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伪奏稿的传播发生于人与人之间，所以基本上是一个点对点的传播，从一个点复制而出传向其他的点。一个人占据一个节点，可以从其他多个节点复制信息，又可传向一个或多个节点。问题是，这些构成奏稿传播网络的节点有何特征？

大体上，这些节点的构成不超过以下身份：书办、长随、幕友等不在朝廷正式编制之内的下层官吏，守备、把总、千总、提塘等中下层武官，读书人，以及形形色色的生意人，特别是江西生意人。

当然，之所以是这些人而不是其他人构成这些传播节点，是有原因的。那些低级文官和中下层军官，并不在奏章和奏折的流通范围之内，但是由于其所处的位置能够接触大量的公文，他们成为朝廷政治信息流向社会的管道。那些中下层军官，接近帝国信息传播的渠道，因为在行政制度中，文官产生和处理绝大多数的政治信息，兵部控制的驿站负责传递这些公文。在驿站、塘站供职的基层武官送往迎来着大量的政府公文。与此同时，书办、长随、幕僚等基层文书佐吏们则协助着官员处理大量的文书。长随是官员的私人家仆，书办则是衙门的雇员。由于衙门之间的沟通主要依赖公文，所谓“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复杂的政府规章以及先例，官员必须依赖经验丰富的书吏，才能在地方事务中少出差错。于是，“不断变更且缺乏经验的州县官们‘领导’着一帮久居其职久操其事且老于事故的当地书吏”。他们没有正式的官僚编制，书吏们收入菲薄甚至没有收入，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其在文书传递与处理中的地位以及所掌握的资源而获得。因此，他们非官非民，又系民系官，在社会关系中，又或多或少地与其他武官、其他基层文书胥吏、市场中的商贩们相联系，这使他们成为城市与集镇中信息交换的网络节点。

所以，这篇文章虽然称孙嘉淦奏稿的传播是一个民间的信息传播现象，但是并不意味其是真正民间的，或者说是包含整个民间社会的。以商贩为界，伪奏稿向社会其他阶层扩散的动力是有限的；而它又超出了奏稿所代表的官文书所规定的传播范围，所以可以说，它是一个有限的民间信息传播网络。

但是，这完全不是一个均质的网络。在不同的经济区域，总是形成一个又一个伪稿传播圈子，这些传播圈子中的人总有着相似的身份，总是商贩使得奏稿在不同传播圈子和不同经济区域实现传递。书办等行政胥吏总是更倾向于向其他基层行政胥吏来传播，而基层武官也更会与其他基层武官发生关系，商铺之间的传播也是最为常见。因此，这些传播节点的连接，在首先的层面上，是以人们既有的社会关系作为基础。

在官吏聚居的城市与集镇，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伪稿传播圈子。这些伪奏稿传播小圈子，不是向当地周边其他阶层扩散，而是向远方的、不同经济区域的贸易中心（其他集镇和城市）扩散。官员在查抄伪稿的过程中发现：“此案情节穷乡僻壤实未周知，其附近城镇地方大率皆有传闻。”江西按察使阿桂说：“如南昌省会五方杂处，饶州之景德镇为各处贩卖瓷器聚集之所，新建之吴城镇为各省米贩丛杂之地，其他广信之河口镇以及告赣等郡皆楚粤闽浙商贩往来之处，从前别省伪稿多有由此等处携去看者。”

因此，这些节点之所以形成了跨区域的网络，集镇兴起与市场发展是这种网络得以形成的动力。形形色色的商贩，特别是江右客商，成为奏稿在不同经济区域内扩散的首要媒介。江西三面环山，南部丘陵纵横，内有抚、袁、信、修诸水汇入北边的鄱阳湖，赣水则贯通全省，是江西省内最为重要的枢纽。赣南丘陵纵横，大庾岭有陆路连接广东。明代禁海，清廷收复台湾之前，乾隆二十二年实行广州独口通商之后，大庾岭一线乃是交通帝国南北最为重要的商路。18世纪前中期恢复海路运输，这一线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极其繁忙。因此，有人说江西乃是“全国商品流通的必经之地”，这不免有些夸张，却仍可见江西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九江、赣州、大庾、樟树、吴城、河口等一批繁荣市镇均都是赖此而崛起的。

奇怪的是，江西在这样重要的商路之上，却总给人以“贫”的印象。江西的土地不足以养活所有人，于是一部分人只得凭一己技艺作客四方以谋生。傅衣凌先生注意到，明代开始江西就有“一部分的工商业人口曾向全国各地大量移动”。这些流动人口，有的依旧从事农业生产，有的则从事工商业活动。为工为商，却并不是自然经济裂变的结果，而是因地理、人地矛盾逼迫之下的糊口策略。江西各府民俗的突出特点是受困于地少民稠的民情，使得一部分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转以工商为业；也有地区受制于地形影响，不利于农事而利于商贸交通。关于明清江西商人的来源，方志远有专门的研究，从其看到的一千五百余名明清江西商人中，他发现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百分之二十则属于弃学经商，再有则是继承父兄产业者。方志远认为，江西人经商由贫寒的经济状况所驱动。江西地少人多，促使土地上的剩余人口不得不转而经商来谋生；久试不第的士人，也无力继续读书，转而从商。因此，相比于实力雄厚、富可敌国的徽商、具有网络全国的垄断性行业的晋商、手握舶来品的闽粤商人，江西商贩大多是迫于人地矛盾而产生出来的剩余人口，他们本身非常贫困，迫于生存压力而出外以技艺糊口。因此，同样是经商，相比其他地区商人，江右商的特点在于“人数之众、操业之广、渗透力之强”，而这种特点正是地文因素所造就的。

远距离买卖提供了伪奏稿跨地区传播的动力，并且支撑这种动力的社会现实要到这一时期才出现，也就是说，远距离买卖使得民间信息的跨区域传播成为持续的社会现象。唐文基直接将16至18世纪这一时期命名为“商业革命”,“革命”意指这时期所出现的大规模长距离贸易，“突破区域范围的大市场”，形成了全国性市场。交通开始在商业利益，而不是政治统治的驱动下得以向更广阔的地区开拓。明代国内市场的开拓主要是利用大运河沟通南北贸易，动力大体来自政治而非经济；而清代的商路则重在长江一线的开拓，长江、沿海逐渐成为商品流通的干道，随之而起的是沿江、沿河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汉口镇的兴起即是长江中上游商路开发的标志性成果。商业的发展，赋予了作为媒介的奏稿进行民间传播的活力。因此，也就可以理解，相比那些兼具行政与商贸的传统城市（如南昌、江宁），虽然也在伪奏稿的传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汉口这样的以商贸发展起来、却并不是驿递系统中的新兴城市，作用似乎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