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毕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典范
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的结合，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两个紧密联系着的思想实践运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立足本国国情，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紧密围绕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问题，在中国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在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中间深入持久地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普及宣传、普及教育，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把由此焕发出来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主体，是主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可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传播得更快、更远，实现理论掌握群众、指导实践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艾思奇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先说艾思奇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毛泽东成功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并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对艾思奇的著作十分重视，并从中受到一些理论创作的重要启发。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毛泽东多次到红军抗日军政大学讲课，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创作。1936年10月，毛泽东在写给正在西安同张学良谈判的叶剑英、刘鼎的信中，提出：“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他特别要求，“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举的例子中便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从中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对理论书籍的强烈渴求。
实际上，每当中国社会处于大变动时期，都会产生对科学理论的强烈渴求。大革命的兴起时期是如此，大革命失败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也是如此，长征胜利后中国社会处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替转换的时期更是如此。在这种对理论著作的强烈渴求的背后，反映了对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并运用它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急切感、紧迫感。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形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名篇，为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化打下了坚实墓础。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哲学生活》是艾思奇同志的哲学论文集，1937年4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在当年9月便认真研读了这部书，做了4000多字的摘录，并写信给艾思奇，称赞这部书“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
毛泽东摘录的艾思奇关于内因与外因的论述，应当是他所说“得益很多”的那部分之一。艾思奇提出：外因不可忽视，却不能决定事物的必然性，决定必然性的是内因。辩证唯物论并不简单地否定外因的作用，然而必须同时承认事物变化本身的能动性。决定事物变化的必然性的，不是外因而是内因。
我们虽然没有找到直接的文献根据．但从文本的比较看，这些观点，对于毛泽东写作“两论”，都有直接的影响和启发。
毛泽东在同一封信里还说：“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这是指艾思奇同志在《哲学生活》里论述差别与矛盾的关系时，谈到这样一个观点：“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例如店员与作家本无矛盾的，如果某店员有了写作兴趣而想成为作家时，二者就在统一体里互相排斥，也就成为矛盾了。”毛泽东在摘录艾思奇这个论点后，写了一段议论：“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的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思奇同志还编过哲学资料集，其中一本是1939年出版的《哲学选辑》。毛泽东在出版不久便认真读了这本书，引发了他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做了重要批注。其中附录二是艾思奇本人撰写的《研究提纲》，毛泽东批注最多。这里仅举两例。
在读了有关唯物论和唯心论产生的基础的内容后，毛泽东批注：“抗日阵线中唯心论与机械唯物论的两面性，在其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时是进步的，在其向辩证唯物论斗争上与向辩证唯物论斗争时是反动的。这种同时存在的两面性，规定了辩证唯物论应该联合唯心论与机械唯物论，同时又批判之。”这一思想一直贯穿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包括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著名的“双百”方针，提出解决思想问题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无疑都受了这一思想的深刻影响。
《研究提纲》中有一段论及矛盾的基本方面和主导方面，认为：“基本的方面不一定就是发展的主导方面。”还拿文化运动作例子，认为一般情况下是物质决定精神，但在文化运动中则是“精神的作用有主导地推动发展的力量”。毛泽东不赞成这个观点，写批注表示：“这是不对的，基本方面就是主导方面。物质对精神主导，它就包括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但由此启发他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指出：“五四运动之成为新文化运动是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决定，它反过来又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原是中国资本主义本身的要求。”当时，毛泽东正在酝酿写作《新民主主义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里，为说明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毛泽东专门举例指出：“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正是由此出发，毛泽东把中国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新旧两个时期。他后来回忆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
艾思奇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是巨大的，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由上面的例子，可见一斑。
相辅相成，相反相生。毛泽东与艾思奇的思想关系就是这样。毛泽东对艾思奇的思想，既有认同吸收的时候，也有保留的时候。通过认同吸收，转化为自己的思想认识，表现为艾思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有所保留，则引发毛泽东的进一步思考，提出自己的意见，共同切磋，由片面的认识变为完整的认识，这同样是艾思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这也说明，一个完整认识的产生，一个正确思想的完成，往往不是个人所能独立完成的，即便是个人独立完成的著作，也需要吸收借鉴他人的思想论点，包括前人的思想在内。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也反对把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当作他个人的。他曾经说过，毛选四卷不是他个人的，是多少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恢复并重申了这一观点。我们现在仍然要坚持用这一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再说艾思奇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
说到艾思奇同志在这方面的贡献，脑海里立即会浮现出一批书单，如《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类世界》《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等。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的贡献，除了李达之外，恐怕无人能比。
刘白羽同志在《一个哲学家的道路》一书的序言中说得好：“对《大众哲学》的评价，不能只限于它把哲学通俗化，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把哲学推向人民中间去的一个重大突破。《大众哲学》点燃了无数人心灵的火花，引导无数人走上革命道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大力倡导甘为“下里巴人”的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多次提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而艾思奇同志毕生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让真理掌握群众，并让群众掌握真理。
照常理来说，哲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总汇，是圣洁高雅的学术殿堂，作为完全有天分当大哲学家的艾思奇同志，为什么会甘当学术上的“下里巴人”呢？这就不能不说到当时社会的基本特征。艾思奇同志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斗争的年代，正是从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思想专制中求解放的年代。无数仁人志士都在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苦苦求索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艾思奇同志正是从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深切地认识到了真理的力量，并立志帮助那些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苦苦求索的青年人。于是，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路。这一选择，不仅使一个年仅25岁的青年人一跃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使一部《大众哲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先后印行了32版，更使一批又一批的青年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道路。由此可见，艾思奇所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路，正好适应了中国当时社会大变革的迫切需要。掌握了青年，便掌握了未来。掌握了理论的制高点，便掌握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有人分析《大众哲学》为什么会在大学生中流行时这样写道：那些正在读书的大学生们“在皇宫里的金色梦被打断了。不愿睡下去再做梦，而跑出去冒刀枪、水火和风雪”。最初是少数分子，“顷刻间大多数的学生都相当的觉醒了。醒了过来便发觉教科书对于生活上急待解决的问题毫不中用，他们要求开一开眼光的理论知识。这本书恰好遇着这机会，就大为学生所欢迎”。写这番话的人，未必心存善意，但的确反映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代表作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
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艾思奇同志吃了不少苦头，也受了不少委屈。苦头之一，便是要向自我挑战。接触过他的人，一致反映他是一个敦厚而不善辞令的人，是一个专注学问淡于生活的人。然而，“通俗的文章却要求我们写得具体、轻松，要和生活打成一片”。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坦言：“我掮着这个担子是极不胜任愉快的，因为真能当这重担的人，应该对于生活有充分的经验，而我缺少的却正是这一个东西。”
但他毫不退缩，一边向马克思主义书本学习，一边向实际生活学习，终于获得了成功。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打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天地，也打开了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掌握群众的天地。
艾思奇同志受到的委屈之一，便是随着《大众哲学》等书的大受欢迎、广为流传，各种批评也随之而来。这里面，有善意的，也有妒意的，更有敌意的。艾思奇同志总能区别对待，处之泰然，但始终认准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路坚定地走下去，不为所惑，不为所动。称艾思奇同志为自己“哲学方面的启蒙老师”的林默涵同志这样说：“只有他第一个用那样通俗而饶有兴味的形式去宣传和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吸引了广大青年接近马克思主义以至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个功绩却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由此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条艰辛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样也是一条艰辛的道路。“无限风光在险峰。”只有勇于攀登、永不止步的人，才能获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火，让真理的光芒普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之上。
时代呼唤艾思奇精神。党的十七大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同时，提出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任务。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培养造就一批善于运用通俗语言解疑释惑的理论宣传名家。艾思奇同志为我们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艾思奇精神不朽！
（原载《新湘评论》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