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问题的提出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快速而又全面的转型之中，农业也无法置身其外。甚至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农业中姗姗来迟的资本化转型已经将农业转型这一问题变成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由于我国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下分户经营的耕地制度，所以，农业转型是伴随着土地流转而展开的。近年来，农村的土地流转正在加速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生产的具体形态也得以重塑。

据统计，1999年我国耕地流转面积只占到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53%，这一比例2006年为4.57%, 2008年为8.6%, 2011年上升到17.8%, 2013年6月上升到23.9%, 2014年6月又增加到28.8%。截至2015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到4.47亿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的33.3%，是2008年底的3.9倍。虽然土地流入方仍以农户为主，但向合作社、企业集中流转趋向明显。据统计，流入农户的土地面积占流转总面积的62%，流入合作社和企业的面积占近30%。从中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我国的土地流转主要从2008年前后开始加快，至今已有1/3的耕地进行了流转，流转规模和速度都是空前的；第二，在土地流转中产生了大量合作社、工商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的规模经营主体，除了流入合作社和企业的近30%的土地，流入农户的土地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家庭农场用于规模经营。综合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判断，随着近年来土地流转的快速推进，我国的农业经营主体和经营体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动，我国的农业转型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宏观的统计数据在农村的微观实践中也有明显的反映。笔者自2009年以来一直奔波在全国各地农村进行调研，所到之处几乎都在进行快速的土地流转和剧烈的农业转型。其主流模式是工商企业下乡流转大面积的耕地进行规模经营，动辄就是几百上千亩，上万亩的也并不少见；只是在近两年才开始普遍出现家庭农场的模式，其规模主要在100—500亩。无论是工商企业还是家庭农场，由于其经营规模远远超过了传统的一家一户所经营的范围，它们在经营目标、生产方式、现代化程度等方面都完全不同于普通农户，甚至有着本质的区别。笔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们所经营的土地规模庞大而且集中连片，经营作物标准化、专业化程度非常高，农田里跑着的都是大型的机械设备，很多设备在小农的田地上根本不可能看到。身处其中，有时真有种穿越的感觉——似乎不是处在“小农”汪洋的中国而是早已“大农”遍地的欧美。

面对这种迅速而又剧烈的变化，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种农业转型？其推动的主要机制是什么？其背后遵循的逻辑是什么？其对当地社会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具体而言，农业转型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在我国农业转型过程中，经济层面的市场、技术、劳动力转移，社会层面的城镇化、农民分化，国家层面的农业政策等因素应该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因素在我国是一直存在的，为什么恰恰在最近几年才发生了剧烈的农业转型？因此，要解释近年来的快速农业转型还需要找到更直接的因素。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各地农业转型的速度和程度与地方政府的干预程度直接相关。一般情况下，在地方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方，农业转型的速度快、程度高，反之则相反。正是地方政府的积极干预构成了当下我国农业转型的直接推动力，从而为以上基础性因素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契机。如果没有政府的这些干预，各地的农业转型肯定会慢下来或者大大往后推迟。

这一判断得到了诸多研究的支撑。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村一组副组长赵阳指出，“近两三年土地流转加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推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土地问题”课题组的报告也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的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府主导的过程”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宋亚平通过对湖北省土地流转的调查发现，当前农村的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之所以能够形成一种“气壮山河的热闹局面”，背后的真正“推手”是各级地方政府。此外，还有不少学者指出地方政府在我国农业转型中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以为研究我国当下的农业转型应该更加强调地方政府干预的推动作用。而学术界既有研究农业转型的主流理论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农业转型中的作用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完全忽略了其作用。即使有少数研究注意到了政府在农业转型中的推动作用，但是对地方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及其逻辑缺少深入探讨。

鉴于此，本研究在对皖南河镇农业转型进行深描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地方政府推动农业转型的机制和逻辑，以弥补既有理论的不足，进而增强对我国当下农业转型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