,2006）通过测算发现1997—2003年间中国有7%—14%的碳排放来源于中国对于美国的产品出口。彼得斯和赫特维希（Peters & Hertwich,2008）也发现中国出口贸易中的碳排放约占国内碳排放总量的24%，而进口贸易中的碳排放所占比例仅为7%。国内一些学者通过计算也认为中国以产品出口的方式为国外转移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如齐晔（2008）、刘强（2008）、孙小羽（2009）、闫云凤（2010）等。以美国、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和组织认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理应承担相应的减排责任，但是由于目前与中国在排放责任方面存有争议，因此将以“碳泄漏”为由拟对来自中国的出口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碳税进行惩罚。对于这一问题仍需从两个方面重新思考：首先，大部分学者只是利用一定的计算工具对出口产品的碳排放进行了大致测算，并根据碳排放逐年增加的趋势判断出口贸易是导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只是看到了贸易对于碳排放的一种规模效应，并未考虑贸易对于碳排放的技术效应，而且关于贸易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的实证检验也显示支持与不支持上述观点的结论均存在（陶长琪，2010；任力，2011；李锴，2011），这说明出口贸易对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正向作用并不十分明确。其次，一国的碳排放水平除了以碳排放总量作为衡量指标外，还体现在碳排放强度上，即单位产值的碳排放量。出口贸易的碳排放量是碳排放强度与出口量的乘积，尽管历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是碳排放强度的逐年下降趋势却相当明显注1：，体现出中国在碳排放管制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中国出口贸易碳排放量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出口数量的上升，而出口数量的上升主要源于国外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发达国家不能将中国出口贸易碳排放水平的上升完全归咎于中国，采取的惩罚措施不能成立。

注1：参考国际能源机构的出版物《燃料燃烧中的二氧化碳排放》（CO2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2012年版。

基于上述问题的思考，本书将建立一个系统的理论及实证分析框架，深入地探讨中国出口贸易的碳排放效应，通过逐步加入中国的碳排放管制政策因素以及发达国家的碳排放管制政策因素，分析管制政策的干预对中国出口贸易碳排放效应的影响。一方面有利于认清出口贸易对于中国碳排放水平的真实影响以及管制政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为制定恰当有效的碳排放管制政策提供参考，在保证经济效率的前提下科学地实现减排目标，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认清一些发达国家推行的以应对碳排放为名的贸易保护措施，这种单方面地以环境政策替代贸易政策的行为是自由贸易的倒退，应该给予反对与制止。同时鉴于碳排放的“公共污染品”特性，应该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地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合理地分担减排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