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当代汉语”

时至今日，“当代汉语”早已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而被人们广泛接受和使用了，但是，人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对它进行过完整、准确的界定和表述，这就造成了许多模糊不清之处。比如，当代汉语的提出依据是什么，它的起始点在哪里，它的内涵和实质是什么，它的提出有无必要，它的提出给我们的汉语研究带来了哪些影响，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以下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在此基础上给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一、当代汉语概念的提出

时下，在汉语研究甚至某些一般使用的场合下，“当代汉语”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常见的指称形式。我们2013年4月19日在谷歌的学术搜索上以此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一共获得约55100条结果，其中除少数属于文学方面的使用（如“当代汉语写作、当代汉语散文”）外，绝大多数都是在语言学范围内使用的，如“当代汉语新词语”“当代汉语流行结构”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形式的使用数字还在增加，我们2015年9月10日在中国知网进行期刊全文检索，共得到138960条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当代汉语”已经成为一个有较高使用频率的常用学术用语了。

在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汉语研究论文中，最早出现“当代汉语”的是刘丹青《当代汉语词典的词与非词问题》一文（《辞书研究》1987年第5期）。除标题中的“当代汉语词典”外，正文中还用到“当代汉语词汇”，原话是：“由于《现代汉语词典》等并未彻底解决当代汉语词汇中词与非词的问题，因此本文想就此作些探讨。”如果孤立地看，这里的“当代汉语词典/词汇”是有歧义的：既可以是“当代—汉语词典/词汇”，也可以是“当代汉语—词典/词汇”，但是就文章内容看，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这种“当代”与“汉语”共现但却没有直接组合关系的用例一直存在，比如周光庆的《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反思》（《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文章摘要的第二句是“当前的汉语词汇研究，最好能突破结构主义框架，走出结构主义走势，回到最为根本之处”；而正文的第一段也说：“在中国，在当代，以汉语词汇研究为事业、为责任的学人，大都不会忘记……”显然，这里的“当代”就是“当前”，“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反思”就是“当代的汉语词汇研究的反思”。

然而，有直接组合关系的“当代汉语”或许正是由最初的歧义而来。实际上，早在上述刘文后不久，就有人开始把“当代汉语”作为直接组合的指称形式使用，比如王希杰（1988）就说道：“在我们的当代汉语中，‘编剧+导演→编导’！‘编导’一词在‘编导演’之前早就产生了。”

至少到这里，一个新的指称形式“当代汉语”就产生了，并且此后这种用法不断有人跟进，用得也越来越多。比如，有些词典就以此为名，如刘继超等编《当代汉语新词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安汝磐编《当代汉语实用词典》（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年版）等。如果说这里的“当代汉语”或许还可能有歧义的话，那么许多论文标题以及正文对它却是作为一个独立语言片断使用的，因而也就只有一个意思。比如高怀志的《当代汉语的发展趋向》（《内蒙古电大学刊》1993年第1期），文章的摘要说：“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汉语的语音、语汇发生的变化，做出例证和理论的说明。”与此同时的另一篇论文，即姚汉铭的《新时期新词语研究述评》（《汉语学习》1993年第4期）也在摘要中说：“新时期的新词语，是当代汉语中一种突出的变异现象，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汉语研究者的注意。”

也就是说，至少在27年前（1988—2015），“当代汉语”就开始在汉语研究中作为一个固定组合形式使用了。

然而，作为固定组合单位的“当代汉语”，在一段时间里却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学术概念，关于这一点，笔者曾经征询过主编《当代汉语词典》的已故著名语言学家金有景先生的看法，他说他用的“当代汉语”这一称名，大致就是指当今的汉语，也就是说，并不是在严格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使用这一名称的。笔者写过较多以当代汉语为题的论文，但是同样的所指也曾经用过“当今汉语”，如《当今汉语中极为活跃的“极端词语”》（《辽东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同样使用“当今汉语”的再如张丽芬《当今汉语修辞现象剖析——以2007年6月7日〈南方周末〉为据》（《现代语文》2008年第2期）、温敏《当今汉语通称与非通称语用研究》（内蒙古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标题之外，在行文中用到“当今汉语”的也时有所见，如“当今汉语中流行的‘酷’，显然用的是cool的引申义”。“当今汉语中使用的‘一 ×通’有两种情况：词组‘一 ×通’和三音词‘一 ×通’。”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人们一定是着眼于发展和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立足于和现代汉语“传统”形式的对比才使用当代汉语这一称名的，如郭伏良《当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原因探析》（《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汤志祥《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90年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汉语词语现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就目前所知，作为学术概念，即指称汉语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的“当代汉语”，是在1994年首次提出的。马孝义说：“本文拟提出‘当代汉语’这一名称，把从‘五四’时期到建国初期的汉语称为现代汉语，把从建国初期到当今的汉语称为当代汉语，这不仅有利于我们研究不同时期的汉语，而且也便于我们称说当今的汉语。”马氏提出当代汉语的缘由，主要是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的现代汉语教材给现代汉语所下的定义和所讲授的内容并不是从“五四”时期到当今所使用的汉语，而只是普通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至于从“五四”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汉语则不再讲授，即实际上讲授的是当代汉语而不是现代汉语。

这多少有些简单和偏执的理由，很快就招致反对，赵永大就此说道，认为当代汉语如果只是简单地从时间上说，指当今汉语的言语活动，祈望引起人们重视对当前话语实践的观察和现代汉语发展变化的研究，那就另当别论，而把当代汉语作为语言的历史分期来使用，那就是站不住脚的。另外，赵文还从广义与狭义的角度对马文在“现代汉语”概念内涵理解上出现的偏差进行了分析与阐述，认为马文提出的“以50年代作为现、当代汉语的分界”理由并不充分，缺乏事实和理论上的依据，也违背汉语历史分期的原则，这样，实际上就否认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当代汉语”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然而，差不多与马文同时，另一位学者也提议建立“当代汉语”这一概念，魏志成先是由中国文学界广泛使用“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来指称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国外语言教学与研究中诸如“最新日语”“当代英语”“当代美语”的概念也很常见，而对人们不怎么使用“中国当代汉语”感到难以理解，进而说道：“是否可以把1949年以后的汉语称之为‘当代汉语’？我们觉得不仅有理由而且完全有必要这样去划分汉语史的断代；如果坚持使用‘当代汉语’这一概念，无疑是大大有利于学术研究与探讨的。”魏文还简单说明了提出当代汉语的缘由和依据，即我国的翻译著作有90%是近十年出版的，“由此我们也可以判断出，在翻译语言异常活跃的近十几年，当代汉语的变化与发展必定十分突出”。下边作为“粗浅的感受”谈到两点：一是新词汇每日都在膨胀，二是现代汉语中的欧化成分不仅日趋稳定，而且愈演愈烈。

尽管最初关于当代汉语的讨论并不充分，其中确实也有很多可议之处，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并使用作为学术概念的“当代汉语”，或者说是接受了当代汉语这一分期。林有苗在接受“当代汉语”作为一个严格意义学术概念的基础上，谈到其与现代汉语的划界问题，文章认为，如果说20世纪后20年为当代汉语形成的萌芽阶段，那么进入21世纪它则已基本初具形态了。

二、当代汉语概念的产生基础

关于当代汉语这一概念的产生基础，我们认为主要有三个着眼点：一是着眼于语言事实；二是着眼于语言研究；三是着眼于语言应用，以下分别讨论。

（一）着眼于语言事实

着眼于语言事实，也就是基于对近百年来汉语发展变化事实的认知和把握。

不同的研究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做出了自己的阶段划分，比如，郭伏良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新词的产生情况对现代汉语史作了以下分期：

第一时期：1949—1965年；

第二时期：1966—1976年；

第三时期：1977年至今。

邵敬敏在为杨海明、周静《汉语语法的动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谈到，现代汉语在近一百年里发生了三次急剧变化：第一次是20世纪初期，即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现代汉语（白话）从口语领域扩大到书面语领域，并且牢牢占领了这一阵地，这可以看作“文学革命”的成果，从而形成“新文化语言”；第二次是1949年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以解放区语言为代表的新词新语新用法迅速替代了旧词旧语旧用法，这体现为“社会革命”的成果，从而形成了“革命式语言”；第三次则是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新国策，无论经济、文化，还是政治都飞速崛起，相应的语言面貌也发生了巨变，这体现为“经济革命”的成果，从而形成“开放式语言”。

以上两位的表述与我们对现代汉语史的分期完全一致：我们把1919年至今的现代汉语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在郭伏良三期的基础上再加上1919年至1949年的第一阶段；另外我们还认为，如果分期不必过于苛细的话，也可以把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两个阶段合而为一，视为同一阶段中的两个下位分期，这样，实际上就与邵先生的划分完全一致了。

《湖北日报》2000年8月5日第2版“特别关注”栏目刊登一篇文章，肩题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解放了汉语。大量的新词诞生、外来语加入，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这是现代汉语发展的第一次高峰。改革开放的中国，现代汉语开始了又一次强烈的碰撞。华中师大语言学家邢福义说，我们面临着——”接下来的正题则为“现代汉语发展的第二次高峰”。文中提到，邢福义教授认为，虽然这次汉语发展的激烈程度远非“五四”时期可比，但期间涌现出来的现象同样令人关注。新的词汇、新的词组、新的行文方式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包括主流媒体都无法避免使用。

何九盈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文转向经历了五个阶段，其中第五阶段始于1979年，本阶段是语文地位提高、语文观念大开放的年代。

上述不同的分期或阶段划分，都基于同样的一个事实以及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受社会发展变化的拉动和牵引，现代汉语在其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们曾经作过以下的表述：

 

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机械的均速运动，而是如同河流一样，时而平缓，时而湍急，时而狭窄曲折，时而急转直下。语言的发展变化同样也是如此：当社会处于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时，语言的发展也比较平稳，变化较小；当社会发生重大的变故时，随之也会拉动语言发生明显的，甚至是重大的变化。

 

上引各家的分期或相关的表述，其实正是着眼于这样一些重大的变化。

那么，究竟是哪些重大变化，使得我们有必要在现代汉语之外，再另立一个当代汉语呢？

马孝义说明了提出当代汉语的三点依据，即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确定与推广、汉语的规范化和汉语本身的发展变化。其实要说汉语本身的发展变化，最为明显和突出的无疑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

新时期以来，汉语的总体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此人们有目共睹，而许多学者也都作过相关的论述，比如有人说：“今天，中国人民的语文生活跟改革开放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其特点是越来越草根化，越来越多样化，呈现出千种姿态，万般风情。人们的语用态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潇洒地张扬个性，语言用户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淋漓尽致地发挥创意。”

文学界也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对此进行过大量表述，比如王一川说：

 

……而今，这种语言完整性和独立性却破裂了。人们难以从多元化语言格局中自主地选择出某种特定语言了，而是不得不面对多种非完整的和非独立的语言碎片，在这些语言碎片中徘徊不定。甚至可以说，从1898年至今百年间出现过的种种语言资源，在这世纪末时刻也都又走马灯似的匆匆闪过，但都耗竭各自的整体创造能量，而裂变或散落为种种语言残片。

 

我们能看到的更多是就一些具体语言现象发展变化的表述，比如关于外来词语，学界普遍认为新时期是有史以来三次引进浪潮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一次，而就具体的引进渠道来说，“现代汉语外来词的引进，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分水岭：20世纪50年代以前，极大部分都是先从上海方言中引进的；而80年代以后，则主要是从粤方言，特别是从香港方言引进的”。

外来词语中异军突起的是字母词语，这也是学界的共识。苏培成就此写道：“文革前，常见的字母词只有‘X光、三K党、AB角、维他命A’等不多的几个，而改革开放以来字母词泉涌般地出现，来势迅猛势不可当，任何一位关心汉语文发展的人都不能视而不见。这是改革开放在汉语文上的反映。”

改革开放以来还是两岸四地民族共同语由差异开始走向融合的时期，初期的融合始于内地大量引进台港澳地区的词语，比如据陈建民估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十余年间，仅内地引进的香港社区词语就达六七百个之多。随着香港与澳门的先后回归，以及海峡两岸经贸及文化交流的日益推进，四地语言交流越来越具有双向互动的色彩和特点，正在不断地由差异走向融合。

此外，新时期以来还是汉语开始批量输出的阶段，有人就此指出：“随着全球汉语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汉语词汇或是表达中国所特有的事物、概念的词汇出现在英语媒体中，如，maotai, taichi, kongfu, Confucius, three represents, one country with two systems, three-good student, long time no see。”

以上所说基本都是词汇方面的表现，而这方面的发展变化无疑是最迅猛、最丰富的，因此有人以“当代汉语词汇大裂变”称之，足见其变化之大、影响之深了，而我们也认为，这样的比喻其实并不过分。

不仅词汇，语法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曾经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指称性词语的陈述化、陈述性词语的指称化、不及物性词语的及物化、动词性词语的性状化、有标记形式的无标记化（详后）。此外，我们也对新时期以来语音以及修辞方面的发展变化进行过一些考察与分析。

其实，由本书开头所说，当代汉语已经成为当今汉语研究中的一个常用词语，这本身也说明了它包含众多的发展变化事项，因而才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并且完成了那么多的相关研究。

就具体语言现象来说，比如，针对“V一把”格式的变化，邵敬敏写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V一把’的用法迅速蔓延，有燎原之势，大量鲜活的语言事实显示，‘V一把’的组合类型已经出现很大的拓展，语法意义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把以上内容简单总结和归纳一下：基于对新时期以来现代汉语众多发展变化事项的了解和认知，人们觉得有必要把当代汉语从现代汉语中独立出来，以便进行更加专门、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即如钱宗武、邢芙蓉所说，“当代汉语研究是语言研究的新领域，学术界正从不同侧面展开对当代汉语的研究”。

（二）着眼于语言研究

关于提出当代汉语的意义，马孝义总结为以下四点：便于研究汉语的发展变化、便于深入地研究现代汉语、便于深入地研究当代汉语、便于称说。虽然马文提出当代汉语的依据明显不足，论述也很不充分，但是这里的表述却大致不错，并且所提到的四点都是与汉语研究直接相关的。

我们认为，人们之所以要提出并经常使用当代汉语这一概念，除了基于对语言发展变化事实的认识外，还出于研究本身的实际需求，具体说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着眼于历时的研究

当今的语言研究中，随着对以往存在问题的某些反思（比如对索绪尔的共时、历时观及其影响的反思），以及一些新理论的引进（如语言发展理论，语法化、词汇化理论），着眼于历时或结合历时的研究已经实现常态化、多样化，而共时与历时相结合也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成为很多研究者的学术旨趣和追求。

着眼于历时的研究，实际上就是一种动态的研究，它的视角必然随着语言现象本身的变化而上下移动，而当人们发现当今的汉语中有更多值得关注的现象，或者是传统的形式和用法在当代产生了那么多新的发展变化，自然就有可能把目光或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这一阶段，并进行相对集中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称说这一新阶段的当代汉语的出现，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着眼于历时的研究，当代汉语中的实时状况既是许多“传统”形式发展变化的末端，同时也是很多新现象的起点和发端，或者是很多新现象本身在这个阶段内就有了一个明显的发生—发展过程，而总体上也正处于如邵敬敏所说“转型”的过程中，或者如于根元所说，正处于“孕育期”和“形成期”（均见下），这些无疑都值得而且应该进行动态的跟踪观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深入、全面、系统的专门研究。

2．着眼于共时的研究

于根元在谈到语言的运动时说：“语言的运动是开放的。从纵的方面说，语言是历时的产物，运动才能形成历时。语言的各个历时都是在一定的共时里的，各个共时又都是在一定的历时里的。语言是一个纵横交错、相邻部分又动态叠加的系统。”

正因如此，对于同一个或同一些语言现象，如果分而言之，既可以而且应该从历时角度去进行研究，同样也可以而且应该从共时角度去进行研究；如果合而言之，那就是进行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研究。

从共时的角度来说，汉语的当今阶段自然就是一个共时平面，因而可以而且应该对它进行更多相对静态的全面、深入剖析，而提出当代汉语这一概念，无疑有助于使这样的研究常态化、固定化，因而可以说既应合了研究的需要，也能够促进研究的发展。

3．着眼于理论的研究

着眼于理论的研究，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把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用于具体语言事实的分析；二是由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抽绎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并上升到理论的层面。

就当前的研究实践来看，主要是第一个方面，即当今汉语丰富多彩的发展变化事项为各种理论和方法（特别是一些新理论、新方法）的使用与验证提供了极大的、多方面的可能，而用新理论、新方法来考察、分析当今诸多语言新现象，又可以得出很多新的认识，并提高整体的研究质量和水平。比如，吉益民分别从认知经济性、隐喻转喻理论、象似性理论、非范畴化理论、认知语用学理论、模因论、后现代主义等方面，探讨了网络语言变异；而在社会语言学界和理论语言学界，不少人则提倡用混沌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语言特别是当今语言的发展变化，而就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该理论和方法对当代汉语的很多现象确实有很强的解释力。

4．着眼于应用的研究

陆俭明、郭锐指出，21世纪汉语语法研究面临着来自应用和理论方面的两大挑战，从应用方面说，挑战来自两方面：一是对外汉语教学；二是中文信息处理。其实，除语法外，语言及其研究的其他方面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而它们很大程度上就是植根和来自当今的语言生活及相关需求的。比如在语言教学（母语教学和第二语言教学）中，大量的新词语、很多陌生化程度极高的组合形式和用法，很多“传统”形式所产生的一系列发展变化，显然都是无法回避的，而这也提示我们，当代的语言教学，自然应该立足于当代，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称之为“当代汉语的教学”。中文信息处理自然也是如此：同样也应立足并着眼于当代汉语，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当代汉语的信息处理”。

总之，着眼于语言应用，提出当代汉语概念并进行相关的深入细致研究，可以更好地应对上述两个方面的挑战。

（三）着眼于语言运用

当代汉语概念的提出，无疑还有着眼于语言运用方面的考量。从语言用户的角度来看，自身的需求和外界的要求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编码者和解码者能够正常地交流与沟通；二是正确、规范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无论着眼于哪一个方面，当代汉语都既有提出的现实依据，也有提出的必要，更有实际的需求，而所有这些因素的叠加，就构成了当代汉语概念坚实的产生基础之一。

比如，人们要正确规范地使用语言进行有效的交流与沟通，就要习得一个正确完整的规则系统，并且还要不断地加以调整完善，而在这方面，当代汉语研究无疑可以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例如，邵敬敏曾就“太”修饰形容词形式的变化说道：“我们忽然发现，一向以为不能说的话语，居然大量存在，一直以为不合乎规范的组合，居然有那么多的实例。”

这里所说的“不能说”和“不合乎规范”，其实是就“传统”而言的，即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或者是从中总结的规范，而如果墨守这样的规范，无疑会造成当代语言用户认识上的片面性，以及语言知识与语言经验和实践之间的脱节，甚至于矛盾和抵触。

着眼于语言运用，就要极力避免这样的脱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借助甚至倚重于当代汉语的“实时”研究及其成果。

此外，当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划分，也可以得到其他相近学科已有阶段划分的支持，比如与汉语言文字学同属于一个一级学科的中国文学，向来有现、当代之分，当代文学作为与现代文学相衔接又相区别的文学分期概念得到普遍的认可；而在史学界，也有人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与当代史的开始。

三、当代汉语的起始时间

作为指称汉语一个独立发展阶段的学术概念，当代汉语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起始时间，也就是起点。然而，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这个问题却并没有一致的意见与看法。本节开头所说在一些问题的认识和表述上均模糊不清，这就是一个方面的重要表现。

1．现有的几种观点

就目前所见，对于当代汉语的起始时间，我们看到的共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

一是认为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前边介绍过的马孝义和魏志成的文章均持这种观点，此外我们未见到相关的具体论述。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虽然不多，但也并非个别，只是他们的意见通常反映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以及相关的表述上。比如，郭伏良的《当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原因探析》（《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说，“本文在借鉴、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从社会、认识、语用心理、语言政策、词汇系统五个方面探讨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词汇发展变化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促成词汇发展变化中所起的作用”。按，文章名为“当代汉语”，而考察范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词汇发展，显然与上述马、魏的观点一致。

再比如吴家珍也从修辞的角度说道：“中国当代汉语修辞学的发展，从1949年起，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了。”

二是认为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于根元在给苏向红《当代汉语词语模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所作的序言中说：“我觉得我们从1978年进入了当代汉语时期。”不过，像这种直截了当的说明极少见到，更多的学者是在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对当代汉语的时间范围做出间接表述的。比如，杨文全、杨绪明说，“新词新语主要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汉语新创的词语”；苏向红也说，“本文所指的新造词语，在时间上，一般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创造的词语”。

三是认为始于21世纪之初。邵敬敏说：“如果我们把20世纪的汉语称之为‘现代汉语’，那么，我们就应该把21世纪的汉语叫做‘当代汉语’。当代汉语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有责任来研究当代汉语的新面貌，包括词语的更新、新的组合搭配以及新的使用规则，等等。”

与邵敬敏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林有苗，他说：“就汉语言来说，如果认为20世纪50年代它还没有经历本质上的变革，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及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中国顺利加入WTO和成功申办北京奥运会，加之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其词汇乃至句法、语义、语用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深刻变化，而将新世纪作为当代汉语之开端的条件是否要成熟些呢？”用的虽然是问句，但表达的却无疑是肯定的意思。

四是比较模糊的表述。前引于根元在给苏向红《当代汉语词语模研究》写的序言中认为从1978年进入了当代汉语时期，但是接下来他又说道：“我粗粗地认为，可以把1978年到2000年划为当代汉语的孕育期，2001年到2020年是形成期，2020年到2050年是发展期。当代汉语这个时期可能比较长。”

邵敬敏大致也是如此，他在说过应该把21世纪的汉语叫作当代汉语后，很快就修正了自己的表述，开始频繁地使用“转型说”，这样也就从前述相对精确的时间表述到比较模糊，比如他说：“中国当代社会的改革开放，尤其是互联网的开通和普及，促使现代汉语发生急剧的变化，开始向当代汉语转型。语言的使用和风格形成新的特色。”“电脑和网络的普及，造成信息传播在空间、时间、参与、运用四个方面的突破。尤其是大批新词新语、新的组合、新的格式的高频使用，促使现代汉语在进入21世纪以后开始向当代汉语转型。”

2．我们的观点

在谈我们的观点之前，首先要明确以下两点：

第一，谈语言的变化及其分期，只有相对而没有绝对，即如杨海明、周静所说：“但是事实上语言的发展不是泾渭分明呈阶梯式的发展，而是像河流那样可以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但具体哪个地方可以定为上游与中游的临界点，中游与下游的临界点，则是不大容易确定的。”

第二，正因如此，再加上现代汉语与当代汉语只是在不到百年之内的阶段划分，而不像古代汉语与近代汉语的划分那样，各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各阶段之间都可以找到旧质日渐减少、新质不断增加的明显过渡时期，只有当旧质消失和新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算进入了下一阶段，因此前后阶段的差异（即阶段性的特点）就比较明显。当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划分跟其他各阶段不同（详后），二者之间基本没有这样的过渡阶段，区分二者的标志大致只有一个“拐点”。因此，正确的认识和表述，或许是应该把当代汉语的起始看成由现代汉语向当代汉语“转型”的开始。

我们持以上四种观点的第二种，即认为当代汉语的起点基本可以确定为改革开放之初，即与一般所说的“新时期”重合。

在正面阐述我们的理由之前，先从反面简单地排除一下另外几种观点。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不多，并且有的还有变化，比如郭伏良到了2002年发表的《从人民网日本版看当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汉语学习》2002年第5期）实际上就把当代汉语的时间范围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应起来了。在多数人的眼中，语言发展变化的事实并不支持第一种观点，关于这一点，上文已经说了不少，下边我们还要讨论。

从语言事实来看，按第三种观点，把当代汉语的起点定在21世纪之初，显然是延后了，比如作为邵敬敏提出“新世纪说”或“转型说”依据的一些语言事实（如“V一把”中V的泛化与“一把”的词汇化，以及“大批新词新语、新的组合、新的格式的高频使用”），都并非始于21世纪，而是在此之前就有相当明显的表现。其他前边以及下文提到的一些语言事实，基本也都是如此。

至于第四种观点即“模糊说”，无论是于根元还是邵敬敏，说法的前后变化，甚至是同一篇文章中的上下不一，这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并且直接影响了此说的可信度与可接受度。比如按一般的理解，“孕育期”应属于某一事物的前发展阶段，因而显然与前述的“进入了”有一定程度的矛盾或抵触；而“正在转型”与“可以叫作”，二者之间显然也没有多大的一致性。

下面从正面说明我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两个：

第一，基于多数人的观点。

前边已经举例性地由两位学者论文中对所用材料的界定来反观他们对当代汉语起点的认定，而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无疑是最多的（据我们初步估算，在所有人当中大概可以占到80%），以下再进一步就此举例说明。

龚学胜《当代汉语词典》（中华书局2009年版）的介绍中说：“本词典所使用的语料主要来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的正式出版物，其中包括中小学语文教材、《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数据库以及一些地方性的语词资料。收纳近三四十年来使用频率较高的由现代进入当代的词汇以及当代新创制并已经广泛运用的词语。”按，20世纪70年代末的1978年，正是一般所说新时期的起点。

有一些硕士、博士论文以“当代汉语”为题，因为学位论文的特殊性（比如通常要求对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等做出准确的表述），所以往往会给出一个时间界定，而这往往又能反映学术界主要或重要的观点。比如，刘晓梅在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部分明确指出：“本文以当代（1978年以来）产生的新词语为主体的研究对象。”下文更是明确指出：“对于‘当代汉语新词语’，我们认定的‘当代’指的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这20多年。”

第二，基于我们对语言发展变化事实的了解和认知。

近些年来，笔者主要的精力用于现代汉语史研究，如前所述，当代汉语与我们现代汉语史四阶段划分的第四个阶段重合，而我们对一些语言项目在整个现代汉语阶段及其在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都作过一定程度的考察，汇集这一研究内容的就是2006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史》。我们总体的认识和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汉语与此前相比，有非常明显的变化，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系列阶段性的特点，可以说，新时期是现代汉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拐点，而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它理应成为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即当代汉语的起点。

关于新时期的语言状况，我们有三部专著，第一部是《新时期大陆汉语的发展与变革》（台湾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联合出版），本书词汇、语法兼收；第二部是专门以语法为考察对象的《新时期新语法现象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部则是专门考察词汇的《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这方面的考察和研究工作我们一直还在做，而本书将是这一研究系列的第四本专著。

正是基于在以上研究工作中对当代汉语的了解，以及与此前阶段的对比，我们才认为当代汉语起于改革开放之初，并且坚信这一观点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现实基础。

上一节中，我们已经引用了不少研究者的阶段划分以及对相关事实的表述，而我们自己自然也能举出更多的事例。比如，近60年来，词义的感情色彩曾经有过两次十分明显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大规模的变迁：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文革”时期，可以概括为“贬义化”，而另一次则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称之为“去贬义化”以及“褒义化”。关于第二次变迁进一步的具体表现，我们也曾进行过较为全面细致的讨论。

四、当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关系

如前所述，人们在使用当代汉语这一指称形式的时候，经常是着眼于其与现代汉语的对比，而如下所说，有一些学者更是在自己的研究中两个术语并用，那么，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不能不成为我们思考并试图回答的一个问题。

（一）已有的观点和认识

就我们所见，对于当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认识及表现。

1．并列关系

所谓“并列”，即认为现代汉语与当代汉语是前后相接的两个并列发展阶段。

前引马孝义的文章主张把从“五四”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汉语称为现代汉语，把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当今的汉语称为当代汉语，这一观点就说得非常清楚了。此外，马文还特别强调了以下三点：

第一，当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时期的语言；

第二，当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当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规范化语言。

以上三点中的第一点进一步明确了上述观点。

马文还说，把现代汉语与当代汉语合在一起，就很难看出汉语的发展变化，如果把它们区分开来，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汉语的发展变化，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刘晓梅的博士论文第一章“绪论”部分的第一句话是“新时期的新词语思路与模式与现代汉语时期的新词语研究，有一定的联系”，这里把新时期与现代汉语时期相提并论，显然认为二者是并列关系。另外，第一章里几节的标题均以“现当代汉语”为名，如“现当代汉语新词语整理与研究的历史”等，显然都是把二者并列的。

其他学者也有并列使用“现当代”的，大致反映了同样的观念和认识。比如，车安宁的论文中就有“把我国现当代汉语的研究引向深入”的句子；黄大方的研究不仅以“现当代”为题，而且正文中也说“在现当代汉语中，他动词用法有日益增加的趋势，例子俯拾皆是”。

2．包含关系

所谓“包含”，就是认为当代汉语作为现代汉语的一个发展阶段，包含在现代汉语之中。范晓在给汤志祥《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90年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汉语词语现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所作的序言中说：“特别是刚过去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二十年，可以说是现代汉语词汇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汉语词汇变化有三大特点：一是当代性，这是作为断代的现代汉语在当代的最新发展……由此可见，当前正是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不可多得的黄金时期。”按，把汤氏书名及其讨论内容与范先生这段话结合起来看，以下两点就非常清楚了：

第一，当代汉语的词汇现象是现代汉语词汇在当代的最新发展；

第二，研究当代汉语词汇就是研究现代汉语词汇。

这就明确说明，现代汉语与当代汉语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林有苗部分地持有这种观点，文章说：“我们也不否认现代汉语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20世纪末的汉语，广义则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而且我们承认，即便作了当代汉语之分，一段时期里它还应包括在广义的现代汉语之内。”

按，林文的划分、表述，以及对现代汉语与当代汉语关系的认定，显然比他人更细致一些，即认为如果按狭义，则同于上一种观点，即现代汉语独立于当代汉语之外，两者是并列关系（因为如前所述，林文把21世纪作为当代汉语之始）；如果按广义，则同于第二种观点，即引文中明确所说的当代汉语“还应包括在广义的现代汉语之内”。

3．并存关系

与前两种观点不同，我们没有见到有人直接做出这样的表述或论断，但是可以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来证明这种观点的存在。

我们曾经对著名语言学家张谊生先生近些年来的论文进行过考察分析，他在研究对象的前边多冠有以下四种形式之一：近代汉语、汉语、现代汉语、当代汉语，如《近代汉语“把个”句研究》（《语言研究》2005年第3期）、《说“×式”——兼论汉语词汇的语法化过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现代汉语副词状语的标记选择》（《汉语学报》2012年第4期）、《当代汉语摹状格式探微》（《语言科学》2008年第2期）。另外，还有一些“无标记”形式，大致同于“汉语”，如《“更”字比较句中多项比较的程度与格式》（《世界汉语教学》2009年第4期）。

其中以近代汉语为名的最少，也最为简单，就是单纯以近代汉语的某一现象为考察对象，而另外三种冠名，则有比较明确的界限划定。

关于这一点，笔者曾经发邮件向张先生求证，邮件中说：

 

我注意到，在您近年发表的论文中，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内容，有时用“现代汉语”作为修饰限定语，而有时则用“当代汉语”，还有的时候直接用“汉语”，我的理解是，对“传统”形式和用法的考察用“现代汉语”，而对“当今”的一些新形式或用法则用“当代汉语”，不刻意区分或无法区分，或古今都有的，则用“汉语”。

 

当天张先生就回复了邮件，在征得张先生的同意后，我们把邮件中相关部分的内容转录于此：

 

你的观察非常仔细，我在写文章时确实是按照你这样的思考来对现代汉语和当代汉语归类的。我在想，某个语言现象，如果五四运动以来就有，或者解放初期就有的，甚至“文革”期间形成的，尽管现在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也仍然称之为现代汉语的语法现象。如果我发现，有些语法现象只是在1978年以后，甚至21世纪初才形成、发展出来的，我一般就称之为当代汉语。

 

由此自然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现代汉语与当代汉语之间的关系，就此，笔者再一次向张先生发邮件求证：

 

当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关系也是我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原来只看到和想到两种观点：一种是“包含”，即当代汉语包括在现代汉语之中，即是整个现代汉语阶段的一部分；另一种是“并列”，即当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是并列的、前后相接的两个阶段，即是当今已经由现代汉语阶段进入当代汉语阶段。由您的想法和做法，是不是可以引出第三种观点：“并存”，即当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并存于一个时期之内，二者只是各有所指范围和对象，或者只是适应不同研究需要而做出的划分？

 

张先生又一次很快就作了回复：

“你对‘并存’说的概括很有道理，我非常赞同。”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张先生上述划分的出发点和归宿，与前两种观点并不相同，所以这种并存的关系也与前两种关系有不同的性质，关于这一点，我们后边再讨论。

（二）我们的观点和意见

在谈我们的观点之前，先要明确以下三个前提：

第一，当代汉语已经是一个有比较明确内涵与外延的学术概念；

第二，当代汉语是当今语言研究中已经普遍使用的一个学术概念；

第三，当代汉语代表了汉语的一个发展阶段，或者说是指称汉语的一个分期。

建立这样的前提，主要意在说明，如果只是如前引赵永大的文章所说，当代汉语只是简单地从时间上说，指当今汉语的言语活动，祈望引起人们重视对当前话语实践的观察和现代汉语发展变化的研究，那我们也就没有必要讨论当代汉语的分期，进而讨论它与现代汉语的关系了。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即认为当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是包含关系，前者包含在后者之内。

提到“包含说”，我们想起多年以前吕叔湘先生对汉语史分期的一个表述，在为刘坚编著《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所作的序言中，他说：“尽管我们说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我们却不认为把汉语史这样平分为三段是适当的。我们的看法是，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我们认为，在各种汉语史的分期中，吕先生的观点大有深意，只可惜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

我们正可以比照吕先生对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关系的认识来认识现代汉语与当代汉语的关系。

第一，就现代汉语与当代汉语的关系而言，比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关系要近得多，所以我们更有理由这样说：当代汉语只是现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法是现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现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因此，我们同样也就更有理由把当代汉语看作现代汉语的一个发展阶段，而不是当作并列的两个阶段，因为后者显然不能充分反映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甚至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割裂这种联系。

第二，古代汉语与近代汉语的区分，或者是阶段划分，主要着眼于语体的不同，二者差异巨大，并且中间有长达几个世纪的过渡阶段；而这些既不存在于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同样也不存在于现代汉语与当代汉语之间，所以，它们有更多的理由“合”而不是“分”（准确地说，应该是先合后分）。

第三，因为包含，所以在一些研究中常把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并举。这样的标题如陶红印、张伯江的《无定式把字句在近、现代汉语中的地位问题及其理论意义》（《中国语文》2000年第5期）；行文中的表述如“其中大多数句式为近代、现代汉语所继承（换言之：近、现代汉语中大多数‘被’字句式，在中世纪已见萌芽，有些已经趋于成熟）”。

与此相同的现当代并举的表述形式也比较常见，前已举例，二者正反映了同样的内在联系；而我们由张谊生的研究中归纳出来的事实和认识，同样也能反映这一点。也就是说，张先生是在现代汉语这一大背景下，来区分现代汉语与当代汉语的。当然，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进行史的划界或进行相关的表述，而只是为了更好地区分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给它们归类，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用于标记某些语言现象的产生时间（1978年以后即为当代）；

二是用于表明某些语言现象的使用范围（当代汉语语法现象主要用于网络媒体以及口语，但也有一些正在或已经扩展到更大的范围）；

三是用于显示某些语言现象的“性质”和“功用”（前者比如是新生的而不是旧有的，某种程度上偏离传统的规范；后者比如往往能够反映某些新的特点，可以总结出一些新的规律，或者是产生一些新的认识等）。

张先生的选择可以理解，他实际上是从历时的角度作了共时的划分，而我们要做的，则是共时平面的历时划分，二者的出发点与角度都不相同，所以不好进行类比。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着眼于现代汉语与当代汉语之间的密切联系，甚至于某种程度上的“一体性”。

把我们的观点简单总结一下：现代汉语与当代汉语关系密切，它们的一致性远大于差异性。由这种业已存在且一直保有的一致性，我们认为二者应属于同一个共时平面，其间由现代汉语到当代汉语的发展变化属于“共时中的历时”；由业已产生并且日益明显的差异性，我们则趋向于认为二者属于同一个大的历时平面下的两个小的共时平面，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表述为“历时中的共时”。因此，当代汉语是一个下位划分，它的上位概念是现代汉语，二者是既合又分的关系：合则为完整的现代汉语，分则为各有独立内涵、前后相接的两个发展阶段。

我们对现代汉语史的阶段划分以及相关研究，也反映了这样的认识：当着眼于整个现代汉语完整发展过程的考察和不同时期之间的前后对比时，我们把新时期作为现代汉语的第四个发展阶段，此时我们主要立足于历时；如果着眼于第四个阶段的独立或专门研究，我们就经常称之为当代汉语，此时我们主要立足于共时。

五、当代汉语的语言观及其实现

要对当代汉语进行深入、细致、全面和更富有学术内涵的研究，首先要树立和明确与以往有所不同的语言观。于根元在上述给苏向红《当代汉语词语模研究》所作的序言中说：“分期的标准里应该有一个语言观的标准，这个标准也是跟语言事实相结合的。语言观不同，对语言事实的认可与认识不同。分期也不是这个新时期出现了许多上个时期或者以前的时期完全没有的语言事实，可能以前也有，不过这个时期类型和程度不同。”

于先生在这里把当代汉语的阶段划分标准、当今的语言事实与语言观联系在一起，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而在我们看来，无论对当代汉语是否认同，或者是持什么样的划分标准，以及对具体研究对象如何取舍和评价，总之相关研究的几乎所有方面，首先都有一个语言观的问题，或者说都受语言观的制约甚至于决定。所以，对于当代汉语的研究来说，确立和贯彻什么样的语言观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人们基于对当代汉语各种事实的归纳，通过当代汉语诸多事项的研究，在已有语言观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思考、归纳和总结，以及调整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语言观，这些主要基于当代汉语及其研究、并且能够更好地为当代汉语研究服务的观念，我们称之为当代汉语的语言观，它既是对传统语言观的有益补充，又体现了后者在当代环境和条件下的新发展，因此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产物。

我们认为，与当代汉语及其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语言观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即系统观、发展观和规范观。

我们曾经以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为视点，提出了观念的调整和更新问题，并结合相关研究对以上三个方面进行了一些讨论。我们认为，要进行当代汉语词汇状况的研究，应该与过去的词汇研究有所不同，不能完全囿于传统，而首要的一点就是观念应当有所转变，由此才能更好地适应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以及研究的实际需求。以下，就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说明。

1．语言系统观

以前人们多从语言结构本身来讨论它的系统性，其实语言的系统性不仅表现在它的结构、构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上，也体现在它发展变化的方方面面，以及由失衡到平衡这样的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制约上。另外，整个人类语言及其发展变化也可以从共性或普遍性角度进行系统的观察、分析和把握。这种当代汉语的系统观应该而且能够在研究内容确定上得以实现，并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立宏观的、着眼于人类语言共性的类型学视野，既进行共时层面的比较，又进行历时层面的比较。

其次，对当代汉语的面貌及其发展变化事项以及与现代汉语的同与不同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细致考察与分析。

最后，在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也体现系统的观念，比如就语言内部而言，词汇问题与语法、语音、文字以及修辞语用等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它们构成了一个大的系统；就语言外部而言，则与社会生活以及历史、文化等关系密切，互动频繁，也构成了一个大的系统。所以，在具体的研究中，就必须考虑更多的因素。

新的系统观直接影响到当代汉语研究内容的确定。从系统的角度说，当代汉语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旧”的形式和用法，即那些在现代汉语阶段形成并且作为其基本内容而沿用至今的各种语音、词汇、语法等现象；二是“新”的形式和用法，即或者是新产生的，或者是在前者基础上有所发展与变化，因而与前者有别并表现为不同程度偏离、更能反映当代汉语特点的各种现象。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新”与“旧”之间，永远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因为在它们之间往往有一种双向的联系：就新现象一方来说，它往往不是凭空而来的，因而与旧有现象往往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就旧有现象来说，它们往往也有发展变化。

正因如此，所以当代汉语的研究内容大致有以下两种选择策略：

一是侧重于“新”的研究，很多以当代汉语为名的论著大致都是做这方面工作的。在这样的研究中，以下几个方面是努力的方向：其一，不能孤立、割裂地看待某一新的语言发展变化现象，而应进行系统联系、宏观定位下的微观研究；其二，不能浅尝辄止，而应力图做到三个“充分”，即充分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其三，不能就事论事，而应更多地上升到理论高度。

二是“旧”“新”结合的研究，这方面今后似乎应该加强。当今的语言研究中，对旧有现象（现代汉语）与新的现象（当代汉语）似乎有比较明显的分而治之倾向，特别是一些以“当代”为名的研究。我们认为，只分不合，不利于对某一或某些现象在当今的实时状况以及当代汉语的总体面貌形成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这里要明确和强调以下公式：

 

现代汉语已有基本形式和用法+新时期以来的发展变化=当代汉语的总体面貌

 

很显然，只研究“新”的部分，远不足以了解当代汉语的全貌，因此当代汉语的研究应该是一种系统、综合的研究。

2．语言发展观

语言和其他万事万物一样，总要有发展变化，这就是语言的发展观。当代汉语的发展观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一是产生了一些对语言发展原因、模式和过程、特点等的新认识，以及由此而提炼出的新理论，比如“潜、显”理论以及“零度、偏离”理论。前者认为潜语言现象的大量存在是语言得以发展的不竭源泉，而潜语言现象的显化与显语言现象的潜化构成了语言发展的基本事实和过程；后者则用“零度偏离化”与“偏离零度化”来概括和解释语言发展的基本性质与过程。它们都对语言发展以及当代汉语诸多发展变化事项有很强的解释力，另外，由潜显理论还引发了语言的预测观。

二是新的共时历时观。张普在进行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研究的过程中，曾经面对这样一个“不能回避的理论问题”：

 

什么叫历时语言学？什么叫共时语言学？索绪尔的历时语言学中的“历时”怎么定义？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观察语言近期之内的变化，是不是对语言进行的“历时”的研究？如果是历时，怎样解释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动辄几百年或跨越数世纪的历时变化例子？怎样解释自五四运动或白话文运动以来都属于一个共时平面的现代汉语？如果不是历时，又怎样看待今天语言与时俱进产生的一系列变化？……索绪尔的学说或者理论能不能突破？

 

作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结果，张普正式提出以下的观点：“就语言的发展而言，历时中包含有共时，共时中包含有历时。”

而在此前和差不多同时，也有其他学者基于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比如于根元说：“语言的各个历时都是在一定的共时里的，各个共时又都是在一定的历时里的。”萧国政也说：“不仅共时的时间连续构成了历时，而且共时内部的差异，也包含和沉淀着历时。”

在新的语言发展观下，人们的历时观念（或者说“史”的观念）空前加强，由此也使当代的语言研究表现出两点可喜的变化：一是在注重共时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语言的动态发展以及进行有针对性的历时研究，从而真正做到共时与历时的结合；二是对各种新语言现象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宽容，不仅不排斥把它们作为研究对象，而且还试图在全面描写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解释。

3．语言规范观

与以往的语言规范观相比，当代汉语规范观有了巨大的进步，这一进步很大程度建立在对以往规范观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之上。对此，我们曾经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由刚性观到柔性观，由静态观到动态观，由一元规范（语言规范）到二元规范（语言规范与言语规范），建立了语言规范的层次观和服务观。上述语言规范观进步的一个直接表现，就是带来了对某些语言现象，特别是新语言现象（比如网络语言）认识的改变，以及由此而来的在具体研究中内容取舍以及研究立场、方向、角度等的改变。

比如，在柔性观下，人们更强调中间/介状态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对语言发展的价值，而很多当代汉语现象实际上都处于这一状态。葛本仪说：“中介状态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语言成分的形成，必然要经历产生、试用、约定和推广以及最后固定等几个不同的阶段，有的甚至还有反复，虽然每个成分在各阶段上的表现有长有短，不尽一致，但是对每个新成分来说，这几个阶段却是不会少的。”

在柔性规范观的指导下，人们还产生了很多新的认识，比如认为语言由稳定的内层和活跃的外层组成，内层更多地体现了规范，而外层则主要是变异，外层源源不断地对内层进行补充。另外，“规范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可接受度”等也都成为人们经常提及和使用的概念，反映了人们在试图寻找可以量化的指标，来对新生语言现象及其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和定位，而这无疑会使相关的研究和评价更趋客观和理性。

除了中间/介状态外，就是对处于语言规范三极（即规范现象—中间状态—不规范现象）另一端的不规范现象，人们也不再一概排斥，而是试图进行一些理性、客观的研究。比如，对于所谓的“生造词语”，以前的态度是一面倒地反对，而现在也有人从语言规范和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看法和认识，如动态判定的标准，生造词语向规范词语的转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