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达恩顿指出，每个时代都是一个信息时代，每个信息时代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每个社会（时代）都有自身独特的信息搜求和采集方式；无论是否使用诸如‘新闻’或‘媒介’这样的概念，每个社会传播信息的方式，就能最大程度地揭示每个社会的独特历史。”孙嘉淦伪奏稿，作为一个移动的政治媒介，贯通起民间的传播节点，展现了18世纪中国政治信息民间传播的丰富性。这是媒介所构成并揭示的社会现实。

本文认为，奏稿这样的政治性媒介，能够组织起纵横交错的民间传播网络，是明清以来的特殊现象。这是帝国信息传播的一个革命性变化，得益于明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市镇贸易的繁荣与社会的市场化过程。市场既为人们关注政治创造出现实的需求，也为民间信息网路创造得以运作的条件。奏稿作为政治性媒介对于民间社会的重新连接，将改变民间社会的性质，及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伊尼斯认为“辽阔领土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有效的传播”，甚至于“把帝国的概念作为传播效果的指征”，帝国实际上是在传播中存在的。奏稿这样的封闭性的政治媒介，本有利于政治统治权力在空间上的维系，当这种空间偏向的政治性媒介开始连接起民间社会时，却反过来为帝国控制在空间上的松动提供了基础，挑战了政治统治权力对民间社会压倒性的控制。作为媒介的奏稿连接而成了一个随机应变的民间网络；这一空间偏向的民间网络，或许给报刊等新媒介引入中国，提供了某种基础。伊尼斯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孙嘉淦伪奏稿恰恰表明，知识和权力结构的转移，并不一定非要等到新媒介的出现才开始发生；旧媒介所创造的新网络，也有可能成为知识和权力结构变迁的起点。本文认为，或许是作为旧媒介的奏稿，而非新媒介的报刊，提供了这一起点。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也希望借这一个案，来提供一种研究古代新闻传播史的新路径。既有古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者们，希望为近代报刊在中国传统历史中找到延续性；但是，光从形式和内容呈现上为近代报刊与邸报之间建立连续性，可能是远远不够的。或者可以这样说，邸报对近代社会的贡献，不仅是其在形式和内容上给近代报刊带去某种熟悉感，而是邸报等旧媒介所横向创造出的社会现实，这种社会现实是新式媒介于此间生长、变异的基础和条件。

（原文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本文有所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