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是一种国际关系，是超越国家界限建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它不是由国民党直接与德国交往形成的，而是外在地表现为由国民党主导或执政的南京临时政府、广州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与德国发生的外交关系。国民党与德国的经济合作、军火贸易是其关系演变的根本动力；国民党与德国之间的矛盾是其关系演变的直接动力；国民党内部和德国内部各自的斗争是其关系演变的间接动力；孙中山、蒋介石和希特勒等政要在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演变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在国民党兴起、发展和执政时期，一般情形下，“党的利益，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的利益，这才是真正党的利益”。国民党的外交体制渊源于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发展于南京国民政府时代。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并颁布《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外交的最高决策权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执掌。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及外交体制基本上沿袭了广州国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1928年2月修正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恢复设立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为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创造了条件。10月，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推行“一党专政”体制，外交职能表面上由国民政府行使，实际上外交大权掌握在其核心机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手中。中央政治会议设有外交组，负责外交的审查和设计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外交组改组为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外交上最高指导机关。1932年1月，特种外交委员会又改组为外交委员会，对中央政治会议负责。1935年12月，中央政治会议改组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改组为外交专门委员会，变成技术顾问机构。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先后成立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由蒋介石分别任主席和委员长。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掌握外交最后决定权。

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不完全等同于中德关系。当国民党未取得政权或只取得部分政权时，它与德国的关系仅是中德关系的一部分。当它取得全国政权，“党国一体”时，它与德国的关系就主要代表着中德关系。

将中德关系史放在国民党的视角下进行研究，有利于推动中国国民党史、中华民国史、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有利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推动21世纪中德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迄今，关于中德关系的研究，大陆方面，吴景平的《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1941年的中德关系，尤其是德国在华顾问团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马振犊、戚如高的《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日战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该书另以《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为书名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于1998年出版）详细论述了抗战期间的中德关系；马振犊主编的《战时德国对华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重点考察了战时德国对华政策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杜继东的《中德关系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简要叙述了中德早期交往、德国在华势力的扩张、德国强占胶州湾、德国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交往等内容；陈仁霞的《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三联书店，2003）从中、德、日多边关系的角度研究了1936—1938年的中德关系；何兰的《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王牌——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重点考察了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变化过程；潘其昌主编的《百年中德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对中德关系进程进行了梳理。台湾方面，涉及中德关系的著作主要有：周惠民《德国对华政策研究》（台北，三民书局，1995）；张水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德外交关系之演变（1919—1939）》（博士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85）；黄庆秋编《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工作纪要》（台北，“国防部”史政局，1968）；傅宝真《德籍军事顾问与抗战前的中德合作及对军事的贡献》（台北，民生出版有限公司，1998）；傅启学《中国外交史》下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国史馆”中华民国外交志编撰委员会编辑《中华民国外交史志》（台北，“国史馆”，2002）等。国外方面，〔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新译本以《德国与中华民国》为书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梳理了中华民国时期中德关系发展的基本脉络；Kurt Bloch的German Interests and Politcks in the Far Eas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printed of the edition of 1940, NewYork: AMS Press, 1978）考察了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和政治；Lorne Eugene Glaim的 Sino-German Relations, 1919-1925: German Diplomatic, Economic and Culture Reentry into China after World War I（Ph. D. diss.,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1973）研究了1910—1925年的中德关系；Bernd Marth的“German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German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Interwar Period”（《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台北，“中央研究院”, 1978）考察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德、日三角关系；John P. Fox的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 Crisis 1931-1938（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研究了1931—1938年德国对待远东危机的态度和政策。

总体上看，关于中德关系，学术界基本上摸清了其发展脉络，对其中一些问题，如孙中山联德、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和军事合作、中德经济合作和军火交易、“陶德曼调停”、国民党联德外交路线之争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但从国民党的视角审视中德关系的著作尚未出现。

虽然国民党实施“党国一体”体制，但从国民党的视角重新考察中德关系，还是会有新的问题和发现。例如，国民党和德国的关系与中德关系有何联系和区别？国民党在未取得统治权以前，“联德”效果如何，其局限性是什么？在取得统治权后，对德外交战略是什么，“联德”效果怎样？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在何种情形下得到发展和提升，而又在何种情形下不仅得不到发展，而且受到伤害和毁灭？“中东路事件”中国民党政府如何要求德国保护在苏联的华侨利益？“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如何透过国联争取德国顾问的技术援助？华北事变前后蒋介石、汪精卫要求德国调停中日冲突是企图投靠德日、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吗？国民党外交路线的争论——联英美苏还是联德，分歧究竟是什么？研究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对于当今的国际政治和中德关系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本书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