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文化之心绞痛

中国的传统，也是一言难尽。反传统的事情，如果仅仅是些文化人的作为，其实无论怎样反，都反不掉，导致文化和传统被摧毁的，并不是“五四”。

我们都知道，眼下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而且非常关键的阶段，进一步解放思想，是这个新阶段的重中之重。解放思想，需要有形式的刺激，更需要实际的措施，切实的制度变革。一个可以操作的改革方案，加上坚决而扎实的落实，比一万种玄思和一百种游戏都要强上一万倍。说一千道一万，解放思想，其实就是脚踏实地，做实在的事，做一点，中国进步一点。百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提出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类的理念，但多数人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过于迂腐。可是，中国的进步，最终还是要靠一点一滴的实际工作。

固然Nothing is impossible，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但关键还要Just do it，立刻干起来。

一言难尽的“五四”

“五四”过去九十年了，按国人的习惯，凡是重大历史事件，逢五逢十的时候，总要有点例行的纪念。只是，例行纪念，即使在文字上，也难免仪式化，老调子重唱，经过这事的老人还活着的话，还能激起几滴眼泪，而今天纪念过去九十年的“五四”，连这几滴眼泪想必都没有了，想想未免让人泄气。不过，好在中国人做历史，一向大大咧咧，过去常说的事，常弹的调子，未必是事件的全部，仔细翻翻报纸，发现漏下的还有很多。很多事，跟我们的史学家说的好像出入很大。

一说到“五四”，都把它跟新文化运动绑在一起，称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单就“五四”那天的游行和火烧赵家楼而言，跟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以来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太多的关系。没有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学生们也照样会上街，只要巴黎和会山东的问题没有解决，学生们必然要上街游行抗议，找若干晦气的“卖国贼”出出气，东汉和北宋末年的太学生都这样闹过的。到了清代，学生（生员）和举子因为政局闹事者，大闹者如公车上书，小闹者如各地考试不公。大闹小闹，政府和百姓，都能容忍——学生嘛。

“五四”学生上街，在学生看来，因为是中国要亡了，为此他们中有人割破指头，写了血书。但是，当时的中国情形，其实还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至少比1915年初，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逼中国签二十一条的时刻，处境要好得多。近邻日本，原来凶神恶煞的大隈内阁垮台了，换上的新人，扬言对中国采取怀柔政策，不要什么抵押就借给当时的北京政府大笔的日元。而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京政府在段祺瑞的主导下，押宝押对了，变成了战胜国，虽然说处境没有根本改善，但至少庚子赔款德奥部分可以不付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租界也可以收回了，连当年被德国人抢去的古天文仪，也还回来了，连耻辱的克林德碑，也被拆了刻上“公理战胜”四个字。

但是，第一次跻身战胜国行列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胃口很大。停战日中国人的庆祝，相当隆重，北大的师生跟后来的“五四”游行一样，也唱主角来着，在天安门集会，游行，演讲。大家（包括陈独秀）都觉得这回总算是公理战胜了强权，中国人也该直直腰了。因此，国人对于巴黎和会的期待，非常之大，不仅打算收回青岛和山东的权益，而且想全盘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可是，一战的结束，就跟它的爆发一样，都是丛林时代的产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并没有过时。巴黎和会的确像我们的教科书讲的那样，是个分赃会议，会议的发言权，是按国家实力分的，第一等强国英法美日意，有五个代表。第二等的有三个代表；最末一等的，只有两个代表名额。中国人满心以为自己属于大国，理所应当有五个席位，兴冲冲派去了五个代表，结果，到会场才发现，自家被排在最尾，只有两个席位。此时的中国，还属于案板上的肉，处境比战败国稍好一点，但是自家的某些东西，也明摆了是要被人家分的，那就是战争期间，日本从德国人手里抢来的青岛和山东的权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站在英法一边参战，图的就是德国在中国的势力，所谓参战，满打满算，就打了这么一仗，驱走了在青岛和胶济铁路的德国人，取而代之。而日本在巴黎和会上，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被视为五强之一的日本，这样的要求欧洲列强怎么可能不答应？虽然美国教授出身的总统威尔逊提出过尊重弱小国家权益的十四点声明，可他到了巴黎才知道，在这里，没有人把他的声明当回事。不久，连他自己也发现，真要实践这个声明，没准马上就要打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中国的期待，注定是要落空的。可是，注定落空的期待，却是中国知识界强烈的期待，一旦落在地上，全体都失落到了家。这个时候，按国人的惯例，只能在自己内部找原因，即使没有内奸，也要找出来。

当然，此时当家的，以段祺瑞和他头号智囊徐树铮为首的皖系军阀，或者说皖系政府，为政是有毛病的。这个毛病，就体现在亲日上。亲日给段祺瑞政府带来了大笔的日元借款，只是，段祺瑞没有用来搞建设，却用这些钱推行武力统一，动武压迫西南军阀，也压迫在广东的孙中山的国民党，不仅弄得国内南北关系紧张，而且导致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之间也出现了裂痕。武力统一就要打仗，打仗就难免分赃不均，北洋军打下湖南，立了大功的直系吴佩孚给放在前线作战，湖南督军却给了寸功未建的张敬尧，仅仅因为张是段的亲信。同时，感觉调兵困难的段祺瑞，借所谓参战（世界大战）之机，利用日本的借款，编练嫡系武装参战军，暗示着今后一旦全部日式装备和训练的参战军成了气候，此前的各派各系，都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同时，在政坛的文官，原来一向得宠的留学英美的官僚，因为政府亲日的缘故，忽然失宠，而留学日本的人，比如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则跻身政治决策核心，这些失宠者当然也不满意。即使没有这样明显留学背景的政客，相当一部分人，也由于段祺瑞和徐树铮搞了自己的国会——安福国会，被边缘化，比如像梁启超和林长民的研究系，当然也不舒服。所有的矛盾，因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而爆发出来，“五四”的抗议运动成了爆发的平台。运动中，学生和市民是运动的主力，所有的社会名流都在摇旗呐喊，政客起哄，连军阀都声嘶力竭，吴佩孚接连通电全国，声讨卖国贼，释放学生，如果政府不答应，这个北洋军阀里的常胜将军，就要提一旅之师北上问罪。到后来，连身属皖系的军阀，比如卢永祥、张敬尧都打电报给北京政府，要求他们罢免曹、章、陆。所有人对皖系政府的不满，都借运动发泄了出来。结果，皖系被钉死在卖国的耻辱柱上。第二年直皖打了起来，兵力和武器占绝对优势的皖系，居然大败亏输。实际上，“五四”为直系的战胜，立了头功。

不消说，“五四”运动，是一场在国际上声誉不错的文明抗争。虽然是排日爱国，但学生们有意识地避免暴力，跟义和团划清界限。不仅不直接伤害日本人，而且面对警察时也不采取对抗手段。凡是爆发运动的城市，军警的态度也大多暧昧，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时候，几十上百的警察，大体上在旁观。北京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对于镇压学生一向不积极，后来上任的步兵统领王怀庆，虽然名声不好，但抓捕学生，大体上属于守势。猫捉老鼠，其实军警才是鼠，过街老鼠。第一次被抓的学生关在步兵统领衙门的监狱，条件不好，舆论一致声讨，后来再抓，就临时关在北大法科，其实根本就没打算真正把学生怎么样。各地的军警，就更加姿态低，万一伤了一个学生，就像惹下滔天大祸，全国声讨，国会议员都跟你没完没了。抵制日货，军警虽说有上方的阻止命令，但根本不加制止，有的地方还暗中相助。

其实，运动中的暴力还是有的，只是对内不对外而已。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可以往死里打，但一个日本人，中江丑吉（著名哲学家中江兆民的儿子）出来挡驾，学生们就不打了。其实原本“五四”那天上街的大队学生，没打算去砸曹汝霖的家，只是少数激进分子，早就准备好了煤油和火柴，预备大闹一场。可是，群体运动中，激进者总是会占上风，对施行暴力表示质疑的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半途就心灰意冷，据说还挨了一拳。此后的运动，在抵制日货的声浪中，暴力连连。学生们自己很有奉献精神，先把自己所有的日货拿出来烧掉，然后就逼迫商家也如是办理，理性一点的地方还知道把查抄来的日货处理掉，当成运动的经费，不理智的干脆就一把火。凡是不肯痛快抵制日货的商人，一律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挨揍也是免不了的。有的激进分子，看见街上有人穿日本布料做的长衫，上去就是一剪刀。上海的市民，一度传说日本人下毒，因此，凡是日本人上街买药，打酱油，都被怀疑为暗藏杀机，当场扭送警察局。在北京的游行队伍中，发现有日本记者接近了学生放食物的地方，也被怀疑有下毒的可能，也扭送警察局。这样的下毒担忧，其实跟义和团运动中类似传闻性质完全一样，只是，人们没有把怀疑的对象抓来砍了而已。

但是，运动中的暴力，基本上都被爱国主义凯歌遮蔽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名流，所有的社会舆论，都无条件地向着学生说话，只有梁漱溟对学生的违法行为发表过一点异议，但也很快被批评声所湮没。在济南，有皖系背景的《昌言报》，对学生行为稍有批评，报馆就被砸掉，主编被抓去游街。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个人自由和解放，在爱国主义的大帽子下面，就自动萎缩，连一向号称自由主义者的人，都一声不响。

尽管如此，“五四”运动，不仅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而且的确具有合理性。不仅促进了民族的觉醒，而且通过抵制日货，振兴了民族工业。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人为干预，作为没有关税自主权的中国，在日货的倾销下，民族工业很难有喘息的机会。政治抗议运动之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也因为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不仅引入学理和思想在发酵，而且西方的学制和学科体系也进一步完善发展，大学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一部分人在运动过后，向右转，倾向政治改良；一部分人居中，继续走教育、学术救国的道路；一部分人向左转，奔向了革命。三部分人都是像蔡元培所说的，是吃“五四”饭的。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人，后来虽然得到当政的蒋介石的赞赏，但蒋介石本人对“五四”并不感兴趣。但吃“五四”饭的人，在国共两党，都声势烜赫，后来的中国，实际上是他们的天下。

虽然说，国民党把“五四”定为艺术节，共产党把“五四”定为青年节，海峡两岸主流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对于“五四”的主题，都不可能否定，“五四”科学民主的旗帜加上爱国的旗帜，至今还在飘扬。但是，人们发现，其实在“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中作为学理输入引进的自由主义，在抗议运动当口和在其后，都命运不济。自由主义者龟缩在学界一隅，自由被科学和民主（虽然国共对两者的理解各有不同）挤到了角落，至今没有出来。

注：此文已在《南方周末》发表，但有很大的删节！

古今文字狱的异同

河南的王帅案和内蒙的吴保全案出来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文字狱。但仔细想想，这种事情，跟古代的文字狱，还是有点不一样。古代的文字狱，一般为最高统治者发动，目的是力求思想和舆论的一致。显然，大力度追索和迫害王帅和吴保全的人，没有这样高境界的追求，他们所要的，第一是信息不能外泄；第二是维持治理者的尊严，不容犯上作乱。从某种迹象上看，第一点的需求极其迫切。必须承认，我们的地方官员已经有所进步，治下臣民如果喝醉了，私下骂骂领导，多半不会招致领导的追究，只要不指着领导鼻子，公开挑衅，听见了装作没听见，也是有可能的。动用警力千里追索王帅，指使司法机关给吴保全判刑，上诉之后居然加刑，如此大动干戈，杀鸡用牛刀，无非是要在尽短的时间内，堵上信息外泄的窟窿，杀一儆百，防止治下臣民有样学样。

我们的官员，一般来说，面皮都比较薄，听不得不同意见，尤其是这种意见在公开场合发表，无论如何都会脸红心跳，进而怒不可遏，跳到半空，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这种意见来自外部，来自媒体，怒则怒矣，却也无可奈何。抓记者的事，固然也有人敢于尝试，但毕竟风险比较大，所以，大多数官员，只在加强防范上下功夫，防火防盗防记者，重点是防记者。防、堵、围、缠，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地方，据说有全套的应对记者的政府预案，一有大事，立即启动，构筑全境上下立体的防御体系，让所有来犯的记者，铩羽而归。

如果说，对于外来的人，虽怒，但还有点无可奈何的话，那么，对于治下的人出来爆料，则一定痛恨异常，恨到牙根痒痒。很多的官员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内部的事，只能内部解决，内部不给解决，也必须等待内部解决，把问题捅到外面去，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叛逆。因此，对于这样的叛逆，无论下多重的手，都是合乎情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得罪一个领导，等于得罪所有的领导。

美国学者孔飞力有本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叫魂》，里面说到一个道理，说是在帝制的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信息控制的关系，皇帝想要知道地方的一切，而地方官则尽力不让皇帝知道一切，在上面的担心下面欺瞒，在下面的害怕自己那点不合规矩的事让上面知道，后果不堪。这样的信息控制战争，未必在今天就没有。对于一个唯有上级才可能福之祸之的行政体系，无论自己干了些什么，只要能把上级瞒住，一切就等于没发生。官僚机构，本身就是金字塔，上小下大，瞒住上级，具有可操作性，即使有人外露消息，只要控制及时，局面就不至于失控。我们看到，在王帅事件被媒体披露之前，吴保全已经被判刑，类似的事件，还有若干。内部人的消息外泄，总的来说，还是能被控制的，因此必须下功夫控制。内部人的这种“反叛”行为，是行政官僚最担心的，因为，人人都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住内部，一旦所有人都有这种“异动”，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将暴露在阳光下，上级自然什么都知道了，自己的乌纱帽也就保不住了。

在这样的体系里，身正不怕影子歪的说法，是没有市场的，凡是强力控制内部舆论的人，都意味着个中的猫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个范围内，几乎是公开的，所要瞒的，只是他们的上级。真正要实现政务公开，首先要改革这种只对上负责的体制，落实体制、社会和舆论的三种监督，从体制改革入手，让人权行动计划落到实处。否则，王帅和吴保全的故事，就还可能重演。

别把板子都打在“五四”屁股上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一个历史事件经过这么长时间，还让人惦记着，本身就说明这个事件对后来的历史影响很大。从前在大陆，对于“五四”基本上是一边倒的赞扬。每年5月4日，学生们都要唱歌跳舞地进行庆祝，后来不知怎么一来，“五四”青年节随着五一长假就给放掉了。倒是今年，“五四”还没到，相关的文章已经出来了，接连看了两篇，居然都是唱反调的，无论如何，都是好事，说明我们的意见有点多元的意思了。

只是，老调子固然乏味，反调也未必唱得圆通，刚看到一篇秋风先生的文章《政治改革没必要摧毁传统文化》，无论如何，都感觉莫名糊涂。文章从泰国的政治乱象和印度的大选谈起，好像意思是说印度的民主要比泰国成熟一点，但不知为何却说，“从泰国政治乱象到印度民主的正常运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宪政需要传统。”而且还说，“考察这两个国家，立刻发现两者有一共通处：两国社会都相当地传统，尤其是都有十分深厚的宗教传统。这一点反而成为两国建立宪政制度的优势。”难道乱象和稳象，都是优势的体现吗？正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在论述印度宪政制度稳定的时候，非要提到东巴变成孟加拉，暗示这是印度宪政制度运转唯一的“中断”一样，难道在秋风先生眼里，印巴分治各自建国之后，依然算是一个国家？

当然，外国的事我不明白，也不好说。秋风先生无非是当个引子，重心是说，宪政需要传统，进而批“五四”反传统，罪孽深重。深重到什么程度，秋风先生的意思，新文化运动毁灭文化，似乎也连带着毁了中国的宪政，连黄苗子和冯亦代所谓的“告密”（对此事的真伪，我还存疑），也要算在“五四”的账上。这样重的板子，“五四”的屁股真有点吃不消了。

考察一个历史事件，必须回到事件发生的历史情景中去。上个世纪初从袁世凯称帝到皖系军阀当政这段时间，中国文化的确处于死气沉沉的局面，新教育办了多年，但是连西方的学科体系都没能建立。北大讲哲学，得从三坟五典开始讲，文学、史学、文学史彼此夹缠不清。不仅男女同校想都别想，连女生剪辫子，都会被学校开除。所谓的新学堂，除了添了些声光化电的课程之外，还是经学的天下。社会上，巴金小说《家》中说的大家族，也的确有可恶之处。“五四”前后，热情拥抱传统，提倡尊孔读经，奖励烈女殉夫的人，不是军阀就是政客，有些还是非常恶心的军阀政客，像狗肉将军张宗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多少枪和多少姨太太，却热衷跟末代状元诗酒唱和，在治下学校推行尊孔读经，还大印十三经。袁世凯的称帝，也许有他的不得已，但跟称帝联系在一起的，毕竟是尊孔和祭天。严格来讲，传统在新文化运动没有兴起之前，已经被当政者捧杀了。这样的传统，反一反，有何不可？

就当时而言，新文化运动不仅在输入思想和学理方面，开辟了中国文化的新局面，而且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我们的学校，至少在人文方面，恐怕还会是经学的天下。哲学史，讲到周公，一学期就结束了，孔子还是大半个圣人，无法像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那样，变成一个思想家供学者剖析。中国高等教育的顶峰，也恰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出现的，不仅国立和私立大学名校迭出，就是教会大学，经过“五四”也逐步淡化了宗教色彩，步入世俗教育的轨道。中国文化在民国时的繁荣——无论学术还是文学艺术——也是“五四”之后出现的，当年的学术大师和文学巨子，甚至画家、名导演和演员，无论文化态度保守还是开放，都跟“五四”新文化运动脱不开干系。面对这些事实，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毁灭文化，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如果单从“五四”政治运动之后，激进主义流向就否定“五四”，其实也没道理。很简单，“吃‘五四’饭的”（蔡元培语）不仅有激进的左翼，还有激进的右翼，比如国家主义者，他们对传统往往情有独钟，还有自由主义的右翼，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这样的人，好像对中国后来的激进不该负责的，而他们的学术研究，也走向了整理国故，即使反传统，也反得不彻底。而且，“五四”还有更多走中间道路的人，大批走教育和实业救国道路的人，看看他们的回忆，好像血管里也流淌着“五四”的血。

至于把所谓的告密的账也算在“五四”头上，实在太冤。就算黄苗子和冯亦代两位老先生都告过密，但是两位不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他们在旧中国也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老师就更是如此，如果说反了传统就会告密，为什么他们在1949年之前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更何况，我们民族的传统中，也有法家的一份，那一份里，其实就有告密这东西。反传统，如果反到了传统的酷吏风范头上，其实反而不会告密。

其实，传统就单算儒家一份，那么，“五四”反过之后，其实传统并没有被反掉，上流社会，有蒋介石支持的新保守主义的复兴。底层社会，则大体诗礼依旧，人们婚丧嫁娶，宗族祭祀，还是老一套。这一套真正被摧毁，是经过土改、合作化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超大规模的扫荡，乡村精英连同文化精英一并被毁灭的。这种革命的结果，怎么能都算在“五四”的账上？不能说革命领袖中有几个“五四”青年，就说革命是“五四”的延续。别忘了，还有好多“五四”青年，是自由主义者呢。

正像印度的传统，很难说清楚是什么一样，中国的传统，也是一言难尽。反传统的事情，如果仅仅是些文化人的作为，其实无论怎样反，都反不掉。导致文化和传统被摧毁的，并不是“五四”。

教育让“诺奖”从我们身边走开

每年诺贝尔奖出台，都会令国人激动好一阵子。网上网下，议论个没完。今年的“诺奖”，又见着一个华人面孔，总算让国人的兴奋，有了点着落。不过，说来可怜，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人口世界第一，世界前几位的经济实体，而且国人自以为智商不低，却总是跟“诺奖”无缘。某年好不容易得了一个文学奖，得奖人还在外面。至于为人看重的“诺奖”自然科学和经济学奖，则始终无缘中国人。掐指算来，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华人，已经有了八位，但没有一个有中国国籍。有人统计，这八位某籍华人，只有一位曾经在1950年短期在中国大陆的中学读过书，剩下的，全是在外面受的教育或者受的是过去的教育。其实，明白人都知道，1950年的大陆教育，还没有改制。

我们有句成语，叫做“橘越淮北而变枳”，却不知人越过某个界限之后，也会发生好的变化。“诺奖”令国人悲哀，最大悲哀是，不是中国人无能，而是我们现行的教育，根本培养不出获得“诺奖”的人才。

据说，这一点，我们的教育当局，早就意识到了。因此，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推行素质教育，说是要以此取代应试教育。可是，直到前几天国家总理去中学听课，却发现我们的所谓素质教育，实际上还在应试的框子里打转。

应试教育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像僵尸一样支配着我们的教育？不是这僵尸特别有神通，而是我们的教育主导者思维出了问题。世界教育界的共识，无论官办还是民办，办教育的必须是教育家，或者教育学的专家。但是，我们目前的教育，却是由官僚在办，或者是由自以为是教育家的官僚在办。不仅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负责人是官僚，连大中小学的校长也是官僚。学校，无论何种性质，都是衙门，办教育的人，非常固执地按衙门的方式来办学。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别以为教育当局是在办教育，人家主要是在办当局。因此，无论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由办衙门思路的官僚办将起来，都跟教育没了关系。

这样的教育，根本不可能培养出独立思考的人才。素质也罢，应试也罢，最后的结果，无非是让学生熟记一些套路、一些结论、一些标准答案，不仅不告诉学生为什么，而且忌讳学生探究这个为什么。在中国的衙门里，盲从和听话，是最佳的美德，也是最适宜生存的策略。习惯于这种策略的官僚操办教育，将受教育者按这个路径培养，岂不是最合适的选择吗？

中国教育的问题，有人说是制度问题，有人说是人的问题，也有人说是社会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在于教育体系的结构。只要教育体系是个官僚结构，里面的当家人都是官僚，那么，无论提出多么先进时髦的概念，引进多么好的理念，最后办出来的，都是官气沉沉、暮气沉沉的货色。

只可惜，中国以外的世界，跟我们的生存逻辑有所不同。我们特别在乎的诺贝尔奖，也不按我们的思路来评。不仅不按我们的思路，而且离我们越来越远。不是他们走远了，而是我们自己离开了这个世界。如果要自我满足，唯一的出路，是不理他们，我们自己关起门来评自己的奖，每年都评给自己人。

没事折腾汉字为哪般？

教育部出台《通用汉字规范表》（征求意见稿），对四十四个常用字加以整形，捺改点，横改提，竖钩改竖，调整结构，增加笔画，如此这般。教育部的官员说，这样的微调，不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我看未必。此番调整的汉字，像“新、杀、条、杂、亲”等等，都属于最常用的汉字，老百姓几乎每天只要写字，都离不开。再说现在还有一批老人根本不用电脑，依然坚持手写，小学生在汉字的学习阶段，也要手写，就是我们这些用电脑打字的，看见调整过的这些字，感觉也相当别扭。我们知道，一个人形成的书写习惯，哪怕小学生刚刚形成几年，就很难改了，此方案一旦征求意见完了（一般都是走过场），正式公布实行，势必会让一大批老的老小的小的人，整天处于写错别字的焦虑之中。

关键是，这样折腾一回汉字，有什么必要呢？有什么必要把人家几十年形成的书写习惯改过来呢？是出于规范的要求吗？原来的写法，已经约定俗成，一直这样写下来，而且官方也认可（否则不必此番统一修改），不就等于规范吗？至于说美观，对字来说，看顺眼了就是美。不能说官方认定是美，就是美，老百姓说了不算。

语言文字是个约定俗成的东西，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生活的东西。大众认可，才是硬道理。因为，这东西不是象牙塔里的观赏品，是老百姓每天都要用的。在汉字的演化过程中，很多民间流行的俗字，别体字，民间错误的叫法，最后都被官方承认，成为今天的规范。很简单，语言文字是要流通的，是大众的事，不能完全由精英说了算。语言文字不扎根于民间，就没有活力。在历史上，许多民族的精英，曾经试图造过字，比如契丹大小字，女真大小字，但是由于没有在民间扎根，最后都没有流传下来。后面的建州女真虽然是金代女真的后裔，但在重新崛起之时，已经全然不知祖先的文字，还得重新再造。因此，教育部下属的国家语委，如果出于规范汉字的考虑，出台所谓的规范表，思路不应该是把已经通行的书写习惯改过来，想当然地改成专家们喜欢的形式，而恰恰应该相反，尊重民间的习惯，加以固定化。

虽然眼下不折腾已经成为国家的共识，但是，我们的某些政府机构，还是喜欢折腾。不折腾，似乎就浑身难受；不折腾，似乎就显不出来我这个机构的重要性。机构分管哪块，就折腾哪块，即使被人讥为吃饱了撑的，也要折腾。这些机构的人，似乎神经非常坚强，不在乎博得骂名。老百姓越是不满意，自己似乎就越是得意。似乎不给百姓添堵，自己就堵得慌，没事找事，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人们制造麻烦。这样的行政决策，固然背后有某些专家的支持，从本质上讲，依然是一种折腾。这么多年来，中国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折腾。从前是以革命的名义，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折腾，现在是以改革的名义，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折腾。总是无端生事，折腾老百姓，都是权力惹的祸。什么时候能不折腾了，百姓和国家就有福了。

这四十四个汉字真冤，没事就被整了形。老百姓也冤，闭门家中坐，无端地就要改习惯，招谁惹谁了？还好，此番折腾，毕竟是以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出台的，不像水、电、汽油，说涨就涨了，因此老百姓还有个缓冲余地。只是，但愿这个征求意见货真价实，别意思意思，然后就照样出台。

脸皮薄的和脸皮厚的

一位日本的老板，因为把受污染的工业用米，倒卖到食用市场，东窗事发，一根绳子上吊死了。听到这个消息，不知怎么的，感到有点不是滋味。不用说，这位日本米老板，无论按哪一国的标准，都属于奸商，干了昧良心的黑心事，但是事发之后能够自己了结，说明此人还有脸皮。同样做这种事情，他的中国同志这些年来，不知前赴后继地涌现了多少，可是很少听说有哪个自杀。

这样的事，我们的文化学者也许会站出来说，这是因为日本是耻感文化，而中国是乐感文化。耻感文化的环境下，人们最怕的是丢脸，所以，日本人丢了脸，要自杀。当然，如果我们要相信这种文化解释是合理的，有必要加上进一步的说明，因为在事实上，做了丢脸的事不自杀的日本人，也比比皆是，比如对待侵略中国的问题，很多日本人的选择是拼命地掩饰，不惜制造出所谓真实的历史证据，抹杀当年侵略战争中的罪行，甚至可以把罪行说成是正义之举。也许，只有涉及自己人的时候，因丢脸而导致的羞耻感，才会驱使一个人去自杀，也就是说，在自己人圈子里的丢脸，才有真正撼动生命的耻辱。

只是，即使我在这里如此这般地批判日本文化，也无论如何对自己的乐感文化得意不起来。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绝大多数的人为制造的食品安全问题，都是针对自家老百姓的，甚至有的人丧心病狂地把毒大米，毒酒，毒鸭蛋，香精兑的饮料，药物含量偏高的鱼肉，卖给自己的亲友，这样的人，又有哪个忏悔过？这样人为制造的食品安全事故，即使出自大企业之手，比如像此番三聚氰胺添加事件中的三鹿企业，我们看到的，都是一连串的欺与瞒，地下操作，强词夺理，以势压人，实在瞒不住了，才羞羞答答地说要收回产品，同时把责任推到“不法奶农”身上，即便三鹿的正式道歉，也闭口不谈自己的责任，言外之意，好像自家也是受害者。似乎所有的造假者，所有把有毒有害食品推向市场的人，都有一副厚脸皮，厚到刀枪不入、铁布衫金钟罩的境地。

据说做小姐卖皮肉的女孩，多半不会在自己家乡做生意，因为怕碰到熟人。可是，我们的作假掺假者，即使对自己的家乡人，也照坑不误，杀熟连连，连小姐的那点羞耻感，也荡然无存。被抓住，算倒霉，没抓着，接着干。这样的乐感文化，实在是过于欢悦，欢悦到了没羞没臊的地步。

更进一步想，其实也不是制假造假者如此，其他人也好不了多少。在自己家乡为官的官员，为了一点回扣或者GDP，把污染企业引进家乡，或者放任矿主在自己家乡滥采滥挖，挖得水干树枯，自己的乡亲没法活，好像也没有什么人感到羞愧。有些人，甚至在自己的乡亲跟这些污染企业和矿主冲突的时候，居然会毅然决然地站在后者一边，为自己的金主看家护院，摆平一切。大学变相卖文凭，明知道给不了人家任何学问，却一面给有权有钱者送硕士博士学位，一面向社会兜售函授文凭，现在又加上了大办所谓的三本班，等于给那些高考根本不合格的人滥发文凭，还有跟国外不良大学的合作办学，借国人对外国文凭的迷信，对高考落榜生，收取高额学费，中外结合，联手坑人。这种事，难道说，就比那些食品造假毒人的人要好多少吗？

这样的造假文化，这样的造假坑人甚至坑了熟人都毫无羞耻的文化，实际上，比那些毒大米、毒奶粉都可怕。

清队档案中的老妇人

档案曾经是我们这个国度非常神秘而且要紧的东西，除了农民弟兄，一个人从生到死都有档案相随。档案有专门的机构管理，里面放了什么，一般情况下本人是不知道的。经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总是莫名其妙地倒霉，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档案里被人莫名其妙地放了点不太好的东西。所以，过去我只要一想到档案两字，心里就发毛，总担心什么时候被人做了手脚，有提拔之类的好事给毁了。不过，现在事情有了变化，只要本人坚持，在“有关人士”的监视下，档案可以看了，上学、分配、调转之类的档案转移，原本需要密函传递的，现在也可以交本人带来带去了（也许严格说来也不符合规定），更要命的是，在旧货摊上，居然有人事档案卖了，别不信，前些时候我出差到太原，就买了一小堆——六袋。

这六袋档案中，其中有一袋是“清队档案”。这里，必须做一点注解，否则年轻人肯定不明白：所谓清队就是“文革”中的小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在运动开始和中间都搞过，既要清理那些混进好的阶级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更要进一步整那些原本就是异己阶级的人，重点明显是在后者。不用说，档案的主人就是一位被清理的对象，此人名叫王秀峰，时年五十七岁，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一个在家弄孙，靠儿子养活的老妇人。

比起当年被整的众多芸芸之辈（我记得清队似乎对下层更关注些），王秀峰倒是还算有点来头，她的丈夫名叫丁增华，是西北军著名将领胡景翼的老部下（我在胡的日记中找到了丁的名字），丁在靖国军的时代（总共没有几条枪），就是胡部的营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联合胡景翼、孙岳组成国民军，胡主掌国民二军，据地河南，队伍扩展为四个师，丁跟着做了师长。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国民军与奉军交恶，冯玉祥下野出国，胡景翼病死，国民二军在各路军阀和河南遍地都是红枪会的打击下，分崩离析，丁的部队片甲无存，国民二军的残部在李虎臣与杨虎城的率领下退守西安，丁也到了西安投靠李虎臣与杨虎城，李、杨念在同袍之谊，给了丁一个西安稽查处长的官做。这时，西安已经被河南军阀刘镇华镇嵩军的十万大军给围上了，而李、杨二人（尤其是杨）硬是凭着手里的残军死守西安三个多月，杨虎城一举成名，但是西安老百姓却饿死不少，用杨的话说，西安守城“功满三秦，过满三秦”。丁增华随杨虎城困守西安期间，没有带家室，在全城闹饥荒的时候，看上了西安女子师范十六岁的学生——我们的主人公王秀峰。于是，年方二八的女师范生就成了丁处长的第四房太太。西安解围后，胸无大志的丁处长一直跟着杨虎城，后来杨虎城做上了陕西省主席，给了丁一个参议的名义，每月送几百大洋。再后来西安事变，杨虎城下野出国又回国，身陷囹圄，丁增华也就只好回家做老百姓，靠一点房地产过活，直到1942年病死。

丈夫死后，四个女人分了家，王秀峰拉扯自己名下的一儿一女过活，将分到的土地全部卖掉，靠些许商行股份和房产度日。应该说，王秀峰要算是一个相当能干而且有见识的女人，作为一个过气的小军阀排第四位的遗孀，守着不多的遗产，无权无势，但她的儿女都受了很好的教育，解放后，儿子在山西医学院做助教，女儿在北京的部队里当技术员。自1954年儿子大学毕业分到山西医学院不久，王秀峰即从西安来到太原，跟儿子一道生活。

按说，像王秀峰这样傍依着儿子过活的家庭妇女，碍不着任何人的事（斗她没什么油水可揩），也没有招惹过是非（档案上没有一处提到过她现在的“罪行”），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对“运动”她感兴趣。然而，从“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老太太就被“革命群众”盯上了，成了斗争对象（在此又一次领教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深度和广度）。在档案里，我看到了王秀峰的“检查交代”，写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自己和她所知道丈夫的历史，对自己和“老头子”都尽可能地贬低、丑化，详细地叙述了自己曾经拥有过的财产，连房产的地点、间数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对比档案中所有的调查材料，王秀峰所有的“问题”都自己交代过了，一清二楚，她最大的一笔财产是西安的两间铺面，卖了二十两黄金；最“危险”的事情是曾经有过一支手枪（丈夫留下的），解放前就交给了丈夫的朋友，解放后又转送给了解放军；最大的“罪过”是解放前参加过一贯道，做过几天最一般的道徒。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了，她连在运动中说过一个“革命群众”是猛张飞的事，也端出来检讨了一番：“这话我确实说过，这句话很不好，是错误的。当时我的意思，是觉得她年青（轻）出身好，干劲大有培养前途，就是她猛，所以就说了个猛张飞，这个比喻是很不好的。”老太太动辄得咎的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仿佛已经跃然纸上。

就是从王秀峰老人的检查上，我知道了原来档案里面的一张照片，是她交给工作组的她丈夫死时的灵前照，这已经是她所保存的唯一有关她丈夫的影像了。从照片上，我们看到她的丈夫是一副北洋时代将军的形象，但我却看不出哪个女人是当时的她。

在档案的最后几页，我看到了定案结论，说因为王秀峰历史上没有劳动过，在运动中又不老实，没有及时交代历史，所以定她为资本家成分。最后一句话是：“由于该有一定民愤（我找遍了档案，没有一句提到她的错处，按道理，如果她有的话，哪怕一星半点，也会被夸张地写上的），已被革命群众赶出太原。”就是说，尽管老太太尽力配合，诚惶诚恐，却还是被扫地出门，革命在一个老太太身上，实现了清理队伍的目标，尽管只是在太原郊区的小街上。

当时，王秀峰老人在西安已经没有家了，也没有任何亲戚，一个女儿在北京部队里，显然不能去，作为一个年近花甲，没有收入、没有工作能力的老人，她能去哪儿呢？

一个以吃为价值取向的民族的读书生活

也许可以这么说，一个“吃”字和一个“家”字，体现了中国人基本的价值取向。什么都可以丢开，就是这两个东西丢不得，实在被逼到墙角了，高尚一点的人可以为了家而牺牲吃，而品性差一点的则往往为了吃而牺牲家。“吃”作为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多数人活着是为了吃，而不是看起来更为合理的吃是为了活着。食不果腹的时候当然谈不上价值观，但是只要国人有了余钱剩米，吃顿好的，或者顿顿吃好的，就成了人们每日的不懈追求。用老北京的话来说，就是“奔”，到底是奔窝头加咸菜呢，还是奔烧饼夹肉。战国时孟尝君门下客冯谖感慨怀才不遇，弹铁而歌提抗议，首先要求的就是“食有鱼”。

国人有福，吃顿饺子都要攒肉票的时代总算过去了。虽然农民还很苦，但解决了温饱并进入小康的人家毕竟很多了。有多少呢？保守估计，一亿上下总是有的，从冰箱、彩电、空调、电脑的消费上就可见一斑，如果搁在上世纪的70年代，这些东西就是拿到了中国也是没有人买的。按道理，衣食足，就该知礼仪了，对书的需求应该大一点了。可是，情况很不妙，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地，有过欧洲人还满足于少数教士传阅可怜的几本羊皮纸书的时候，我们的书坊已经把书铺到了穷乡僻壤的光辉历史，可是，现在我们出版的图书，居然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教材，如果再加上无孔不入的教辅（辅助教材），那么一般性阅读图书的比例小得可怜（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是倒过来的）。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国民所看的书，绝大多数属于强迫性阅读，因为上学要考试，或者学校硬性规定必须买（比如大量的教辅），不得不购买或者阅读。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出版社都是靠教材养活的。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凡是具有传统教材资源的出版社，比如教育社，一律财大气粗，日子过得滋润。像美国那样，鼓励学生用二手教材的建议，对出版界来说，等于是灾难。

无可讳言，我们这个据说是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古国，现在的国民不喜欢读书了。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现在没有好书，也有人说，现在书价太高。前一条理由有点道理，其中的缘由很复杂，最大的因素是出版管理部门卡得太死。尽管如此，市面上有价值的书还是一年年地多了起来，断不至于到了让人无书可看的地步。至于后一种解释，其实并不成立。出版虽然也可以说是“垄断”行业，但由于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并不可能真的维持高额的垄断价格，因为消费周期过长，而且书籍毕竟不能像电信、石油，甚至药品一样，强制人们消费。书的价格，比起计划经济时代是高了许多，但出版者其实并没有暴利可言，无论是书商还是出版社，真正做大的其实没有。在市面上，五十元、六十元一本的书已经属于高价了，面对这样的价格，大多数读书人都会掂量掂量，如果不是特别需要或者特别喜爱，估计多半是要掩面而去的。但是同样是这些人，请朋友吃顿饭，或者是几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相聚一下，吃饭或者K歌的钱，一般都要超过此数。

我们就是这样，吃饭花上百元，只要感觉还可以，会觉得很便宜，但买书花五十元，会觉得很肉疼。饭是必须吃的，而书则能省则省。我们的大学生，说起来也算是读书人，但每年花在下饭店吃饭上的钱，绝对要比买书不知多上多少倍，大学内外的饭店，开一个火一个，即使价格比其他地方的贵上许多（尤其是大学里面的饭店），但一样天天爆满，可是谁见过大学书店有如此的人气？在大学生活的人们，除了那些特别贫困，又无力打工挣钱的人外，好像有无数的理由聚会吃饭，什么生日啦，老乡会啦，师生会啦，等等等等，即便什么借口没有，也有可能出来撮一顿。现在这种聚会，据说时髦的已经改K歌和泡茶楼了，但这些地方大多也是连吃带玩，所以依然离不开一个吃字。

当然，大学里应该提供给学生所需阅读的图书，可是，我们的大学原本图书资料就不足，在目前大学疯狂扩招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可能了。的确，我们应该痛责那些主其事的肉食者，他们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反过来，难道我们已经进入大学的人，就只能在怨天尤人并吃喝玩乐中等待吗？没有这个经济实力者另当别论，而有这个能力的人，对于可花可不花的吃喝钱，可以舍得，对于关系到自己学业前途、实际上必须花的买书费用，可以省掉。扪心自问，难道不觉得我们有点奇怪吗？

古语道，民以食为天。这在吃不饱的情况下是对的，但如果已经吃饱了，还要以食为天，那就有点问题了。

大师别颂

在清朝，大人物死了之后，如果能得一个“文”字的谥号，比如文正、文忠、文襄之类，那是莫大的荣誉，堪称“祖坟冒青烟，子孙屁股放光”的。不过，带“文”字的也不尽是好词，也可以有文盲、文丐、文妓。一个人，头上顶上一顶文化大师的帽子，张口闭口文化，上电视，不提文化两字，就不会说话，深沉倒是够深沉的。但深到极点，在愚民眼里，至少在字面上似乎跟文丐文妓划不清界限。当年上海滩上的校书，说是卖艺不卖身，那艺里面的小曲儿都是文化。其实，私底下身也是卖的。否则，干嘛要挂牌营业呢？

中国现在的工艺美术界，大师是种职称。评上了，手里的玩意，就能卖出好价钱。在和尚那里，大师是我们这些俗人送给某些脑门锃亮，脑袋大脖子粗，身为主持（也许是买来的）者的尊称。一般来说，这种时候，都是俗人们有求于大和尚之际，不是求财，就是求官。恰好，这两种道场，大和尚都能做。呜呜呀呀地念将起来，挺唬人的。在文化界，大师的头衔挺金贵的，至少在官方那里挺宝贝。迄今为止，真正由官方挂牌的，只有余秋雨大师一个。

物以稀为贵。大师把自己端起来，理所当然。古往今来，有人写文章不出错吗？没有。但人家余大师就没有错，一个错字都不能有。哪怕把自家胡乱认来的祖宗余玠写成了余珍，也是没错。要错，也是余玠他爹错了。费点心，把《宋史》连带余家的家谱改了就是。谁要敢出面指证，哪怕是战战兢兢的，人家连手民之误都不认账，劈头就是一棒子——你别有用心！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做了大师的人，有圣人的感觉——圣上的圣。圣上一出生就红光满眼，异香满室，浑身上下，除了肚脐眼没疤瘌。他的第一声啼哭，如果不是一首歌，那也是歌的底稿，属于最有文化那种。如果写出来，得用钟鼎文。当然，用蝌蚪文，也行。

余大师很清高，据说从不交结权贵，可惜权贵总喜欢交结他，争着抢着交结他。要不怎么那么多官方庆典，都有大师出席呢？上海往新加坡派文化使者，派了一次是余大师，两次还是余大师，三次四次据说依旧是余大师。人家大师领奖，都去钓鱼台。那地方，我辈鼠民，连站在门口往里望一望的可能都没有。大师的清高，在权贵的争相巴结下，也只好装下半截。人家一巴结，也就琵琶半抱，出来见客了。

因此，余大师的地位很金贵。当今之世，副教授，满地走，教授不如一条狗。官方大把大把撒职称，自然科学最牛的是院士，社会科学最牛的是学部委员。但是，普天之下，有哪个能挂牌做大师呢？易中天不知趣，非要说人家是公民。大师怎么能是民呢？不是民，自然不能跟民一般计较。有刁民说余大师捐款不实，任你怎么说，大师连回都懒得回，底下的马仔自然会料理。还别说，料理得还真不赖，比日本料理都好。在都江堰官方的配合下，红口白牙许出的二十万的真金白银，摇身一变了成了书。援建的一座小学，变成了三座图书馆，而且都是“秋雨图书馆”。真牛，捐了几本还没到位、也不知道究竟打几折的书，图书馆就挂上大师的牌子了。香港的邵逸夫先生真笨，在大陆各地学校掏了那么多钱，盖了那么多楼，才能叫“逸夫楼”，硬是比不得余大师四两拨千斤。其实，岂止学校的图书馆该叫秋雨图书馆，连都江堰都应该改名叫秋雨市，多响亮，多有文化。把上海也改了，未必不可以考虑。当然，官方不一定敢擅动，这就需要粉丝了。反正大师的粉丝众多，连署呼吁就是。

有了圣上的感觉，金贵而且清高的大师，就喜欢说些高深的昏话，比如“在文化上，无效必然导致无聊，无聊又必然引来无耻。但是，即使到了这种‘三无’的低谷，也不必过于沮丧。因为只有低谷，才能构成对新高峰的向往”等等。昏过以后，还比较喜欢哭。据说有大爱之人，才这样动不动就含泪。地震死了几千孩子，大师泪没出来。发现在地震中失去唯一儿女的家长情绪不对了，马上眼泪就出来了，在眼眶里停住，强忍悲痛，含泪劝这些悲痛欲绝的家长，不要受人利用，给政府添麻烦。据说文化大师跟和尚堆里的大师有过沟通。死的孩子，无论是不是因为豆腐渣工程屈死的，都变了菩萨了。家长们，你们就知足吧。

当然，爱哭的大师，也有雷霆之怒的时候，因为有人批评他了。大师代表全中国人民，批评大师，就等于批评，不，诋毁全中国人民。这还了得！据大师考证，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者，文章发在香港，却很可能是大陆人士。有关部门真应该给他查一查，查出来，加以严惩，以儆效尤。不过，我在此郑重声明，我的这篇博文，绝无批评大师之意，连调侃都不是。万一大师见了，千万别动怒，伤了玉体，全国人民都伤心。

这个世界上，有“别传”，就应该有“别颂”。钦慕大师久矣，“正颂”轮不到区区，就“别颂”吧。何况，以阿Q之乏，尚有“正传”；以大师之尊，又岂能没有“别颂”呢？

赞曰：

书到馆里钱恨少——大师该捐几折图书啊？

颂如别样不嫌多——小民应掉多少眼泪呢？

乡土情景中的“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

看惯了新中国抗战电影的人们，很自然地会以为农民对外族侵略者的同仇敌忾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惜的是，事实上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中，并不存在这样的“理所当然”。

在历史上，农民中的大多数当然知道自己属于什么国（王朝），也知道自家的民族归属，这是私塾先生和乡绅们，通过圣贤之书告诉他们的，也从俗文化中的戏曲说唱中得到了强化。但是，对于国家的认知，除了舞台上模糊的帝王将相之外，主要来源于交粮纳赋的政治现实，由于这种现实相当冷酷，所以这种认知不会很清晰或者明确，甚至还带有点不愉快的感觉。至于种族的体认稍好一点，农民不仅可以明确感知到异族跟自己的文化差异，而且能够清晰地辨认出彼此的体貌特征，从鼻子眼睛到头发胡子。晚清国门始开，第一次见到西洋人的小知们，竞相描绘的，都是洋人们金发碧眼的容貌，一般老百姓，也正是从他们的述说中，深切地感觉到了自己和洋人的不同。严格说来，尽管我们在历史可以找出很多下层百姓的爱国事迹，但他们真正关心的所在，还是自己生活的社区，即他们的宗族和乡社，异族入侵者，遭到农民自发抵抗的真正原因，往往是这些侵略者破坏了农民的生活，危及到了他们的屋庐田园和妇女孩子。

电影《鬼子来了》，虽然在感觉上有点后现代的荒诞，很为某些见惯了英雄主义格调的人们所不喜，其实倒是真实地反映出一直处在国家底层的农民，在民族国家遭受侵略时的“国民状况”。电影的主人公和他所在村庄的老百姓，对于压在他们头上日本鬼子，显然并没有多少深仇大恨，他们之所以关押着那个鬼子和翻译官，只是因为害怕将鬼子交给他们的抗日人员（当然也因为这种关押行为本身而害怕外面的鬼子）。当迟迟没有人来“取货”，手里的鬼子成了累赘、麻烦乃至祸患的时候，他们曾经打算将鬼子处理掉（杀掉），但临了却谁也下不了手。还没有被现代化污染的农民就是这样，没有仇恨，难起杀心，“觉悟不高”，很有些妇人之仁，实际上是中国农民天性的善良。最后，农民用自己最常用的方式解决了难题，像日常赶集一样进行了一场交易，鬼子被放了回去。可是，满以为可以换回同等善意的农民，等到的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在一场“军民联欢”之后，鬼子进行了大屠杀，全村的父老乡亲，都倒在了血泊里。其时，日本已经投降，鬼子已经在身份上变成了败军，日军指挥官之所以还要大开杀戒，仅仅是因为村民关押“皇军”的行为触犯了日本武士的尊严，所以即使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经成为战败国，但“支那猪”却还是要受到惩戒。虽然电影是虚构的，但日军看不起胜利的中国人却是一种普遍的情绪，其实，我们在冈村宁次、今井武夫等侵华日军将领的回忆中，也能找到他们对于“搭车”取得胜利的中国人“不自信”的嘲讽。这种嘲讽，其实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从某些日本人的嘴角上消去，导致日本的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长时间跟日本以外的人有很大的距离。

影片的结局是全片最荒诞的所在，在大屠杀中漏网的主人公，回村看到屠杀的惨状，真的愤怒了。如果在此之前他能有此时十分之一的情绪，那个被他关了很有些日子的日本人早就人头落地了，后来的麻烦肯定就不存在了。当他挥着砍刀前去复仇的时候，只能去战俘营了。可惜，作为战胜者的国家此刻已经不需要这种仇恨（而在此之前，国家曾经想方设法激励和动员出这种东西来），不仅不需要，而且要制裁这种复仇行为。事实上，此时的日本军人，已经变成了将要大打出手的“国军”的宝贝，在国民党正规军和阎锡山的军队里，都存在着一大批留用的日本军人，某些臭名昭著的战犯，实际上已经成了内战的“国家顾问”。当然，一些日本军队的技术人员，也为共产党的军队留用。虽然真实的世界里未必会有国军将领授意日军砍掉私自报仇者人头的事情，但事情的逻辑也就是这样的，违反国家意志者应该受到惩罚，而当违反者是农民时，惩罚就更加严厉。这里，作为中国人的一方，没有爱国者，也没有爱国行为。当民族国家遭受侵略的时候，国家和农民之间甚至存在着逻辑上的冲突与扞格。而作为侵略者的一方，其刻入骨髓的残忍，通过电影近乎荒诞的叙述，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民族主义说到底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本质上为了某种需要建构出来的。要想激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社会动员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在民众里，也存在过类似的民族主义情怀，那是因为中国的古代国家有基于儒家伦理的华夷之辩，也有种族和文化层面的国家建构，在外族入侵的时候，甚至还有社会精英的大众动员，显然，这种建构和动员，比起现代国家而言，力度要差得多。特别是，当中国被西方拖入现代的时候，原来的国家理念，随着天下观的崩溃而支离破碎，原来的社会精英也灰头土脸，好不容易形成的对西方的大规模反抗的义和团运动，虽然得到了因戊戌政变而走向反动的政府的默许，但所凭借的其实只是虚幻的刀枪不入法术，当法术不灵的时候，大家则纷纷作鸟兽散。民众面对列强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能有的更多的是无奈和麻木。

这种无奈和麻木曾经刺激过很多仁人志士，鲁迅的故事是我们所熟知的，他为此而放弃了前程很好的医学学业，投入到唤醒民众拯救灵魂的事业中。另一个军人的故事我们可能不太熟悉，那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在他还是小军官的时候，有感于北方老百姓，谁统治都行，谁来了给谁纳粮的言论。成了气候以后，开始在自己的军队中实行爱国主义教育，每个营都有展览室，挂着国耻图，教育士兵要想着收复被侵略的国土。当然，这样的唤醒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共产党人，直到今天，国民党的老人，还在感慨，共产党就是会宣传。其实，在国家的建设中，当政的国民党也并不是没有起过这方面的作用。然而，尽管如此，在中国广袤的乡土上，还是大量存在着传统和现代之间特有的麻木。

无论是理性的民族主义者还是现代的“愤青”，都只能从受过现代教育的群体中产生，而传统的农民，支配他们的主要是生活的理性。其实，他们并不喜欢外国人，即使这些人没有为他们所不习惯的长相，也有他们所不喜欢或者说看不惯的行为习惯，从某种程度上说，即使状况同样糟糕，他们倒是宁愿接受中国人的统治。但是，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是，侵略总是要来的，而且来的时候，平时统治他们的政府总是没有能力保护他们，把他们丢掉不管成了某种惯例。对于一般的平头百姓来说，逃亡毕竟是一种不得已，本身就意味着无限的风险，多少人的逃亡，只是应付战争初期混乱的临时措施，一旦局势稍有缓和，还是要回到本乡本土来讨生活，只要侵略者不过分地烧杀抢掠，接受现实无疑也是一种选择。如果外来侵略者纪律稍微好一点，再来点小恩小惠，那么老百姓可能就要以手加额，欢喜念佛了。当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分区统治，其中的美占区和日占区相对怀柔一点，于是老百姓的万民伞一顶又一顶地送到了美军和日军指挥部。我们当然可以对这种行为加以道德批判，但却难以阻止类似行为的再演。正像电影中的村民可以跟鬼子一起“联欢”一样，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同样可以坐在一起握手言欢，尽管这背后也许有着很多的无奈。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在日记里就记载了许多次吃饭和看戏的经历，都是北京商民邀请，“与民同乐”，人家其实并不乐意。

当国家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百姓，将大片的国土和民众丢给侵略者的时候，我们这些后人，显然没有那么充分的理由去谴责当时的老百姓，为什么不去和鬼子以死相拼，做人体炸弹。老百姓在什么时候，首先要考虑的都是怎么活下去，“to be or not to be”这种莎士比亚的问题，在老百姓那里，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to be，活下去，只要有这个可能。所以，在侵略者的治下，他们也要就业，要谋职，上学的上学，打工的打工，做生意的做生意，免不了有顺民的面目，如果按道德至上论者的诛心之论，无论做什么，都可能是间接地为侵略者提供了某种服务。但如果真是这样，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诚心实意为侵略者做事，甚至为虎作伥，跟出于谋生的需要，不得不做点事情挣饭，两者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赞赏梅兰芳在沦陷区蓄须明志，不登台演戏的壮举，但似乎也没有必要谴责那些在日本人治下依然吃戏饭的人，因为他们的储蓄不够多，家里大人孩子要吃饭。给鬼子汉奸唱戏，并不等于就是汉奸。然而，在国家至上观念占上风的时候，所有在沦陷区生活的人，都不同程度地负有道德上的罪感，或者被那些逃到大后方的人们认为有罪恶。抗战胜利后，不仅沦陷区中国人开的工厂和商店，变成了敌产，连在沦陷区上学的大学生，都被称为“伪学生”，受到低人一等的待遇。这种道德批判，其理据，实际上是以道德优势自居的霸道，是国家至上的强横，正是这种霸道和强横，在电影里则表现为主人公的头颅，最终被代表中国国家力量所恩准的鬼子的刀斫下，头颅的眼睛里透出一个血色的世界。

多少年来，我们看惯了电影电视作品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悲歌和赞歌，可是，如果真的想把农民都变成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人，需要国家给他们更多的东西，比如教育、自治、福利、保障等等，就是说，要使他们变成公民，否则，一旦鬼子来了，世界还可能变成血色的。

注：2004年11月看电影《鬼子来了》有感，2005年1月5日改定于京北清林苑。

也说教师节：不知该愁还是该乐

从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开始，迄今为止，中国的教师们，已经过了二十四个节日。记得当初定这个节，是因为“文革”结束后，师道之尊已不复存在，学生打老师的事，时有所闻，设立教师节，无非是为了尊师重教。可惜，教师节来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师道依旧尊不起来。教师的尊严尚未找回来，商品大潮的涌来，所谓脑体倒挂的现象又出来了，教师的地位依旧上不去，一个贱字未了解，一个穷字又让做教师的大叹苦经。

二十四年后的今天，教师节还在过，但教师这个称谓里，已经有了太多的变化。洁身自好者有之，汶川地震，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砖石的教师令人感动，但甘蹈污沟，而且自娱自乐者，也不在少数，贪财好色者有之，勇于抄袭者有之，深陷腐败者亦有之。总的来说，比起其他行业，教师这个职业不能说很穷了，城市里的重点小学、重点中学的老师，以及某些大学热门专业的大牌教授，多金多银多有礼，日子过得流油，但西南山区的某些代课教师，每天的报酬，还只有一斤包谷。

进入21世纪，教师这个职业，已经被夸张地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业，已经蒙上了尘垢，网上居然有人把教师列为十大恶心职业之一。学生提到教师，心存感激者固然有之，但更多的人，居然是怨恨。传统上无权无势，而且讲求道德，甚至自甘清贫的教师，仅仅从媒体揭露出来的案例看，似乎没有什么坏事没干过了。没有权势的教师，在市场经济面前，很多人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操守，随波逐流地干什么吃什么，中小学教师吃知识的传授，正经课上不好好讲，留着办补习班挣钱，大学老师吃分数，吃学位答辩权。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有个大学的老师，课堂上公开收礼，没有礼，则考试不及格。至于更牛的大学教授，占女学生的便宜，利用自己的研究生打工，侵占学生的成果，利用学术评审的机会收礼（如果某个评审相当重要，被评审单位会主动上供的），更是屡见不鲜。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这个行业里，由于身兼领导职位的教师带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潜规则。入行要送礼，升迁要送礼，发表文章要送礼，反正想要办点自己的事，一律礼金开路。

最可怕的是，教师的堕落，堕落的教师，尤其是有权有势，犯大事的教师们，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无论是纪检部门还是司法机关，甚至媒体，似乎都对教师这个行业怀有过去的印象，往往网开一面，高抬贵手，教育界的腐败，被揭露被查处的相当少。其实，身在其中的我知道，这个行业的人，道德水准早就滑落到了谷底，很多人脸都不要了，做起坏事来，手一点不比别人软。

幸好，我们还有恪尽职守、舍生取义的教师，可以供我们的教育部拿来在教师节说事，但是，我不知道，这些越来越少的好教师身上的光芒，是不是能遮住众多为恶者的黑洞。

影视剧组的毛病是谁惯的？

近来，不少影视剧组在风景地和名胜古迹实地拍摄，破坏环境和古迹的事件逐渐曝光，让人们看到了这些本来就相当丑陋的影视剧，更加丑陋的一面。当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些由于拍摄需要，而被严重损伤了的名胜（基本上是无法复原的）时，大概都会想到一个问题：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剧组有机会在这些名胜地胡作非为？

在中国，名胜古迹为影视拍摄服务，从某种角度说，已经是一种习惯。当年故宫里拍电影，还可以说法规不健全，但是到了歌剧《图兰朵》的舞台摆在太庙的时候，我们只能说让古迹为文化市场的繁荣作贡献了。在各地风景名胜搭架子，树桩子，灌水泥，喷涂料撒野的影视剧组，本质上跟那个中西合璧的图兰朵班子，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他们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做，背后却另有原因。

当然，我们不排除有单纯因为剧组的大腕导演和演员的缘故，景区对剧组开放的个案，毕竟，这些名头甚响的大腕，不是随便什么人，什么地方都可以见到的，景区的领导也是人，也很有追星的可能，在星光闪耀之下，做点糊涂事完全可能。不过，多数情况不是这样的，绿灯之所以开，是因为大家都有好处。事实上，许多景区，很希望这些剧组在自己的地盘上拍戏，剧组里的大腕越多，拍出来的影视剧越热播，他们就越是高兴，据说这样可以增加景区的知名度，有的地方，甚至对剧组为了拍戏而搭设的假古董，比自家的真古董更为看重。正因为如此，那些剧组才可以如此大动作地“搞破坏”，而不被制止。

不要认为那些景区的管理者自以为是，或者发昏上了剧组的当，这些名胜都在开发旅游，而对于这些已经承包了的经营者来说，孰利孰害，他们相当清楚。事实上，凡是被选中拍摄影视剧的地方，对游客的吸引力就是要大一些。外出旅游，时常看见导游对游客津津乐道，什么什么地方，什么电视剧就在哪儿拍摄的，什么明星（最好是女的），当初就在某个地方做了什么事，如果再编上一两件逸事（最好带点颜色），游客就更开心了。

虽然，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已经很有点闲钱了，外出旅游，早已成为他们的一种日常行为，不然的话，怎么每到黄金周，各地交通就紧张，但是，对他们中的相当多人而言，名胜古迹仅仅是个写在旅游手册上的名头而已，如果这些古迹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仅仅是原来的破旧模样，他们多半是会失望的，他们更喜欢看的，反倒是那些顶着名胜古迹名号的赝品，如果这些赝品足够的金碧辉煌，他们就更高兴了。显然，如果这些地方曾经拍过影视剧，有过明星的痕迹，还有拍戏搭的建筑和布景，那么，就更是让人流连忘返。同样，外出旅游的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山水风景，也没有多少感受力，他们来旅游，似乎就是为了在写有这个景区名字的招牌下，照张相，回去跟人夸耀，算是到此一游。当然，如果这个地方有明星来过，哪个电视剧里的外景跟这里相似，他们不因此而兴奋才怪呢。

是啊，来北京的游客，去假古董的大观园的，比去有过无数古代文人遗迹的陶然亭的多；来山西的游客，参观传说中《西厢记》里普济寺张生爬墙处的，比去看应县木塔的多。太多的名山胜水美不胜收，但只有拍过影视剧，才会山涧水响游客来。

拍影视剧的人，让风景为自己的影视剧添色（也趁机游山玩水），而景区则搭车兜售明星，相互搭车，两边双赢，只苦了我们的名胜古迹。你可以说他们都没有环境保护和古迹保护的公德心，但我们的游客，我们这些一身毛病的游客，对他们的行为，多少也要负点责，也可以说，影视剧剧组的毛病，是我们的毛病惯出来的。

蚁族的“逃离北上广”问题

要不要逃离北（京）、上（海）、广（州）？现在成为一个网上被炒得很热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显然是某些部门希望提给大学生蚁族或者将要成为蚁族的应届大学生的，当然，某些长期的北漂或者海漂，似乎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已经相当老了。几十年前，政府就号召大学生，不要迷恋大城市，到内地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只不过，现在的提法，是把祖国的需要，暗中换掉了而已。

如果说逃离北上广，仅仅是离开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都市，转到珠三角、长三角或者环渤海经济区这些地方去发展，也许还有几分可行性，但是如果还是像过去那样，号召大学生去内地和边疆发展，则基本上行不通。行不通不是因为大学生害怕艰苦，迷恋大城市，而是那些地方他们大体上没有发展的空间。

一个我们学校曾经到边疆支教的大学生告诉我，他其实蛮有理想的，支教在内蒙一个县城，就打算毕业后在那里做一个中学老师。但是，去了以后才发现，那里的中学老师早就超编了，不仅中学超编，县城里所有吃公粮的地方，统统人满为患。像他这样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人家公开说，根本不需要。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很多内地的中小城市，吃公家饭的地方，早就人满为患了。开公司创业，没有当地强有力的靠山根本没门。而且由于经济不发达，大学生在市场上基本没有多少空间。一个非常明白的事实是，无论什么人，要想在市场上找机会，还得在发达地区，不仅农民工打工如此，大学生打工也是如此。

什么叫蚁族？实际上所谓的蚁族，多为三流大学的毕业生，漂在北京，工资收入非常低，只在一两千元上下，成群地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民房群租房或者地下半地下室里。这些人绝大多数出身农家，或者小城镇的贫民家庭，只能上三流甚至四流大学。在学校基本上什么也没学到，既无素质，也无技能。大学教育，对他们来说，可能只长了一点见识（在城市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少数人英语比中学好了一点。显然，这样的大学生在市场上并不受欢迎，就是没有经济危机，他们在最初的时候，也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而回到家乡，由于父母无权无势，更是死路一条。唯一的出路，是跟众多农民工一样，往沿海发达地区去。由于大学生基本上难以接受蓝领工作（其实他们的身体也难以胜任），因此，找底层的白领工作，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地方，在目前看，还是最佳的选择。不仅以前毕业的大学生要做蚁族，今年即将毕业的六百多万大学生，有相当部分的人，还是要做蚁族，因为比较起来，这里无论政治氛围还是就业环境，甚至接受再教育的机会，都比别的地方，包括苏州、无锡这样的二线城市要好一点。

在北上广做蚁族，固然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还能给他们以希望。鉴于现在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基本上都得在就业后的岗位上才能获得，作为一个学习过程，在北上广这样的地方拼杀，显然有利于他们的成长。这就是为什么蚁族忍受蚂蚁一样低贱的生活状况的时候，还能相当乐观的原因。因为，举国上下，只有在这里混，希望才最大。这种苦涩，在外人看来似乎不靠谱的希望，正是支撑蚁族走下去的动力。政府和社会要做的，不是号召他们离开北上广，而是给现在的蚁族一点培训，给他们更好更公平的环境，给他们以机会，给后来的蚁族更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