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在中国

以跨国家庭生活为主题的电视产品一般情况下主要采取以下两种形式：一类是在西方人的家庭中工作的中国人的故事，另一类表现的是跨国夫妻的家庭生活。在上述两种情境下，误解的产生往往是由于电视剧中的外国人对中国人抱有种族歧视和不宽容态度。以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2001）的象征人类学（symbolic anthropology）和阐释人类学（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为基础，我们可以假设，这些电视剧试图界定和解决的文化冲突发生了变化。

很多年来，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欧洲人（以及其他外国人）的角色常常由知名外国演员大山扮演。“大山”是加拿大人马克·亨利·罗斯韦尔（Mark Henry Rowswell）的中文名字。大山曾经在好几部中国电视剧中担任主演，有时候也会客串一些小配角，在出演配角时，他扮演的角色多为“路人”，因为他的汉语不带任何口音。

然而，《涉外保姆》中的外国人拥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带有很明显的外国人的口音。无须过多着墨，该电视剧就足以创造一种能够被中国观众分享的“思维定式”。《涉外保姆》这部电视剧由上海电视台制作，剧中有3名女主角，都是由于工业体制改革而下岗的女工。在某个培训项目的帮助下，这些女工参加了为外国人家庭担任家政服务员的培训，在培训期间学会了从事这项工作所需的基本技能：英语、家庭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以及“跨文化礼仪”。随着电视剧情节的发展，中国观众可以通过这3名家政服务员的日常工作经历，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些外国人的私密家庭场景。正如李海燕（Haiyan Lee）所指出的：

由于个人比公众拥有更具优势的地位，因此，作为一种学徒方式，在外国人家中从事家政服务工作的人员数量翻了一番，这比在外国独资或合资企业工作更能让人们直接了解什么是全球化的本质。中国的精英们曾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时间痛苦地寻求西方借以获得财富和权力的原因，他们那时关注的是其炮船、大炮、宪法和选举、小说与戏剧，而这些电视剧传达出来的则是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我们最终发现了西方财富和权力的真正来源，即作为西方人私人生活和自我基础的价值观和情感。因此，恰恰是中国的这些“保姆们”，而不是那些经理人或秘书，在扮演着学徒和“大使”的角色，他们使中国与世界接轨，而其起点就是家庭生活这一私密终端（Lee,2006:516）。

该电视剧描述的欧洲人是一个英国家庭，即英格拉姆（Ingram）一家人，是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出于生意需要和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兴趣来到中国。英格拉姆姐弟来到中国工作，他们“富有、地位显赫”，并且“赚了很多钱”。但这些外国人对融入中国现代社会并不感兴趣，他们无视中国文化的历史，因此甚至与其中国上司也产生了误解。然而，他们却要求别人完全遵守他们自己的习惯，并且常常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不愿意听从他们的命令，是因为中国人有某种“与生俱来的”愚蠢，因为他们不能说流利的英语。然而，充满悖论的是，对于英格拉姆家庭来说，他们恰恰既不会说自己生活的地方的语言，而且似乎也不愿意学习这种语言。

下面的场景表现的是他们不喜欢中国人这样一种态度。家政服务员正准备用一只美味的鸭子做午餐，英格拉姆夫人穿着一身无可挑剔的套装走进了她奢华的大厨房。她看了看炉子上一只锅里正炖着的食物，然后开始抱怨：“你是不是想让我喝这个汤？我更想把它从窗口扔出去。”

下面是她们两个人之间的对话：

——抱歉，英格拉姆夫人，我没有听清刚才您说什么？

——不关你的事儿。

——英格拉姆夫人，英格拉姆先生非常非常喜欢老鸭汤。您不知道吗？嗯，非常非常喜欢。嗯，美食，食物，那做什么吃呢？请您告诉我。

——汤、沙拉、意大利面，有很多很多东西都可以做。

——抱歉，我不知道这些东西。

——天哪！我怎么像是在跟一个弱智说话！米琪！？你必须像毛一样努力学英语。

——您说得没错，我的确必须像毛一样学习英语，但您也必须像丹妮丝·莫尔（该电视剧中的另外一名外国人——译者注）一样学习汉语，这是在中国，您难道不知道吗？

——我恨中国人，我恨中国字，它们看上去就像是“鬼画符”。

（《涉外保姆》第11集）

后来，英格拉姆夫人又多次重复提到学习英语的必要性，同时也反复陈述学习汉语是没有用的。英格拉姆一家对其家政服务人员表现出了根深蒂固的轻视。有很多场景表明他们多次用英语嘲弄那个可怜的家政服务员。例如，英格拉姆家5个没有礼貌的孩子将家里弄得一团糟，而这名家政服务员则绝望地试图保持房间整洁。这些孩子甚至充满恶意地称其为“傻瓜”、“驴”、“弱智”等，当然，她并不理解这些称呼。

英格拉姆一家对中国人的态度完全出于偏见，这一点通过他们的冷漠和孤立得到了证实。他们这样一种态度掩盖了对保姆的不信任，也掩盖了他们想要欺骗保姆的心思。我们在该电视剧中看到，英格拉姆一家人一边品茶一边观看自己拍摄的保姆工作时的录像。在录像中，保姆发现了他们藏起来以检验自己是否诚实的那些珠宝（《涉外保姆》第10集、第11集和第12集）。最后，为了不向保姆支付报酬，英格拉姆家庭指责她打碎了一个珍贵的中国古代瓷盘，而最终真相大白，这个瓷盘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仿制品，根本不值什么钱。换句话说，英格拉姆家庭是排外主义者的代表，心中只有他们自己，而且也不诚实。

正如林桦在其《丑陋的欧洲人》（The Bad Europeans）这本畅销书中所指出的：

可以不夸张地说，英国整个民族的许多特征都与岛国文化息息相关：他们的保守、封闭、高傲、排外、优越感，以及征服世界的全部动力和可能性就因为她是一个岛国（Lin,2002: 138）。

上述引文表明，认为英国人不够宽容、念念不忘征服世界的野心，这不仅仅是英格拉姆家的保姆一个人的观点。多米尼克·戴斯越（Dominique Desjeux）、郑丽华和安妮·苏菲-博伊萨德（Anne Sophie Boisard）在其著述中分析了中国人对欧洲人的看法。他们指出，接受他们访谈的中国人不管是否喜欢与其有一定交往的那些英国人，但普遍认为这些英国人“绅士、有教养、很优秀”。他们将绅士形象与传统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英国人的自豪感：“英格兰人骄傲、保守，并且总是不忘昔日的大英帝国”（Desjeux, Zheng and Boisard, 2003:105）。

这些受访的中国人认为，英国的传统在培养英国人的道德品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一传统却造就了一种假想的文化优越感，在此意义上，它又成了一种限制因素。

《情系西西里》是一部26集电视剧，其中6集在意大利卡塔尼亚（Catania）拍摄，其余20集在中国杭州拍摄。剧中的意大利人与英格拉姆一家人一样，守旧、保守。该剧讲述的是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中国人的婚姻最终破裂的故事。这对夫妻与他们的儿子雅各布及丈夫的母亲一起住在杭州的一座现代别墅。

由于妻子（意大利人）的初恋情人来到杭州看望前女友，这个家庭的微妙平衡被打破。妻子由于无法忍受丈夫经常不在家，同时也很难处理与婆婆之间的关系，因此决定带着儿子回意大利。观众是通过中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来理解这对夫妻之间的分歧的。剧中“真实的意大利”被浓缩在少数几处外景和两所房子的少数几个房间之中。在其中一个场景，女主角的父亲，一位意大利贵族家庭的后裔，驾驶的汽车是一辆蓝旗亚（Lancia Ardea）。这实在是有些荒唐，蓝旗亚是1939年至1953年意大利生产的著名汽车品牌，车门上带有徽标，而且方向盘在右侧。剧中关于西西里城市生活的不真实场景还有很多。关于乡村的描写同样是胡编乱造。在该剧中，意大利农民的穿着打扮极似19世纪的农民，而且他们还在用棍子敲打树木这种古老的方法采摘橄榄。

总之，《情系西西里》中呈现给观众的西西里看上去还是19世纪的某个地方。在电视剧中，沙龙是标志性的场景，人们点着蜡烛进餐，听着唱片机中播放的音乐，厨房里满是铜制器具和木制炉子，人们还在使用手摇式电话机，沉重的带有褶皱的窗帘自房顶垂悬而下。意大利被描写成工业化之前的国家，这个国家有脏兮兮的破败宫殿，贵族们在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放有剑和毛瑟枪，以捍卫其家人和朋友的荣誉。

对于《情系西西里》中的意大利人而言，他们的理想是享受工作和生活，而享受生活是成功的首要因素。这种生活方式是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都羡慕和梦寐以求的。

该剧之所以表现不同国籍夫妻之间的冲突，其原因是希望借此揭示他们在文化认同方面的差异。《情系西西里》中有两对夫妻，即雅各布的父母和祖父母。在第一对夫妻中，妻子是意大利人。她是一个固执和充满梦想的女性，无法理解自己的丈夫，因为她“还没有理解中国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情系西西里》第2集）。她无法认识到，她丈夫的全部工作，都是对夫妻之爱的表达。对她而言，婚姻和爱情意味着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欢乐还是忧伤，双方都必须是忠诚的伙伴，也就是说，对她而言，婚姻和爱情就等同于夫妻二人所有时间都要在一起。而剧中第二对夫妻的问题则是对“隐私”和“家庭”等概念的理解不同。

欧洲人对隐私的理解可以做如下界定：“与我的生活有关的信息是敏感的，也是个人的，只属于我自己。在没有得到我的明确告知或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到或获得这些信息。”（第5集）这一界定与中国人理解隐私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与你的生活有关的信息就是我们的信息，我们愿意与所有家庭成员分享这些信息，它们对其他家庭成员是开放的，特别是对于一家之主而言，因为他必须事事关心。”（第5集）

最后，在该电视剧中，意大利人被描述为非常容易受情绪影响，并容易采取过激行为。他们的情感和反应都过于激烈，而这种过激行为导致了失败。他们“粗暴、固执、以自我为中心”，是“浪漫的梦想家”，可以为爱情放弃一切，但无法在浪漫主义的理想与家庭观念之间找到平衡。由于无法实现情感上的平衡，他们的优点也往往变成了缺点（Varriano, 2010）。他们对情感不加控制的表达与中国的“中庸理念”正好相反，在中国的哲学传统中，“中庸”是“用来衡量行为的最高道德准则”。

在该剧的最后一集，那位欧洲的贵族老爷成了茶馆的一名侍者，而他女儿的婆婆则成了他的“黄昏恋人”。这一结局十分荒诞。

在中国的其他一些电视作品中，也出现过与上述电视剧中关于欧洲人的理念相同的一些描述。这一方面证明，电视作为一种以娱乐观众为目的的“游吟诗人”，表达的是普遍常识——这也正是葛兰西（Gramsci）希望看到的；而另一方面，它表明，电视剧中表现的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既是对真实国际冲突的简化，也是针对后者的一种解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