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萨满与萨满教的500年
5个世纪以前，当欧洲人开始探索美洲的时候，他们在当地社会中遇到了一些人，这些人宣称自己能通过与神灵进行交流来学习有关生命和治病的知识。这些人当中的一些人会持续禁食直到皮包骨头，另一些人则用漏斗饮用烟草汁或者穿着领子上布满带刺蚂蚁的衣服。在看到这些行为之后，欧洲人在对这些现象进行描述的时候通常表现出极度的厌恶情绪。比如，法国神父安德烈·塞尔维特1557年赴巴西考察时，描述了那些像“撒旦的主人”一样行事的人。塞尔维特质疑，这些人所学习的知识都是被禁止的知识：“何必非要好奇地去探求那些关于自然界和其他事情的秘密，以及基督为他自己保留的知识呢？这种好奇心代表不完美的判断、无知、信仰和好的宗教的缺乏。”
17世纪，俄国人开始向西伯利亚地区殖民，他们在当地也发现了一些声称自己能够与神灵进行沟通的人。在西伯利亚东部讲通古斯语的人们当中，这样的人被称为萨满。这些萨满击鼓、唱歌并且能在仪式中成为腹语术者和魔术师，他们还能在黑暗中模仿动物的声音或者假装用刀子刺伤自己。他们声称自己能够治愈疾病或伤害人们，对天气或狩猎进行干预，而且还能预知未来。阿瓦库姆·斯特尼科夫神父是第一位撰写关于西伯利亚萨满的报告的人，他把萨满描述成“召唤魔鬼和有魔法的恶人”。
当欧洲学者的脚步遍及世界各地时，他们遇到过很多人都声称自己能通过与神灵沟通来学习关于生活和治病的知识。在不同语言中，这些人有不同的名字，如pagé, piagé, angakkut, arendiouannens以及萨满，来自西班牙、英国、法国和俄国的观察者们也以其各自的语言称呼他们为骗子、魔术师、巫师、变戏法的人，此外，还有另一些带有贬义的词语。
到了18世纪，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启蒙时代”，欧洲人开始以不同的视角观察世界。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宣称启蒙主义的箴言是“敢于知道”！然而，早期理性主义的观察者们逐渐忽略了对萨满的考察，他们不再敬畏知识，但萨满奇异的行为却仍旧使他们感到困惑。在他们看来，萨满的行为和技术与真正的知识没有什么关系。
这些考察者们就是正在形成中的科学家，他们致力于寻找可衡量的和客观的视角，目的是通过理性来理解世界。当他们遇到萨满的时候，他们就把萨满看作是应该被揭露的骗子。比如，当德国教授约翰·盖莫林在西伯利亚看到了一位萨满及其助手所做的仪式时，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萨满就是那种因为行骗而应该在银矿里劳动终生的人。
19世纪，社会人类学学科诞生了，这个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的发端经历过一段较困难的时期。最初的人类学家们认为土著人是“低级社会”中的“野蛮人”和“原始人”。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早期的人类学家并没有提供很多那一时期关于萨满的有用报告，而正是在那一时期里，西方人的铁蹄踏进了土著社会，萨满教发生了急剧的变迁。
然而，直到19世纪晚期，一些人类学家才意识到自身与观察对象之间其实并没有根本的不同。比如，美籍德裔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在1887年写道：“因纽特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的感觉、价值观、缺点等和我们一样，都是建立在人类本性基础上的。”
20世纪初，人类学家开始顾及自身的偏见，这使他们的考察方法得以改善，并引导他们写出很多关于萨满的细节性报告。他们开始给萨满说话的机会，比如，丹麦人类学家克纳德·拉斯姆森逐字记录了关于因纽特人的报告，该报告于1920年发表。一位叫依格加卡加克（Igjugâr juk）的萨满告诉拉斯姆森：“真正的智慧只能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在巨大的孤独状态中才能找到，而且智慧只能在痛苦而不是娱乐中找到。孤独和痛苦能够开启人的心智，所以萨满必须在那里寻找智慧。”在这样的字里行间中，研究者才有可能设身处地地去看待这些萨满实践者。
在拉斯姆森生活的时代，不是所有的人类学家都这么开明。一些人将萨满视为精神病患者——因为萨满都有严重的幻想，声称自己能够与神灵沟通并且用其他声音说话。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以其精深的辩证法来应对这种论证，他指出，比起精神病患者，萨满更像是精神分析师。另一些研究者也指出，萨满通常是其所属群体当中最健康的个体，并被周围的人看作是医生。
到了20世纪中叶，人类学家已经对遥远的澳洲、北极地区以及亚马孙地区的萨满教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这些（巫术）实践者在不同地域有不同的称谓，但是这些称谓都与西伯利亚地区所使用的“萨满”一词相近。根据这种相似性，瑞士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梅特劳采用了“萨满”一词来指代他所研究的亚马孙巫术实践者“piai”。在梅特劳看来，萨满的作用包括治疗疾病、迷惑野兽、解释征兆和迹象、对天气实施影响和预知未来。他同时指出，萨满也能带来伤害。
然而，梅特劳在萨满这一系列令人迷惑的技巧和功能当中发现了内在的统一性。1944年，他将萨满界定为“任何为了集体的利益而持续从事这种职业的个体，他们能与神灵沟通，或能被神灵附体”。但是这个过于简单的界定至今仍是一个令人迷惑的概念。
1951年，罗马尼亚的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完成了其标志性著作《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技术》。该书记录了在社会发展历程中，萨满教实践和世界观以及象征性行为等方面发生的引人注目的事件。伊利亚德的著作表明，萨满教实践和概念是古老的、丰富的，因此值得受到广泛关注。
伊利亚德也提及了萨满将在20世纪后半期备受关注的原因，20世纪后半期将是人们对传统宗教感到不满的年代。伊利亚德认为，萨满教是“超乎寻常的宗教体验”,“萨满是唯一的入迷（技术）的伟大主宰者”。伊利亚德预言，人们对萨满教爆发式的兴趣将会在新纪元运动中达到顶峰。
研究者还发展出一种使人类学研究焕然一新的方法——“参与观察法”，它要求人类学家与人们一起生活，参与他们的活动，由此对他们进行客观公正的观察。这种方法引领人类学家出于理解萨满的要求而积极地参与到萨满活动中。
20世纪60年代，另一些科学家和作家发现了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和麦司卡林这类致幻药物的威力。他们发现这些药物能够剧烈地改变人类的意识世界，这就表明致幻药是通过改变大脑化学成分，而不是通过信仰和暗示而发生作用的。
当西方考察者们开始对使用致幻植物的萨满仪式进行亲身参与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也能拥有与萨满所描述的一样的体验。有一个报告特别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美国银行家高登·沃森在墨西哥马萨特克人的萨满玛利亚·萨拜娜所主持的仪式中吃下了可致幻的蘑菇，而后他在1957年《生活》杂志的一篇很长的报道中描述了自己身体飞升的体验。此前关于萨满教的很多报道只刊登在一些晦涩难懂的学术期刊中，但沃森的报告却拥有成百上千的读者，有一些读者甚至还效仿沃森的做法，由此给玛利亚·萨拜娜带来了很多麻烦。
20世纪60年代，致幻药被全世界很多年轻人所使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卡洛斯·卡斯塔尼达的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声称，他通过与美国亚利桑那州和墨西哥的雅基印第安人一起学习而成了“巫师的学徒”。卡斯塔尼达将参与观察法推进了一步，他带回了一个关于那个“奇特却又明晰的世界”的报告，那是一个“远处的事实”，他曾在致幻植物的作用下进行了通往那个世界的旅行。卡斯塔尼达于1968年直接发表了他以学徒身份所撰写的报告《唐望的教诲：雅基文化的知识系统》，这本书及其续篇后来成为世界性的畅销书。
卡斯塔尼达称呼他的老师为巫师，在拉丁语里的意思是“占卜的人”，而在英语中这个词语却具有负面的含义，在《牛津英语字典》里，它用来指代那些“通过恶灵的帮助或者通过控制恶灵的方法而运用超能力，特别是用来占卜的人”。卡斯塔尼达没有把他的老师描述为治疗术士，而是将他描述为一个热衷于超能力的、有知识的人，这与书中描述的，并且读者也能够按照这种描述而亲身试用的技术一起，勾起了上百万人的好奇心。寻找“能量发出点”，运用周边视角去观察，或者服用致幻蘑菇等，都给读者以兴奋感，并且使他们觉得自己也能成为萨满学徒并亲身体验萨满教。
然而，批评者很快就对卡斯塔尼达文章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卡斯塔尼达好像对部分描述进行了虚构，但那些虚构的部分又好像是建立在体验和考察的基础上，最重要的是，它简单易读并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的愉悦感。卡斯塔尼达运用文学手法，对他的读者施予萨满式的骗术，用技巧让他们感到震惊，使他们从自身对理性的偏好中解脱出来。
卡斯塔尼达的著作唤醒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他们开始亲身实践对萨满的兴趣。由此，新纪元运动中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萨满主义运动，它主要发生在美国，但是后来逐渐扩展到全世界。然而迄今为止，关于这些新萨满的研究还很少。
在20世纪后30年中，研究者们所撰写的关于萨满的文章的数量远远超出了以往任何时期，萨满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如前面提到的萨满玛利亚·萨拜娜就拥有自己的口述史，并且被翻译为多国语言。
通过对萨满教的细致观察，人类学家发现了丰富且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理解世界的方法。近些年来，正如英国人类学家格拉曼·汤斯利所说的那样，他们开始将萨满教看作是“求知技巧的体系”。现在，研究者已经不会把萨满看作是单纯的治疗术士，而把他们看作是意义的精妙界定者。由此，他们开始将萨满置于与自身相同的知识根源上。
我们还需要进行很多研究：科学家们因萨满拥有用植物制作草药的知识而对其推崇备至，但尚未对萨满教治疗的效用以及萨满如何理解自然和世界等诸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萨满可能是最早对人类精神进行探索的人，但对萨满自身的心理结构的研究却少之又少。根据已知的关于精神和身体治疗的知识，萨满不应再被看作是运用骗术吹嘘自己能够治愈病人的人，也不应该再被看作是运用腹语术的骗子，他们更像是心理医生。
科学家们最近开始自发地以更加严肃的态度对待萨满教研究，这一现象表明，科学与萨满教这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对话是可能的，但是这种对话并不容易。萨满教是建立在自我和主观性基础上的，而科学则试图超越研究者自身的主观性；萨满教在很多方式上是自体性的，即进行自我观照的，而科学是异体性的，是研究他者的。
现在，一些心理学家和医生将萨满教视为对精神主体进行控制的方法，但它又绝不止于此，它涉及知识、治疗和超能力，并且在本质上还是模糊的。正如赛考亚（Secoya，亚马孙丛林中的原著人之一——译者按）萨满费尔南多·布朗在他书中提及的那样，学徒萨满经常会体验到一种想要滥用他们新学到的力量去伤害别人的强烈愿望，另一些人则在巫术的黑暗面中屈服。因此，美国人类学家迈克尔·布朗写道：“萨满教肯定生命，但是也促生暴力和死亡。”
我们绕了一大圈，现在回到16世纪观察者的报道上来，那些观察者将萨满看作是邪恶的代理人，这是个片面的观点，但也不全然是错误的。
回顾过去，说萨满是魔术师并没有错，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在行动中融入新元素而同时做很多事情。例如，在今天的亚马孙地区，生活在丛林和村镇当中的萨满仍很活跃，他们讲土著话的同时也能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并且能往来穿梭于混血社会和土著社会之间。
萨满原本就专长于在不同的世界当中往来穿梭，而现在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不善于适应当下这个变化着的、我们也置身其中的世界。正如英国人类学家皮埃尔·维特布斯克所说的那样：“萨满教弹性十足，像变色龙一样，它能戴上狡猾的新面具。”
几个世纪以来，萨满及其观察者一直在进行着一场奇怪的运动。虽然很多观察者已经开始严肃地看待萨满，但正如美国人类学家伊迪丝·特纳曾经说的那样，好像还是存在着一个将萨满排斥在外的“力场”，这涉及对现实本质的矛盾性信仰。很多观察者，特别是那些受训成为科学家的人，是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相信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是由物质构成的或依赖物质而存在的。然而萨满则不是，他们相信神灵。
可以说，即使我们对萨满进行了500年的观察研究，有关萨满的本质问题仍旧是个谜。然而，在过去的500年里，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变化，那就是观察者的视角已经敞开了，一种默契开始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