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哲学》的写作及其历史作用
艾思奇同志一生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事业。在纪念他逝世20周年之际，使我想起周扬同志在《艾思奇文集》的序言中所说的一段话：“艾思奇同志作为一个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从走进社会第一天起，就选择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武器，批判旧世界，开创新时代的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奋斗了终身。”我认为这是对艾思奇同志的真实写照。
艾思奇同志1932年春到上海，1933年开始发表哲学论文。他一生的革命活动可以说主要是哲学活动，其中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抗日战争以前在上海，第二个时期是到延安以后，第三个时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认识艾思奇同志是他在上海的时期，抗日战争中没有接触。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北京则有不少工作上的联系。艾思奇同志到延安后，思想与各方面都逐步成熟起来。但是我总是容易回忆起他在上海的时期，也就是他写《大众哲学》的时期。现在看来，这本书有些地方未免显得幼稚，连他本人后来也不够满意。在这本书出版后三年他曾写道：“当时我所写的这本《大众哲学》和我现在所理想的《大众哲学》已经远离了不知多少里程了。”他写这本书时才24岁。这本书1934年在《读书生活》上逐期刊载。1935年以《哲学讲话》的书名出书，后来改书名为《大众哲学》。这本书虽然遭到国民党当局查禁，但到1938年已出了10版，共两万多册，以后还陆续在各地再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确实有不少青年受到《大众哲学》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有不少青年通过《大众哲学》开始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道理。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写作的历史背景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党统治地区。当时，在我们党内，继“立三路线”之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对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在上海，党领导下的文化、文艺运动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但是仍然能进行得很有生气。这些党的领导人较早地看出了在文艺工作中应该纠正“左”的错误。1932年张闻天以歌特的笔名写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指出使左翼文艺运动停留在狭窄范围内的最大障碍物是“左”的关门主义。瞿秋白曾一度在上海领导文化、文艺工作，他注意纠正左联忽视文艺创作的倾向，要求团结一切有革命倾向的作家。参加左联工作的党内外的同志鲁迅、冯雪峰、茅盾、夏衍等都对“左”的教条主义的组织方法和工作方法有所抵制。由于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的临时党中央迁入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央派出机关又屡遭破坏，在上海的文化界、文艺界的党员实际上处于孤立作战的地位。因此，他们不可能继续执行“左”的那一套做法，不能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广大读者的需要和接受能力出发来进行工作，并且注意团结各方面的进步力量。这一时期除文艺方面以外，社会科学和一般政治宣传方面也出现新气象。例如，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由于有党员作家参加，而在广大读者包括大量处于中间思想状态的读者中起了积极的影响。陈翰生、薛暮桥等进行中国农村调查和研究，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出版刊物和书籍。胡愈之、钱亦石等主办《世界知识》，向读者分析说明中国所处的世界环境。这些出版物都是实实在在地摆事实说道理，而不采用那种盛气凌人、空喊革命口号、脱离群众的做法。因此，受其影响的，就不仅限于本来已有革命要求的读者，而是大大地扩充了。在1935年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时，上海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进步的文化、文艺界更加生机勃勃地展开工作，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时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艾思奇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工作的。他最初是在《申报》流动图书馆工作。那时在《申报》这个中间性的销路很广的报纸上辟了一个由民主人士李公朴主持的读书问答专栏，艾思奇和柳湜是这个专栏的主要写稿人。他们在这个专栏里以答复读者来信的形式和读者谈心，谈他们所关心的各种问题。那时有无数青年，既对国家和社会的状况感到不满，又在个人生活中感到种种苦恼，苦于找不到出路。为了和这些青年讨论问题，打动他们的心，靠教条主义的说教显然是不行的。读书问答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那些答复总是从读者的思想状况出发，从现实的社会状况出发，而又能启发人考虑更远大的问题。看来，担负读书问答这一工作，对于年轻的艾思奇，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不久，在这个读书问答栏的基础上，柳湜、艾思奇办了《读书生活》这个杂志，又进一步办成出版社。也就是在这时候，艾思奇写出《大众哲学》。
毛主席说过，那时上海的革命文化工作者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但是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完全失败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当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在起作用。那时在上海的党的文化理论战线的同志，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这是他们能够做出成绩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他们按“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的指导思想来做工作，来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他们就只会脱离群众，而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斗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左”倾指导思想的束缚，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这是20世纪30年代中叶上海的理论宣传的一个特点。除了上海，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其他地方，如北平的党的文化工作者及其同盟者也做着同样的努力。这时候产生的许多通俗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或者虽然不是很通俗但能够联系实际、联系读者群众的思想状况的著作，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能够在反动统治的严格禁令下争取得大量的读者，就在于他们较少教条主义的习气。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艾思奇在1936年还编了《认识》月刊，这是一个比较大型的理论性的刊物，也表现了较少教条主义习气的特色，可惜只出了两期就停刊了。
也许有人会说，反对教条主义是毛主席在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时才提出来的，怎么30年代党在上海的文化理论工作已经能克服教条主义的弊病呢？我这样说，是否夸大了30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理论工作呢？我认为，并没有夸大。党中央的一个新的正确思想决不是凭空地突然产生的，总是对许多已有的经验的总结。往往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对这样做不利，那样做才行有所感，但还不能明确地、系统地说出来。因此，当党中央概括这些经验，提出一个新的正确思想时，立刻得到全党的响应，人们感到这是把自己原来说不清楚的问题一下子说清楚了。30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文化工作者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宗旨，但是这时他们对教条主义已经感到厌恶，对“左”的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关门主义是行不通的已经有所察觉，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开始突破教条主义的藩篱，这并不是奇怪的事情。
我想，这样来估价30年代的上海文化、文艺工作，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而且党又在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指导思想统治下，上海的文化、文艺能取得那样大的成绩。30年代上海的文化、文艺工作之所以特别遭到“四人帮”的仇恨，也从反面说明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左”的束缚。
《大众哲学》是艾思奇理论工作中走出的第一步。这第一步的确带有幼稚的痕迹，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应该认为这是很坚实的第一步。当然他没有停步不前，由此他一步步踏实地走了下去。在纪念艾思奇同志一生业绩的时候，我想，说一下他在什么情况下走出第一步，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
（本文选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纪念艾思奇同志逝世二十周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