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天津银行公会研究（1918－1936）》是根据张百顺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本书以近代天津市银行公会为研究对象，以天津档案馆藏的天津银行公会档案资料为基础，构建起基本框架，从“天津银行公会是什么”入手，对天津银行公会的成立背景与成立的过程、制度演进、业务活动等内部的运作进行分析；然后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探讨天津银行公会的外部联系，阐述银行公会的市场作用以及与政府的关系。

近代中国的同业公会不仅是一种商人团体和行业组织，而且是一种具有行业管理和治理机制，介于政府和行业之间的中间组织。在以农为本的传统中国，行会组织对于位列“四民之末”的工商业者来说有着特殊的保障意义。清末民初，随着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行会逐步向同业公会转化。新兴的工商业同业公会作为商人团体和行业组织存在的同时，也兼具行业治理机制，是制约政府与企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变量。在近代中国，同业公会与商会共生互连，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政治与社会运行均很有影响力。

天津作为近代中国的工商业城市，是华北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随着新式金融业的发展，银行业逐渐取代传统金融机构成为重要行业。天津银行业行业内部的行为规范，以及业外交往中维护行业的利益要求，使天津银行业公会的产生成为必然。天津的商会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同业公会的研究成果还很少。张百顺的《天津银行公会研究（1918－1936）》具有天津同业公会研究的先驱之作的意义。

本书的主要特点和看点如下。

第一，资料翔实可靠。作者从对天津市档案馆尘封多年的天津银行公会档案资料整理入手进行研究，其中案卷级档案540余卷，文件级档案340余卷，包含会议记录、各种信函、账目等。这些档案资料大多是首次公开使用的第一手资料。在使用第一手档案资料的同时还对《天津商会档案汇编》《卞白眉日记》文献资料中有关天津银行公会的资料进行梳理，与未刊档案资料进行对照、互相印证，以增强分析和阐述的可靠性。

第二，从研究对象出发，选择和运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经济史虽然是隶属于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的一个二级学科，但是其学科特性还是史，正如熊彼特所说：“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本书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在第一至三章主要采用了历史学和制度经济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梳理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从制度的需求与供给的角度，通过对天津银行公会产生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会员的组成、基本职能和主要业务活动等的阐述，回答了天津银行公会“是什么”的问题。而在第四至六章则综合运用金融学、财政学、公共政策理论、博弈论等理论和方法对天津银行公会的市场功能、社会角色及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第三，史为今用，本书研究结论对现实的启示。本书将天津银行公会的产生与发展置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及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研究，分析其在近代中国北方经济和金融中心天津产生的必然性，以及由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先天不足造成对其发展和作用发挥的限制。本书研究得出的银行同业公会行业共同体的角色、社会公共品提供的决策机制、行业共同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等结论，对仍然在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和完善进程中的现代中国依然具有借鉴的作用。

第四，本书的研究是天津同业公会研究的一项填补空白之作，丰富了中国同业公会的研究。本书对天津银行公会档案的挖掘和整理，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资料建设做出了贡献。

近年来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中过度追求理论方法、范式化的研究倾向有碍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回归经济史研究的本源，重视史料发掘，是经济史研究应该提倡的。张百顺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年轻人，进入南开大学经济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的几年，他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刻苦读书听课中一步步逐渐找到研究经济史所需的历史感，在论文选题确定后，踏实肯干的性格使他从面对浩繁的档案不知如何入手，到每天在档案馆享受阅卷中探寻犹如在矿山中探宝，很快进入了角色。

诚然，如作者在本书《后记》中所言，这是他对天津同业公会研究的开始，还有一些缺欠有待进一步完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作为一个经济史研究的新人我们期待着他在同业公会研究领域取得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期待着新一代中国经济史学人，从扎实的史料功夫做起，回归经济史研究的本源，推动经济研究的深入和健康发展，让经济史研究发挥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作用。

王玉茹

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