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20世纪70—80年代苏共主导的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可谓苏联解体前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先后经历了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位苏共总书记执政。如果把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短暂执政看作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前的过渡期，那么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勃列日涅夫时期和安—契时期。

一 勃列日涅夫主导的改革（1964—1982年）

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改革主要是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推行的，也有人把这一时期的改革称为柯氏改革。由于这个时期勃列日涅夫是苏联的头号领导人，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勃列日涅夫对苏联重大的决策发挥着主导作用，勃氏本人曾一度积极支持改革，但改革的中止也与其密切相关，因此笔者仍然称之为勃列日涅夫改革。

勃列日涅夫上任后，对苏联的经济体制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改革。1965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讨论了现行经济体制，并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10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和《国营生产企业条例》，决定从1966年开始推行新经济体制。

新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是：改进计划工作，扩大企业权力，加强经济核算，加强经济刺激，改变物资供应方法。调整工业品的批发价格，保证正常工作的企业都有必要的利润和大体相当的盈利率。“新体制”是在经过广泛讨论和试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实质是用经济方法代替行政方式管理经济，目的在于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从1966年起，苏联开始试验推广“新体制”。1968年5月，苏联召开全苏经济会议，对“新体制”进行全面推介，要求1969年把“新体制”推广到整个国民经济领域。

1969年，实行“新体制”的企业有36000多家，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83.6%。到1970年，实行“新体制”的企业突破42000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93%。“新体制”的改革已全面实行。

新经济体制实行的最初几年，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1965—1970年，苏联国民经济收入每年递增7.7%，工业劳动生产率每年递增5.7%，两者都超过了改革前的“七五”计划期间的增长率，整个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也从1965年的13%提高到了1970年的21.5%。

为了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1973年3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管理的若干措施》的决议。试图通过合并企业，建立生产联合公司和工业联合体等形式，减少管理层次，改进管理体制，或“部—工业联合体—生产联合公司”三级体制。但由于改革损害了某些领导干部的既得利益，阻力很大，合并企业并建立联合公司的工作进展缓慢。

面对改革取得的成绩，勃列日涅夫误认为是计划工作的功劳，而非“新体制”的成效。他对柯西金向企业放权的做法十分不满，对“新体制”的进一步实施不以为然，对改革妄加评价，并指责柯西金“要好好工作，而非改革”。

1973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避而不谈改革，而是突出计划工作。他在会上强调，“计划工作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领导的中心环节和核心”。“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成就都是同经济的计划经营紧密联系的。未来的经济成就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计划工作的质量。”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偃旗息鼓。

1979年7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又通过几项决议，极力主张通过建立长期计划、中期计划和短期计划来改进计划工作，并把评价企业的重要指标由销售额改为定额净产值。但是，受勃列日涅夫的影响，这些措施均未涉及基本的体制改革，只不过在技术、主张上作一些变动而已，因而旧体制对生产的阻碍越来越大，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工业总产值的年增长速度由1966—1970年的8.4%下降到1982年的2.8%。

在农业方面，苏联为改变赫鲁晓夫后期农业的困难局面，制定并加强了一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其主要措施如下：

大量增加农业投资，增加农业物质技术基础，注意用经济方法管理农业，改革农产品的计划采购制度，对个人副业生产采取稳定的鼓励政策，取消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对个人副业的各种限制，把国家和集体协助个人经营副业的内容写进新宪法，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和福利水平。

这些措施对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起到了良好作用。但是，由于苏联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抗灾能力差，加上农业管理体制上的弊端，产量极不稳定，20世纪70年代后期连续四年歉收。苏联农业问题仍未根本解决。

总结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苏联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变化，只是在下列方面作出一些恢复与调整。

（一）苏共集权体制的恢复

赫鲁晓夫把苏共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的做法不但没有使党更好地领导经济，反而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根据1964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勃列日涅夫把1962年11月改组的州、边疆区的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合并，恢复统一党组织，设立统一的州、边疆区党委会。这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变动。

（二）部门管理体制的恢复

从1965年起，苏联撤销了苏联部长会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苏联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和各经济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把国家生产委员会和国家委员会改组为部，并增加了一些新部。到1967年，苏联共有25个全联盟部，30个联盟兼共和国部，7个部长会议国家委员会和9个部长会议所属的其他机构。到1978年7月苏联部长会议颁布时，苏联已有32个全联盟部，30个联盟兼共和国部，6个全联盟国家委员会，12个联盟兼共和国国家委员会，20余个部长会议所属的其他机构。

（三）实行个人集权，废除干部更新制度

赫鲁晓夫下台后，取而代之的苏共高层是一个“三驾马车”式的班子，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米高扬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柯西金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5年12月，波德戈尔内代替米高扬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此后，这一“三驾马车”式班子维持了很长时间。直到1977年和1980年，勃列日涅夫先后免除了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的职务，“三驾马车”式班子解体。勃列日涅夫揽党、政、军三权于一身，搞起新的个人崇拜。

（四）继续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制定新宪法是这一时期苏联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最大成果。1936年苏联《宪法》颁布之后的几十年，国内外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宪法却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任何改变。勃列日涅夫上任后把制定新宪法作为完善和发展苏联政治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经过反复讨论与修改，1977年10月7日，苏联第九届最高苏维埃第七次非常会议审议通过了《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使苏联政治体制基本定型化。有苏联学者认为，1977年宪法的主要特点之一，在于它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大和深化，但实际上新宪法的民主法制原则大多停留于一纸规定。与经济方面相比较，勃列日涅夫在政治方面尤其是在后期趋于保守、僵化，传统政治体制变得更加完善，其弊病也更加严重。

分析发现，虽然经济体制改革半途而废，但是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保持了长时期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前十年苏联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就，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不小的提高，在军事上取得了对美国的战略优势，在对外政策上也取得不少收获，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的收获较多。

但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苏共党内思想保守僵化，不思进取，政治体制由稳定走向僵化，党政不分，权力日益集中，干部老化，产业结构畸形发展，军备竞赛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压力，苏联国力由盛而衰。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孕育全面危机时期，也是苏联由强而衰的关键转折时期，为后来的苏联剧变埋下了伏笔。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苏联广大党员和群众殷切期待新一任领导人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更盼望着苏联历史能够翻开新的一页。

二 安—契主导的改革（1982—1984年）

安德罗波夫主政后，开始着手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这与他的经历和思想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安德罗波夫学识渊博，颇有才气，具有知识分子的气质，为官清廉。特别是他长期主持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对苏联国内政治社会状况有十分清晰的认识和了解，内心有独立的见解和看法。因此，他上任伊始，便采取了与前任不同的一系列新的比较务实的举措。

（一）提出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问题，存在“超阶段论”的认识错误。早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他就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的“超阶段论”，违反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基本原理。

安德罗波夫对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重大修正。1982年4月23日，安德罗波夫在纪念列宁诞辰112周年大会的报告中提出，20世纪后几十年苏联面临的任务是完善发达社会主义，而且目前苏联正处在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开端。由于当时他尚未担任总书记，他个人的认识未能影响到党中央的认识，因此无法成为全党的共识。

1983年3月，安德罗波夫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而写的文章《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问题》中，重新强调了苏联处于完善发达社会主义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指出发达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而且它本身又划分为若干阶段。“起点论”是对“超阶段论”的有力修正，使苏共对苏联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认识更加符合实际，它一经提出，立刻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二）整顿纪律与反腐

安德罗波夫的改革首先从整顿纪律、整治腐败入手。他认为，整顿秩序不需要任何投资，而效果会很好。因此，苏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加强劳动纪律和生产纪律的问题。针对干部老龄化、腐败严重、劳动纪律松弛、浪费和盗窃现象严重等问题，安德罗波夫都采取了有力措施。

他安排苏共中央政治局和部长会议专门开会作出决定，批评某些高级部门的领导，责成他们改变作风，提高效率。对拒不改正、违法乱纪的干部，坚决予以撤职、惩处。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加重了对违法乱纪者的惩罚，一些违法者甚至被解除劳动合同。鉴于相当普遍的酗酒现象已经严重妨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破坏了劳动纪律，他开展了大规模的反酗酒运动，甚至动用克格勃捉拿、惩处酗酒者。针对旷工、怠工现象，安德罗波夫专门组织党的干部在白天突袭检查电影院、体育场、浴池等公共场合，对那些在上班时间脱离工作岗位的人严加惩处。勃列日涅夫生前好友、内务部长谢洛科夫成为因腐败落马的第一人，此后安德罗波夫进行了一连串的人事变动。在他执政的13个月中，撤换了近20%的州委第一书记，22%的部长会议成员，以及中央机关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

（三）改革经济体制

在1982年11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安德罗波夫提出要加速经济体制改革。他认为，当前阻碍苏联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体制问题，必须通过改革完善生产关系，以适应已经发生质变的生产力。他强调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在1983年苏联党中央六月全会上，他指出，“我们在社会发展上现在已经接近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生产力的深刻质变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完善不仅已经迫在眉睫，而且已经势在必行。这不仅是我们的愿望，也是客观的需要，这种必要性我们既无法绕过，也无法回避”。

1983年7月，苏联颁布了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协议，1984年1月在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进行试点。在农业领域，大力推广集体承包制。到1983年10月，苏联作业队和小组承包数达到153万个，承包土地4000万顷，占全国耕地的18%。除此之外，在工业和建筑业中也进一步推广和完善了作业队组织形式，有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由于安德罗波夫本人是在斯大林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左”的理论束缚，致使改革成效有限。安德罗波夫逝世后，保守势力把契尔年科推上了总书记宝座，年老多病的契尔年科不但不能推进改革，也没能处理日常事务，致使苏联白白浪费了13个月，再度错失改革的机遇。

三 党内外出现深度改革的呼声

事实上，上述两次半途而废的改革，并没有对苏联政治和经济体制产生根本影响。反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弊病不断显露，政治僵化、贪腐盛行，人民生活日益艰难，社会出现深度改革的呼声。在这种改革的呼声中，以精英阶层为主的持不同政见者成为代表。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政府一度采取措施，大力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社会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关于改革的呼声从未停止。持不同政见者呼吁改革弊病的声音，是苏联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表面下的一股暗流。

事实上，持不同政见者在斯大林时期就已存在，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号召批判斯大林，使这支队伍日益壮大。他们逐渐从初期单纯批判斯大林的专制统治，发展到对苏联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反思，呼吁人权和民主。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因“健康问题”被迫下台后，继任的勃列日涅夫开始收紧社会思潮，强化对意识形态的控制。20世纪70年代，苏联当局加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力度，逮捕大批持不同政见者，查抄“私下出版物”，致使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明显减少，不过一些坚定的改革派代表依旧活跃着，萨哈罗夫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萨哈罗夫在苏联研制氢弹事业中做出过卓越贡献，曾三次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57年，他开始关心政治问题，并认识到核试验的毁灭性后果。1968年，萨哈罗夫发表《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呼吁苏美和平共处，停止军备竞赛，他因此遭到当局压制。他还多次上书勃列日涅夫，要求民主。1973年，苏联当局取消萨哈罗夫的英雄称号和其他嘉奖，并在报刊上对他进行公开批判。1975年，萨哈罗夫获诺贝尔和平奖，苏联政府拒绝他出境领奖。1980年，由于强烈抗议苏联出兵阿富汗，萨哈罗夫被放逐到小城高尔基。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现状的不满和希望改革的意愿。但勃列日涅夫视这些呼声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声，采取清一色的镇压手段，这给苏联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苏联农业极度滞后，消费品严重短缺，苏共腐败严重，越来越脱离群众。安德罗波夫继任后，采取了多种措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展开整改。他对勃列日涅夫提出的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说法进行纠正，认为“苏联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这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苏联所处的发展阶段，并为苏联政治、经济改革奠定理论基础。安德罗波夫的改革措施使苏联出现好转趋势，但是其很多抱负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就因病去世。此后继任的契尔年科成为一个过渡性领导，他甚至发表了比安德罗波夫更加激进的改革言论，鼓励干部“进行合理的冒险”。可惜他执政刚刚13个月，就抱病去世。苏联政权过渡到戈尔巴乔夫手里，苏联由此步入全面改革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