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天圣庆历时期的崇韩与尊杜

从宋仁宗天圣元年 (1023) 到哲宗元祐八年 (1094)，是为北宋中期，前后大约六十年。在此期间，尊杜与学杜逐渐成为有宋一代的主要诗学潮流和重要社会文化风气。叶适说：“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绌唐人之学，而江西诗派彰焉。”(《徐斯远文集序》,《叶适集》卷十二) 叶适这一概括过于简略笼统。天圣、庆历时期，是尊杜思潮的兴起，文坛的主潮是尊韩；嘉祐时期，尊杜才成为诗坛的共识，出现“天下以杜甫为师”的热潮，并一直持续到熙宁、元丰、元祐年间，前后约四十年。而江西诗派的兴盛，则在元祐之后。

(一)

北宋中期，社会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宋初以来实行的重视士人的政策，在社会上造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士阶层，宋代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与此同时，北宋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资治通鉴》卷三十六描述当时社会情形云：“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塞外，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统治阶层的腐败现象，辽与西夏的侵扰，国防与财政的困难和危机，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关切和忧虑。陈亮说：“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铨选资格》,《龙川集》卷十一) 士大夫中的一些精英人物看到社会的种种弊端，感到社会危机的严重，希望改善政治，兴利除弊，以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宋仁宗亲政后，改良政治、补偏救弊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范仲淹所倡导的以“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答手诏条陈十事》,《宋史纪事本末》卷五) 为目标的庆历新政就发生于此期间。

与改革时弊的政治诉求相适应，建立适应社会长治久安的意识形态，以伦理道德的广泛深化改变社会风气，克服社会矛盾，是当时的迫切需要。儒学复兴和经世致用的文化思潮在仁宗天圣、庆历时期不断高扬。这一时期，士大夫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文人担当精神与忧患意识普遍增强。庆历新政领袖人物范仲淹倡导改革的远见卓识和具体方案，他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和精神，“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邓州谢上表》,《范文正集》卷十七) 的责任担当，对于宋代知识分子影响巨大。陈傅良《温州淹补学田记》云：“范子始与其徒抗之以名节，天下靡然从之。”(《止斋先生文集》卷三十九) 朱熹云：“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朱子语类》一二九条) 史称“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 庆历革新的另一重要人物欧阳修通过编纂史籍、品评人物来褒扬名节。他著《朋党论》，倡导士人“所志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语”。苏轼《六一居士集叙》:“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悲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苏轼文集》卷十) 陈寅恪《赠蒋秉南序》:“欧阳永叔少学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力，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之瑰宝。”太宗、真宗时期，五代时期形成的颓靡士风，尚未彻底改变，许多士人沉迷佛道，明哲保身，慕求荣利，到仁宗朝，变为皈依儒家，崇尚气节，逐渐形成普遍风气。《宋史·忠义传序》概述了仁宗朝士风的这一变化：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它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代之陋也。

 

这种品格气节，包括内在的伦理德操和人格修为，也包括向外发扬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人道情怀。余英时说：“‘以天下为己任’可以视为宋代‘士’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并不是极少数理想特别高远的士大夫所独有。”士人超越个人利害的理想情怀和忧患意识普遍增强，文学的社会使命得到进一步强调，人文精神进一步高扬，奠定了有宋一代尊杜学杜的文化与文学思想的社会基础。

范仲淹不但是政治革新的倡导者和领袖，而且具有除旧布新、建立本朝文学的宏大愿望和强烈自觉。他与欧阳修等人为重建本朝文学精神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天圣三年 (1025)，范仲淹上《奏上时务书》，奏请改革文风。天圣四年 (1026)，范仲淹作《唐异诗序》，批评有宋开国以来文学风气的弊端：“其或不知而作，影响前辈，因人之尚，忘己之实。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倡导“大雅君子，当抗心于三代”，希望诗歌创作能复“国风之正”，符合时代的需要。欧阳修天圣八年 (1030) 进士及第，也开始倡导诗文革新。尊杜观念正是随着诗文革新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天圣、庆历时期，革新潮流与儒学复兴运动紧密相连。韩愈是宋人复兴儒学所举起的大旗，尊韩学韩之声最高，韩愈之文受到极大的推崇。仁宗时期，甚至出现“学者非韩不学也”的局面。钱锺书《谈艺录》“宋人论韩昌黎”条云：“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者矣。欧阳永叔尊之为文宗，石伹徕列之于道统。要或就学论，或就艺论，或就人品论，未尝概夺而不与也。”与韩文相比，韩诗的影响虽然相对弱一些，但崇韩也是庆历诗坛上的主要潮流。庆历时期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标举韩愈作为诗文之典范，其《六一诗话》云：“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旁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窄韵，则不复旁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宋诗在天圣、庆历时期逐渐形成自己的面目，而这一变化从学韩开始，学韩是第一步。叶燮《原诗》云：“韩愈为唐诗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 (舜钦)、梅 (尧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皆愈为之发起端，可谓极盛。”赵翼《瓯北诗话》云：“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韩愈是唐学向宋学过渡的关键人物，也是宋人由唐音转向宋调的关键人物。

随着诗文革新潮流的发展，尊杜的思潮逐渐兴起。庆历时期学韩，主要是学韩愈的以文为诗，“以散文的笔法、句法、字法入诗，在内容上则表现为叙事成分和议论成分的加重”。韩愈本人是尊杜的，韩诗的以文为诗，其特征和手法也是由杜甫导夫先路的。叶燮《原诗》云：“从来论诗者，大约伸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唐人诗之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而独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如言宋人独以文为诗，则李白乐府长短句，杜甫前后《出塞》及《潼关吏》等篇，其中岂无似文之句？为此言者，不但未见宋诗，并未见唐诗。”胡小石说：“以诗描写时事的受历史化，以诗输入议论的受散文化，善于描写时事而融化散文风格的，不能不推子美为第一人。”尊韩与尊杜并非势同冰炭，而是兼容的。诗文革新运动的主要人物在尊韩的同时，又是尊杜的。清人宋荦《漫堂说诗》云：“仁宗时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谓之欧梅，亦称苏梅，诸君多学杜、韩。”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只是将学杜置于学韩之前，则不准确。当时，学韩还是主要的。天圣、庆历时期士风的转变，爱国热忱、忧患意识、进步的社会理想和健全的人生理念以及艺术旨趣，使得当时的优秀士人与杜甫有着愈来愈强烈的共鸣，在尊韩之同时，杜诗也开始广泛流传并且愈来愈受到重视。

(二)

对于杜甫，庆历时期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予以很高的评价，其《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诗云：

 

风雅久寂寞，吾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生为一身穷，死也万世珍。言苟可垂后，士无羞贱贫。

 

《感二子》诗云：

 

昔时李杜争横行，麒麟凤凰世所惊。二物非能至太平，须时太平然后生。开元天宝物盛极，自此中原疲战争。英雄白骨化黄土，富贵何止浮云轻。唯有文章烂日星，气凌山岳常峥嵘。

 

对杜诗的艺术成就，欧阳修也是赞赏的。《六一诗话》记载了陈从易与诸人斟酌填补杜诗脱字的故事：

 

陈公时偶得杜集旧本，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

 

这是宋人中最先从用字方面肯定和赞赏杜诗语言之精妙的，欧阳修开宋人探求老杜用字之妙的风气，绵延两宋乃至影响后来，成为杜诗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但是，欧阳修更崇尚韩愈和李白，其《赠王介甫》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欧阳诗受韩、李诗影响很大。吴之振《宋诗钞》云：“其 (欧阳修) 诗如昌黎，以气格为主。”刘熙载《艺概》云：“东坡谓欧阳公‘论大道似韩愈，诗赋似李白’。然试以欧诗观之，虽曰似李，其刻意形容处，实与韩为逼近耳。”在总体评价上，欧阳修认为李白高于杜甫：“杜甫于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笔说》,《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九) 在尊杜成为宋代诗坛普遍持久的热潮后，欧阳修对待杜甫的态度为宋人所不满，认为“欧贵韩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晓”(刘攽《中山诗话》)。也有人为欧阳修辩护，证明欧阳修是尊崇杜甫的。陈岩肖《庚溪诗话》云：“世谓六一居士不好读少陵诗，观《六一诗话》载：‘陈从易舍人初得杜集旧本，多脱误。其《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善本，乃“身轻一鸟过”。陈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不能到也。’又曰：唐之晚年，无复李杜豪放之格，但务以精意相高而已。又《集古目录》曰：秦峄山碑非真，杜甫直谓‘枣木传刻’尔。杜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故也。六一于杜诗，既称其虽一字人不能到，又称其格之豪放，又取之以证碑刻之真伪，讵可谓六一不好之乎？后人之言，未可信也。”(《庚溪诗话》卷上) 对照欧阳修关于杜诗的言论，陈岩肖的辩护是有根据的。但陈岩肖谓欧阳修对杜诗是“好之”者，则不甚确切。推重和喜好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文人对前代作品和文学资源的汲取接受，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地域有关，也与个人的经历、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有关。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说：“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石林诗话》说：“欧阳文忠公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流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欧阳修与韩愈、李白在审美理想与审美趣味上更为接近，其诗也主要学韩、李。

(三)

梅尧臣、苏舜钦是庆历时期的代表性诗人，是与欧阳修一道进行文学革新的朋友。刘克庄说：“本朝推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淫稍熄，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后村诗话》卷二)清人叶燮云：“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自梅、苏尽变昆体，独创生新。”(《原诗·外篇下》)

梅尧臣推崇杜诗，《依韵和王介甫兄弟舟次芜江怀寄吴正仲》一诗云：“少陵失意诗偏老。”这是宋人以“老”称许杜诗之始。梅尧臣论诗，同时标举李白、杜甫和韩愈。《读邵不疑诗卷》云：“既观坐长叹，后想李杜韩，愿执戈与戟，生死事将坛。”(《梅尧臣集编年校注》) 其《答张子卿秀才》云：“摩拂李杜光，诚与日月斗。退之心伏降，安得此孤陋。”(同上) 梅尧臣关心时政，关心民生疾苦，主张诗歌创作应做到“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其诗不但反映当时朝政大事，抨击邪恶势力，而且尖锐地揭露贫民百姓的生活惨状，如《汝坟贫女》《田家语》等。程千帆先生论及梅尧臣《田家语》《汝坟贫女》等作品时说：“杜甫、元结那些充满了对人民的爱，语言又非常朴实的咏叹时事的篇章，显然是梅尧臣这类作品所取法的。”

苏舜钦是宋代最早的杜集整理者之一，对杜诗辑佚整理有着重要贡献。他对杜诗“不为近世所尚，坠遗过半”，十分“痛闵”。鉴于杜诗遗失甚多，“又未经学者编辑，古律错乱，前后不伦”，天圣末年，他参照韩综得之于民间的《杜工部别集》，对旧集加以整理。景祐初，又从王纬处得到一本杜集，从中摘出杜诗八十余首。景祐三年，他把自己整理所得的杜诗编成《老杜别集》。苏舜钦还根据所得的杜诗《大历三年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将适江陵》《大历五年追酬高蜀州见寄》以及《大历二年调玉烛》，纠正了《旧唐书》本传关于杜甫卒于永泰二年之说。

苏舜钦称赞杜诗“豪迈哀顿”(《题杜子美别集后》,《苏舜钦集》卷一三)，苏舜钦诗表现了和杜诗极为相似的、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有客》诗云：“有客论时事，相看各惨然。蛮夷杀郡将，蝗蝻食民田。萧瑟心空远，徘徊志自怜。何人同国耻，馀愤落樽前。”(《苏舜钦集》卷六)《吾闻》诗云：“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斯时不见用，感叹肠胃热。”(《苏舜钦集》卷二)《大雾》诗云：“安得壮士翻白日，光照万里销我之沉忧。”(《苏舜钦集》卷一)《感兴》诗云：“惜哉共俭德，乃为侈所蛊。痛乎神圣姿，遂与夷为侣。苍生何其愚，瞻叹走旁午。贱子私自嗟，伤时泪如雨。”(同上) 从这些诗的措辞用语方面，依稀可以看到学杜之痕迹。苏舜钦的《庆州败》《城南感怀呈永叔》《寄富彦国》等古体长篇，夹叙夹议，与老杜之古体长篇颇为相近。苏舜钦在苏州居住时，还曾学习老杜七律之吴体。老杜以后，只有皮日休和陆龟蒙的唱和诗中用过吴体，苏舜钦则是黄庭坚之前宋人中学老杜吴体者。刘克庄云：“苏子美歌行雄放于圣俞，轩昂不羁，如其为人。及蟠曲为吴体，则极平夷妥帖。”(《后村诗话》前集卷二)

苏、梅二人的诗，对杜诗艺术技巧和语言者有所仿效，如梅尧臣《春日拜垄经田家》中“南岭禽过北岭叫，高田水入低田流”诗句，是仿效老杜《曲江对酒》中“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当句对的句法。苏舜钦《秋宿虎丘……》中“峡束苍渊深贮月，岩排红树巧装秋”句是点化老杜《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中“峡束沧江起，岩排古树圆”一句，但苏、梅学杜，着眼的主要方面是杜诗的诗学精神，而不是杜诗的艺术技巧。庆历诗风形成，从诗学渊源上说，主要有李、杜、韩三家的影响，在诗歌的艺术形式方面，韩愈的影响最大。杜甫的影响主要是关心现实、系心民生疾苦的诗学精神。杜甫在诗歌史上的影响，一种是直接的，即后世诗人直接从杜诗中汲取思想与艺术营养；另一种是后世诗人在学习受杜甫深刻影响的诗人过程中，间接汲取了杜诗所创造的诗学范式的某种成分或因素。庆历诗人学韩，也从韩愈那里受到杜诗某些审美因素的间接影响，这也是杜甫诗学传承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四)

这一时期，杜诗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王洙《杜工部集》的编辑成书。仁宗宝元二年 (1039)，王洙搜集各种杜集共29卷，除其重复，编成《杜工部集》20卷，其中文二卷，共29篇；诗18卷，分古、近体两类，每类以年月先后编次，共1405首。王洙对杜诗的编辑整理，结束了晚唐五代以来杜诗零落散佚的状态，其收杜诗总数，与现存杜诗1458首，只差50余首。宋初以来，人们面对的杜诗，是残缺的、凌乱的白文，还有唐人对他的一些解读和阐述的片段言论，王洙本杜诗结集的出现，结束了这种局面，晁说之赞颂王洙是宋初以来诗学上的“真识者”:“本朝王元之学白公，杨大年校之，专尚李义山；欧阳公又矫杨而归韩门，而梅圣俞则法韦苏州者也。实自王原叔始勤于工部之数集，定着一本，悬诸日月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云：“本朝自王原叔以后，学者喜学杜诗。”王洙为杜诗在宋代的流传、研究、尊杜思潮的兴起奠定了文本基础。但王洙的杜集成书后“未甚布”，其发生重大影响则在20年后，王琪将其整理和刊刻并大行于世。

王洙率先对杜诗分类按年月先后编次，实是杜集编年之始。王洙在《杜工部集记》中云：“观甫诗与唐实录，犹概见事迹，比新书列传，彼为踳驳。”他比照杜诗与唐实录来稽考老杜生平，他的这一观点、思路为后来编辑老杜年谱者所遵循。至黄伯思校定《杜工部集》，又打破古近体界限，按年编录，则是杜集编年方式的一种改进。王洙本是杜诗的第一个定本，洪业《杜诗引得序》云：“自是以后，学者之于杜集，或补遗焉，或增校焉，或注校焉，或批点焉，或更转而为诗话焉，为年谱焉，为分类焉，为编韵焉，或如今之为引得焉，溯其源，无不受二王所辑刻《杜工部集》之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