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国的新闻与民间传播网络
——作为媒介的孙嘉淦伪奏稿
摘要 从作为媒介的孙嘉淦伪奏稿视角出发，本文意图呈现十八世纪帝国信息社会的某个侧面。孙嘉淦伪奏稿串联起民间信息通路上的不同节点，展现了动态的民间政治信息传播网络。文章认为，奏稿这样的政治性媒介，能够组织起纵横交错的民间传播网络，得益于明中期前所未有的市镇贸易的繁荣与社会的市场化过程，它从统治者所严密控制的传统政治信息传播网络中衍生出来，成为独立的甚至可与后者竞争的信息传播网络。作为官文书（奏稿）的空间偏向的媒介对民间社会的重新组织，在对空间控制上，与同样依赖官文书统治的政治权力构成了某种挑战。而且，市场力量提供了民间传播网络存在的动力和条件，可持续性地生产出了政治权力与民间社会互动的资源。本文也试图通过此项研究表明，古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应当仅仅停留于在形式和内容呈现上为近代报刊与邸报建立连续性，更应当探知传统社会媒介环境为报刊进入近代社会所创造的基础和条件。
关键词 邸报 奏稿 市场 孙嘉淦伪稿案 政治信息传播系统
对报刊引入以前中国社会媒介环境的认识，日本学者和田洋一的概括很典型，尽管他说的是日本封建时代的社会信息体系，“以封建权力为中心形成的两个主流：在统治阶层内横向流动的水平流程和封建权力流向被统治阶级、即自上而下的单向垂直流程（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行政信息）。被统治阶层广泛地横向连接起来的水平式信息交流，处于封建统治者的严格控制之下”
。这种观点基本上认为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乃是专制制度的反映，专制权力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会的信息传递过程。目前，鲜少有论著挑战这一对封建社会信息传播状况的总体认识。
这一认识已经给人们理解媒介环境的现代化转型造成障碍。第一，它忽视了社会信息系统的历史变化，特别是明清以后所发生的显著变化，古代社会信息系统就是一个固定而僵化的东西。第二，在这种认识下，理解媒介环境的现代化转型，就完全变成了报刊对前现代媒介环境的改造；报刊的作用，就如同是魔法棒一样，轻轻一点，点石成金，信息体系即开始现代化。这样，人们就无法回答报刊为什么能够起作用，它能够改造原有的专制的社会信息体系的条件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第三，与本文主题直接相关的，这种对封建社会信息体系的总体化认识，无法解释诸多非常时期，如王鸿泰看到的选秀女的谣言反复横扫明清社会的现象；当然也无法解释乾隆中期孙嘉淦伪奏稿为何得以传播十七行省而不为朝廷所知。
孙嘉淦伪奏稿案发生于乾隆十六年（1751），当时皇帝接到云贵总督硕色的密奏，内称缉获一奏稿，假托直谏名臣孙嘉淦的名义，除却批评当朝重臣外，更是列数皇帝之“五不可解十大过”，其所用之措辞令硕色“不胜骇异”。不管如何，伪奏稿当时已是传遍十七行省，据说“连街上的脚夫都是知道的”。遗憾的是，由于在伪稿案结案之后，皇帝将所有的奏稿都付之一炬，因此奏稿内容具体是如何悖逆我们却不得而知。
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政治案件某种难以名状的诡异之处。比如流传甚广，朝廷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殊无所查；比如正式立案之后，举国之力查办而不了了之。那么，如何理解该案？《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说朝廷的查抄是为了把新闻传播活动“置于封建政府严密控制之下”,这一判断是对和田洋一们有关封建社会社会信息体系总体化认识的应用，但如何解释伪奏稿已然的社会传播，之前朝廷怎么就没能控制住呢？这一个案的经典研究是陈东林、徐怀宝做出的，他们将这一个案定义为“文字狱”，认为孙嘉淦伪稿案“预示着清朝中期社会反抗势力的一股潜在暗流”。“文字狱”的定性抹去了个案的特殊性，即没有重视政治异见流播所凭借的媒介的意义，以及这种媒介的社会基础。因此，也就没能指出支撑这股“清朝中期社会反抗势力”的特殊条件究竟是什么。刘文鹏的研究指出了这种特殊条件的某些方面，即清代商业的发展是伪奏稿得以在社会传播的重要条件，政治异见的社会传播乃是商业社会构成对国家力量消解的重要方面。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刘文鹏所关心的重点，乃是商业社会对于国家力量的消解，重要的是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对抗或者控制），所采取武器（社会传播或是其他）的意义并不重要。至于这种政治异见是借由奏稿的媒介，还是借由书籍或者流言的媒介，他不甚关心，似乎也无区别之必要；民间传播网络只是代表商业社会消解国家力量的一种手段，本身不构成问题。
本文关心的正是民间传播网络本身，它不是一种工具或者手段；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这一网络的构成和存在方式，本身即是问题。我们难以忽视的是，这一个案的特殊性在于，形成网络化传播的政治异见，所依赖的传播媒介，乃是一份假托廷臣名义的奏稿。所谓奏稿，作为官文书的一种，是“官府在实施其统治过程中，为发布政令指示、上下沟通、传递信息、交流经验等等而使用和形成的文字记录”“反映了严格的官场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也就是说，作为统治集团内部公文沟通形式，谁可以上奏折或者奏章，书写规则、流通程序和范围，是一个政治问题。现在，这一象征政治权力的信息媒介，却在民间成为横向、平面的信息传播媒介。本文的核心问题就是：如果说孙嘉淦伪奏稿形成了一个民间传播网络，有形形色色的人来参与到这一传播网络中，那么，作为政治信息媒介的奏稿，是如何贯穿起一个个民间传播节点的？民间存在这样一个奏稿传播网络，究竟又意味着什么？
一
本文利用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为追查伪奏稿首犯而留下的乾隆与各地督抚的通讯《朱批奏折》作为主要史料，来呈现伪奏稿的社会传播脉络。朝廷认为通过它的“溯本正源”，一定能够找到伪奏稿的首逆。但是，伪奏稿的社会传播是否真有所谓的“正线”，是值得怀疑的。朝廷所认定的“正犯”似乎也是颇有破绽。更遑论，朝廷在将近两年的追查过程中，犯人们各出奇招混供线索，以至于朝廷不断发现本已审结、清楚的案情之外，另有隐情。所以，本文所将呈现的故事，全然不是完全真实的传抄脉络。相信许多人都有多处获稿来源，而为了逃避罪责或者保护与自己亲近的人，每个人只会承认其中最不紧要的一条或者两条线索。不过，这不妨碍我们从伪奏稿“正线”传播的故事中，窥测其民间传播网络的一般特征。
朝廷方面最终认定，伪奏稿于乾隆十五年六七月间，在江西赣州基层武官的一场饭局中，被首逆抚州守御所千总卢鲁生、南昌前卫守备刘时达处心积虑地带来并流播。从此，以江西为中心，向西经由湖北汉口传向四川、进而云南直到贵州；经由湖北，奏稿也传向湖南；江西向南传向两广；江西向东传至安徽、江苏，经由江宁传向浙闵两省，进而至直隶。
江西武官的饭局，也许只是伪奏稿流传中的一个具体社会场景。参加饭局的除却卢鲁生、刘时达外，石曾宪是永新县千总，还有饶州府水次总漕领运千总尹凯，他们一同在赣州卫千总李世瑞家吃饭。饭局过后，卢鲁生与石曾宪都有一纸抄稿带回家。尹凯没有带回去奏稿，但是一定是津津有味地向人转述了奏稿的内容，他的儿子得知之后再到卢鲁生那里，将他自己从别处得来的稿子，与卢鲁生的进行比对。
饭局上的稿子辗转传入江西粮道衙门。衙门伙夫郭庚为从市集一个刘姓卖肉摊上得到奏稿，带到衙门科房，引发了一众书办管大任等七人聚众品议。郭庚为在旁点出新闻的重大影响：“这稿如今连街上脚夫都是知道的。”郭庚为一定是因为给高他一等的书办们带去伪稿，而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否则他不会又抄出一纸送到袁州卫守备衙门书办段树五的手上。一个伙夫有能力将市场上的消息引发衙门书吏们的集体围观，衙门中的消息要传向市场也非难事。在浙江，多名军营武官在提督衙门内传看伪稿。随即，提督衙门的奏稿，通过衙门提标右营守备余辅和与当地糖行的领客胡玉观的同乡关系，而在当地糖市中传递开来。
很遗憾没有资料显示，江西粮道衙门中的奏稿是如何实现了一次远距离的传递，最终这稿子出现在人来人往的江宁府杨贤章酒店里。江宁的这家酒店，构成信息传递的交叉网络。伪稿案发后，追查的朝廷命官发现，有多条线索都出自这里。一条经由未知身份的李景文传向江西米市；一条经由江西临江府清江县樟树镇的卖鞋人传回江西南昌、浮梁县等地；一条则成为伪奏稿的主线，传回江西省城。
在江西省城，孙嘉淦奏稿在一群开铺的生意人中广泛传播，其中有开帽铺的罗绍文、开米店的王献有、开油行的罗兴木、开布店的辜尔照，还有多个不知道开着什么铺子的生意人。他们会聚集在某个店铺中集体观看奏稿，王献有的米店即是其中一个后来为朝廷所知的“聚点”。
当传给一个叫做罗步曾的行游客商时，伪奏稿又开始进行了一次长距离的迁徙。这个罗步曾以卖帽为生，“手捧帽货，随路随卖，并无定所”，通常在长沙、湘潭以及有“小南京”之称的湖南洪江沿线叫卖。当这份在江西省城传播的伪奏稿，传到江西清江县开人参店的江锦章手中时，它就有可能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因为，江锦章的家族在汉口有着生意。江锦章将奏稿附在家书中，寄给了在汉口同是开人参店的堂哥、江西旌德县人江华章。
16世纪时，汉口的城市规模已经超过省城武昌，实际上成为湖北最大的城市。这座城市，不像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城市那样，是因为行政管理的需要而建立起来，而是依靠独特的地理位置——毗邻长江和汉水——作为转运贸易中心而发展起来。汉口号称有360种商品，具有“八大行业”。另外，汉口港外的鹦鹉洲还是18至19世纪中国最大的竹子与木材市场。汉口形成了清帝国最为繁忙的贸易交汇处，贸易线路围绕着汉口顺时针方向：沿着湘江河谷贯穿湖南，转陆路到达广州；沿着长江顺游而上；沿汉水顺流而上，转陆路到达陕西、山西、蒙古以及西伯利亚；经陆路至河北河南；最后是所有商路中最繁忙的一条，沿长江而下，至江南和上海。因此，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成了近四分之三的中国本部各种货物、各色人等以及各种信息传递到东北方向的帝国首都和下达到帝国最重要的商业区——长江三角洲去的交通枢纽”。全国各地的买卖人集聚于此。
就是这样一座商业城市，而不是其他城市，成为伪奏稿的传播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贩将伪稿带到汉口，他们从汉口又将伪稿带往全国各地。在汉口，在城镇，陌生不再成为人们交流的隔阂，这里充满了陌生人，人们之间需要共同的语言来交谈。山西泾阳县卖毡货的客商王万顺，从江西南昌广润门隆顺号店内带来奏稿，与素不相识的山西交城县买卖人张廉夫同住于一个汉口商行内，同乡身份可能拉近两个人的关系，朝廷奏折则可能是两人可以构成交谈的媒介，王万顺将稿子传给张廉夫，也传给了一个叫李朝选的山西人，他们都将奏稿的新闻传往山西。同是山西人的刘泽异，则得自湖北汉口开行的郭元章。也是经由汉口，浙江乌程人陈起明将奏稿传到四川。湖南京山县人李万益也曾从汉口抄回一稿。在汉口购书的四川黔江县医生王廷槐也从汉口得到一纸伪稿。江南商人周孝修、法尧文在汉口贸易，在其寓所内，同乡高求读伪稿与他听，后法雇船前往湖南城歩县，旋即在湖南传播。在汉口，来自河南孟县的布商将伪稿传至同在汉口贸易之郭长年，陕西人黄景如与张含英也来到汉口，他们都是生意人，郭长年将伪稿新闻传给他们，依循此条线索，伪稿又辗转传至湖北荆州，四川等地。福建人亦出现在汉口贸易，福建永定县客人陈庚林、陈守先在一烟行内贸易，得稿后传至福建永定县县民陈绍锦之手……
或许只是机缘巧合，一个叫天源行的汉口药材铺，成为朝廷所追查的正线的一个环节，成为连接汉口至四川、云贵信息传播线路的节点。天源行的老板是江西临江府清江县人陈俊臣。当时，往滇省贩铜的江西人左羹陶、往贵州贩布的江西人朱步兰、同是江西人不知具体做什么生意的阳道灿，都在陈俊臣店中。他们都看到了伪稿，并抄来伪稿。或许江西人陈俊臣的店同时有客栈的性质，或许陈俊臣将自己的店经营成了同乡人的聚点。真实的情况不得而知。
左羹陶、阳道灿去往云南，在途中将奏稿传给了一伙同往云南卖黄连的四川客商，四川客商在回四川的途中，寄宿在贵州安顺府普定县的一个客栈中。四川客商不幸害了病，于是只能在贵州的这个客栈中久住，奏稿随即流传，为同住在店的当地候补守备所得，随即在当地候补守备圈中传开。倒霉的提塘官吴士周得到奏稿后，以为是从寻常的邸报上所载，于是不假思索地向他的信息报送单位（标、协、营五处）抄送了该稿。千总李秀林获稿之后，知道此事非同寻常，向贵州古州镇总兵宋爱报告。宋爱获报之后，一边向贵州巡抚开泰报告，一边向云贵总督硕色报告。最终经硕色之手，伪稿的存在为皇帝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