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广播电视对外传播相关理论
国际传播在国内尚属新兴研究领域，其主要理论来源是传播学、新闻学和国际关系学。这一理念发源于西方国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其理论框架已初步搭建成型，七十年代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体系，此体系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的研究成果都集中于西方国家，而中国学界对这一概念的引进是在九十年代以后，目前国内理论研究热点主要是借鉴传播学和新闻学理论，而对国际关系学理论借鉴较少。
国际传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传播学领域，大部分探讨的是狭义的国际传播，也就是一种通过各国大众媒体而展开的国际信息交流和传播形式。它的主体可以是民族国家和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也可以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和个人，其关注点是国际信息交流和传播对于一些关乎世界发展的重大领域所产生的影响。
目前国际上较为流行的国际传播理论，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发展起来的，其间伴随着大众传播逐渐进入电子时代乃至数字时代这一过程。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可分为政治经济研究和文化批判研究两大方面，且以政治经济研究为主，可见政治、经济以及科技的发展，是国际传播实践及其理论不断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一 政治经济研究
国际传播，顾名思义，是指国与国之间的传播与交流，既可以以不同国籍的个人为单位，也可以以国家为单位，它对个人的传播效果是潜移默化的，而国与国之间的传播交流的影响则更为显著和深远。从古至今，国家之间的传播交流就没有停止过，政治、经济是国际传播的重要推动力和主要交流内容。因此，国际传播理论中有大量以政治学、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
在对外传播实践的基础上，不同国家的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国际传播理论，这些理论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本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地位，这使得这些传播理论带有明显的政治、经济特色。在这些以政治和经济研究为出发点的国际传播理论中，有的带有很强的立场性，或是为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扩张提供理论依据，或是发展中国家对这种扩张提出抗议，并要求有独立发展的机会；有的理论则表现为较为客观的描述与批判。因此，本书把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按照“发达国家立场”“批判霸权立场”和“发展中国家立场”等标准进行划分和梳理。
（一）发达国家立场
发达国家立场理论是指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角度，对国际传播现状提出的理论。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就没有停止过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扩张的步伐。在如今的和平年代，军事和殖民扩张虽然已不再是主流，但西方发达国家仍在以各种方式进行政治和经济的扩张，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无疑为国际传播交流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在传播技术发展的同时，西方学者适时地提出了一些关于国际传播的理论，其中不少观点有共同之处，即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传播技术发达的优势，可以帮助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更快地实现现代化，而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的，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信息自由。
这些理论虽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实际上也带有明显的西方发达国家立场，可以说是为它们能够继续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发达国家立场理论主要包括信息自由理论、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化理论。
1．信息自由理论
信息自由，又称资讯自由，即利用互联网或其他信息载体来表达个人意见的自由。信息自由可以被看作言论自由的延伸，在国际上是受国际人权法保护的基本人权。言论自由即言论可以表达在任何形式的媒体上，如口头、文字、印刷品、互联网或者艺术行为等。这意味着言论自由不仅包括表达内容的自由，还包括表达方式和载体的自由。
尽管该理论是在强调民权、言论自由的前提下提出的，但将其置于国际传播环境中时，就不免惹来发展中国家的非议和不满。我国学者在评述信息自由理论时，普遍认为它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政治（价值观）和经济（市场）目的的。尤其当主要核心技术由西方国家掌握时，所谓的信息自由就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无阻碍地传递信息、宣传本国文化与价值观的借口。这种自由是否对每个国家及其公民都是公平和自由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信息自由理论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在网络覆盖全球的时代，信息交流的畅通程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但我们仍要意识到，即使是在这种无阻碍的“自由”环境下，国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然是不平等的，发达国家掌握更先进的传播技术，可以实现更有效果的国际传播，其结果是它们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观念能通过无国界的网络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而欠发达国家则可能由于技术以及国民文化素质的差距而无法充分利用自由的网络平台，在此情形下，“自由”更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信息交流。
2．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际传播充当了重要角色，大众传媒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社会转型。丹尼尔·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中指出：“传统”与“现代”的过渡是由于人们对媒介的大量接触，每个人得以得知遥远的正在发生的事情，促使他们逐渐改变现在的传统的生活方式
。宣韦伯在《大众传媒与国家发展》中也提出：大众媒介能够帮助需要经济发展的国家摆脱发展缓慢的窘境，鼓励个人和国家从对现代化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这种认为国际传播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理论观点是值得肯定的，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践的验证，但之所以将其归入发达国家的立场，主要是因为其存在片面性。因为它只看到了国际传播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帮助，忽视或避开了发达国家借此机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侵蚀甚至是文化殖民。
不可否认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媒介对于其现代化进程功不可没。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依靠大众传媒的力量，这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技术的革新和政治、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传媒帮助发展中国家加速了现代化进程、实现社会转型的说法是可行的。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现代化理论中强调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自身的大众媒介对欠发达国家进行信息传递，达到“帮助”的目的，但因为媒介传递的信息内容是非常多元的，这就不可避免地掺杂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而倘若发达国家本身有意识要借助大众媒介对欠发达国家进行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灌输，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隐藏的文化侵蚀。尽管文化侵蚀的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处处可见，但现代化理论着意强调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忽视了其可能存在的文化侵蚀甚至是文化殖民，所以这一理论是不够全面的。
3．全球化理论
1983年，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李维特提出了“全球化”的概念。他认为技术和全球化是塑造世界的两个动力，技术倾向于决定人的偏好，而全球化则决定现实。马特拉认为，新技术和媒介的发展以及产品生产标准化，带来了消费需求的同质化。在传播领域，全球化体现在广告和媒介传播的全球化上，促使了世界级企业集团得以建立。“全球化”是一种管理方式，电子化传播进入对世界的表述中，以及“全球化”在经济上的整合，导致了对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忽略和蔑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全球化充当了美国商业文化扩张的工具。根据马特拉的传播观念，文化是传播的守望者，忽视文化差异，传播就不具备相应的价值。这就是说，世界化传播应注重差异性，要遵循民主化原则。“全球化”和“世界化”概念的区分使我们看到在美国商业文化传播逻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即传播也要尊重差异，争取传播的民主性，促进公共服务。马特拉认为，现在的形势显示我们并没有走向文化全球化，反而碎片化势头比全球化的势头强。否定全球化意味着要重新反思现代与传统、技术与传统的关系，同时也反思保守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反思内部现实情况与外部技术之间的腾挪关系，进而找到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
（二）批判霸权立场
前文所述的几种理论之所以是代表发达国家立场的理论，是因为其在现实中表现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霸权的倾向，并对此给予了理论上的支持。与之相反，也有不少西方学者反思目前存在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和文化霸权，提出了批判这种倾向的国际传播理论。这一类理论对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入侵进行了批判，审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弱势地位，客观分析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不平等问题。
文化帝国主义是指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通过使用大众传播媒介，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文化移植。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中指出：一些大型美国跨国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与军事和政治利益相关者结成联盟，正在暗中削弱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自主，并且造成这些国家在传播和媒介的硬件、软件方面产生了对美国的依赖。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出现在激进主义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这个时期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对“二战”后的西方文化进行了全面批判。
此外，挪威社会学家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还提出了结构帝国主义（Structuralism Imperialism），强调的也是大众传播的优势国家（往往其政治、经济方面也同样占优势）通过信息流通，使得周边国家复制中心国家的制度，使中心国家的价值观得以流行。
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总是以某种武力为手段，武力的表现形式除了外在的强制性手段，还可以表现为内在的文化的无形渗透。文化是由价值观念、信仰和人生态度等多因素相互影响形成的。亚瑟·施来辛格指出：“文化交流是指跨越国界的单纯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交流。当这种交流伴随着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时，就变成了一种侵略。文化帝国主义就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有目的的侵略。”由此，先前的军事帝国、政治帝国、经济帝国现在便晋升为文化帝国，因为有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作为基础，这种转变确实显得自然而然。学者在“帝国主义”前面加上文化二字，所形成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就显得十分贴切。就广义来讲，一个国家的文化其实涵盖了其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等各个方面，文化帝国主义可以说是一种较之前更为全面的帝国主义倾向。
文化霸权理论是指从政治、军事领域的霸权延伸到文化、传播领域。当国际局势渐趋稳定，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已不能过多地通过政治、军事等手段进行霸权时，便将触角延伸至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狱中札记》中指出：在一个国家内部，并不一定要通过军事强制力量来保持霸权地位，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是对文化生产和分配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而放置于国际环境中，则表现为国家通过国际传媒宣传其意识形态，其中强权国家的表现尤为明显。
文化霸权理论与文化帝国主义观点相近，但也有些微的差别。文化帝国主义强调的是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贸易等手段，逐渐掌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并削弱其文化价值观念，使自己的文化在发展中国家得以流行，这既可以是自觉行为，也可以是不自觉的行为。而文化霸权理论则更强调一种自觉行为，批判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过其国际传媒，宣传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并将其强加于别国的霸权、强权行为，这是霸权延伸到传播领域的新表现。
托马斯·迈克菲尔的电子殖民理论（Electronic Colonialism Theory）还从科技方面研究了大众传播媒介对国际传播的影响。其主要观点是：由于电子媒介等高技术手段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对其长期使用的后果是它对发达国家产生依附性，而逐渐抛弃和遗忘本土习俗、文化和价值观。很多发展中国家刚从殖民中解放出来，却又陷入被西方发达国家的电子科技殖民的局面中。与以上提到的几个理论一样，该理论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帝国主义和霸权倾向也持批判态度。
以上几个批判性理论，都是由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的，它们较为客观地分析了国际传播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地位，并着重强调了这种不平等地位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以下几个由发展中国家学者提出的理论则更能体现出发展中国家对本国的国际传播及其理论建设的重视，以及他们在面对发达国家的强势传播时的反应。
（三）发展中国家立场
1．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由拉美学者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提出，其标志为1976年在墨西哥组建的拉丁美洲研究所（Instituto Latin-American de Estudios）。他们一是致力于批评现代化理论，记录下该理论给拉美地区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二是探讨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建立。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控制，不仅支配其市场、资源、产品和劳动力，还支配其文化，这种控制会愈加强调发达国家的支配地位及其“周边”国家（即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
该理论的提出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政治、经济优势对其进行全方面控制、施行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觉醒；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意识到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会对本国政治、经济造成威胁，从而削弱本国自主发展的动力。但是该理论基本上仅停留在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和揭露上，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法。
虽然该理论着重强调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但其观点却可以延伸到文化与大众媒介领域。对国家和民族来说，若其丧失本来的文化而依附于他人的文化体系，逐渐屈从于他人的文化价值观念，这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非常不可取的。
2．发展传播学
发展传播学（Development Journalism/Communication）是由菲律宾大学的发展传播学系于1973年提出的。其基本观点是大众媒介应该服务于推广发展中国家的诉求，鼓励本土传媒发展，反对复制西方传媒发展路线，不应采用西方传媒的价值观和体制，而应服务本国的国家利益。他们肯定了传媒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时也强调不恰当的经济发展模式会造成边缘国家处境的进一步恶化。例如，一味强调发展经济、发展传媒而忽视了本国大众的文化程度，如文盲率的偏高使得报刊、书籍无法获得大量的有效受众。
这是一项发展中国家学者对本国的传媒发展提出具体建议的实践性理论，反映的是发展中国家在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强势媒介侵入时，为保护本土传播与文化发展时的一种应对。与依附理论相比，其进步之处在于它对发展中国家的传媒发展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其内容对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传媒、进行对外传播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以上两个理论均是由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提出的，其出发点都是为了本国能够在国际传播中争取利益和地位。与前面的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理论相比，它们更能代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整体而言，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国际传播理论还是比较少的，这与国家的政治、经济不发达有直接关系，其大众传播事业特别是国际传播领域，都远不如发达国家先进。这两个理论虽然珍贵，但却难以形成更大的力量，这也是经济决定话语权的必然表现。
3．恐怖主义
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恐怖主义是一种畸形的霸权理论。霸权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定义为“在国际关系上以实力操纵或控制别国的行为。”霸权主义，按照范围可以划分为全球霸权主义和地方霸权主义，按领域又可以分为政治霸权主义、经济霸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不论如何划分，霸权主义的行为主体都离不开国家，而这些奉行霸权主义的国家都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试图以此操纵别国或者控制别国内政和国际事务。学界对于“恐怖主义”的界定不尽相同，本书认为恐怖主义是指以极端暴力、残忍的手段来发动暴力活动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和社会目的，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密不可分。一些奉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在对全球或地区主导权的争夺中和对恐怖主义的打压进程中，都有可能引发恐怖主义，甚至导致恐怖主义的报复行为发生，使之更加猖獗。何晶在《从国际传播的角度审视恐怖主义》中对霸权理论进行逆向改造，提出了“畸形霸权理论”。作者结合国际传播中的恐怖主义传播特点，从传播学的视角，分析了产生国际恐怖主义的原因：国际传播领域中霸权和反霸权导致了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传播弱者为了谋求自身话语权、冲破现有传播霸权的一种畸形手段。畸形霸权是一种反霸权，是一种以暴易暴的传播抗争行为。
现代恐怖主义与古代恐怖主义不同。古代恐怖主义主要采取一种直接的方式，如绑架刺杀君主及高级官员，而现代恐怖主义采取的是一种逐渐转向政治传播的策略，我们在此讨论的是现代恐怖主义。当今世界，各种恐怖活动此起彼伏，给社会带来了极大恐慌，人人自危。一方面它营造并且传播一种恐怖气氛，动摇人心；另一方面，其通过制造恐怖活动获取国际媒体的关注，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恐怖主义者的目的主要是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以达到政治目的，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如此暴力血腥的非正常方式呢？一些学者总结后认为，由于恐怖主义者的主张得不到正常渠道的传播和表达，所以选择了这种非正常的传播方式。
从国际传播体系来看，传播霸权主义也是引发恐怖主义的原因之一。一个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往往象征着国家综合实力，反之，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决定了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迅速发展，它们的综合实力也远远超过非西方国家，不管是从信息资源的控制还是从媒体占有的情况来看，西方发达国家都占有绝对优势。这种建立在国际政治、经济实力差异基础之上的传播格局的不平衡，很大程度造成了传播霸权的存在，形成了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传播格局。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信息长期呈现出一种从西方向非西方的单向流动模式。世界各地的主流媒体长期以来面对西方、背对非西方的文化和信息取向，使它们形成了一种狭隘的传播视野。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出发点，一种不仅属于西方人，同时也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的意识形态偏见已经形成。在这种国际传播体系中，某些政治力量的话语权利被压制，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所以引发了恐怖主义行为，这是对霸权主义的一种对抗表现。
恐怖主义的大规模传播与现代大众传媒的兴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大众传媒为其提供了传播技术条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恐怖主义与国际传媒是共生共存的。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传播范围更广，特别是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能使瞬间发生的事在同一时间传遍全球，这一特点正好符合恐怖主义的宣传需要。而在以西方为主体的国际传媒的新闻价值评判体系中，突发性、冲动性、轰动性是其要素之一，恐怖主义的行为正好满足了西方国际媒体的需求，这样看来国际媒体反而助长了恐怖主义的滋生和传播。
以国际传播的视角看，反对恐怖主义应当与反对霸权主义结合起来。如今，随着大众媒介的快速发展，除了传统的政治会晤、民间外交等外交手段以外，媒介外交、传播外交已经成为外交的第三条渠道。在国际传播中，理应增加多种声音的存在，加强以媒体为主的传播交流，改变西方媒体主导国际媒体的局面，让国际传播成为国际政治的减压阀。在恐怖主义事件爆发时，媒体应尽量克制，担负起社会责任，以化解危机为首要动机，稳定人心，而不是传播恐怖气氛。当危机解决后，媒体方可全面介入，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对事件做全方位报道，反对恐怖主义，呼吁和平。
（四）过滤式传播理论
不同于面向国内的大众传播，在国际传播中传播主体是国家，这就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它传播的首要原则是国家利益原则，因此现代国家在制定传播政策时，首要考量的是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和保护，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决定对外行为的内在动因。程曼丽在《国际传播学学科体系建立的理论前提》中提出，国际传播更多的是一种国家行为，由于与国家利益休戚相关，所以总体上呈现出趋利避害的“过滤式传播”的特点。不论是对于我国这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还是对于高喊民主自由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讲，其对外传播都摆脱不了国家利益的制约。通常，各国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时都会以有利于本国国家利益、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为出发点，在新闻报道时，倾向选择对本国有利的信息进行传播，而很少去报道本国的负面新闻，相反有时甚至要“反面文章正面做”。各国媒体的对外报道或国际报道，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其国家利益在国际传播中的延伸。各国媒体的涉外信息控制通过传播媒介来实现，传播媒介机构可以选择正面信息对外传播，而过滤掉一些负面信息，也可以选择接收对本国有利的外来信息传达给国内受众，阻挡一些不利于本国的有害信息，因此传播媒介就形成了一张无形的过滤网来控制对外传播效果的实现。
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的媒体就是国家对外宣传的工具。而实际上西方也设有专事对外传播的媒体机构，如美国之音、英国BBC、德国德意志电台等。这些媒体都逃不掉宣传的色彩，归根结底就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传播需要遵循国家利益原则，即当重大事件发生时，各国媒体在新闻报道时都会基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来进行选择性报道。当个人利益、群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切都要让位于国家利益这个更大的利益。
（五）平衡传播理论
平衡传播理论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愈加激烈，政治、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也在加快的背景下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都离不开传播媒介，因而全球化传播的局面也随之形成。全球化传播虽然促进了信息的快速流动，但是也造成传播失衡的问题。那么如何实现平衡传播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追求传播的平衡状态就成了新闻传播者追求的目标，具体表现为新闻传播要体现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然而现实生活中，由于意识形态差异、经济利益和文化差异等多种因素的存在，媒体很难做到传播平衡，反而经常处于传播失衡的状态。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不仅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促进国际传媒市场的融合与平衡，使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隔离和信息封闭的局面被打破，带来了文化和信息大范围、跨地域的流动和渗透，但是与此同时，却有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差距和传播失衡。反之，在全球化来临之前，在信息相对闭塞的时期，传播是相对平衡的。
同时，尽管传播技术的发展会使信息的流动性更强，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机会更多，看似人们拥有平等的机会去获取信息、了解世界，事实上信息资源还是掌握在上层阶级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少数人手中，这样更进一步拉大了信息传播者之间的差距，从而引起更大的传播失衡。另外，由于传播技术是由综合国力决定的，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差距越大，其传播技术水平相差就越大，与此相对应的是一方形成无法抗拒的“信息侵略”，另一方沦落成无比可怜的“信息孤岛”，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接受来自西方国家的信息灌输而无力抵抗。
媒介偏见也会造成传播失衡。由于政治偏见的客观存在，任何国家的媒体都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因此，各个利益集团的媒体在报道事件、解读事件时，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经济和文化的差异也是媒介偏见产生的重要原因，这样必然会对信息顺畅流通造成障碍，导致传播的失衡。用哲学的观点来看，传播失衡是绝对的，而传播平衡则是相对的。想要达到绝对平衡的状态是理想化的追求，我们能做的是通过我们的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技术和传播渠道等尽可能地减少传播失衡的产生，逐渐将传播引向平衡或者进一步接近平衡的状态。
目前的传播格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传播流向是由政治、经济、文化较发达的“传媒强国”向“传媒弱国”的单向的信息流动，这种传播格局造成西方与非西方之间信息流动的失衡，传媒“霸权”与传媒“孤岛”两极分化严重。资本优厚、人才丰富的强势媒体越来越强，在国际传播中形成垄断，而非西方国家媒体处于边缘化状态，整体处于“被塑造”的被动局面，其代表性表现是西方六大传媒集团控制全球媒体话语权。
而在国际传播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在对外传播中往往立足于本国立场而不是国际立场。它们既没有充分了解他国的文化和习俗，也没有使用国际化的语言表达。因而不同国家对同一事件、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报道态度、视角和重点，因此在传播过程中造成了一些障碍和误读，产生了传播失衡的局面。
（六）全球治理理论
全球治理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将治理定义为为共同的目标而所做出的活动，而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一定依靠强制性力量迫使他人服从。全球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通过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和行为准则，运用公共权威，达到满足公众需求的目的。解决全球性问题，它强调一种“无政府状态”。
治理相对于统治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现象，统治的主体是政府，治理的主体既包括政府，同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构；统治是一种自上而下发起的单向度的强制性管理，管理方式通常是发号施令、制定规则等，治理是一个双向的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通过合作、商讨、建立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管理公共事务，其流向往往是相互的、多元的；统治的权威主要来源于政府的法令规定，具有强制性，治理的权威源自于公民的共同认知和达成共识，具有自发性。治理相对于统治来说，范围更加广泛，适用于国际、国家、地区等不同领域。国际事务不可能实现某一国家的统治，只能是全球治理，这也是一种反霸权的方式。
2005年9月15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庆祝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提出了“和谐世界”理论。“和谐世界”意味着各国兼容并包、尊重文明多样性，依靠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沟通交流机制，实现全人类的发展和繁荣，使“人人享有发展”，最终“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谐世界”是中国提出的一种全球治理理论，是中国在应对全球化浪潮中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论，它与全球治理理论有一定的相似性。“和谐世界”与“全球治理”都着眼于全球范围，两者都包含多元主体，力求解决全球化带来的负面问题，维持世界秩序稳定。但是“和谐世界”和“全球治理”在当今社会仍未成为现实，世界仍然不太平，纷争不断。“和谐世界”和“全球治理”至今仍然只是一种理想的、各国正在努力的国际秩序。
二 文化批判研究
实际上，在前面谈到的多个理论中，都涉及了文化研究的层面，只是它们探讨的主要还是如何使用文化和意识形态手段来支持政治、经济的发展，故把它们归为政治经济研究。而比较典型的文化研究就是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他们批判的焦点是文化产品的工业化生产。他们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认为大批量的文化复制产品会对人产生麻痹作用，导致人们失去对文化的识别和判断能力，而只能一味地接受大众文化工业的灌输，成为“单向度的人”。
该理论运用到国际传播中是非常有价值的。正如前面所说，国际传播理论的迅速发展是“二战”以后开始的，这期间伴随着电子媒体和数字媒体逐渐成长为大众媒介的主流力量。发达国家的对外传播，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如此有效果，很大程度是因为作为大众媒介的电子媒体和数字媒体强大的文化复制能力和传播强度。它们不仅使得发达国家的人们迅速接受了本国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还对国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强有力的文化殖民效果。由此，便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即不但发达国家的人们受大众文化的奴役，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也在国际传播的大潮下提前成为大众文化的附属，这种“提前”是相对于其政治、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发展而言的。也就是说，文化工业的全球蔓延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与其政治、经济发展的断层。
尽管批判理论对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但大众媒介的发展却只能不断向前，大众媒介的国际化传播也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既然发达国家能够借助大众传播媒介推广其本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从而实现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利益，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可以通过对文化的对外推广争取其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而发展中国家若想把握这种话语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意识地认清大众文化对本国、本民族文化的侵蚀，抓住自己文化的主心骨，否则，千篇一律的文化复制和模仿只会淹没在文化工业的口水中，而不能让自己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
综合前面的各种理论，本书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首先，国际局势整体趋向稳定，国与国之间正面的军事、政治较量不再明显，经济格局的改变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对每个国家而言，做好对外的文化宣传和文化推广，争取以文化来带动政治、经济的发展都显得非常有必要。其次，政治、经济形势的稳定使得西方发达国家也更加注重文化的对外传播。我们必须承认的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大量来袭，我们的“现代化”确实加速了，但却丧失了很多本土的东西，有些甚至是无法弥补的，从长远来看，这种文化丧失对国家的发展不利。再次，我国在发扬和对外推广本土文化方面存在很大不足，近年来，国外电影大片或时装秀上经常出现中国元素，之后便会掀起国人追捧的热潮，这种局面是很被动的。挖掘和培育本国文化，借助大众媒介对其进行包装和推广，是我们进行对外传播、提高本国国际传播地位的重要手段。
三 “对外传播”与“国际传播”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国际传播的理解比较单一。我国学者在国际传播研究中通过论证，逐渐将传播的概念，由对外宣传演变为对外传播，再由对外传播发展为国际传播。我国学者也在不断超越意识形态的隔离，打破东西方对立思维的樊篱，放眼整个国际传播学界，把我国的国际传播研究推向新阶段。
甘险峰等在《对外传播学研究30年》中，指出我国的对外传播理论研究开始于20个世纪80年代，其标志性著作为段连城的《对外传播学初探》。1999年，沈苏儒在《对外传播学概要》中，确立了对外传播学是传播学研究分支学科的地位。2006年，通过引进和借鉴国际传播学的理论，关世杰的著作《国际传播学》出版，它是国内学者放眼全球视野，运用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把对外传播学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一本里程碑著作。在这本书中，关世杰探讨了我国对外传播事业所处的国际环境，从而让我们得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程曼丽在《新世纪国际传播的观念》中指出，在制定新时期内宣和外宣策略时，应树立内外一体的传播观念，将它们统统作为全球信息传播中的中国信息传播内容来对待，尽量避免内外隔离，建议传播管理者进一步打破内宣与外宣的界限。
思维发生转变才能切实增强国际传播力，陆地等在《如何从对外宣传走向国际传播》中指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开放的中国需要更加开放的视野、需要克服传统僵化的思维模式。一直以来，中国把对外传播简单等同于对外宣传，或者把对外宣传等同于国际传播，忽略了国际传播的基本规律。他提出，中国的国际传播机构应当与时俱进，及时感知世界形势和国际传播环境的变化，并做出相应的传播战略调整，作者还总结了使我国对外宣传走向国际传播的八个原则。吴玉玲在《新技术条件下国际传播的发展变化》中指出，信息革命以卫星通信和国际信息网络为技术突破口，尤其是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进度，极大地加快了信息全球化进程，开创了新工业革命的时代，无论是传播事业还是传播理论都面临着根本性变革。网络技术的革新，极大改变了以往以大众媒介为主要传播载体的国际传播格局，国际传播在传播模式、媒介选择、行为主体和内容以及影响力方面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刘国强在《跨国传播研究的发展与展望》中指出，现如今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不断交汇融合，逐步演化为“地球村”的全球范围传播。国际传播的研究边界也在相互融合、渗透，从国际传播迈向全球传播，思维与理念的转向必然导致业务转向。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的未来趋势有三方面：一是更多地依赖于传播的高新技术，二是传播更加全球化、跨国化，三是传播事业将朝着私有化、商业化、市场化方向发展。
四 目前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热点
中国学者吴玫在《国际传播：以辩论求和谐》中，以辩证的思维指出了中西方在辩论文化和传播理念中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影响双方观点互通和理解。中国主张以和为贵，但是西方崇尚的自由、个性的文化会很难理解中国和谐思想中蕴藏的谦虚和求同存异的主张，当双方意见冲突时中国的和谐表现在各持己见，不强求他人与自己意见一致，而西方则一般会采取主动辩论态度。吴玫提出，要想在目前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舆论中建立中国话语权，中国应当首先意识到东西方的辩论思维差异、对“和谐”的理解差异；采取西方主动辩论的态度，据理力争，真理越辩越明，以科学辩论求得团结与和谐；尤其在事关中国主权问题、领土划分等争议性话题上，利用西方的文化传播和辩论逻辑反驳西方，阐述我方立场和观点，这是与西方竞争话语权的首要前提。学者赵雅文在《国际传播失衡与平衡》中以哲学的角度揭示了传播是在失衡与平衡中不断运动变化着的规律，但最终会达到和谐的状态。作者认为失衡是绝对存在的，就像矛盾是无处不在的。由于政治偏见、意识形态差异，经济摩擦的客观存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平衡，只有不断调整本国战略，积极克服应对，才能应对万变。而平衡则是相对的，这也是各国不断追求的理想化目标。各国只能尽量避免失衡，尽量接近平衡，不断调整，最终达到平衡和失衡的和谐。
塑造本国国际形象是对外传播的根本目标。程曼丽在《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中指出，目前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报道一些与事实不符的事件歪曲中国形象，当前中国在全面发展的进程中，急需将塑造本国形象作为国际传播的战略目标。中国作为文明古国，除了大力发展经济，还应该提升国家软实力。在国际形象塑造过程中，媒体充当着主要的载体，一方面要整合现有的媒体资源，打造本国国际传媒航母，全面提升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要借助西方的主流媒体进行反向的二次传播（使其转播、转载），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扩大影响力。
学者刘小燕在《关于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中提出，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塑造国家形象，传播的过程就是在公众心目中投影。大众传媒机构的传播应当与国家本体相互支撑，借助大众传播发布本国重要国际事务信息已成为当今国际事务的重要环节，也成为各国外交策略之一。除了正面论证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性及方法之外，一些学者还逆向论证了国家形象误读的原因及后果。罗以澄等人在《他国形象误读：在多维视野中观察》中指出，在国际传播中，传媒误读进而影响受众对他国形象的误读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它超越了传播本身的范畴，所带来的国际关系方面的直接和潜在的不良后果更引起了更多国家的关注。目前国际传播的现状是由于既有的不公平的传播格局和发展中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较弱造成的，传播话语权是由发达国家也就是传播强国掌握，发展中国家被传播强国——发达国家误读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网络传播并没有改变这一传播现状。作者最后提出建议：由熟悉欧美传媒运作、深谙西方传播规律的专家学者组成咨询团，制定相应可行的传播策略，培养我国官员应对突发事件的媒体应变能力，放宽海外媒体来华采访的门槛，最终建立起与海外主流媒体间的交流互动和信任。
传播的首要功能是信息功能，谁善于利用传播媒介，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导权。学者张桂珍在《国际传播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中指出：在国际传播中，传播的信息功能要服务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利益，实施其国际战略，他提出构建中国国际传播力的五个具体路径。靖鸣等在《构建中国的国际传播力量》中指出，要想让中国在国际传播中取得与西方平等的话语权和地位，只有拥有与西方国家同等的传播力量，从而在报道中国事件时能以中国的逻辑框架组织事实的报道。吴崇杰在《新安全观与中国国际传播的战略选择》中指出，国际传播在捍卫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相一致的意识形态利益，乃至国家整体安全战略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各国的对外传播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利益，因此也就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由于西方强调个人利益的实现，中国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因此国家利益至上是我国国际传播最根本的战略原则，所以在国际传播战略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才是对外传播理论的核心。
五 对外传播核心理念——文化认同
我们对国际传播及对外传播理论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目的是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依托于上述理论，我们接下来对广播电视的核心理念进行探究。说到底“广播电视”依然是媒介工具，实现传播效果才是整个对外传播需要实现的具体目标。而与传播效果相联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同时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核心观念，就是文化认同。
在我国广播电视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争取海外华人受众是一个重要的议题。通过广播电视这一媒体进行图像、文字、声音等综合性手段构建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从而实现自身的身份认同，是以中华文化为主要传播内容所达到传播效果的最好检测。探讨“认同”的概念是中国对外传播路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认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名词，指的是个人通过模仿他人而使得自身与他人相一致。这种行为主要源于个人寻求归属感和亲近感的动机，并且表现为个人对所属群体的价值进行心理上的肯定和赞同。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认同由自我划分，但又是自我与他人交往的产物，由“认同”而延伸出了具有不同社会属性以及更为细分层面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以及“身份认同”的分支，所以下面对几个相关的重要概念进行探讨。
国家认同相对于其他认同更加偏重于政治，主要包括国际层面的国家认同和国内层面的国家认同这两个方面。国际层面的国家认同，指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建设中，通过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力量进行的构建，其主体是民族国家，所形成的实体不仅要得到本国国民的认同，也要得到国际社会中别国的认同。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格局中，民族国家能够不断确立自身的身份和地位，并以此为根据进行外交。国内层面的国家认同，指的是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的情感认同，并且对自身所归属的国家有理性的认知。国内层面的国家认同研究认为，国家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政治、历史、文化、族群等多种因素互相影响的复合共同体，而这些因素及它们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也影响着国家认同的构建。国内层面国家认同的研究，目前多见于国外和港澳台地区，大多以某个国家和地区为个案，从历史、文化、族群等多角度出发，在理论上或者实证角度研究影响国家认同形成与变迁的因素。
国家认同在传统的意义上包含了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同时又是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在政治意义上的升华。三者密不可分，却又不尽相同。就中国的国家认同而言，我国学者胡阿祥对“中国”概念的变迁历史做了详细梳理。地理上，中国从先秦开始，政治版图不断演变，直到晚清时期，中国的政治版图基本形成，周围的蛮夷归化以及中土文明不断进步，使得地理、历史和文化概念上的“中国”有了更加客观和全面的发展。它充分反映了这样的史实：中国的历史是中国的境内各民族——无论文化高低、地域远近、是汉族抑或非汉族——共同缔造的。中国的版图是由中原和边疆共同组成的，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承。所以对中国来说，国家认同，在更高的层次上涵括了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三者的重叠部分越大，意味着认同程度越高。
文化认同，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我国学者崔新建认为，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拥有共同的文化，是产生民族认同、社会认同的基础。学者陈世联进一步指出，文化认同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文化认同作为影响国家民族凝聚力的标尺，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治经济上开始与国际接轨，且全球化的浪潮将中国席卷进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圈中，“弘扬中国文化”“坚守中国范式”等概念的提出，无一不彰显文化这一概念的时代意蕴和对外传播中对“文化认同”探究的急迫诉求。
文化认同的形成与维系的基础是“共同文化”，这决定了人们产生对“自身文化认同”时主要来自于对认同主体的坚持，并通过感知“他者文化”的差异性，加深对自我文化的认同。
“认同”包括多种类型，国家认同的基础当属文化认同。首先，文化认同是所有认同的基础，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认同过程；其次，个人对国家、民族及自身身份的认同，都必须在一定的文化中才能得到彰显，通过以文化为基础的实体构建得到体现才具有意义。
在中国的对外传播中，民族认同是指以“中华民族”为自身族群归属以及将自身视为“炎黄子孙”的人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生存的政治经济地域，在历史的不断演化中渗透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为辅）。在时间的长河中，人们将自身民族的语言、行为、心理、价值观以及传统凝结成共同的积淀，形成具有某种稳定性的文化，并反作用于人们，形成本民族的人们的心理结构。
迪格尔印第安人有一句谚语：“开始，上帝就给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个杯中，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这句话明显道出了人类文化演变的多样化且单一化的路径。从人类诞生，到人类为了寻求生存而组成部落生活，再到有各种文化浸润后民族的形成，体现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以及选择的具体和单一性。人类在多样的文明中摘选其中的一些进行保存，通过沿袭、变更和演化的方式形成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从而形成该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将民族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这是最为广泛接受的分析民族认同的基础。“想象的共同体”是由对民族认同的拥护者主观的价值观形成，包括文化、宗教以及对于时代的想象。这种主观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从某种层面上说就是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代表着民族认同。它和资本主义印刷技术的兴起有极大联系，并通过媒介所代表的资本主义语言和势力的扩张不断得到修正和巩固。进入全球化的多媒体时代，由媒体所塑造的“想象的认同”愈演愈烈，人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进行着同时刻的想象，人们可以“经历”自身所不在地区的情境。由于这种想象，人们对自身的民族、国家构建了进一步的认同。
身份认同作为“认同”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从个体出发，以文化认同为依托进行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集体认同的另类叙述。在西方社会，身份认同的概念难以确定，因为将其看作内化的心中的“物”还是“变通的、可被外界影响的过程”一直是难以协同的，究竟个体还是社会才是身份认同的关键主体——这个争论长期存在于身份认同的研究中。就传播而言，身份认同首先表现为自我认同，体现在以库利和米德为代表的“自我的内部——外部对话”中，个体通过与社会的互动产生了自我认同，这种观点强调了个体的作用。随后，人类学和社会学从一元化个体论发展到了社会决定论，身份认同被纳入社会认同中进行研究。对于身份界定，研究者认为在形成个人的身份认同中，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与他者的沟通、社会的接触，获得周围人群的普遍接受，从而形成了个人的身份认同，它不仅是对内的，也是向外的。
身份认同与文化紧密相连。巴斯提出，身份认同的边界是持有不同身份的人群社会互动的产物。在社会认同理论中，差异性是社会分类的关键。同理，对身份认同而言，个体对自身所属某个群体而不属于另一群体的认知，首先表现为属于该群体的“资格”以及排斥的标准界定，文化的普遍性就产生于这些群体边界对于身份认同的构建上。“差别性”是个人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因素，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体现身份认同的标志——个人的客观体质特征、群体习性、价值规范、语言文化等也在不断地变化。
总之，就上文所提到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以及身份认同，四者之间相互区分，同时又紧密联系。尤其是前三者，只要生活在特定的国家政治生活框架内，无论什么民族、族群的文化都必然与政治框架相适应，因此其文化认同就必然包含了国家认同的成分。有了文化归属感，不同的族群或群体才能相互认同，从而使族群与整体的国家形式互相黏合。于是，在国家的巩固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中，认同显得尤为重要。许多国家通过使用各种媒介方式——语言、书本、大众传媒对国民进行教育或者知识传播，有意识无意识地强化人们对国家、民族、群体以及文化的认同。只有当人们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重叠部分不断扩大，文化的共同性不断增加时，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国家的整体安全。
在本书中，文化认同作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乃至身份认同的基础，是我们考察中国广播电视对外传播的核心观点。我们以地理上的“中国”版图为核心向外辐射，重点探析早期欧美华人及其后裔、港澳、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地区的受众的文化认同，以此探析中国在以广播电视为手段进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究竟该以何种方式进行传播，传播内容应该如何设置以及如何改进。
欧美华人作为我国海外华人较大的一个分支，其对中国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族群认同等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重要方面。相比较欧洲而言，美洲大陆地区的华人在政治和族群认同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形成阶段。张传明在其硕士论文《冲突、调适与融合：美国华人认同变迁（1849～1979）——以加州华人为中心的研究》中，探究了从19世纪中期到改革开放后美国华人在多重认同上的阶段表现。此处我们借鉴作者对考察加州华人认同的历史分期，浅析早期欧美海外华人及其后裔的认同观念。
19世纪中期，美国独立战争以前大批华人踏入美洲大陆，由于早期华人长时间接受中国传统的教育，大部分的人并未处于精英阶层乃至进入主流社会，所以该时期大部分的在美华人移民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风俗习俗方面仍旧继承并保持了来自家乡的种种传统，对中国的文化观念认同度高，对于美国文化仅仅是“适应性”地接纳和调适。
而早期在美华人的子女，是完全成长于新环境中的一代，对中国文化陌生与疏离，易于接受“母环境”塑造的观念与准则。借用帕克提出的“边际人”概念——“边际人是一种新的人格类型，是文化混血儿。边际人生活在两种不同的人群中，并亲密地分享和感知他们的文化生活传统。他们既不愿和过去传统决裂，但由于种族的偏见，又不被试图融入的新社会完全接受。他处在两种文化、两种社会的边缘，这两种文化从未完全互相渗入或紧密交融”。在美华人的下一代基本上从美国本土文化中获得自身为人处世的准则，这势必会与其持中国传统观念、对美国文化长久进行调适的长辈之间产生一系列的冲突。如吴景超在《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中所归纳出的西方所倡导的“民主与平等”与中国传统的“长幼尊卑”、宗教信仰与中国孔孟之道的冲突等。而为了家庭的和谐，大多数情况下就必须有一方进行妥协，两种文化由此开始“共生”，在美移民的下一代基本上也开始了被“同化”，或者说是被“涵化”的过程。
19世纪20世纪之交，伴随着国内戊戌变法、洋务派与保皇派的斗争，在美华人的政治意识觉醒，开始呼吁要求自身的权利。他们纷纷成立团体公会等，对祖国的革命表示声援，不同的美国华人党派对国内的各种政党派系有着不同的支持。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危难将海外华人的心连在了一起，在美华人通过大量捐款和一系列教会活动等完成了对中国“政治认同”的再整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与美国建交，客观上为在美华人与国内的文化联系提供了条件。就现今而言，由于政策开放后移民的不断增多，在美华人由于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对中国的传统观念、文化风俗、社会生活等都有或多或少的多重认同。由于美国华人具有多重认同特征，他们既是美国的软实力资源，也可能成为中国的软实力资源，如何实现共赢，让其在两国合作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是我们需要深究的问题。
港澳地区在很多认同层面上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些独特的地域上，既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分歧，又有自由的市场经济和以中央管控为主的集中经济的经济制度的磨合，还有多年来以西方语言为母语和边界开放后普通话的侵入与纠葛。各种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上的多元化特点，使得香港和澳门地区成为一个独特的区域，居住在港澳地区的人们面对着不断变化的环境，与同根同族的内陆地区人民相比较也有着不一样的认同观念。
港澳地区人们的认同与当地的政治进程息息相关。就香港而言，历史上有几个重要的节点，首先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港和内地的来往受到限制，早期的香港居民大多是流动人口，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居民逐渐成长为固定人口，并且有了早期社会公民的萌芽。长期在殖民文化生活中的香港人民开始有了地缘性的社会认同，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香港出生的第二代几乎已经占了人口的一半，他们割断了对内地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逐渐形成了香港本土一代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认同。其次是1980年，回归日期商定，香港人民陷入恐慌和焦虑中，进一步加速了其社会和身份的认同。在此前的几十年中，香港的媒介文化主要体现在以本地文化为主导的电影、电视中，如金庸的武侠片、早期黑帮片，音乐上主要是以粤语为主的歌曲传播。这一系列文化上的凝聚与固化，使得香港人民逐渐成长为一个特殊的地域性群体。最重要的节点是1997年，中英主权交换，香港回归中国。中国政府在未触动香港的政治体制基础上，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式，实现平稳过渡。然而长期的殖民文化教育使得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鸿沟——香港的工业经济发展已经超越中国内地，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教育促使了香港人民对西方的认同和依赖，以及香港社会形成了以英语和粤语为双母语的社会，这与国内以普通话为母语的情况相区别。香港的文化认同十分特殊，在英国殖民时期，出于统治的需要，对香港居民的身份进行了“去中国化”和“去英国化”的渗入和管理，这就导致了香港人既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中国政府意义上的）人，也不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仅仅把自己归入香港人，香港社会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只有公民教育而没有国民教育的文明地区。因此，研究香港人民对中国的认同显得尤为重要。
对香港而言，研究“认同”问题，主要集中在身份认同上。因为政治、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浸染，使得香港人民的身份认同凌驾于以血缘为根基的民族性认同，准确地说，是香港人在政治地缘的改变中不断适应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对自身身份、自身与他者相区别特性的思考。
台湾地区早期的居民大多数是从闽南一带迁移过去的，在台湾现有居民中，98%是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汉族，只有2%是原住民。在汉族中，有85%所谓本省人，他们都是闽南人、客家人的后裔。一直以来，无论从血缘还是文缘上说，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近现代时期，台湾却作为一个与中国内陆忽近忽远的省份存在着。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台湾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38年的荷兰统治以及50年的日本统治。在日本统治期间，台湾地区不间断地发生着大大小小的暴乱和抗议，都体现了台湾人民急切争夺主权、回归中国的愿望。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台湾被还予中国，然而1949年国民党战败后大批军队迁移至台湾，一直统治至今。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台湾经历了“中国化”到“台湾化”的演化过程，同样遵循着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台湾认同的发展轨迹。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权对台湾地区实行管控，首先清除了日本统治期间的“思想余毒”，并且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历史教育，如编撰教材，普及对“中华民国”的认同，这种教育也蕴含着反共与反大陆思想。国民党所构建的历史，促成了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居民集体记忆的构建——“中华民国”处于核心位置，台湾处于边缘位置，要忘却台湾的边缘历史，铭记“中华民国”的正统历史。这就导致台湾人民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文化认同，却在国家认同上产生了分歧。具体体现在国民党支持者蓝营阵营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和绿营认为“中华民国是虚幻存在”的观点之争。
在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他们通过构筑新的历史记忆来宣扬“国族认同”，即台湾原始居民并非汉族，台湾有自身族性，台湾也可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台湾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衍生的“台湾民族论”“海洋文化论”“台湾民族主义”等，是李、陈宣扬“台独”思想的基础。两蒋时代结束，统治过渡到李、陈时期，“台湾认同”“台湾优先”“民族自决”等论断将国民党统治时期所苦心经营的“中华民国”认同不断瓦解，人们开始从对以血缘根基为主导的中华文明的认同转向“台湾认同”, “台独”思想也开始泛滥，对中国大一统造成阻力。
李登辉与陈水扁对国民党统治时期所制造的历史记忆，采取反其道而行之的办法，力图达到否定中国认同的目的。首先是强调本土化，极力去中国化，企图淡化和割断两岸的历史关系，似乎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没有关系；其次，制造所谓台湾的特色，把台湾的历史说成与中国完全不同，并以这些特色作为“我群”的标准，以便与大陆分别开来；再次，把中国大陆的一切说成落后的，而台湾则是先进的，制造对中国大陆的鄙视、厌恶甚至仇恨，把台湾与大陆、台湾与中国对立起来，最终达到只认同台湾不认同中国的目的。于是，台湾地区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都呈现出高度的不一致性，台湾人民的自身认同也是模糊的。所以对台湾而言，历史脉络下的文化和集体记忆的建构是探寻台湾人民认同现状的主要路径。
19世纪，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等国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活动，造成了早期中国人民以“务工”的形式迁移到东南亚国家。他们大部分在东南亚国家从事苦力劳作，成为最早的“南洋华人”。
“二战”后，大批华人迁徙至新加坡、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作为以大部分的华人与少部分土著人群所组成的现代化国家，新加坡体现出兼容并蓄的大度，而以土著居民为主的泰国、印尼以及菲律宾，早期华人通过更改国籍成为这些国家的一部分，但后续却必须面临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一系列排华政策。早期的东南亚移居华人，对国家的认同观念深，盼望着落叶归根。第二代土生土长的华人后裔，由于对历史记忆的断裂和地缘性政治的鸿沟，对中国了解较少，并无父辈那样的深邃情感，但客观上而言，他们知道自身的双重身份，于是对中国的认同也逐渐转变成为对本地族群的认同。
华人族群在居住国的生活状况与东南亚等国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密切相关，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更为华人改善与居住国政府、与原住民关系，改善其在居住国的处境和地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很多华人在马来西亚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伸出了援手，不仅捐钱存入国家储备基金库，协助马来西亚度过经济难关，还通过马华公会、华总、商联会举办对话交流会议，支持政府采取的拯救国家经济的政策，马华公会还发动华裔演艺明星举办支持国会的义演。凡此种种，都凸显了华人在居住国危难之时不落人后的表现，得到马来西亚总理的首肯和高度赞扬。这些举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化解了东南亚国家土著居民对华人的猜疑心态，使得华人在东南亚国家的生存境遇得到改善。
迈向21世纪，东南亚各国开始放宽对华人的诸多经济、政治限制，并开始意识到中国经济地位不断提升，以及华人族群对本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东南亚国家，华人族群除了在地域上积聚，在社会和经济层面主要表现为各种华人商会、华人权益组织的建设，这也是华人政治认同、身份认同的象征。
我们要强调的是，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关系的好坏，也影响着东南亚地区华人的处境和认同，依据其出生地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可以分为“土生华人”和“新客华人”。土生华人，顾名思义出生于当地，热衷于当地政治，对中国感情比较淡漠。由于殖民政府有意识地在土生华人中逐步培养一批上层精英为其服务，并参与当地事务，这也奠定了土生华人当地化的倾向。而新客华人客居思想浓厚，始终保持着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注重华文的传承，其文化程度普遍较高，政治意识也在逐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