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古代哲学的为文与为人

关于哲学的为文之道，真可谓因人而异、因势而变。事实上，任何孤立的方法并不存在，一切方法都存在于对特定结论的谋取之中。因此，哲学为文向来无从讨巧。思家之巧在于运思，深思熟虑自有巧思，巧思来自拙学，妙笔源于“笨想”。若一味投机取巧，只能成就速朽之文，远离哲学本性。

古之贤哲为文，讲究“信”“达”“雅”诸事齐备，力求既可爱又可信，大俗近雅，大雅近俗，雅俗共赏。今之众人为文，信手拈来，随意涂画：要么“跟风跑”，若矮子观场，人云亦云；要么“当书虫”，极其晦涩，拒绝众人理解。笔者习哲为文已十年有余，涂抹的文章已有几十篇之多，虽有些被各家期刊转载或引用，但自己满意者寥寥，更不屑以此夸口。每当同事或相识讨取作文诀窍，我颇不以为然，总借故予以塞责。近来，招收的哲学弟子渐多，也时常问及习哲之法与为文之道，这就不能再敷衍了。在此谈些浅见，权作答复。

亚里士多德曾说，哲学产生于惊异。对此，黑格尔诠释说，哲学产生于从知到不知的“中间状态”。的确，文章惊恐成。一般说来，在高峰体验下人很容易形成积极思维，捕捉住机遇和灵感，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地。相反，若在平常的闲散游荡中，人的思维灵性处于低迷或麻木状态，对任何事物都反应迟钝、熟视无睹、缺少惊异，自然就不会有“一语惊四座”的妙语涌现，常常在“环顾左右而言他”时，与哲学的奇思妙想擦肩而过。再者，思极则奇，极深而研几。思家之巧在于运思，深思熟虑自有巧思，巧思来自拙学，妙笔源于“笨想”。叶秀山先生讲，“哲学是一门通学”，哲学为文应有一种能够将哲学精神灵活巧妙地贯通到事事物物中的运用能力。所以，哲学就是智慧的思考即智思之学、反思之学；哲学史就是智思之流，思想历练之所。可见，哲学为文向来无从讨巧，只能来自拙学(或者“笨想”)。若一味投机取巧，硬将车辙当大道，硬将点点萤火视作“普照之光”，只能拼装些“速朽”之文，岂不弄巧成拙，贻笑大方？

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艺术创作饱蘸人生百味。无怪乎曹雪芹当年行文时慨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哲学运思亦犹如饮水，冷暖自知。如若涉世不深，缺乏生活，如何集生活百趣于笔端，写出点亮魂灵之佳作？如若胸无文墨半点，很少沟沟壑壑，不谙世事，缺乏历练，又怎能练达人情生慧眼，芳心妙手著华章？莎士比亚曾说，光荣的路是狭窄的。哲学思维的劳作极其艰辛，许多哲学大师都是在一条布满荆棘、坎坎坷坷的路上，经过无数次的摔打、磨炼而一路走来的。杨耕先生在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序言中写道，“哲学是一个需要不停思索，令人寝食难安的专业，它代表了人们对真理和理想的不断追求，谁‘爱’上了哲学，谁就注定要在精神乃至物质上选择一条苦行僧的路；谁要想摘取哲学的果实，谁就必须坚持不懈地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的确，哲学不是一种很容易进入的文化形式，它要求于人的甚多，如果不能将自己的思维发展到相当深刻的地步，就无法使自己的精神上升到哲学境界中来。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无境界则成为“一个爱出风头、好表演、不停地叽叽喳喳的小丑”，常常自鸣得意，尚不知众人处处在鄙视他。哲学发展史表明，文章出苦心，愤怒出诗人。唯有那些将科学的入口处视作地狱之门的人，不畏艰险，敢于沿着崎岖的山路攀登科学高峰，才有望达到智慧的顶点。此时，则犹如穿上“七尺神鞋”并踏上一块神奇的飞地，在自己开拓的哲学境域中自由驰骋。

笔者也曾指认，一个习哲之人除非时常沉浸于哲学精品细心营造的精神氛围中，再三品味那些充满睿智的精神性事件，用学术良知抚摩自己的心田，用高尚的思想引领自己的向学之路，否则就不能切问到真正的哲学妙谛，就不能回归自己的善良本心，更难以激活自己的创作灵性和欲望。只有视学问为名山事业，视创作为社会生命，把哲学操作视作对一种高尚情愫的自我履约，才能哲学般地生活与写作。也只有这样，才能倾听到来自灵魂深处的真诚的呼唤，在怡情砺性中净化心灵、提升品性，在澄明之境中超越俗务、辅助养思，拔高生命质量和人生境界。可见，哲学为文贵于在实践处见功，在人事上体验。如果崇尚黄老之学，倡导“绝学无忧”或者“绝圣弃智”，如果浅尝辄止或者知而不行，处处随人脚步，时时学人言语，即使勉强为之，也只能写出些败笔之作。为文若不能行之久远，不能成为永远的光荣和不死的事业，这岂不是在自欺欺人？但是，另一方面，最佳文笔往往并非苦思所得而是灵感所至。苦思与拙学只是文化灵性的积存与潜蕴，它能否适时开悟与显发还有待于灵感为之打开通道。往往在思维路绝、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时，一个人长期精心选择并保留下来的兴奋系统就会被一件偶发事件所迁动，仿佛是在无意间一下子触动了灵机，点亮并激活了他的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生命体验和心灵感应，正如诗人的巧得妙句、画家的神来之笔并非预期所得、推理而致一样，哲人的巧思与妙笔，也是外缘与自性内在交融过程中无意识流露出来的。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哲学为文要求平常心对待生活，异常思对待写作。平常生活很朴素，无须借助哲学来包装，靠一些日常观念(常识)就可为之确立起为何这样过生活的理由，对之硬进行哲学提升，无异于“一道多余的手续”，像“一种没有疗效的药”。因而以平常心生活，才能活得明白，得大自在，才是真正的站出来活，并活出滋味来，活出一片清淡境界来。然而，哲学为文(或者说哲学操作)则需要异常思。对此，有人说得很玄妙，认为哲人写作大都是“梦中成文”，靠的是悟觉思维；作文如悟禅，只有在语言休息、理性放假时，才能在静穆中聆听天籁之声，并借助梦境而通达妙悟，诚所谓悟透无语、梦中成文。也有人主张，哲学生活的异常思更集中地表现为习哲之道与治学之法上。认为，操持哲学者唯有博于外而精于内，付诸理又达于事，反身而诚，定慧双修，才能写出上佳之作。并由此推断说，哲学写作难乎其难，一般人很难介入，也无资格妄加评论。如果本来很浅薄，却故作惊人状，如何写出好文章？只有那些“坐拥书城”的精神家园的守望者，才能悟透一些“见道之言”，正所谓不迷不通、迷是小智、空则入圣。只有如佛子那样，一心向佛、忠贞不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六根已净、四大皆空，才能踏上哲学这块神奇的飞地，写出无字天书。还有人主张，哲学意趣高远，平常借助理性概念去表达，常常以文害道，使之真智慧处于遮蔽状态，而只有像古代诗家那样，借助喻象思维，通过“诗意接受”才能写就声情并茂的传世之作。上述这些思考的确是异常思、反常思，但哲学若只能这样操作，就会将自己囚禁到象牙塔中，或者逼入空门，又如何见重于世人，见重于社会呢？其实，说哲学是异常思的真实意义在于，哲学写作不是在为人提供知识，而是在为人提供智慧、提供思想，它不是在创作文，而是在创作人，是在用思想引人上路，让人哲学般地思考和生活。俞吾金先生说，哲学自身充满各种困惑，这正是它诱人的魅力所在，真正的思者都是在切问这些困惑中走上了哲学之路。的确，在生活中，须在有疑处不疑，方能心静如止水；在治学上，须在无疑处生疑，方能找到切入之点。否则，若生活中多疑，常无端干扰宁静的沉思；若治学上无疑，常为鸿篇巨制吓瘫，终将毫无建树。

就哲学治学之道而言，老子之言，可为千古名训：“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向来有“为学”与“为道”两种治学品格，前者主张：考订史实、忠实原义；刻意写真，言必有据；论从史出，放言得体；无征不信，无考不立；学风严谨、文不掩意。而反对放言高论、标新立异；信口雌黄、空言义理；游淡无根、急功近利；华而不实、缺乏根基；任情褒贬，以辞害义。后者主张：鉴往知来，微言大义；经世致用，虚实兼济；不畏强权，不避强御；秉笔直书，畅言胸意；言简意赅，言不尽意。而反对视界狭窄，思辨乏力；妄腾口说，徒托空理；理论阙如，厌弃史意；支离破碎，不成体系；牵强附会，漫然选题。在笔者看来，“为学”与“为道”应兼而有之，不可两离，二者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合则既可化入，又可化出，既出乎史、又入乎道，既精于技又近于道；分则沉迷于故纸堆中，游淡于生活之外，怡然于细枝末节，隐匿于现实之上，不究天人之际，不循发展之理，不察兴衰之故，不探成败之因，只能写出些有形无神、思想淡出、缺乏精神气象的文字。相反，哲学人只有拥有厚德载物而“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淡泊名利而肩担道义的绝俗品性、不畏风险而探索真理的殉道精神、直面社会而关怀民生的人文情愫、穿透时空以洞察先机的非凡智慧，才能有精研百氏而兼采众长的学术积淀、沙里淘金而卓尔不群的独特学养、见微知著而高屋建瓴的不俗洞识，这样才能挺立时代潮头，写出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写出真水无香、金针度人的好作品。

就哲学写作方法而言，法有成法而无定法。比如，中国儒家倡积极入世而立言、立功、立德，力意建构通脱圆润的体系，属“加法”；而道家、释家则力注解构之旨，用的是“减法”即通过对思维定式的消解，对情尘意垢的剔除，以彻见真如本心。冯友兰先生曾将这种方法概括为“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对于哲学创作，每一位大家都会形成一套独特的书写方法，如：高清海的“笨想法”、张世英的中西对比法，杨耕的站着思维、坐着写作法，张今的渗透法，张一兵的溯源法，张曙光的融通析取法，等等。这些方法都不是远离主题而孤零零地存在着的，相反而是存在于对特定的结论的谋取之中，正所谓“术缘道而行”。的确，方法的功能和意义大于结论，若结论是金子，那么方法就是点石成金的手指头。方法与结论彼此蕴含，互不两离，唯有二者有机统一才能让人既知势、知己，又知路、知向。否则，若不愿下苦功夫，一味试图讨巧，结果只能缘木求鱼、一无所获。诚然，道无术不立。但道不等于术，不直接意味着术，只知道而不懂术，终是知得浅，若积知之久，以类贯通，则术自在其中矣。因而，欲学作文，先学做人；欲探妙法，先通史论；知之深则行必至，道行高则术必精；正所谓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又谓：学问之事无他，勤学苦练，循序致精。

哲学是人的精神的故乡，哲学人是人的精神家园的守望者。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哲学思维。否则，就如同走进一座神庙，四壁装饰得富丽堂皇，而就是缺乏至圣的神，繁华的虚骄无论如何掩饰不住文化的贫乏。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它犹如一道闪电，能将人生之路照亮。哲学是思想的花朵，文明的灵魂，精神的王冠；哲学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理论先导，是激发人、塑造人、引导人的精神力量。哲学锻造我们的思维，净化我们的心灵，照亮我们前进的路。大凡哲学真品，无不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自成一家之言。诚所谓，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幻中。但是哲学自身具有极大的“缠绕性”，它高度抽象，艰涩难懂。当然这并不是它的长处，而恰恰是它的缺陷；同时，哲学又具有“可理解性”，又存在一种经习练而能为众人理解、“成为一切人的所有物”的非常通道。任何哲学操作必须先行铺设这种通道，进行多种多样文字、技术上的谋略，既不能把自己的哲学写作降低到民众的水平(媚俗或者乡愿)，也不能使自己哲学真义的普遍播撒无路可循，否则，就只能成为只在少数士人中进行内部秘传的东西；既要转识成智、自我展开，又要化理性为方法、化理性为德性；既不能丢掉它的高贵品格，更不能丢掉它的人民性、大众性。这种“通道”或者“谋略”就是我们所说的为文之道与写作技巧。如果设弃这种最根本性的东西，而只在词句上下功夫，把一些“副产品”或者“附属品”作为追逐的对象，这犹如追逐“鬼火”或者“地平线”一样，不仅无法与哲学的真义照面，而且终将消解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