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文化危机、回归传统与中国的儒学复兴运动

周启荣

【摘要】21世纪无疑是全球史新一章的开始，而揭开这一章序幕的是两个影响全球的历史事件：第一个是“中国的崛起”，第二个是“西方文明的回落”。这两个事件同样导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回归传统”运动。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都要求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但是两者所要回归的“传统”差异甚大。当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的对象是历史人文主义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与价值。西方希望“去世俗化”，要求回到独一神道主义的宗教传统。本文旨在分析在全球的文化危机中，中国与西方如何重新回到建构的“传统”中找寻应对时代危机的方法，通过两个过程的比较来探讨当代儒学复兴的全球史意义。中国能够成功地回归儒家传统将为世界提供一个稳定的磐石。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儒学复兴 西方文明危机 去世俗化 基督教

一 全球史视野中的文化危机与“回归传统”

21世纪无疑是全球史新一章的开始，而揭开这一章序幕的是两个影响全球的历史事件：第一个是“中国的崛起”，第二个是“西方文明的回落”。这两个事件基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与文化因素同样导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回归传统”运动。“传统”是一个西方概念。英语“tradition”（传统）一词“承传的习俗”的意涵在16世纪末出现。构建“传统”论述与行为是社会急剧转变时期出现身份危机的一个主要现象。英国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当社会急剧变动时，需要新的象征符号来团结民众，而“发明传统”就是从历史与当代的习俗中寻找可以在社会变动之际那些“不变”的习俗、行为，借以构建与过去一脉相承的文化身份。“传统”没有固定的内容，它是不断被重构，再“发明”的论述与行为模式。

中国与西方国家虽然都要求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但是所要回归的“传统”差异甚大。当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的对象是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与价值。西方的回归传统是回到神道主义的宗教传统。前者是回归到人文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后者是回归到超验神学的宗教文化传统，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基督新教徒，道德标准的依据都是独一的超越先知或使者默示的，清楚地记载在《圣经》上的诫命。

“中国崛起”指经过39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制造大国，超越日本、德国等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文明回落”指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从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秩序的主导地位开始退居为众多文明体系中的一个；西方不再是衡量世界所有文明价值的唯一标杆。这两个改变世界格局的事件的出现导致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知识、文化生产体制的松动与调整，同时与这些体制相对应的主导价值层级的排序也受到挑战。世界各国在努力认识与解决新的权力与文化格局形成带来的问题时必然在各个领域中产生“危机意识”（crisis consciousness），试图预测与解释“危机生成理论”（theory of the genesis of crisis）。“危机意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心理状态的概念化，概念化的过程就是对所忧虑与恐惧的特定社会问题进行追溯因果关系与寻求对策的反思。因此“危机意识”有心理的维度与分析理论的认知维度两个方面。“危机生成论”是一种基于数据与社会或者自然现象的分析而建构的理论。它可以是源于忧虑与恐惧的“危机意识”，也可以是没有“危机意识”作为基础的分析性学术理论。“危机”在本文中的含义包括心理层面的危机意识与分析层面的认知意涵两个方面。

二 中国崛起、文化断层与儒学复兴

中国崛起与西方文明回落代表两种不同性质的危机，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经济与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以及社会基础建设、军事、科技的快速现代化导致中国国际地位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上升；另一方面，高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在经济领域行为规范缺失，随着革命道德的退潮而出现的道德真空，加上种种造假、诈骗的经济行为与无序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道德的危机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之所以可能，无疑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政策不再受到政治“意念牢结”（ideology）的限制，而是按国家的发展规划、市场情况与现代国际经济体制的规则来制定。就是当中国崛起之际，社会上道德危机感普遍上升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断层的事实成为解释道德失序的一个重要原因。传统文化对于规范社会行为的作用重新受到关注，要求回归传统文化，尤其是复兴儒学的呼声日益高涨。

中国传统文化断层的问题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文化一直以三种形态——儒家学术（儒学、经学）、儒家伦理（仁、义、爱、敬、孝、悌）、儒家习俗（礼仪、丧、葬、祭）——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但从新文化运动起到改革开放以前，儒家思想存在的三种社会形态受到猛烈攻击。陈独秀、胡适、鲁迅、巴金等学者、作家通过文章与小说来批评儒家的家族伦理束缚个人在政治、社会、婚姻、事业上的选择。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价值代表进步的新中国价值思想的胜利，彻底击溃了保守、落后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文化。共产党的创始人与早期的党员都是新文化运动孕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立场，儒家被视为保守、落后的封建文化的化身或代号，经常在政治运动中被攻击、鞭挞。儒学是被否定、被批判的封建文化，唯一的价值是充当社会主义革命的反面教材。儒家伦理思想作为社会、政治理论在新中国是没有作用的。新中国要建设的现代国家所依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所以“儒家伦理思想”作为一种价值思想系统，作为一种政策思想的理论资源，在中国可以说是没落、衰亡的。无论是在官方的社会政策中还是在思想界，儒家伦理思想不是继续受到谴责和批判，就是受到冷落。只有残余或政府容许的儒家习俗、礼节仍然在社会中流传，但这些习俗并没有在认知上宣示为儒家伦理在行为上的具体体现。

儒家文化在改革开放以前虽然在大陆人的意识中断层，但是儒家文化的三个形态在台湾、香港仍然继续存在与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晚清以来的政治目标——国家统一，民族独立自主，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与利益得以实现。但是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导致在新的“共产政治场域”之外存在另一个“政治场域”，加上香港和澳门分别受英国与葡萄牙管治，“两岸四地”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四个政治区域各有自己的“文化场域”与“教育场域”。这些“场域”存在于不同的政治体制所管治的社会之内。虽然它们占有独立的空间，但是由于“华文”是四地华人的主要共同文字，因此这四个不相连的“文化场域”又可以通过信息媒体如报刊、书籍、电影以及后来的电子通信如计算机、手机等连成一个超区域的“文化场域”。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香港、澳门、台湾的“文化场域”在不同程度与连接点上已经构成一个同文的“大中华文化场域”，知识与文化可以透过书籍、电影和其他媒体从不同的地区流到四地的文化场域之中。

“复兴儒学”与其他相关的文化运动如“复兴国学”“复兴传统中华文化”的论述同时出现在“两岸四地”的“大中华文化场域”里。由于三个论述有很大的重叠性，因此在许多论述脉络之内，三个论述可以视为同一个论述。

儒学复兴出现在“两岸四地”的“大中华文化场域”的历史原因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西方学术界，儒学长期以来被视为妨碍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国家建设的主要文化障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只有在欧洲那些受到基督新教伦理洗礼的国家才能发展出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而中国的儒家、道家与佛家根本不具备工具理性，因此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没有在中国出现。大中华地区以及海外的中国学者对韦伯的理论多有讨论与批评。

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发展，西方学术界需要寻找新的理论来解释这种发生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的现代经济与工业发展现象，有学者提出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之外有所谓“东亚发展模式”（East Asian Model）。学者观察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有共同的行为模式，与儒家价值如和谐、忠诚、尊重权威、群体取向和重视教育、家庭等有关。由于这些成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都受过中国文化的洗礼，有学者提出儒家思想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文化因素。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不但可以相容，而且是一个有利的文化因素的逻辑，开始在学术界赢得支持者。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1978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3645亿元，到1993年增加到4349亿元。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飞跃的事实，充分证明现代形态的经济发展可以在没有基督新教伦理主导的社会里扎根。韦伯这种曾经被欧美学者用来解释中国近代落后的理论范式彻底崩溃。

中国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使更多的学者认真思考儒家传统与经济现代化之间的可能关系。儒家传统中的一些思想与价值有利于现代经济发展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讨论。［1］儒学文化传统有助于现代经济与工业发展的理论变得更加有说服力。复兴儒学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事实。

复兴儒学运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两岸四地”的“大中华文化场域”越来越明显。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与复兴国学的争论是新中国在经济上、现代化建设与科技上取得丰硕成就的一个带有浓厚的民族自立意识的思想、社会运动。当前的复兴儒学运动，是更为深广的“复兴中华文化”运动的主轴。

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儒学的机构与会议在海外和中国纷纷筹办与成立。中国孔子基金会于1984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山东省曲阜市成立，儒学研究成为国家学术重点。1986年，新儒家思想研究被列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第七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1994年为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大会”，参加的学者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儒学联合会设立的目的是从事和提倡有关儒学研究、将研究成果向国内和国际宣传、普及，同时通过教育来推广儒学，资助与儒学相关的学术活动、会议，编写、出版儒学集刊和论著。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儒学资料的整理、出版与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涌现出一大批立场不同，但一致努力推动复兴传统文化的学者。尤其是“新儒学”阵营的声势更是浩大。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吴光说：“新儒学的思潮可谓风起云涌，百花齐放。”［2］提倡并标榜儒家思想的学者有蒋庆、吴光、陈明、黄玉顺等。

除学界对复兴儒学的热烈讨论与争论之外，儒学复兴在中国极为重要的表现是政府在教育体制内增加读经与国学知识的内容。中国进入“大中华文化场域”后，使在台湾与香港的各种提倡重视传统文化的学者、组织得以互相通气和交流经验。“儒学”与传统文化不再只是学者在会议上、著作上讨论的问题，中国的教育场域也开始受到复兴儒学运动的冲击。1993年港台新儒家牟宗三的学生、台湾师范大学的王财贵所提倡与发展的“少儿读经”理论与课程在大陆引起热烈反响。1995年曹禺、冰心、启功、夏衍等9位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上，发起正式提案“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高等教育也重新恢复对儒家文化的教研。北京大学1993年出版《国学研究》, 2005年开设国学课，同年中国人民大学也开办了国学院，2009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武汉大学亦在2010年成立了国学院。

2006年中国政府正式在学校体制中推动国学教育，成立中国国学文化艺术中心负责执行教育部“十一五”的“国学教育专项研究课题”与“十二五”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教育”课题，实际成为“国学”教材的研发基地。同时，教育部也重视借鉴台湾“国学”教育的经验，尝试引入台湾“国学”教育教材。2008年新华出版社从台湾中正书局引进《中华文化基本教材》。［3］2013年中华书局经过修改后引入台湾为高中学生编制的传统文化与国学教材，编制了《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从2013年秋季开始，包括北京四中在内的全国近30所中学的高中生开始试用该教材。

2014年教育部发出《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2016年中国国学文化艺术中心与教育部国家传统文化教育专项课题组共同完成《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省级中小学实验教材》500册的编写。教育部在小、中、大学全面大力推动“国学”教学。“国学”作为教育的一个科目越来越重要。2016年教育部考试中心下发《关于2017年普通高考考试大纲修订内容的通知》，通知规定2017年多个考试科目将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核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断层的危机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成功发展现代制造业、经济、科技与社会基础建设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危机不是“共产体制”的文化出现危机，而是正在转变中的中国新政治、经济体制缺乏相对应的新行为规范，而传统文化对于社会行为的制约因为过去几十年的政治批判与打击而断层，不能填补社会行为道德规范的真空，而中国学界、社会与政府应对这个文化危机的策略是回归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三 西方文化危机：欧美宗教右翼的兴起与“去世俗化”（desecularization）

相对于中国的文化危机而言，当代西方面对的文化危机是“世俗化”的逆转，是西方国家的民众要求从现代化的路上后退，回到神权治国时代，希望实现“再基督教化”（re－Christianization）。“西方”本来是近世发明的一个论述概念。在最初构建的时候，“西方”的概念选择合并了欧亚的几个历史“文化单元”：通过阿拉伯文化发现的希腊文明、罗马帝国的政治与法律文化、天主教的教皇制度、启蒙运动以科学与理性为基础的世俗化。这几个“文化单元”被整合为连续、有机的“近代西方文明”，以别于非西方的“东方”文明。其中，启蒙运动思想家所宣扬的“自然神论”（Deism）、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是政教分离与世俗化最重要的思想基础，而随着马丁·路德对教皇体制的批判与攻击、宗教改革时期的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徒互相仇杀、民族主义加剧了不同宗教派别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宗教战争最后大大地削弱了教皇制度的政治权威。

对于大多数西方学者来说，近代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仍然是分不开的，基督教文化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传统。个人主义的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念都是源于基督教神学。然而，随着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反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平权运动的兴起，以及后来的堕胎、同性婚姻合法化等，政府的法律、社会政策反对及抵制所有基于种族、性别、身体、宗教、文化的歧视，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内涵已经远远脱离基督教的道德界限。对于保守的基督徒来说，欧美社会平权运动以后的世俗化趋势开始脱离基督教道德伦理的范围。属于这两大宗教的欧美国家的民众不满世俗化走向“后现代”的文化多元主义、道德相对主义、族群以及男女与性取向平权主义，他们要求公民社会的价值重新遵循宗教的道德标准。欧美的右翼与宗教领袖以及民众要求在后现代的世俗化道路上刹车并折返。这个过程就是西方国家回归传统的“去世俗化”运动，也就是“西方文明回落”的开始。

关于西方文明回落的论述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即当西方自由民主体制（liberal democracy）似乎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应该而且必然接受的体制的时候。1991年底苏联解体，1992年美国新保守主义（neo conservatism）政治思想家佛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专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他按照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大叙述（meta－narrative）模式进行论证，宣示了西方自由民主政治与西方文化的胜利。他认为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代表的价值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归宿，一切非西方的政治体制都将从人类社会消失，历史在西方文明胜利的钟声中终结。苏联解体成为福山理论的有力证据。然而这个新保守主义者所建构的历史大叙述并非唯一对世界未来秩序预测的蓝图，另一个学者对世界的想象不如福山乐观。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萨姆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对于由宗教差异所引起的冲突更为重视与担忧。他引用美国天主教神学家与政论家乔治·威格尔（George Weigel）的观点，认为20世纪末世界各国普遍出现“去世俗化”的现象，宗教重新成为人类行为的重要指导力量。亨廷顿对于冷战后世界秩序的维持与破坏的分析提出的理论指向与福山预言相反的未来世界。他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中指出，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发生冲突的原因已经不再是“意念牢结”（ideology）的差异或经济利益的争夺，主要的冲突不是发生在民族国家之间，而是出现在认同于不同文明的跨国族群之间。这些文明差异是由语言、历史尤其是宗教来区分的。与威格尔一样，亨廷顿特别担忧伊斯兰极端主义对西方世界的威胁，该书发表后在西方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福山与亨廷顿相反的预言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两栋大楼被劫持的民航机撞毁的恐怖事件中得到初步的历史裁判。以宗教、文化为主轴的族群与国家冲突成为一股威胁西方文明的巨大狂潮。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并没有击败所有非自由民主政体，相反，实行非西方政治体制的伊斯兰国家如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阿富汗等不但没有热烈拥抱自由主义文化，反而以不同的方式拒绝采纳西方世俗化的个人主义道德价值，尤其是有关个人对身体、婚姻、性别选择的权利。一些伊斯兰国家如伊朗、伊拉克、埃及，出现“去世俗化”并进行“再伊斯兰化”（re －Islamization）的现象。“伊斯兰民族主义”（Islamic nationalism）与“伊斯兰极端主义”（Islamic extremism）的抬头进一步促进了伊斯兰教的扩展。伊斯兰国家并没有因为实行了民主选举与采用现代的科技便接受西方以个人主义道德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价值。

福山的预言无疑落空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对政治观察家来说似乎更符合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发展的事实。但是与本文直接相关的问题使他的“文明冲突”理论已经不再强调西方文明具有普遍价值，必然为其他文明族群所接受。现代文明或现代性（modernity）不再被视为西方化（Westernization）的同义词。亨廷顿的理论不但代表西方学者放弃将自由民主制度与自由主义文化传播全球的信念，同时流露出对于伊斯兰教对西方文明威胁的忧虑。亨廷顿的著作可以视为西方学者与领导人对于自身文明的存亡产生危机感的具体体现。这个文化危机感在亨廷顿的论著发表20年后即2016年，在欧美选举中表露得最清楚。西方文明回落的事实通过2016年两个重大历史事件而明朗：第一个是英国全民公投脱离欧盟，第二个是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

欧盟是西方文明在政治形式上努力进一步整合的具体表现。这个政治运动的成败是衡量西方文明是否继续领导全球的重要标杆之一。正当伊斯兰教在中东、欧洲及亚洲扩张之际，西方国家社会福利负担过重、经济停滞、人口结构因为出生率低和移民、难民的涌入发生深刻的变化而出现经济与安全危机感，而现存的自由民主体制在鼓吹自由、平权、世俗价值的政党领导之下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欧盟的重要国家出现，为极右政党提供了宣传它们反移民、反伊斯兰教、反同性婚姻以及反对欧盟的世俗化政策的机会。虽然欧盟的体制设计是完全世俗性的，然而事实上欧盟国家极少是宗教与政府完全分离的。欧洲宗教右翼利用“宗教自由”（religious freedom）作为抵制欧盟保障妇女生育自主权、同性婚姻合法的法律。［4］

2012年欧元贬值危机首先引发外界对于欧盟解体的猜测。2016年欧盟解体正式拉开帷幕。2015年11月13日巴黎发生伊斯兰恐怖袭击震动了整个欧洲。伊斯兰已经不在欧洲的边缘而进入了欧洲的心脏。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的穆斯林移民数量近年大幅度增加。欧盟成员国的经济问题再加上接收中东难民所引起的安全忧虑与社会福利的削减导致欧盟成员国公民要求这些问题能够由本国政府决定。民族主义与自保意识的抬头导致许多欧盟成员国的公民要求脱离欧盟，以免受欧盟统一政策的束缚。同属于西方文化体系的欧盟国家并不因为同属于一个相同的文化体系而放弃保护自我的经济利益与生命安全的权利。2013年1月18日《美国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在西方的危机》（The Crisis in the West），作者佘苏瓦（Lilia Shevtsova）、凯玛（David J. Kramer）指出2012年民众对欧元的危机的讨论引起对欧盟解体的恐惧。然而到了2012年底，讨论的重点却转而集中在自由民主体制模式的危机上面。争论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的干预经济政策与哈耶克（Hayek）的自由经济哲学，“今日辩论的核心是影响西方文明的系统性问题！”他们提出“西方危机”的理由是“欧洲社会正失去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因为它们不能维持安定而对将来没有提出蓝图。因此，政党、国会与政府正在失去它们的信誉。支持一个统一欧洲的计划正在减退。我们曾经讨论如何过渡到民主政体，我们现在开始思考如何过渡脱离 ‘民主政体’”。［5］

2016年6月23日，英国公投脱离欧盟的事件深刻地表露了“文明”体系的冲突并没有取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欧洲民族主义的复兴与排斥移民的本土主义的兴起证明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并不能解释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的新发展。伊斯兰国组织在欧洲国家内从事恐怖活动引起欧洲公民的恐慌，欧洲公民要求严格控制并减少穆斯林难民与移民。经济停滞、文化冲突与政治危机为欧洲各国极右政党的迅速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些政党普遍代表欧洲政治的右转，它们反对移民、恐惧伊斯兰化、维护传统婚姻、反对堕胎、反对同性婚姻等新人伦观念。原来被视为带有种族歧视（racism）的一些保守、极右的政党人物与组织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例如，法国“国家前线”（National Front）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德国的“德国另外的选择”（Alternative for Deutschland）、奥地利“自由党”（Freedom Party）的罗贝·何华（Norbert Hofer）。欧洲左派政党普遍支持移民政策、文化多元、男女平权与性别自主权，最近都败于或者需要与极右的保守政党候选人进行激烈的竞争。西欧各国的基督教右翼与保守势力在选举中日渐得势。

极右政党在西欧各国大选中获胜并非孤立的趋势，2016年11月8日，全世界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人都被震惊了，地产豪商特朗普获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在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不但有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公开联名反对特朗普，而且有共和党的建制派领袖公开表示不支持特朗普。有些从来不支持民主党的报纸也公开反对特朗普，转而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特朗普的胜出揭示了一个事实，就是美国有极大部分的选民（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工人阶级与保守的基督徒）认为民主、共和两党建制派的政纲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与价值。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充分显示出民主政体的内在缺点与美国当前因人口、社会、经济格局的转变所引起的失序而产生的危机意识。然而，特朗普的当选引起了欧美进步人士与媒体政论家的忧虑。《纽约时报》2016年12月1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特朗普是不是民主制度的威胁？》（Is Donald Trump a Threat to Democracy?）。对许多政论家来说，特朗普当选不仅显示出民主体制政策向保守方向调整，而且威胁到整个民主体制的政治核心原则与价值。许多政论家将特朗普与希特勒相比，指出他独断，一贯具有“独裁专制”（authoritarian）的作风。特朗普当选再次提醒比较政治学学者，民主选举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一个政府不会转变成独裁政府，民主制度只是保障选举过程与选出领袖的合法性，但不能保证选出的领袖一定会忠于保存该制度以及保障与维护选民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民主制度选出的领袖并不能保证当选者具有治理国家的经验与才能，特朗普的当选充分暴露出民主制度的这个缺点。选举程序的合法性不能保证政府施政的有效性与各种需要长期规划、投资的发展计划的持续性。

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家福山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一改他所持的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终结的观点，开始表露对自由民主体制危机的忧虑。2014年他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腐坏中的美国：政治失效的根源》（America in Decay: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function）。当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论著，进一步解释他构建的文明冲突理论时，他只是对伊斯兰势力渗入西方文明感到忧虑，视西方文明为世界上七八个文明之一，并没有质疑自由民主体制的优越性。20年后，一些西方学者对于西方文化代表的价值不仅不再视为所有人类都应该接受的价值，甚至对自由民主制度都开始产生怀疑。欧美社会对于西方文明危机严重性的认识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欧美人民应对危机的策略是回归传统，重新向神跪拜、祈祷，向神求助，要求宗教统领政府，恢复基督教的社会伦理。

四 西方与中国回归传统运动的比较

21世纪中国与西方国家为了应对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要求“回归传统”。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的历史人文思想传统，当代右翼民众、学者希望回归的西方文明的源流是“独神”（monotheistic）宗教传统。中国与西方国家回归各自不同的历史人文传统与“独神”宗教传统的差异对于全球的发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可以从解释东亚国家近代工业化成功的历史叙述中展现。

所谓“西方兴起”论的一个典范由韦伯的比较社会理论提供，韦伯认为只有基督新教的伦理才能发展出近代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各种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的理性（rational）程序。西方以外的文明，包括中国的儒家文化在内都无法产生这些理性的政治、社会、经济程序。这个历史大叙述从冷战以后成为西方以及华文学界的典范。韦伯论述中国的宗教不能产生近代资本主义的理论突出文化，尤其是宗教的因素。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如新加坡、韩国的经济成就为学者提供了新的历史证据，这足以挑战韦伯资本主义的文化源起理论。

美国学者杜维明（Wei－ming Tu）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新兴的东亚工业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它们共同的儒家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当时极少有学者赞成他的看法。［6］杜维明其实只提出了一个观点，而这个观点与当时流行的韦伯社会发展理论是相悖的。杜维明的文章虽然提出了一个观点，但是并没提供严谨有力的证据证明东亚新兴的工业国家与地区如何由于政府或社会再次重视儒家的思想与价值，得以快速地发展现代工业。此外，更奇怪的是，他的文章是收录在一部专门讨论世界各种宗教“原教主义”（fundamentalism）运动的论文集《原教主义的考察》（Fundamentalisms Observed）之中。该论文集中研究的内容包括北美与拉丁美洲的新教原教主义、中东的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原教主义运动、印度与南亚的伊斯兰与印度宗派的原教主义发展，以及小乘佛教的原教主义运动等。《原教主义的考察》的编者芝加哥大学教授马惕·马田（Martin E. Marty）指出“原教主义”都是“反动”（reactionary）的。［7］如果杜维明说的东亚儒家属于“原教主义”，它就是反动的，然而他却认为儒家思想有利于东亚地区和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这个观点与该论文集的基调大相径庭。

《原教主义的考察》论文集的主调突出极端与保守的宗教宗派如何反抗与回应现代化（modernization）与现代文化（modernity）的挑战。这些“原教主义”宗教教派的几个特点是：自视为创造生命的超自然的神或力量的使者，反对道德相对论，反对多元论（pluralism），有选择性地“重新发现”或坚信一些“根本”“原来”的价值或教义，对于教义反对经文阐释的暧昧性。“原教主义”不反对科学与技术，但反对进化论。［7］虽然编者马惕·马田并未将“原教主义”作为一个贬义词，但是他在研究计划完成时提交的报告中的题目是“Too Bad We're So Relevant: Fundamentalism Project Projected”，显示编者并不认同所列举的有关“原教主义”的特征；因此，对他来说“原教主义”并不是一个中性名词。［8］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杜维明的论文所在论文集是为了申明两个与当代儒学复兴相关的问题。第一，当代全球文化危机中，宗教因素是西方近代世俗化（secularization）进程逆转的一个内在于西方文明的基本原因。西方国家右翼保守势力的抬头就是回归神道的宗教传统。当世俗化的社会规范从公共领域撤退，社会行为的秩序由基于宗教权威的戒条取代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冲突便由宗教身份来决定与区分。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等各种宗教激进主义都是造成当代世界文化危机的重要因素。第二，冷战结束之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退潮后，全球化与电子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普遍化，增加了不同文化与价值的接触与冲突，欧美的“后现代”文化带来的文化多元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男女与性取向平权等价值与讨论通过跨国的多媒体在“地球村”扩散。不同的传统文明，尤其是“独神”宗教的基督教、伊斯兰教，成为抗拒与批判这些“后现代”文化的权威依据。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的人文本位与西方及中东传统文化的神本位在应对新的挑战与危机中便显示出重大的差异。

儒学复兴的现象有一些特别值得指出。学者不仅在中国本土，或者在“大中华文化圈”讨论复兴儒学，复兴哪种儒学，如何复兴儒学的问题，而且开始思考儒学如何对世界做出贡献。例如，在2002年，国际儒学联合会连同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山东社会科学院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儒学与全球化”，讨论儒学如何应对所谓全球化问题。山东大学在2005年成立了“儒学全球论坛暨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并出版《儒林》期刊。儒学与全球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11月在济南泗水县尼山圣源书院召开，与会学者讨论了儒学与环境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的关系。当代学者不仅仅视儒家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还相信儒家具有超越地域、文化、族群的普遍价值，可以为世界文化做出重大贡献。

五 儒家“战略文化”与全球回归传统

中国的崛起已经是美国从学术界、金融界到政论界一致承认的事实。至于如何对待这个新的世界强国，以及中国的崛起将如何改变国际秩序学者与政论家则意见不一。［9］对于“中国崛起”美国的政论家有两派意见，分别以芝加哥大学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与哈佛大学约瑟夫·耐尔（Joseph S. Nye）的观点为代表。米尔斯海默属于“现实攻击主义”（offensive realism）学派，根据他“强国政治”（great power politics）的理论逻辑，如果中国继续发展成为一个强国，它便会模仿美国崛起的模式，必然会尽力增强它的势力直至达到霸权的地位，而中国与美国必然会发生战争。［10］耐尔分析国际政治注意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他认为中国崛起不一定会与美国发生战争。［11］英国政论家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批评西方学者往往透过西方的有色眼镜看中国，他反对用西方的经验与观念来了解中国，因为中国不是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国”（civilizational state）。［12］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艾肯贝里（G. John Ikenberry）也不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国际冲突，主张加强由美国建立与领导的世界组织架构，让中国只能融入现存的系统之中，而不会对抗或者挑战现存的体制。［13］南卡罗来纳州大学国际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所长唐纳德·普查腊（Donald J. Puchala）在回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时指出，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低。［14］有国际关系学者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与外国牵涉领土纠纷问题以中国最多，但大都通过双边协商与对于领土主权的妥协而得到和平解决。［9］分析中国崛起对世界和平与秩序的冲击无疑必须讨论儒家思想中关于战争、国际纠纷与冲突的理论立场。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便牵涉儒家的“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社会主义中国复兴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并以之制定国家“战略”的政策，是有利于世界和平，还是会对世界和平产生威胁，是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理论分别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分析与猜测。［9］

人类大规模的冲突如战争都是由多个复杂因素共同引发的，指导人类行为的思想与文化只是其中重要但不是唯一或主要的因素。现实的利益争夺、文化差异与历史记忆等都是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决定战争的发生无疑比理想的因素来得重要。然而分析战争可能发生不能不考虑到思想与文化的因素。当社会主义中国回归儒家传统时，儒家思想与历史便再次成为领导人战略决策的重要因素。儒家关于战争的立场与中国是否能够和平崛起是需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先秦儒家思想基本上是反对利用战争作为政治扩张和开辟土地的工具的，孔子、孟子、荀子都视战争为保护人民的一个重要方式，但不是国家扩张势力与领土的工具，也不是解决国际冲突的理想与有效方法。

孔子崇尚和平，反对将武力作为政治工具的思想在他评论管仲，给予其最高的赞誉中表现得最清楚。《论语·宪问》中：“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仁”在孔子的道德思想中是最高的理想价值，不轻易许人。孔子认为管仲的道德已经达到“仁”的高度，理由是他未使用武力便帮助齐桓公成为列国的领袖。孔子认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人民信任政府（信），其次是政府保障人民的生活（食），然后才是军事（兵）。孔子充分了解到在春秋末的形势中，具备足够的兵力保卫百姓是一个国君的重要责任。训练人民作战也是一个国君的责任。对孔子来说，军事最基本的作用是防御，保卫人民。然而，当政府需要在三者中做选择，放弃其一时，孔子首先考虑的是“去兵”。他教导弟子在考虑使用武力时必须谨慎，并没有将军事谋略作为教导弟子的主要内容。

孟子对齐宣王说孔子的弟子不讨论春秋霸主的历史，他反对战国时期以武力开边拓地的国君，强烈声讨好战的行为，指斥“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荀子虽然在人性的理论上与孟子相违，但是提倡王道，反对以武力争霸与孟子是一致的。《荀子·议兵》中说：“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军事必须服从王道的仁义价值。从儒家衍生出的墨家明确提出“非攻”，反对当时列国互相攻伐、残杀百姓的兼并行为。

儒家的“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外交政策、实际的战略行为（strategic behavior）中也体现出这种反对用武力解决国际纠纷的思想立场。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对中国传统军事战略思想《武经七书》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战略传统并不具有惯性选择防守，尽量避免冲突的特性，中国的战略传统并不具有和平性格，与西方的根据军事实力而制定的战略没有什么分别，在具备实力的情况下，中国也会选择使用武力与进击。［15］他称这种战略文化为“自动攻击典范”（parabellum paradigm）。然而，他同时指出这个战略典范之外中国还有一个“孔孟典范”（Confucian－Mencian paradigm），而这个典范的特征就是中外学者所理解的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防卫优先，在国际冲突中，选择妥协，避免与尽量限制使用武力。［15］虽然江忆恩对《武经七书》的解读有待商榷，他确认儒家战略文化的存在与它的防卫优先特征却是正确的。有些学者认为儒家传统不能保证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以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为例，证明“儒家和平主义”（Confucian Pacifism）并非事实。当然，战争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将中国历朝的外交政策都用思想或者儒家理念来解释自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需要分析的是，在一个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讨论中，历代儒者的立场是不是多倾向反对以武力解决问题。

历代儒臣处理同外国与外族关系，在各种对策中，首选“和亲”“结盟”。此处仅以汉朝对匈奴的政策为例，汉代对匈奴的侵扰与威胁的对策经过进击、和亲、再进击，最后又回到和亲。但不论国势强弱，汉代的儒者从武帝时的董仲舒，昭帝时盐铁会议的贤良文学以及东汉哀帝时的杨雄都不主张使用武力来解决匈奴的威胁问题。

汉初自高祖平成之围之后，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那时汉朝的力量有限，国力不足，和亲无疑是由现实条件决定的政策。但是到了武帝时代汉朝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源，当武帝决定对匈奴发动攻击时，儒臣仍然反对使用战争来消除匈奴的威胁。董仲舒向汉武帝上《天人三策》提倡王道，认为治民“任德不任刑”，对于匈奴的侵扰，他主张采用“和亲”政策。武帝时期各大臣对于匈奴入侵与威胁提出的对策，班固总结为两派：和亲派与征伐派。而认同儒家思想的官员都主张和亲，反对征伐。武帝死后，汉朝对匈奴的政策因为政府盐铁专卖再次引起和亲派和征伐派的争论。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借口国家需要从盐铁专卖中获得财富来支持攻伐匈奴、保卫国土的军队，代表儒家的贤良一致反对桑弘羊的“盐铁”专卖政策，同时坚持对匈奴采用和亲政策以维持和平。朝中的儒臣不因为国家已经有办法积聚足够的财力便倡议与支持征伐匈奴，反而依然坚持采用汉初的和亲政策。这种现象清楚地显示出儒家在外交上是和平主义者，不轻易动用武力处理纠纷，也不会因为国家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便主张和支持武力扩张。汉代儒臣对匈奴的政策与孔子、孟子、荀子的战略思想是一致的。

六 结论

20世纪的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带来不同的经济冲击。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了新的机遇，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机会。中国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经济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转型的过程中，在政治“意念牢结”退潮之际与传统文化断层的情况之下，新的经济、社会行为缺乏习俗规范，产生了种种有害社会的行为，新体制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文化造成了普遍的文化危机感。复兴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文化便成为解决当前危机的一个社会、学术与政治运动。

20世纪全球化对西方发达国家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社会、文化冲击，引发诸多经济问题如金融危机、工作流失与企业结构转型、财富差距持续增大、人口老龄化以及随着旧殖民地移民涌入与西方国家收容难民改变了人口结构。此外，全球化加速商品、信息的大量流动带来异文化、各宗教之间更频密与近距离的接触与冲突；后现代世俗化中的身体、生育、性别自主权、同性婚姻等新伦理价值通过新媒体如互联网、手机等严重地挑战西方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多元主义价值通过法律、社会服务等途径融入社会各阶层之中。各种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在文化多元主义的社会氛围与法律保障之下得以快速发展。伊斯兰人口比例在欧盟国家的增加引起保守的西方学者、宗教右翼的恐惧，他们担心西方文化因伊斯兰教的壮大而产生危机，且政府普遍认同后现代文化多元主义的价值。这种担忧在西方直接为右翼政党提供壮大的机会。2016年英国公投脱离了欧盟，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充分显示西方民众正在回归传统。保守的民众希望社会“再基督教化”“去世俗化”，回到“独神”宗教中去寻找化解当代危机的灵丹妙药。然而，基督徒要求耶和华再次引导政治与社会，伊斯兰教信奉真主安拉、排斥异教，只会引起更多的宗教冲突与战争，让欧洲、中东、非洲退回中世纪时代，前景正如亨廷顿所提出的一样。

相反，中国应对当前文化断层危机的策略是复兴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虽然有宗教的维度，但主要是建立在人类历史经验基础上的人本社会伦理哲学。儒家的“仁政”思想突出，“爱人”为第一义，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爱神”相比，无疑是一个更能包容不同宗教与族群的社会理论。儒家的战略文化反对以武力作为国际政治的工具，亦没有以武力传播宗教与文化的思想。儒家虽然有华夷之辨的传统，但是没有像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那样要求信徒将自己的宗教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将每一个人都引领到自己的神面前膜拜的“宣教”命令，甚至用武力征服的方式传播神的“福音”。中国历史上儒、道、佛三教合一思想充分证明儒家没有强加于人的宗教传播要求。中国即使真的由儒家的战略文化主导国际关系，也只会为世界提供一个包容各种文化与宗教的新的世俗化的国际秩序模式，而不会通过武力扩张势力，建立儒家帝国。中国能够成功地回归儒家传统会为世界提供一个稳定的磐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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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ill Callahan, “John Mearsheimer vs Nye on the Rise of China, ”The Diplomat,2015－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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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2008（Jan/Feb）.

［14］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 2003, pp.174－187.

［15］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p.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