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内生增长理论与经济转型期国家的改革实践

与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理论相反，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的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内生增长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掌握一定科学技术水平的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科学技术进步因素以及完全竞争的市场约束条件等，在理性预期的动力作用下形成各种经济增长方式的模型，进而系统地解释和阐述经济运行的一般轨迹。这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想从传统经济国家转向现代经济国家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再加上这时候又有一些传统性的农业国家要向现代性的工业化国家转型，人们对发展经济学及其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无能为力深感失望，就纷纷地转向“内生增长理论”寻求指导。

内生增长模型包含了两条具体的研究思路，这对这些国家看起来十分有用。第一条是罗默、卢卡斯等人用全球经济范围内的收益递增、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巴罗模型等。第二条是用资本持续积累解释经济内生增长的方式，代表性模型是琼斯-真野模型、雷贝洛模型等。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商品的技术特性：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这就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了逻辑上的不一致。另外，内生增长理论并不单单是为传统型农业经济向现代型工业经济转型服务的，也不是专门为传统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国家服务的，这就使人们对不同问题的理论把握和应用范围产生了“忧郁”，分不清怎样正确地利用这种理论才能符合自己所属领域的界限。但内生增长理论毕竟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综合性的基本理论，它应该普遍地适应各种区域经济发展的情况。内生增长理论较之新古典经济学、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及拉美学派的结构主义经济理论有明显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强调了“理性预期假说”的经济发展预期，进而从整个理论的运行状态和约束条件就可以体会到经济发展预期的大体过程和基本结果。但以内生增长理论为代表的整个现代经济学理论，除过了“理性预期假说”这种强调个人及微观经济实体的市场作用外，人们并不能明确地看到微观经济体在经济运行的具体过程中在模型中的位置、作用和变化轨迹，这和牛顿力学模型相比是一个显著的差别，唯一比较明显的是在模型中出现了时间偏好，或者也叫利率的运行轨迹和状态，这难免让人们不能十分满意。

人们普遍反映“理性预期假说本身没有太多确定性的政策含义，一切都取决于它所根植的经济框架”。特别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创造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模型”，在那里，“企业仅仅是一个空壳，它对市场价格做出反应，并将输入转换成输出，并不存在创新的空间，也不存在垄断者和寡头垄断者”。这说明，对于现代经济学理论，不仅仅是要用数学手段进行描述，而且还要紧紧地抓住人类经济活动的实质，微观经济活动的行为与宏观经济现状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与人们的经济活动时空特性密切相关，而理性预期假说却恰好忽视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派是那么地重视微观经济主体在社会经济形态中的作用，但他们的代表性学说——“理性预期假说”却在描述宏观经济运行状态时将微观经济主体“丢失了”，这难免让人感到遗憾。

当然，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运行比简单的物理运动，甚至比分子的生命运动还要复杂。但社会经济学家并没有放弃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基础的结构构建，正像普朗克常数将微观粒子的“幽灵”靠它的运动形态神奇地结合起来一样，社会经济学家一直呼吁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努力。柯林斯、吉登斯等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说明现代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基础的微观化方面仍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确切地看到，内生增长理论在对传统经济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国家中发挥过什么卓越的作用，更不要说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转型问题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和中国等一批国家正在实现着这样的经济转型。但苏联社会向俄罗斯社会的经济转型过程人们仍然历历在目。俄罗斯经济转型期的情况极为复杂，这主要是由美国人设计的经济转型理论。因为在这段时期，俄罗斯除投资不断减少外，主要有外债和通货膨胀率的困扰。于是俄罗斯靠发行大量货币来维持经济，结果引起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和社会不稳定。我们这里选择了俄罗斯市场化最激烈的时期，1992～1995年这个时间段的主要经济数据，可以明显地看到急剧下滑的投资波动和经济增长速度跟着急剧下滑的事实（见表1-2和图1-12）。俄罗斯的高通货膨胀率使人力资源弹性反向提高，贷款占GDP的比重增大使资本弹性大量注水。因此，经济增长值的成分也显得极为复杂。

同样在这个转型阶段，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学的转型，而且取得的成绩世界瞩目。经济时期的统一价位通过“双轨制”平稳地过渡到了市场价格体制。这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是绝无可能的事，“他们用人不可能分两步跨过悬崖来描述由此必然会带来经济上的混乱”。但中国却始终保持着改革与经济增长同步进行的发展态势，连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将这一策略评价为一个天才的解决办法。

（1）中国1990～1999年经济增长速度和投资发展趋势以及怎样应对。

表1-3是1990～1999年国民经济增长总值Z、经济增长速度G与投资IN、消费总量X和消费率P的增长情况。把表1-3绘制成图1-13的曲线图，我们发现从1993年起，投资开始和经济增长速度一起下降，而1993年、1994年、1995年连续三年降幅最大，经济增长曲线也跟着大幅度下滑一直到1999年年末，但消费下降的起伏不太大。结合表1-3，在经济增长和投资不断下滑的同时，增长的空间范围也在不断地缩小，这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转轨是否能够实现其历史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项改革是政府领导的改革，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它不会坐视不管，会因此断然采取措施的。中国的改革实践印证了这一点。

（2）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拉动以及由此引起的新的问题。

中国政府参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起始于1998年，首先调整了税收政策以加大出口导向的力度（这和拉美一些国家采取的政策恰好相反）。其次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直接投资拉动，连续发行国债和增加预算内投资等主要方式。最后是通过补充和增加建设项目资本金，以扩大对银行贷款的需求。

表1-4是2001～2006年中国投资的基本情况统计。从2000年开始到2001年的投资拉动，明显下滑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出现回升，这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比重大规模地提高，国债资金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这使得整个经济运行的通缩程度极为严重。因此，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主要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普遍投资和扩张，信贷膨胀以及外资猛增是主要方式。从图1-14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时地方政府投资增长的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的增长速度，而中央投资开始下降，到2002～2003年中后期竟出现了负增长。全国经济增长速度平稳地出现了回升趋势。从图1-14还可以看出，从2003年起地方的投资开始呈下降趋势，而中央政府的投资又开始呈上升趋势，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处于平稳的上升趋势，基本上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路线符合特殊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因为，如果不靠政府进行经济拉动，主要靠市场投资拉动必然要走到经济零增长的过渡阶段，“休克疗法”的现象就会在中国重演，这个问题我们从图1-14已能看出。另外，中国的金融市场也已经显现出基金业绩与投资者的反向选择，这种现象从2002年年底开始就一直没有中断过。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去掉政府拉动经济将出现零增长的前兆，它的机理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章和第四章专门论述。

但是主要以政府拉动的经济增长也有不可或缺的弊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经济结构不太合理，这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拉动很容易使经济结构带上人为作用的痕迹，甚至有的地方用行政的手段分指标，下任务。人为的支柱产业、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原有结构。

②在投融资体制改革尚未到位，投资和融资的微观约束机制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地方性投资的作用将导致投资过热，并由此引起能源、原材料等的需求过热，进而引起经济过热。

③在市场体制确立的情况下，政府投资会以民营、企业信贷和融资等形式出现，在没有产权约束或通过非市场化途径获得的非法利益，拉大穷富差别，破坏社会稳定，使人们对市场经济产生误解，导致市场化进程后退，有学者已提出要警惕“发展陷阱”在中国重演。

从现在已有的资料来看，我们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以“理性预期假说”为基础的内生增长理论，包括现代经济学，在指导传统经济国家向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过渡中取得显著的成绩，但我们确实知道现代经济学在指导西方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改革中，在指导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金融创新与房地产业合作的过程中，其结果可从1987年西方的股票大崩盘，2008年的世界金融大海啸中得到证实。

从以上的论证中我们已经看到，随着二元经济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受挫，内生增长理论在转型期国家应用的不一而终，关于传统经济国家向现代经济国家转移的具体经济理论到底应该怎样确定？我们还必须要认真考虑，或者说我们还必须要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认真的探讨。这种探讨，无论在宏观基础的界定、研究工具的选择上，都必须和人的经济行为时空观取得一致。