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开放发展:现实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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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先后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OBAOR”或“OBOR”或“BAR”(One Belt and One Road; One Belt One Road; Belt and Road)。“一带一路”精神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十六个字作为理念,同时也是“新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方案。“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将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南部、非洲东部的广大地区联系在了一起,该区域覆盖60多个国家,总人口超过40亿,经济总量超过20万亿美元。从资源富集情况看,“一带一路”覆盖区域是全球最主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供应基地,区域内资源互补性强;从比较优势来看,“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多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禀赋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有着在农业、纺织、化工、能源、交通、通信、金融、科技等诸多领域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空间广阔。

一 古丝绸之路的历史回溯

悠悠华夏史,深深友邦情。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不只养育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也联结了辽阔的亚欧大陆上的睦邻。2100多年前,西汉使者张骞历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通道。这条通道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今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远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至此,古代亚欧大陆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得以贯通,由于丝绸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货物,陆上“丝绸之路”应时而生。

同样,从秦汉时代起,连接古代中国与欧亚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步兴起。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与欧亚国家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大通道,促进了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人民友好交往。中国与亚欧其他国家之间,从此打破封闭,走向共融。

古代“丝绸之路”经过了一些重要的路段与城市。这些路段和城市就今天新提出的“一带一路”而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具体来讲,古代“丝绸之路”一般可分为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

古代“丝绸之路”分为东段、中段和西段。东段为汉代开辟的从长安或洛阳到玉门关、阳关的线路。东段各线路的选择,多考虑翻越六盘山以及渡黄河的安全性与便捷性。三线均由长安或者洛阳出发,到武威、张掖会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中段也开辟于汉代,起自玉门关、阳关,西至葱岭。西段为唐朝开辟的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的线路。

除了以上在今天可以借鉴的路线,“丝绸之路”各段上有一些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的城市。这些城市经过历史的变迁,也成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交流发展的关键枢纽。

东段的三条线路包括北线、中线和西线。北线:从泾川、固原、靖远至武威,路线最短,但北线的自然环境恶劣,极度缺水,甚少补给,因此在所有线路里面是通行最为艰苦的一条线路。南线:从凤翔、天水、陇西、临夏、乐都、西宁至张掖,此条线路较之北线,环境条件大大改善,但路途漫长,行程艰辛。中线:从泾川转往平凉、会宁、兰州至武威,距离和补给均属适中;途经西安(须弥山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等重要地点。

事实上,“海上丝绸之路”的产生要比陆上“丝绸之路”的产生时间更早。它形成于秦汉时期,三国隋朝时期得以发展,唐宋时期走向繁荣,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其中,东海起航线最早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传授当地民众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南海起航线建立于汉代,是中国与外邦交流的主要通道。至唐宋以后,这条海上的丝绸之路更是成为中外进行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古港,起点主要有广州、泉州、宁波,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

到了明清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发生了转变,由于海禁的政策,这两条连通亚欧大陆的重要路线地位大不如前。然而,“丝绸之路”原有的路线和轨迹,一直保留至今,这也使得新时期“一带一路”的提出有源可寻。

古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传递的不仅有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西域的苜蓿和葡萄、南亚和东南亚的奇珍异宝、欧洲的玻璃和雕塑,还有各地的音乐、绘画、舞蹈、宗教,使者甘英等出使大秦、马可波罗访问元朝、郑和下西洋等中外交流创举,为当时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互通、人文沟通交流创造了条件。古丝路沿途是世界上典型的多类型国家,多民族、多宗教集聚区域,古代“四大文明古国”诞生于此,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也发源于此并流传至世界各个角落。与西方对外交往总是充满征服和奴役、刀剑和鲜血不同,我国的文化传统始终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礼相待”等为人处事的基本道德原则,因而平等友好、互惠互利是古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交往活动的主旋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是我国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力量,也是开展中外友好合作关系的基本准则。

二 “一带一路”提出的国内外背景

“一带一路”的提出并非偶然。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战略构想。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又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先后不到一个月,习近平同志对“古丝绸之路”途经的两个要地所在国——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进行访问,希望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沿着陆上和海上“古丝绸之路”构建经济大走廊,给中国以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共同的发展机会,拓展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2013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紧相互利益纽带。至此,“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正式提出,成为新时期中国同亚欧其他国家共同建设、共享资源平台的新的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的提出,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国内外重重困难和机遇时的重要抉择。从国际方面看,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的调整必须做出灵敏的反应。世界经济的转型升级,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阻力,同时也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只有进一步激发国内的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合作潜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中国与亚欧其他国家开展深度合作的基本保障,这一战略无疑是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的明智选择。由于丝绸之路沿线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相关国家近年来纷纷提出针对这一区域的战略构想,影响较大的有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俄印等国的“南北走廊计划”、欧盟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和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世界主要国家针对这一区域的贸易自由化战略或区域经济合作方案,为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创造了机遇。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建设“一带一路”,能够充分发挥上合组织、东盟“10 +1”、中阿合作论坛等现有机制作用,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带动沿线国家经济转型和发展。这既能为实现中国梦创造良好条件,又能向相关国家和地区辐射“中国红利”,实现战略机遇的对接、交会。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三足鼎立”态势,加快形成国际经济新格局,进而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深远影响。

从国内方面看,“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现状下的必然选择。首先,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随后就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当前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同时对外开放也面临调整转向,经济发展处于换档期、阵痛期、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由全面改革开放带来的成绩背后,是许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社会改革和发展到矛盾集聚、风险积压,需要攻坚克难、爬坡过坎的关键期。这些艰难险阻,既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中国为全球经济做出贡献。因此,中国必须创新发展路径,寻求开放性的发展模式,利用有限的国内资源和无限的国际资源,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其次,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原油进口来源和运输渠道比较集中和单一,这种原油进口格局与近年来南海局势的紧张,使得我国原油进口潜在的“马六甲之困”日益突出,能源安全形势加剧。如果说发展方式不合理是中国当前各种经济问题的方法不当,那么能源安全的问题则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保障不足。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能源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命脉,中国虽然也是能源出口大国,但是由于中国能源的储量和经济的发展结构不均衡,并且在原油进口方面受到的限制和威胁过多,使得经济发展对于进口能源有太强的依赖性。这些都极其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片面地追求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必须要解决的困难。“一带一路”的提出,能够为中国解决能源及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新的方式方法,是重要的战略决策。

三 “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把国内区域发展同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我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由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江沿边开放,最后全面开放这样几个阶段。受地理区位条件制约,东部沿海地区开放水平明显较高,沿边地区特别是西部沿边地区在全国进出口贸易额中所占比重依然较小,因此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重点和难点在中西部。“一带一路”国内段覆盖了我国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使广大中西部地区由原先的“内陆腹地”变成现在的“开放前沿”,为中西部地区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契机。

“一带一路”战略助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给我们的重要教训是,对外贸易主要依靠欧美发达国家、“一条腿走路”的风险很大。而现阶段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世界市场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而“一带一路”构想恰好将我国巨大的产品制造能力与沿途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市场需求联系起来,将中国的过剩产能同沿线国家工业化振兴计划相结合,将中国外汇储备用于国际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往来,深化经济合作。客观而言,产能“过剩”并不意味着产能“落后”,我国现阶段相对过剩的钢铁、水泥等产业可能正是中亚、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所在,因此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将我国的部分过剩产能转移到这些国家,既可以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改革开放为新时期中国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重要的机遇。然而,不平衡的发展结构以及不科学的发展模式,使得我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产业结构不合理带来的问题。东部地区受到污染治理、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已是强弩之末,低端制造业向我国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的地区逐步转移已是大势所趋。“丝绸之路经济带”要连接中亚等广大亚洲腹地,基本要求就是“道路相通”,这也就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即将迎来交通基础设施的一次建设高潮,这对降低中西部地区物流成本、提高产品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东南亚地区劳动力丰富、出口导向型经济优势比较明显,是各国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部分已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我国东部地区转移过去,可以为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留出必要的发展空间。同时与日、韩等较发达国家同场竞技也有利于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带一路”有利于促进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推动全球化新格局的形成。由于丝绸之路沿线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相关国家近年来纷纷提出针对这一区域的战略构想,影响较大的有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俄印等国的“南北走廊计划”、欧盟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和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世界主要国家针对这一区域的贸易自由化战略或区域经济合作方案,为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创造了机遇。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建设“一带一路”,能够充分发挥上合组织、东盟“10 +1”、中阿合作论坛等现有机制作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带动沿线国家经济转型和发展。这既能为实现中国梦创造良好条件,又能向相关国家和地区辐射“中国红利”,实现战略机遇的对接、交会。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三足鼎立”态势,加快形成国际经济新格局,进而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深远影响。

由此可见,新时期“一带一路”的倡议,是在传承丝路历史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当前经济发展形势,面对重重挑战的情况下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立意高远、内容丰富,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具有历史性的战略意义。这一战略构想的规划实施必将对我国新时期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团结稳定以及对外科技人文交流等方面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