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传统儒学之当代复兴及其路径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儒学经历百年沿革，从经学、国学的显学地位已跌落到了史学、末学的式微状态。在此尴尬境遇中，欲使儒学再度复兴，谈何容易？有人从儒学自身找原因，认为：一是，面临多元思想撞击的反复挤压和多重解构，在边缘化、碎片化、隐匿化的衰变中，儒学的农耕基础和宗法制度已然崩裂，其文化原典与叙事结构遭到颠覆，在当代中国主流思想论坛上显得凄凉与悲怆，完全处在无从置喙、瞠目结舌的失语状态；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意识形态批判的强大压力下，传统儒学的知识体系全面崩溃、屏障全失，其主导性的价值原则几近气丧命绝：或者作为断裂的文化碎片散落在人文学科的边缘；或者作为失去活性的精神因子沉寂于材料史学研究领域的深层；三是，在场域收缩和思想游弋的当代文化语境下，传统儒学的生命活力已然丧失殆尽，生存空间早已十分狭小，由于被指责为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它早已变成漂浮的观念、遥远的记忆、思想的碎片、文化的点缀；四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市场化、商品化、工业化、都市化浪潮种种横扫的狂飙，使得儒学的生活基础日益贫瘠，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或者沦为材料的身份、成为文化的残渣，或者成为活化石、被收藏家把玩，或者跟风逐臭、无所依归，模糊掉了自己的身份性，甘愿遁入书斋并自我放逐。也有人从儒学之外找原因，认为：本来儒学创造了关于世界和生活的完整、深刻而复杂的独特理解，塑造了具有高度复杂微妙的思想观念体系和情感生活世界，然而，现代中国学人对传统儒学进行理性反思时，不管如何评价和怎样表述它，几乎都要采用西方思想框架和平台来进行诠释，力图给自己“吹一个西方式的牛”。
关于儒学复兴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当前中国思想界曾出现了各种流派，无论是持全盘西化观点的历史虚无主义派别，还是弘扬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论持实现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正统主张，还是强调中国文化的后现代主义转向的激进探索，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援引某些现代西方的理论范式以为圭臬。以至于今天的中国学人已然习惯于从西方现代性的镜子中照出自己的一脸无奈，并在这种观镜的对象化体验中当代学人已经被训练成各种西方现代理念的代言人。这种喧宾夺主式的集体性精神误认，严重损害了中国儒学的思想意义和理论力度，破坏了它本来的文化性能与学理价值，不仅把中国儒学拆得七零八落，更严重的是它的观念和问题被荒诞化、泡沫化、边缘化了，既破坏了中国儒学原本和谐的概念系统，也破坏了中国概念本来的思想位置，中国概念体系中那些最有解释力和支配力、因而处在最核心层的概念，如：仁、道、天、理等，一经西学阐释完全变得意义轻薄、空洞无物、南辕北辙、相互冲突。传统儒学与作为文化霸权的西学格格不入，如何实现当代复兴？显而易见的是，西学观念的大量涌入倒是唤起了中国学人的问题意识，可是同时也挤掉了中国学人自己的问题领域，使中学丧失了自我规定性并沦为他者；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大家感到只有通过中西融通才能摆脱这一理论困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西文化传统是这个世界上两个思想血统最不相干的、又都是获得高度发达的思想体系，而且各自有着以各种思想资源为背景而历史造成的“上下文”，根本没有足够多的共点可以实现会通，以至于在当前的思想领域产生了“二王并立”之双重权威并存的理性格局，且基本上是在各说各的、自说自话，南辕北辙、同床异梦。
可见，不同体系的思想观念要达成内在通约只能通过思想创新，而不可能通过什么“创造性转化”、“机械性拼接”、“简单性比附”、“后现代转向”、“生活化还原”等等各种伪创新的举措来实现，也不可能通过搭建什么真诚的对话平台并实现文化的交流与对流来完成。因为，对话或者交流的确可以促成一定的理解，但理解往往并不能保证必然接受，只能产生非常有距离的承认。如果异质文化间的互相理解和思想合作要成为可能并通过内在通约构成互惠知识，显然还需要一种基于特定生活需求而产生的共同理解。但，吊诡的是，建立双方共同理解并形成交往互惠的困难恰恰在于，以什么生活场域为基础、通过什么样的问答逻辑而产生怎样的视界融合，是“中体西用”抑或“西体中用”，是“援儒入马”抑或“以西非马”、是“以后解马”抑或“以马解马”？正是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从儒学的思想内涵上分析说，不可否认，儒学的心性之学对人学意义的追寻，的确实现了精神世界的自我建构和自我提升，它以心性之学与内圣追求的交融为内涵，将人之存在意义的领悟与存在价值的体认提到了引人注目的地位，空前地突出了人性的精神自觉，内在地表现了走向人性化存在的当代意向。然而，从人之心性本体的视域出发去考察人之存在的意义领会及精神境界的提升，这同时使之陷入画地为牢和故步自封之中，使之对意义世界的丰富性及人性的多面性未能给予充分关注。
因而，它只注重意义世界内在形态或观念形态的建构，而忽视对其现实语境、外在形态的基础建设，这既泯灭了人学之意义世界本身的当代性，也使其意义追寻呈现出某种抽象的特征，且往往以抽象心性之维的虚假存在消解了对象世界的客观实际；而且，一旦这种唯灵主义的旨趣和追求脱离了现实的历史实践过程时，便不免显得苍白、空泛、抽象、玄虚。这样，儒学因隔绝于现实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之外，仅仅以反身向内的心性涵养和思辨体验为其内容，这种封闭、玄虚的精神自慰，无论如何难堪重任，更不要说实现真正的当代复兴了。
其实，传统儒学是由历史沿传下来的、体现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特质的思想底座和价值纽带，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结晶和时代特质的集中表现，它渗透在广大民众的思想道德、风俗心态、审美情趣、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其语言文字中，具有积极宽泛的理性内涵与文化底蕴，深深影响着广大民众的当代实践与未来取向。有人将之分为三个层面，即政治制度层(即政治儒学)、日常生活层(即公民儒学)、精神信仰层(即信仰儒学)，笔者认为这种分法很有道理。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儒学，它的制度规训及其社会基础已经丧失，不仅早已风光不再，而且有隔世之感。作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信仰儒学，它的当代建构更难以实行，不要说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早已成为我们的共同信念，单单我们民主自由的宗教政策，也无法使儒教再度抬头。
看来，复兴儒学最好的路径就是从公民儒学、生活儒学、道德儒学入手，发挥儒学在民间生活和公共伦理层面的教化作用。若从儒学的延续性、超越性、大众性、时代性等方面分析，儒学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它在当代的确存在着复兴的契机，可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它能够包容过去、启示现在并开拓未来，实现着我们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特殊理解、价值选择与文化认同。然而，在它的社会基础严重崩塌、文化观念彻底断层、异质多元思想猛烈冲击的情况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案凯歌高奏的科学推进中，尤其在当代文化发展战略的精英化与大众化、知识化与信仰化的两难抉择中，传统儒学的当代复兴的的确确面临着来自外部和自身的诸多困境。那么，作为公民儒学的当代复兴又何以可能呢？对此有人主张，儒学复兴之所以在现代遭遇极大的生存困惑和发展理障，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制度保护(即缺乏必要的政治护佑)和缺乏正确的宗教支持(即缺乏特殊的信教群体)，而是因为它遭到了现代广大民众的冷漠和疏离(即缺乏公民儒学之生活基础)。儒学在义理结构上拒绝大众理解，而现代民众又从情感上拒斥儒学说教，在双方失之交臂情境中，儒学要发挥现代教化作用、实现现代意义转生，应首先考虑如何使自己化为现代民众的日常观念，变成现代民众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之不可或缺的东西。为此，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生活化的途径，以实现向普世化、时代化的公民儒学方面转化。
一切果如此，就不能如传统儒家所主张的那样，从内在超越的心性层面抉发其现代价值和谋求其现代发展，而必须彻底抛弃轻视大众世俗价值的贵族化倾向，重新激活并发扬传统儒家人文主义精神意蕴，尊重普通大众的生命欲望和精神追求的合理选择，同情理解并自觉顺应他们的世俗情感、愿望要求和实际行动，将儒学彻底大众化、时代化、生活化，由羞于口、蔽于言的“内丹学”转化为与现代生活需求和情感认同合拍的“外丹学”，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和真信念。然而，有人对之不以为然，认为儒学一直存在严重的专制顽症和深层痼疾：它的天人感应、仁政思想、史官传统、谏官制度、士人清议以及科举制度、监督制度等等，极易滋生残酷权力倾轧、难以控制官僚阶层腐化、无法避免社会分配不公、难以克服种种民生凋敝、常常引导社会周期性动荡。对这些顽症以及由此造成的传统社会种种病态，传统儒学志士曾千方百计寻找疗救之道，寄希望于将自己的学说与封建专制捆绑一起以求大同世界，不放弃忠君愚民思想意图做出善的选择，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白费气力，以至于当今仍无法根除这些专制病灶。事实上，在今天现代化过程中已然摧毁了儒学的社会根基和生活原型，所以传统儒学才变成了抽象性的理论、无躯体的幽灵和原教旨的悲叹。如今若欲为之招魂，恐怕很难使之重新确立为主流意识形态，倒不如从生活场域的重构来得实际一些，因而平民儒学的复兴是可能的。但是，为之重构生活场域又谈何容易？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之一，就是家庭形态的彻底变革和家庭伦理的根本转型。
现代人在沐浴五光十色新生活阳光的照耀下，可谓既无田园可归又无家庭可以退守，而现代社会工作与行动的漂移又强化了人们的无根性，这是当代人存在的现代困境和生活悖论，被市场化的各种物欲裹挟了的现代人，真的很容易挣脱现代生活形态的樊笼而主动趋向传统儒学的心灵救赎吗？我看未必。连重建日常生活基础尤其是重构家庭伦理生活场域，尚且如此艰难，更遑论公民儒学的真正复兴了。传统儒学作为封建性的农耕文明、宗法制度下的血缘文化和以心性修养为主的内圣之学，它的影响与作用向来具有两面性，既塑造了我们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公共心理之共同人格，又造就了我们的国民劣根性和文化颓废性，诸如推崇血缘、崇拜祖先、厚古薄今、因循守旧的自贱品格以及逆来顺受、轻视个性、存理灭欲、愚忠保身的懦弱品性，这些都是它的糟粕和毒素，一旦通过平民儒学而死灰复燃，就会毒化人们的心灵、污染社会氛围，极不利于当代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科学构建。
可见，公民儒学的复兴之路布满荆棘，国粹主义的策略值得警惕。儒学既积淀着精华又充满着糟粕，它的复兴之路既不能采取中体西用而普遍接纳，也不能执行全盘西化而彻底颠覆，只能采取视域融通和实践整合的创新之路，通过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科学改造而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否则，若割裂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内在关联，无论是中西文化的简单拼凑抑或西方文化的单纯移植，既无法充分汲取和创新利用儒学资源，更不利于新的民族精神的当代凝聚和中华民族自我形象的重新塑造。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让儒学成为当代学术的风骨、传递时代的声音、造就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引领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有人认为，传统儒学必须进行一次真正的义理革命，以摆脱传统儒学执守抽象研思的旧理路，而与当代思想集体开展深层次的对话与交流。儒学的中庸之道、天人一体、中道圆融、和谐共生的思想体系，能否为人类的文化创新开发出最根本的人性本体与生活世界之原理，这才是值得我们认真省思的关键所在。面对当代人类文明的冲突和矛盾，我们只有在对人类宇宙根源与人性道德根源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切身体悟中，才能洞察人文危机、存在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总根源，形成新的天人合一观并以此培植出新的国民意识。儒学复兴必须能够为我们提供当代中国文化所凝聚的多元智慧与精神发展的广阔空间，我们今日必须严肃面对如何实现对它的重新界定、如何结合人类文明的多元和谐与当代拓展而发展出儒学的本体之学、发用之学，从而使之成功安立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时下，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要求民族文化的率先复兴，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自孔子起就自觉地承继和接续着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文化之根，无论如何我们绝不可能把这个根斩断，相反，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重新走向新生。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在21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获得新的发展、实现复兴，是很有可能的。以往我们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思想基础，儒学复兴必须是能为当代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支撑的生生之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国人民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和合之学，也必须是反本开新、奋力开拓、与时俱进的创新之学。今天，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儒学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弘扬中华文化、融汇古今中西，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而努力做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特殊贡献来。诚然，当今世界正处在一大的转折关头、处在十分不和谐的情态之中，有许多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共同难题，诸如对自然的无限制开发、残酷的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由于对物质利益的片面追求和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造成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以至于残酷的局部性战争连绵不断；由于过分注重金钱的感官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成为身份迷失、下落不明的“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无疑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课题，对此，传统儒学的叙事方案，或者可以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某些有益的思想资源，或者可以使我们对当前存在的问题保持思想上的自我觉醒。
当然，上述难题仅靠儒家思想的启迪不可能完全解决，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思想无疑为解决上述难题提供了可供参照的策略选择。这表明，儒学作为一种两千多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早已随着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而终结，已不可能复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儒学早已终结并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代替，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流派的儒学经过自我变革后，则有可能作为内在精神变量而再度复兴，并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而继续存在和发展。儒学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复杂的思想体系，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其中作为应世救世的具体主张和观念，自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过时并失去其原有价值。但儒学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炼积淀、升华凝聚的民族智慧、精神传统却有着普遍的永久价值，这些极具当代想意义的思想观念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绵五千余年而不中断的最基本的民族精神基座，它们将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阔步前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这表明，传统儒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在经过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方案的创造性改造后有可能重新复兴。复兴后的新儒学即“后现代儒学”，无论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等方面，还是在教化人的品德、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的精神塑造作用。当然，它只能是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重要的精神变量之一，而不可能成为多元文化中的主导形态。儒学复兴不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方案，相反必须实现当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手，儒学只有成为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内源因子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今天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当然离不开汲取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学传统资源，但是我们不应该离开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方案而抽象地教条化地对待儒学复兴，而应系统地研究现代性与根源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全球化为背景，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契合的角度全面清理儒学的糟粕，探寻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方案中的积淀及创造性转化的途径和模式，深入挖掘传统儒学对当今中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培育所能贡献的当代价值，提炼儒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观念与社会理想，从新的视角审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生相容关系，探索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浪潮中，儒学的民族特性和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实现整合的发展道路，抽绎出其中能为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中起到积极作用的核心价值观念，以便促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方案的科学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